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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职务犯罪案件量刑规范化的探讨
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近五年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案件为样本

发布日期:2016-03-25  发表于:量刑研究  著者: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课题组  浏览次数: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体制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市场机制转轨升级尚未完成。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发育不全,立法修法工作相对滞后,职务犯罪现象也愈发突出。职务犯罪相较其他犯罪,隐蔽性更强、智能化程度更高、群体性趋势明显,涉案金额也不断走高。职务犯罪案件的增长已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对执政党民心向背和国家长治久安也带来巨大影响。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对职务犯罪案件的量刑处理方式不统一,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不规范现象突出,被社会广为诟病。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课题组选取在职务犯罪案件中最常发多发的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三种犯罪形式,通过对该院近五年来上述三种职务犯罪案件的调研,从立法、司法、法律外因素等层次进行分析,力图对如何推进职务犯罪案件量刑规范化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依据。

  一、职务犯罪案件量刑情况实证分析

  总体来说,职务犯罪案件在量刑方面主要体现为轻刑化、随意性强、不均衡等特点。从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09——2013年近五年职务犯罪案件的数据来看,该院五年来共审结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案件89件判处罪犯111人;其中4人同时涉及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罪,且全部被判有罪。通过对涉及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罪的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职务犯罪案件在量刑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减轻处罚适用率高

  五年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犯罪案件做出有罪判决的111人中,认定具有自首情节的有36人,认定具有从犯情节的有18人,认定具有立功情节的有5人,认定同时具有上述两种及以上情节的有8人,上述人员占此三类案件所有被告人的45.95%,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犯罪。其中,在贪污、受贿案件中,犯罪数额在5万元以上且具有自首、从犯、立功情节的共45人,由此获得减轻处罚的有40人,占比88.89%;在滥用职权犯罪案件中,具有自首、从犯、立功情节的共3人,由此获得减轻处罚的为2人,占比66.67%。

  (二)主刑量刑不均衡

  在贪污、受贿犯罪案件中,同一法定刑幅度内判处的主刑与其犯罪数额并不均衡。以犯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案件为例,在排除认定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可以减轻处罚的案件后还有22件22人,对该22人判处的主刑均未超过12年,具体量刑情况见下表。

  犯罪数额(万元)

  10.5-18.8

  11.3-24

  27-76

  13.5-96

  63-135

  刑期

  十年

  十年六个月

  十一年

  十一年六个月

  十二年

  人数

  8人

  3人

  3人

  5人

  3人

  

  通过上述数据发现,贪污、受贿数额10万元以上案件中,在犯罪数额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主刑量刑变化并不明显。比如罗某某受贿13.5万元,获刑11年6个月;而古某某贪污96万元,获刑也是11年6个月。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每个案件的案情各有不同,影响最终量刑的因素亦千差万别,但在排除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减轻情节的案件后在犯罪数额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主刑的量刑依然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滥用职权犯罪案件中,该院判处的法定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有4人,刑期均未超过1年6个月;法定刑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期均未超过6年,故对滥用职权犯罪的处罚同样存在量刑偏轻的情况。

  (三)附加财产刑裁判不规范

  贪污、受贿犯罪不同于其他犯罪,通常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财产利益的一种贪利性犯罪,应适用财产刑。而事实上,实践中适用附加财产刑并不多且判罚不均衡。在我院已判决的85件贪污、受贿案件(涉及111人)中,有76人的犯罪数额达到5万元以上,依据法律规定可以或者应当判处没收财产,但仅有24人被判处没收财产,占比31.6%;该24人所判处没收财产共250万元,仅占判决书认定的犯罪数额总额1460万余元的17.11%。由此可见,在判处贪污、受贿案件时,适用附加财产刑的数额比率明显较低。另外,从财产刑数额看,该院判处的财产刑金额变化幅度较大,从1万元至40万元不等,且在犯罪数额相差不大的案件中,财产刑的判罚差异性也较大。如该院判处的犯罪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共有4人,其中何某某受贿115万元,判处没收财产20万元;骆某某贪污142万余元,判处没收财产10万元;任某某受贿140万元,判处没收财产25万元;古某某受贿386万元,判处没收财产40万元。由此可见,在判处贪污、受贿案件时,附加财产刑的判罚随意性较大,缺乏可资参照的标准,导致附加刑量刑不规范。

  (四)缓刑适用率高

  五年来,该院判处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犯罪的111人中,适用缓刑的为36人,占此三类有罪判决总人数的32.43%,而该院同期共对6961人作出有罪判决,适用缓刑的为1802人,占所有有罪判决总人数25.89%。另外,在贪污、受贿案件中,犯罪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适用缓刑的有18人,占此两类案件的81.82%,远远高于同期所有案件的缓刑适用率25.89%。涉及滥用职权犯罪的4人,由于在数罪并罚后总刑期均超过了3年,故都没有适用缓刑。因此,从整体情况来看,职务犯罪案件缓刑适用率高,轻刑化现象比较明显。

  二、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不规范原因考察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就十五种常见罪名公布了量刑指导意见,但尚未涉及职务犯罪领域。在当前职务犯罪领域案件频发、多发的情境下,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问题务必引起高度关注。通过分析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近五年来判处最多的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三种罪量刑不规范的现状,考察其成因,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职务犯罪案件法定刑幅度过宽,量刑标准不易把握

  根据《刑法》第383条、第386条的规定,对于贪污罪、受贿罪,根据涉案金额及其他情节,分别处罚:(1)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2)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3)个人贪污、受贿数额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受贿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或交出贿赂的,可以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4)个人贪污、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根据《刑法》第397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滥用职权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本罪的“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的几种情形。

  上述关于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下时,犯罪数额与法定刑大体上尚能取得一定的对应关系,但立法规定的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法定刑期和刑种均有较大的跨越幅度,且对于没收财产的数额也没有细化规定。实践中贪污、受贿案件犯罪数额大多在10万元以上,造成实践操作中实际上就缺乏了相应立法规定的指引。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全部,由于缺乏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审理法院一般是根据主刑轻重、犯罪分子家庭经济情况和其人身危险性大小等来综合判断。如此必然导致相同罪名相同犯罪情节但判处附加刑幅度有所差异。此外,滥用职权犯罪中虽然规定了“重大损失”、“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定罪量刑情节,且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上述情节作了具体规定,但损失程度、情节(特别)严重与法定刑之间仍存在较大的浮动空间,在实践中如何合理量刑仍难以把握。

  (二)职务犯罪案件缓刑适用条件不明确

  “刑法典关于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抽象。特别是关于犯罪情节轻微的规定不科学,执行起来没有明确的标准,具有较大的随意性”。[1]在职务犯罪领域,缓刑适用较为普遍,缓刑适用随意性较大现象比较突出。

  《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将缓刑适用条件明确、细化了五个必备条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司法实务中适用缓刑的规范性,但仍然显得不甚明了。首先,对于何为“有悔罪表现”无具体形式要求。在实践中,绝大部分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犯罪分子写下“内容丰富、反省深刻”的认罪、悔罪书并在法庭审理中予以宣读,以向法官证明其有深刻的悔罪表现。这种悔罪表现可能仅为犯罪分子为求减刑而为,并不一定真正触及内心悔过,但因既已具备如此形式要件法官不敢贸然否定其悔罪表现。其次,“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有较大可操作空间。由于职务犯罪罪犯案发前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基于此种特殊身份,其亲属或辩护人相较其他犯罪分子而言更容易从社区或居委会获取相关证明文件。从形式上而言,社区证明能说明“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然而,社区或居委会对案情、犯罪分子的社会危害性等情况并不了解,或仅仅是基于熟人关系或其他特殊考虑而出具证明,社区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真实证明对其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再次,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如何判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由于缺乏统一、可操作性的具体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不同法官对缓刑适用标准理解和把握的不同,从而造成缓刑适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尽规范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依据法律原则和公平正义精神,理性地对个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斟酌处理的权力。[2]在刑事审判中,由于立法尚不完善且具体案情千差万别,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实现刑罚个别化、罪责刑相适应的必然要求,但由于刑事判决将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及利益产生限制、剥离等实质性影响,因此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务必更加审慎、规范。然而,法定刑区间过大,加上职务犯罪案件案情复杂多变,以及法官自身能力素质有差异且对自由裁量权的理解千差万别,致使法官在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时较为宽泛的行使了自由裁量权,导致了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犯罪案件自首、立功认定条件掌握较为宽松。如此,尽管一些职务犯罪案件量刑属于法官合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畴,但是由于客观上存在量刑不一的情况,因此极有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质疑,认为官员犯罪是“前门进、后门出”、“官官相护”等,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严重损害。

  (四)非法律因素介入干扰职务犯罪量刑

  非法律因素影响着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犯罪的量刑。贪污、挪用等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许多被告人在案发前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大多有一定的背景,一旦案发,求情、打招呼的为数不少。一些法官从尊重说情人(大部分是地方领导)意见的角度出发,碍于情面,对职务犯罪的被告人处以轻刑。[3]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犯罪分子在其案发前大都担任着一定的职务,拥有一定的身份,其圈子更广,人际关系比一般民众更复杂。这些犯罪分子案发后,其家属、单位及辩护人等通过各种关系介入案件,甚至给承办法官施加压力,影响法官独立办案,人为推动了该类犯罪在量刑上出现问题。

  三、我国职务犯罪量刑规范化的相关建议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更好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实现量刑公正与均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综合上述对职务犯罪案件量刑情况的现状及成因分析,调研组提出如下建议,希冀对规范职务犯罪领域的量刑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

  (一)合理确定起点刑、基准刑及宣告刑

  “在中国刑法中,法定刑幅度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大,所以法官对于刑罚的选择和裁决有着不低于犯罪性质的实际意义。”[4]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犯罪案件尤其如此,要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必需根据该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合理确定相应的起点刑、基准刑及宣告刑。首先,犯罪数额是贪污、受贿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主要体现,也是该类犯罪的犯罪构成事实,故其起点刑、基准刑、宣告刑应与犯罪数额、人身危险性相对应。调研组建议在现行刑法规定的基础上,从确定起点刑、调节基准刑、确定宣告刑方面进行修改完善。确定贪污、受贿犯罪的起点刑、调节基准刑的规则可以制定为:贪污、受贿数额在1万元以下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确定基准刑;贪污、受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的,以一年为起点刑,每增加1万元增加一年刑期;贪污、受贿数额在3万以上不满5万元的,以三年为起点刑,每增加1万元增加一年刑期;贪污、受贿数额在5万以上不满10万元的,以五年为起点刑,每增加1万元增加一年刑期;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以十年为起点刑,每增加10万元增加六个月刑期;贪污、受贿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直接确定基准刑为十五年。其次,与贪污、受贿犯罪案件不同,滥用职权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为给公共财产、国家及人民的利益造成的损失,故滥用职权罪的起点刑、基准刑、宣告刑应与损失程度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结合《刑法》和《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确定滥用职权犯罪的起点刑、调节基准刑的规则可以制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造成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或者轻伤9人,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起点刑为一年六个月;造成死亡2人,或者重伤6人,或者轻伤18人,或者重伤3人、轻伤6人,或者重伤2人、轻伤12人以上的,起点刑为三年;造成死亡3人,或者重伤9人,或者轻伤27人,或者重伤4人、轻伤9人,或者重伤3人、轻伤18人以上的,起点刑为四年,人数每增加3倍,刑期增加一年六个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起点刑为一年六个月,每增加20万元,增加七个月刑期;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的,起点刑为五年,每增加20万元,增加七个月刑期。最后,根据上述规则确定基准刑后,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根据不同的量刑情节调整基准刑,进而确定宣告刑。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在最近公布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涉及到:“加大惩处腐败力度,拟删去贪贿犯罪具体数额规定”,调研组认为,诚然目前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犯罪情节差别很大,情况复杂,但因为此类犯罪系涉财产类犯罪,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廉洁制度,若在量刑时不考虑犯罪具体数额也不足以准确衡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因此建议继续保留具体数额规定,并综合考虑其他犯罪情节。

  (二)合理确定附加财产刑的数额

  贝卡利亚曾经指出,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5]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以贪利为动机,在现行法律规定下,应判处附加没收财产刑。没收财产数额的多少,势必直接反映着所适用附加刑的严厉程度,并直接决定着刑罚目的实现的程度。因此,合理确定没收财产的数额是适用附加刑的一个及其重要的环节。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此乃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没收财产虽然是附加刑,但也是刑罚方法的一种,此量刑原则对没收财产数额的确定应当有指导作用。现行刑法对罚金的数额规定了无限额罚金制、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三种情形,而对没收财产的数额没有规定,考虑到没收财产与罚金在功能上的相似性,笔者认为,没收财产的数额规定方式可以参照上述方式。限额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并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没收财产宜采用限额制。鉴于没收财产有可能会株连犯罪分子家庭成员的共同财产,为保障犯罪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刑法》第61条的规定,结合犯罪分子的家庭状况,建议没收贪污、受贿数额10%-30%的财产,这样既能实现刑罚目的,又能避免伤及无辜。

  (三)出台限制贪污、受贿犯罪案件适用缓刑的指导性规定

  针对贪污、受贿犯罪适用缓刑偏高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6月发布了《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规定贪污受贿不满1万元,犯罪情节较轻,同时具备主动坦白,积极退赃,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适用缓刑;贪污、受贿1万元以上,除具有投案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等法定减轻情节的之外,一般不适用缓刑。1997年刑法修改后,该规定是否仍然适用、是参照执行还是必须执行,存有争议。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再次重申这方面的规定。笔者认为,在制定上述量刑规则的基础上,还应规定限制该类案件适用缓刑的条件。具体如下:

  第一,贪污、受贿数额3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不适用缓刑;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需由审理法院审委会或审判长联席会讨论决定。

  第二,贪污、受贿数额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不适用缓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需由审理法院审委会或审判长联席会讨论决定:

  (1)犯罪情节不严重,同时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的;

  (2)犯罪情节不严重,完全出于悔罪而主动投案自首;

  (3)系共同犯罪中情节较轻的从犯;

  (4)其他可以适用缓刑情形的。

  第三,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适用缓刑:

  (1)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2)拒不退赃,无认罪、悔罪表现的;

  (3)犯罪动机、手段等情节恶劣,或者将赃款用于非法经营、走私、赌博、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的;

  (4)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或者犯有数罪的;

  (5)曾因经济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分的;

  (6)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国家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捐助、社会保险、教育、征地、拆迁、党费等款项和物资的;

  (7)抗拒纪委调查、检察机关侦查、干扰审查、审判活动的;

  (8)有包养情妇(夫)等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情形的;

  (9)其他不宜适用缓刑情形的。

  (四)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行使得好,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之目的,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与司法权威,反之,则可能严重损害司法权威。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6]而法官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时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做到罪刑均衡、实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如前文所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对个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斟酌处理的权力,行使这一权力的过程即是法官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主观判定的过程,而法官的职业素质、知识水平、办案经验及个人感情等案外因素影响着主观判定即自由裁量的结果,因此,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需要遵循相应的原则。具体而言,在对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犯罪犯罪案件量刑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合法性原则。要严格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量刑情节。如具备上述情节,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并结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自首的自动性程度、立功的大小等因素裁量对行为人是否从轻、减轻处罚及其幅度。第二,合理性原则。对所有案件的量刑既要合法,又要合理,贪污、受贿及滥用职权犯罪案件也不例外。人民群众对职务犯罪分子所判的刑罚提出质疑,并不是量刑结果缺乏合法性,而是缺乏合理性。因此,法官在合法量刑的前提下,还应将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以社会公众的一般标准考量所裁量的刑罚是否合理,如主刑能否与犯罪数额、损失程度等相适应,没收财产的数额是否考虑到了家庭成员的生活等。第三,审慎原则。基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法官在对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证据认定上要特别审慎,以免不当扩大自首、立功的认定范围。在裁量对行为人是否适用缓刑时,亦要审慎,以免给人民群众造成“官员犯罪,前门进,后门出”的错误印象,努力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此外,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分子案发前一般担任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务,社会关系复杂,影响辐射范围较广,即使其已身陷囹圄,但其亲属仍能利用其案发前地位和影响力对法官施压,或对法官实施一些打击报复之事。因此,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是实现刑事法官毫无后顾之忧地依法独立审理案件的重要因素。

 

    作者介绍: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课题组负责人:卢君;其他成员:付鸣剑、刘懿、肖瑶、郑旭、王国平、肖学富、邹涛。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胡学相:“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构想与司法对策”,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  

  [2]张军、赵秉志:《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页。  

  [3]王志强、邓飞燕:“浅析职务犯罪案件审理难点及对策”,载《光明网人民法院频道》,http://court.gmw.cn/html/article/201306/07/129987.shtml,2014年10月27日访问。  

  [4]周光权:“量刑程序改革的实体法支撑”,载《法学家》2010年第2期。  

  [5][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6][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