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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飞:论刑事被害人参与量刑

发布日期:2016-03-25  发表于:《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著者:陈荣飞   浏览次数:
刑事被害人参与对犯罪人的刑事追究这一习惯起源于古代,随着国家的成型而逐渐衰微,20世纪以来,因欧美人权运动的日趋高涨与推进而得以复兴。被害人参与量刑是确证被害人地位、保护被害人权利、提升司法公信力、创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具体构建途径主要有被害人量刑建议机制、量刑答辩机制及量刑说理机制。我国应建立规范的刑事被害人参与量刑制度,以配合目前的刑事司法改革,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法律地位及作用已日益为刑事法理论所注目及刑事司法实务所重视,此得力于20世纪以降高涨的人权运动在司法领域内的扩展与普及,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面相,在量刑中引入被害人参与机制是我国时下司法领域中的一种新尝试,参酌域外刑事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剖析被害人参与量刑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构建其具体路径,无论就被害人人权保护抑或刑事司法正义实现而言,都裨益匪浅,故而理当成为时下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不容忽视的内容。

     一、被害人参与量刑环节的域外考察

    刑事被害人作为追究犯罪人的当事人地位之确定滥筋于远古社会、衰微于国家成型时期、复兴于20世纪。在20世纪中期,因欧美国家人权运动的日趋高涨与推进,处于被遗忘角落的刑事被害人逐步进入社会大众关注的视野中,尊重与保护刑事被害人权利的观点逐渐为公众认可,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保护与救助被害人组织,被害人学也应运而生,其主张“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而且要充分地肯定和坚决保护被害人的人权”[1]。被害人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提升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并引发原有诉讼模式的革新,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埃文·比鲁夫(Douglas Evan Beloof)为此提出:被害人参与无法存在于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的价值之中,两种模式都不能为理解被害人的参与提供便利,为了反映被害人参与的法律的出现和变化,需要有第三种模式一被害人参与模式[2]。而这种公诉方、被告人与被害人三方参与的刑事诉讼模式亦为立法者所承纳,尤其体现在量刑环节中。联合国1985年颁布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6条规定:“让受害者在涉及其利益的适当诉讼阶段出庭申诉其观点和关切事项以供考虑,而不损及被告并符合有关国家刑事司法制度。”澳大利亚南澳州政府则于1985年制订并通过了被害人权利的17项原则,其中在第14项规定:“被害人有权使法庭知晓犯罪对他或她所形成的全部的影响,或通过检察官,或通过包含在一份在判决前的报告中的信息,包括对被害人施加的或被害人承受的任何社会、经济和生理上的损害。其他任何有助于法庭作出判决、包括赔偿或补偿要求的信息,被害人也应当通过检察官提交法庭”[3]。1988年,南澳大利亚州还通过了《刑法(判决)法案》该法案第七节规定:被害人影响材料必须由检察官提交法庭;同时,也包括由缓刑部门准备的一份审前报告。被害人影响陈述是一种使法官知晓任何生理或精神损害、任何犯罪所导致的被害人的财产损害的陈述。该法于1989年1月始生效,仅允许以书面形式反映关于犯罪对被害人影响的陈述,但并不包括关于被害人对犯罪人的观点和判决建议的陈述。准备被害人影响陈述的职责被指定由警方承担,搜集和总结犯罪对被害人的影响是目前警方调查官员职责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4]。而美国在1982年的敬害人和证人保护法浓1997年敬害人权利保障法冲都载有量刑程序中保护被害人权利的规定即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在量刑阶段,陪审团或者法官将会收到一份判决前的报告,其中包括被害人影响陈述,旨在向法官说明犯罪行为给被害人资金、人身、情感以及家庭造成的影响,供法官量刑时予以考量。被害人还享有以“被害人影响陈述”的方式参与到假释中来的权利,大多数州都通过立法规定了假释委员会决定给予罪犯假释时必须考虑被害人影响陈述的原则[5]。而英国根据19%年敬害人宪章次〔英格兰和威尔士试点被害人个人陈述计划(V icon Personal Statement Scheme),并于2001年10月正式实施,所有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被害人都能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一份个人陈述报告。被害人个人陈述的内容包括犯罪对于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生理、心理、情感、财产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在适当的情况下,被害人个人陈述还允许被害人直接向刑事司法机构提供信息,以供警署、公诉机关和法院等刑事司法机构对被告人作出起诉、判刑和假释等决定时参考。被害人陈述可分两部分进行:第一次在被害人向警方报案时进行,被害人可陈述其关于被告人保释及起诉的意见;第二次在法院庭审时进行,被害人可在法官作出判决前向法庭陈述相关信息[6]。日本修订后的《日事诉讼法》第292条也有相似规定,如果被害人希望在法庭就自己受害的经过和受害的情况作陈述,应该允许。如果被害人死亡,被害人的配偶、直系亲属或者兄弟姐妹也可以陈述。由此可见,被害人影响陈述是域外法治国家被害人参与量刑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我国确立被害人参与量刑机制之必要性

(一)系确立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必然要求

    从理论上而言,被害人作为控诉一方,与检察机关是位于同一阵线的,但事实上双方的责任与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即是被害人与检察机关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分离的。首先,被害人最为关心的是自身利益的弥补及受伤心灵的抚慰,而检察官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注重的是被告方对国家利益所造成的损害。其次,被害人可基于与被告人的特殊关系(如亲属关系)或其他理由(如被告人悔罪、积极赔偿)要求宽恕或谅解被告人,而检察官却不能因任何私人的恩怨而要求对被告人从轻或从重处罚。因此,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完全有可能提出与检察机关不一样的量刑建议,为尊重被害人的主体地位、保障其基本权利、伸张其利益,必须让被害人参与量刑环节,对量刑问题进行表态,从而有利于法官对各种情节进行综合考量进而作出公正合理的量刑结论。

(二)系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

    “在现代社会,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公正与现代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不与公正相联系的司法就丧失了现代司法的应有之义”[7]。而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度与信服度的表现,如果司法公信力积弱或匾乏,极易引发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置疑,猜虞裁决是隐性程序与暗箱操作等牵涉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结果,自然不服裁决结果,缠讼、上访、讼累必然大为增加,使得司法作为解决社会纠纷与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虚置和司法资源的耗糜,进而影响整体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而被害人参与量刑则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树立司法的权威,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个中缘由在于:其一,被害人参与量刑有利于量刑环节的公开化、透明化,如此便可有效防杜暗箱操作,限制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堵塞司法腐败的后门,正所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权威及公信力提升自是情理之中;其二,让被害人参与量刑,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官的压力与负担,将量刑的部分风险分摊或转移给被害人,进而在司法机关与民众之间设立一道疏解民意的缓冲带;其三,量刑结果是经由多方参与沟通商讨而得出的结论,在此过程中法官需充分听取多方的意见并予以平衡和协调,唯此得出的裁决方更具有公信力和说服力,易为人们所认可与接纳。

(三)系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重定罪轻量刑”错误偏向,量刑环节往往易为忽视,司法人员普遍性地认为只要行为定性准确,在量刑幅度中如何取舍都是无关紧要的。而实际上,对大多数犯罪人及普通民众而言,对案件定性的关注程度远低于对定量的关注,或者说,对量刑结果的关心远远高于对犯罪性质的关心[8]。这无论是从理论论证或实践经验的角度来看,都是不争的事实,此对于被害人而言,更是如此。被害人由于身受其害,对其心灵慰藉

的最重要方式便是犯罪人究竟能受到何种程度的惩罚。近年来发生的哈尔滨宝马撞人案、沈阳刘涌案、成都孙伟铭醉驾撞人案,对被告判予何种刑罚及多重的刑罚,是为被害人与被告人所虞念不已,量刑的结果同样也成为社会公众所垂注的焦点,判处刑罚的种类与刑期是否允当成为群众理解司法是否公正的风向标。因此,在量刑环节中引入被害人参与机制,一方面可有效缓解被害人的敌对情绪,治愈被害人的心灵创伤,减少或避免被害人的报复行动或过激行为,同样有利于被告认识自己行为的错误进而承受其应得的惩罚,将来也可重返消饵仇恨的社会,也即能更好地接受改造以及重新社会化,从而将被害人与被告方的矛盾与冲突消解于青萍之末,避免被害人因不服判决而诱发违法犯罪事件甚至群体性事件,而这正是维持时下社会稳定的最关键环节。可见,量刑公正有助于我们平稳渡过正处转型阶段的社会矛盾尖锐期和社会问题多发期,合符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之旨趣。

三、我国确立被害人参与量刑之制度构建

    已如前述,在量刑环节引入被害人参与机制是域外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采用的模式,具体体现为被害人影响陈述。参酌该机制,立足本国国情,可采纳被害人量刑建议机制。被害人参与量刑制度系一内涵丰富的制度,欲使其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实现其应有功能,笔者以为,我国被害人参与量刑制度之构建必须涵容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被害人量刑建议机制

    被害人量刑建议是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享有对被告人的刑种、刑度、行刑方式等向法庭提出具体建议的权利。但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明确规定被害人享有量刑建议权,实际等同于变相剥夺了被害人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因为犯罪行为直接损害了被害人身体、经济、心理与情感等各方面的利益,被害人与案件事实及诉讼结果有着直接的利益关联,对量刑结果当有发言权。而忽视被害人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也等同于否认被害人的主体地位,仅仅视其为公诉方的附庸,弱势个体的尊严又遭受来自国家公权力的二次伤害。故应在立法上明确被害人主体地位,规定司法人员在量刑时必须听取被害人意见。具体而言,由被害人在庭审调查结束后,书面或口头向法官陈述其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侵损,以及对被告人基于报应或宽恕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至少应包括如下方面内容:确定主刑刑种、刑度、是否免予刑事处罚、是否适用附加刑、是否缓刑、是否监外执行等内容及相应理由,使得法官对案件

事实和法律适用有着更为全面和客观的悉晓,有助于法官精确量刑。但为了避免被害人因较强的报复心理而影响量刑建议权作用的有效发挥以及为被害人的人身安全考虑,宜对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从程序上加以保障和规范:首先,被害人行使量刑建议权应该在律师作为代理人的帮助下进行;其次,应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特别是证据的论证,应经得起质问和反驳;再次,必须要遵守量刑的一般原则,量刑建议可以提出刑种、刑期和执行方式,但不应是确定的,而应有一定的幅度,要全面考虑影响量刑的各种因素。基于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非主导地位,被害人提出的量刑如果和公诉机关不同,应在其建议中说明不同意公诉人量刑建议的理由[9]。同时,为保证被害人量刑建议是其真实意志的体现,排除被告方威逼利诱而导致的以钱买刑或以钱买命的私下交易之状况,应由法官对被害人量刑建议进行审查核实。被害人的量刑建议属于一种诉讼主张,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量刑判决。

(二)量刑答辩机制

    量刑答辩是与量刑建议权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搭配机制,它是指被害人提出量刑建议时,被告方针对其量刑建议提出刑罚轻重的答辩。量刑答辩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指被害人在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同时,提出相对确定幅度的具体量刑意见,包括适用刑罚的刑种、刑度、行刑方式等;二是量刑的答辩权,由被告方或辩护人针对被害人的量刑建议的具体内容进行答辩,也可以提出自己关于量刑的建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在2010年颁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后简称(《量刑程序意见》)第7一9条规定,在被告人认罪的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法庭审理可以直接围绕量刑问题进行,而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普通程序中,在法庭辩论阶段,审判人员引导控辩双方先辩论定罪问题。

在定罪辩论结束后,审判人员告知控辩双方可以围绕量刑问题进行辩论,发表量刑建议或意见,并说明理由和依据。应当说,在庭审中,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辩论、说理、论证,有利于法官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对案件事实有着更为全面的了解与知晓,恰当地评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得出罪刑相当的合理结论。且双方就量刑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及理由,有利于羁束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增加量刑的透明度与可预测性。由此可见,量刑答辩程序不仅有助于澄清事实、查明真相,实现公共利益、被告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的三方平衡与协调,而且可有效防止法官的独断专行和暗箱操作,为阻绝量刑失衡、畸轻畸重等司法不公现象构筑起一道新防线。

(三)量刑说理机制

    域外国家或地区刑事立法多对判决说理有所规定,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规定:“判决理由必须写明所适用的刑法和对量刑起了决定作用的情节。”意大利刑法典第132条第2款规定:“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法官根据自己的裁量适用刑罚;他应当对这一裁量权的运用作出合理解释。”《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4条规定:“裁判,应当附具理由。”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301条则规定:“法院的刑事判决必须是说明理由的。”完善的刑事判决说理,可以充分展示出法官的法律智慧、法律知识及良知修为,从而使司法获得公众的信任与认可。但为公众所垢病的是,多年来,我国的裁判文书往往千篇一律地套用格式化语言,诸如“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认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xx法第x条之规定,依法判决如下”,等等,即便有简单粗略的说理,如“被告人作案手段残忍,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应当依法从重判处”等等,也多从国家追诉犯罪视角进行说理,而几乎从不基于被害人立场阐述量刑理由,如此粗糙简略而极具特色的裁判文书,被我国有些学者谑称为有“中国式裁判文书”。由此情状所诱发的恶果必然如龙宗智教授所言:如果法官无需在其判决结果与案件事实之间建立合理的说明与论证过程,非但不能有效提高法官的审判水平,增强其裁判文书的制作能力,反而会使判决成为掩盖其专断行为的合法载体,进而滋生枉法裁判和司法腐败[10]。我们认为,量刑说理是被害人量刑建议权不可或缺的配套机制,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因为一旦被害人提出量刑建议,被告方又对此进行答辩,则法官在作出最后裁决时,不得不全面考量双方的建议及理由,在判决中必然要说明理由,为何采纳或不采纳被害人量刑建议全部或某部分内容。可见,要求法官在刑事判决书充分论证说理也是被害人参与量刑的当然结论。而且刑事判决说理一旦公之于众,则法官量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将为社会公众审查与监督,量刑结论也更易被公众所接受和认可。

四、结语

    量刑规范化是当下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所在,而被害人参与量刑是践履量刑规范的重要途径之一,惟其如此,才能更好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实现量刑公正与平衡,提升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文章原载于《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1期)

 

 

作者:

陈荣飞,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讲师,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刑法学犯罪学研究。

 

基金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建立研究”(08JWSK011)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Douglas Evan Beloof The Third Model of Criminal Process[M].The Victim Participation Model,1999Utah L Rev.289,1999,290-292.

[2] [德]汉斯·约阿希德·施奈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许章润,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419页。

[3] 魏彤:《欧关国家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载《中外法学》1996第4期。

[4] 莫洪宪:《刑事被害救济理论与实务》,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5] 郭建安:《关国犯罪学的几个纂本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一162页。

[6] 谷青:《英国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程序概述》,载《中国司法》2006年第3期。

[7] 信春鹰:《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8] 朱建华:《量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量刑基准的确定》,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12期。

[9]王勤.试论刑事被害人在审判程序中权利的缺失及完善[EB/OL].(2007-06-29)[2010-10-01]http//www.Chinaccountorg/html/article/200706/29/254373.shtml,2010-11-1.

[10] 龙宗智:《刑事判决应加强说理》,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2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