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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坤:量刑程序改革对诉讼制度的影响及前瞻

发布日期:2016-03-25  发表于:《量刑研究》第2卷  著者:刘静坤  浏览次数:
量刑规范化改革应在已有改革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量刑程序改革对诉讼制度的深层次影响,并从三方面对改革完善相关诉讼程序:以定罪、量刑问题是否存在争执为前提设计不同的审判程序,以量刑事实的精细化及证据为内容完善制度,以量刑程序改革为切入点适当规范上诉程序。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进程中,量刑程序改革是重点之一。量刑程序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以2010年“两高三部”发布的《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为基础,引入量刑建议和量刑意见制度,并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阶段保障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与量刑方法等实体领域的改革相比,量刑程序改革牵涉面更广,对整个刑事诉讼程序都产生了较大影响。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司法解释吸纳了量刑程序改革的成果,完善了量刑程序制度。在已有改革成果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量刑程序改革对诉讼制度的深层次影响,并对改革完善相关诉讼程序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一、以定罪、量刑问题是否存在争执为前提设计不同的审判程序

  (一)审判程序的设计应当以解决争执为着眼点

  定纷止争,是审判(裁判)的内在目的。美国学者贝勒斯在阐述程序法原则时主张:“法院对案件和争执作出判决,意味着审判的目的之一是解决争执。倘若司法判决的用意不在于解决争执,而只是想某一方表示声援,那么打官司就无甚必要了。”[1]有学者认为,我国现已进入“诉讼社会”,无论这一论断是否科学,仅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案多人少”的矛盾日渐突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司法资源稀缺的背景下,为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应当使诉讼程序的运作集中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执,并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解决争执,从而使诉讼程序的成本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基于上述考虑,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实质性争执,或者特定争执无需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就无需启动专门的诉讼程序;启动诉讼程序后,当事人的争执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和解、调解等方式解决的,就无需继续进行诉讼程序;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当事人的争执可以适用简单的审判程序解决的,就无需适用普通的审判程序。具体到刑事审判程序,以解决争执为着眼点,审判程序的设计应当遵循以下理念:对于控辩双方存在争执的问题,审判程序的设计应当更加精密化,以有效解决争执,更加彰显程序的公正性;对于控辩双方没有争执的问题,则应尽量简化审判程序,以节约司法资源,侧重体现司法的效率性。

  (二)以定罪、量刑问题是否存在争执为前提设计审判程序

  就刑事案件而言,定罪、量刑通常是控辩双方争执的焦点。普通的刑事审判程序,假定控辩双方对定罪和量刑均有争执,据此,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等阶段区分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促使控辩双方围绕争执充分发表意见,确保程序公正。但实践中,并非所有案件的控辩双方均对定罪和量刑存在争执,如对定罪和(或)量刑问题并无争执,则无需适用普通审判程序。与因病施治、量体裁衣同理,对于案件中控辩双方没有争执的问题,可以简化审判程序。2003年,“两高一部”发布《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就是以解决争执为着眼点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简化审判程序的成功尝试。

  以控辩双方对定罪问题是否存在争执为前提,可将案件分别两种类型,即:被告人认罪案件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对于上述两类案件,可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其中,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要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则需要区分情况简化审判程序: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系基层法院管辖的案件,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争议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对于可适用简易程序之外的被告人认罪案件,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在确认被告人了解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自愿认罪且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后,庭审可以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实践表明,以控辩双方对定罪是否存在争执为前提设计不同的审判程序,对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判程序,能够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将司法资源更多地投向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

  同理,以控辩双方对量刑问题是否存在争执为前提,可对案件类型作出进一步划分,即分为以下三种类型: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被告人认罪但对量刑存在争执的案件,以及被告人认罪且对量刑没有争执的案件。其中,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要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根据量刑程序改革的要求,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阶段要保障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对于被告人认罪但对量刑有争议的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或者对案件简化审理,庭审的重点是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对于被告人认罪且对量刑没有争执的案件,这在实践中主要是指被告人在庭前知晓公诉方的量刑建议并对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其中涉及的控辩协商问题,见下文分析),因定罪量刑问题均没有争执,实际上并无开庭审理的必要,可见,对此类案件,仍可进一步优化审判程序。

  (三)对被告人认罪且对量刑没有争执的案件可探索适用速裁程序

  在国外的控辩交易制度下,如果被告人作出认罪答辩,案件就不再提交审判,直接由法官进行量刑。促使被告人作出认罪答辩的因素较多,包括量刑上的优惠、量刑结果的合理预期和辩护律师的建议等。例如在英国,基于量刑指南等文件,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可以减轻处罚(根据案件情况,减轻幅度由1/10至1/3不等);对于临近监禁刑界限的案件,还可以据此对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2]实际上,除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外,近年来,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均通过立法等方式确立了类似的认罪协商制度,通过量刑激励机制促使被告人认罪,例如在意大利,如果被告人认罪,放弃接受审判的权利,在量刑时就可以在原有刑期基础上减少1/3的刑期。[3]通过量刑激励机制减少法院审判的案件数量,是各国面对日益增长的案件压力而普遍采取的应对措施。

  尽管我国法律目前未确立控辩交易或者认罪协商制度,对被告人认罪案件亦需进行审判,但为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充分利用量刑激励机制促进案件繁简分流。在轻罪速裁程序试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4],待条件成熟,可探索对被告人认罪且对量刑没有争执的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审理。在我国现有制度框架下发挥量刑激励机制的作用,除了促使被告人认罪以获得从宽处罚外,更重要的是促使控辩双方对量刑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以便为适用速裁程序创造条件。

  量刑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有三个重要前提:一是被告人对量刑结果有合理预期;二是被告人认罪能够获得量刑上的优惠;三是控辩双方在庭前就量刑进行协商。量刑规范化改革以及相关的程序制度,已经为此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一,被告人对量刑结果能够形成合理预期。量刑规范化改革明确了量刑的步骤和方法,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等15种常见犯罪的量刑起点幅度,明确了自首、立功等14种常见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各地高院《实施细则》细化了各罪确定基准刑的因素和相关因素增加刑罚量的幅度。上述规定均已上网公布,被告人可结合案件情况对可能判处的刑罚作出合理估算。同时,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后,被告人也可查询同一地区同一时期、案情相似的案件,对量刑结果形成合理预期。需要强调的是,被告人对量刑结果的合理预期,通常需要借助辩护律师的帮助。

  第二,被告人认罪能够在量刑上获得优惠。《刑法修正案(八)》将坦白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对于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在此基础上,《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坦白情节,综合考虑如实供述罪行的阶段、程度、罪行轻重以及悔罪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1)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2)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30%;(3)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0%。”除坦白外,对于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除在审前和当庭认罪外,被告人在案件提起公诉后开庭审判前认罪,例如在庭前会议中认罪的,基于前述规定的精神,也可从轻处罚。

  第三,控辩双方在庭前可以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在被告人认罪的前提下,基于量刑建议和量刑意见制度,控辩双方可以在庭前就量刑问题交换意见。如将来对被告人认罪且对量刑没有争执的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或者借鉴国外的控辩交易或者认罪协商制度,就可以促使控辩双方在庭前对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借鉴国外经验,为确保程序公正,对于控辩协商,要加强协商程序的公开性和法官的参与。[5]为确保控辩双方有关量刑问题的协商符合上述要求,可考虑将之纳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设立的庭前会议程序,在法官的参与下,由控辩双方通过适度公开的方式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就量刑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综上,在被告人认罪的前提下,对其中控辩双方对量刑问题没有争执的案件简化审判程序,符合审判内在目的的要求。对于控辩协商的程序和原则,及其与相关诉讼制度的衔接,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量刑事实的精细化及证据制度的完善

  查明事实,是现代诉讼制度下解决争执的前提。诚如贝勒斯所言:“查明真相(事实)的目的内含于审判概念之中。……法官应当适用规则和原则,对争执作出判决。即使规则和原则适用正确,但如未获知‘真相’或客观事实,争执也不能依据规则和原则得到妥当解决。查明真相(事实),并不是其自身有何目的,而是为了将规则和原则正确地适用于争执。”[6]据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妥善解决控辩双方在量刑问题上的争执,首先应当查明量刑事实。

  (一)量刑事实的精细化是规范量刑的基础

  量刑事实,原本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量刑规范化改革使之精细化。精细化的量刑事实,不仅内化于规范量刑的过程之中,而且对证据制度(包括取证制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谓量刑事实,是指决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大小的事实。具体又可分为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以及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事实。对量刑事实的理解,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

  第一,在宏观的证据裁判原则层面,量刑事实是与定罪事实并列的范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规定,第(一)项要求就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基于该规定,与量刑事实相关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制度随之产生。

  第二,在中观的量刑情节层面,量刑事实在案件中要体现为法律、司法解释、《量刑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等规定的量刑情节。除刑法总则规定的自首、立功等一般量刑情节和分则对个罪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院解释》)[7]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个罪发布的司法解释中也规定了一些具体量刑情节,此外,《量刑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还规定了一些酌定量刑情节。在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要从案件中提取各种法定和酌定的量刑情节,以之为基础提出量刑建议和量刑意见。

  第三,在微观的量刑情节适用层面,抽象的量刑情节在个案中体现为具体的情形。《量刑指导意见》对常见量刑情节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出了明确规定。例如对于坦白情节,要综合考虑如实供述罪行的阶段、程度、罪行轻重以及悔罪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1)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2)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30%;(3)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0%。在规范量刑过程中,要查明量刑情节的具体情形,据此裁量刑罚。

  不难发现,量刑的规范化,尤其是量刑方法中定量分析方法的引入,是以量刑事实的精细化为前提的。规范量刑的过程,主要是将量刑事实细分为具体的量刑情节,进而将量刑情节区分为不同的情形,在此基础上,借助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裁量刑罚。

  (二)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是量刑程序的关键问题。一些地方法院反映,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诉讼活动中往往重视查明定罪事实,不太重视调查量刑事实,这导致一部分案件定罪事实清楚,但量刑事实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审判过程中通常需要针对量刑事实开展补查工作,影响了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有必要结合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问题。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定罪事实的证明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但未明确量刑事实(情节)的证明责任。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事实,人民检察院需承担证明责任,这一点并无争议。但对于那些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事实,人民检察院是否也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从证明责任分配原理的角度看,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等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应由指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相应地,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事实,因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上应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被告方对有利于己方的积极抗辩(如自首、立功)承担证明责任,也是通行的做法。此外,从诉讼职能的定位看,被告方为了获得从宽处罚的有利结果,也应当积极提出有利于己方的主张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实践中,如果被告方仅仅主张案件存在从宽处罚的量刑事实,而不提供证据或者线索的,就将面临不利的诉讼后果,即,法庭不能简单采纳被告方没有任何依据的主张。强调被告方对从宽处罚的量刑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意味着被告方对有利于己方的主张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或线索,不能仅仅主张存在有利于己方的从宽处罚事实而怠于取证或者举证。例如,被告方主张案件中存在自首情节,就需要说明归案经过,提供证实其自动投案的证人、手机通话清单等材料或者线索;被告方主张有立功情节的,就需要提供立功的材料或者线索。

  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负有依法客观全面收集证据的义务。这就意味着,作为指控方的人民检察院,对于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依法收集的有利于被告方的从宽处罚量刑事实,也要承担相应的提供证据责任。实践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依法客观全面收集证据,能够弥补现阶段被告方取证能力有限的问题,被告方在案件提起公诉后,可以通过辩护律师阅卷等方式了解案卷材料中有利于己方的量刑证据,进而据此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意见。国外的证据展示制度,同样有类似的功能。此外人民检察院基于客观公正的法律定位,对于已经掌握的被告人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以及被告方提供的影响量刑的线索或者材料,应当依法调查,并应当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

  由于现阶段许多被告人并没有律师帮助,自身的举证能力十分有限,一些案件即使有律师帮助,在收集证据方面也可能面临一些困难。此种情况下,对被告方的举证不能要求过高。此类案件中,被告方提出有利于己方的量刑事实,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就可以视为完成了初步的证明责任。此时,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相关情况,如不认可被告方的主张,就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反驳。如果人民检察院提供证据反驳被告方的主张,被告方还可以进一步提供证据加强己方的主张,削弱人民检察院的反驳。在整个证明与辩论过程中,提供证据责任随着控辩双方举证过程的不断推进而随之发生转移。

  如果被告方提出有利于己方的量刑事实,并提供了达到优势证据标准的证据材料,此时人民检察院就需要提出证据予以反驳。如果人民检察院未能反驳被告方的主张,人民法院就应当采纳被告方的主张,认定相应的量刑事实。如果对于被告方提出的有利于己方的量刑事实,控辩双方各自提出了反驳和证实的证据材料,导致该事实存疑,未能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或者说被告人提出的证据材料本身未能达到优势证据标准(例如,被告人主张自己是初犯、偶犯,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抑或是被告人主张的量刑事实无法查清的(例如,被告人检举他人犯罪,但检举的情况无从查证),基于前述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被告方需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即人民法院不能认定被告方主张的量刑事实,对该问题不能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处理。

  (三)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指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过程中基于证据认定事实必须达到的状态。证明标准,既是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指导,也为法官的裁判行为设定了法律约束。证明标准与证明对象紧密相关,对不同的证明对象,需要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又分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因涉及不同的对象且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不同,故证明标准也存在差异。大陆法系国家基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区分,对定罪事实和不同类型的量刑事实确定了不同的证明标准。对定罪事实以及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事实,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对那些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量刑事实以及程序法事实,可以适用优势证据标准。英美法系国家对证明标准问题也作类似的区分。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基于司法证明原理的要求,有必要进行上述区分。有鉴于此,《法院解释》第64条第2款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尽管该解释未明确规定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事实的证明标准,但基于司法证明原理,对该类量刑事实可以适用优势证据标准。

  三、以量刑程序改革为切入点对上诉程序进行适当规范

  上诉程序有诸多功能,如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救济,统一法律适用等。我国的上诉程序更加重视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救济,且实行全面审查原则,对于一些开庭审理的上诉案件,二审的庭审与一审实际上并无二致。从司法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上诉法院的司法资源与初审法院相比更为稀缺,既然强调一审基于解决争执的目的优化审判程序,也应基于同样的考虑优化上诉程序,使上诉法院在发挥法律救济功能的同时,集中精力解决那些重要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英国法对被告人上诉程序的限制及启示

  关于英国法规定的上诉程序,此前很少有人提及但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被告人的上诉程序受到一定限制,法律并不鼓励被告人提出上诉。这在上诉程序设置的“法律障碍”方面体现得十分突出,相关程序简述如下。

  对于刑事法院一审的案件,如果被告人意图提起上诉,需要获得一审法官或者上诉法院的许可。通常情况下,被告人都是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请,上诉法院先由一位独任法官对申请进行审查;如果该法官未批准上诉申请,被告人可以再次提出申请,此时就由上诉法院二至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对申请进行审查。只有被告人的上诉申请得到许可后,上诉法院才会受理案件。据相关统计,2008年度,刑事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有2.5%被定罪的被告人申请提出上诉,其中有13%的申请得到独任法官的许可;有87%的申请被独任法官驳回,其中有51%的被告人再次提出申请,约1/3的被告人成功得到许可。[8]

  对于治安法院一审的案件,被告人无需获得许可即可就法律问题向刑事法院提起上诉,但刑事法院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可以增加对被告人判处的刑罚;虽然刑事法院并不经常这样做,但这项权力本身会导致一些被告人望而却步,选择放弃上诉权利。同时,只有做无罪答辩的被告人,才有权向刑事法院提起上诉。

  对于刑事法院一审的案件,被告人上诉至上诉法院后,上诉法院虽然不能增加对被告人判处的刑罚,但上诉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等待期较长。一些被告人在等待期间处于羁押状态,通常情况下,该期间的羁押期限要计入刑期,但上诉法院有权裁定,被告人在等待上诉期间的羁押期限不计入刑期,换言之,该期间的羁押期限被视为对被告人提出无谓上诉的额外惩罚。尽管上诉法院很少使用该项权力,但上诉法院曾明确表示,对于那些没有价值的上诉,可能使用该项权力。

  英国法不鼓励甚至限制被告人提出上诉,并非有意限制上诉权,也非故意违反正当程序,而是有相应的政策和实践考虑。第一,在普通法国家,上诉审更加强调其在完善法律和阐释法律方面的功能。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没有上诉程序作为审查法律的手段,普通法制度就难以存在。”[9]上诉审作为法律审,重在解决具有法律价值的重要问题。只有通过一定的筛选程序,才能过滤掉那些没有法律价值的上诉,确保上诉法院恪守其职能定位。第二,上诉审法院面临较大的案件负担,如果对被告人的上诉不加审查筛选,而是照单全收,将会导致一些没有法律价值或者没有实际意义的案件压垮上诉审法院。从解决争执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上诉审法院的上诉审查程序,以及对没有实际意义的上诉所采取的惩罚措施,对确保上诉程序规范有序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二)以量刑程序改革为切入点适当规范上诉程序

  与英国法相比,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上诉程序并未做出限制。被告人不服一审法院的裁判,无论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还是量刑不服,都有权提出上诉。从解决争执的角度看,“如果争执可被再次审理,则争执并未解决。”[10]上诉意味着争执仍然存在,有进一步解决的必要。

  不过实践中,有的上诉对定罪量刑并无实质性争执,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更谈不上涉及重大法律问题;有的上诉仅是基于策略考虑,例如有些判后余刑较短的被告人,可能仅为在看守所服完余刑而提出上诉;有的上诉还有滥用程序的嫌疑,例如有的被告人在一审中认罪以获得从宽处罚,后又对定罪不服而提出上诉。诸如此类的上诉,与上诉程序的预期目的不甚相干,但却占用上诉法院大量司法资源。借鉴域外经验,如何进一步规范上诉程序,将上述没有实质性争执甚至滥用程序的上诉排除在上诉程序之外,值得认真研究。

  以量刑程序改革为切入点,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通过相应的程序适当优化上诉程序。

  第一,强化量刑理由释明。实践中,一些被告人收到裁判文书后,因不理解法院的量刑理由,而针对量刑问题提出上诉。法院进行必要的量刑理由释明,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上诉,既能确保办案效果,又能节约司法资源。需要指出的是,量刑理由释明包括庭审释明和判后释明两个方面。在庭审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等环节,法庭应当围绕量刑事实、证据以及量刑情节的评价等问题,听取诉讼各方意见,对被告人有异议的量刑事实、证据,应当重点进行调查、辩论,并针对相关的量刑情节和法律依据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在宣告判决时,法庭应当结合裁判文书,就经过审理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作用,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发表的量刑建议、意见的理由,以及人民法院量刑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被告人作出解释说明。尤其是对于被告人提出异议或者不甚明确的问题,要耐心细致地作出解释。

  第二,重视量刑协商。基于《量刑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被告人结合案件情况能够对量刑结果形成合理预期。在此基础上,法院在庭前和庭审过程中,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引导控辩双方围绕量刑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既简化一审审判程序,又能减少因量刑问题引发的不必要的上诉。

  (文章原载于《量刑研究》2015年第2卷)

  

  作者:

  刘静坤,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美]迈克尔·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1.

  [2] Andrew Ashworth,Mike Redmayne.The Criminal Proc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293.

  [3] Andrew Ashworth,Mike Redmayne.The Criminal Proc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292.

  [4]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盗窃、危险驾驶等情节较轻,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进一步简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诉讼程序。

  [5] Andrew Ashworth,Mike Redmayne.The Criminal Proc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317.

  [6] [美]迈克尔·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2.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案件起因,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及责任大小,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否协助抓获被告人,被告人平时表现,有无悔罪态度,退赃、退赔及赔偿情况,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谅解等,都属于与量刑有关的事实。

  [8] Andrew Ashworth,Mike Redmayne.The Criminal Proc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375.

  [9] Andrew Ashworth,Mike Redmayne.The Criminal Proc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370.

  [10] [美]迈克尔·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