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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经海、密齐深:起诉书中“法律套语”现象的刑法反思

发布日期:2016-04-06  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16年第1期  著者:石经海、密齐深  浏览次数:
起诉书中缺乏甚至歪曲案件事实而直接套用立法相关规定的“法律套语”现象,是当前刑事司法中一个较为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如此使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相脱节之现象与问题,因其背离了罪刑法定等刑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法治国”、“刑事法治”、“公正司法”等党政国策与时代精神而应当予以禁止和防范。主要是在正确理解刑法相关规范和客观梳理案件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严格使起诉书的指控与表述在刑法的相关规范与案件的客观事实上相契合,以真正贯彻“以案件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

      公诉机关通过起诉书对被告人予以指控,是其履行“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检察职能的基本方式。然而,这并不等于它就可以在起诉书中脱离案件事实予以指控追诉。可综观司法实践,从随机检索和合理收集的起诉书来看,在当前起诉书的指控和表述中,缺乏甚至歪曲案件事实而直接套用立法相关规定的“法律套语”现象,是一个较为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其具体表现为,公诉机关在起诉书的指控和表述中,不是根据案件事实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法律描述,而是为了说明被指控的行为构成某个犯罪或应当判处何种刑罚,而直接套用刑法规范用语对该犯罪构成的相关事实情节或要求进行表述。显然,如此现象是在滥用追诉权,是在挑战罪刑法定,是在背离公正司法,与当前“依法治国”和“刑事法治”的党政国策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有必要予以深入考究和严肃防控。

  一、起诉书中“法律套语”现象的实证考察

  从已收集的一定数量起诉书来看,其指控和描述中直接套用立法相关规定的“法律套语”现象,主要表现为缺乏案件事实和歪曲案件事实而适用法律两种类型。

  (一)缺乏案件事实的适用情形

  缺乏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法律套语”现象,是指公诉机关在起诉书表述中,为了达到其指控目的,在缺乏相应案件事实描述的前提下,直接套用立法相关规定,导致起诉书中的法律适用缺少案件事实根基。

  实践中,该现象具体表现为,公诉机关往往在起诉书中以具有规范性质的特定套语代替相关案件事实的描述,而并未根据该套语所要求的内容,进行相应的案件事实论证。比如,某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事实描述部分写到: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 。但是,综观整个起诉书,被告人所利用的职务内容及利用方式,以及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何种利益或者该利益的大小,完全没有涉及。应当说,无论是“利用职务之便”,还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本身都具有一定的规范性质,是由我国刑法条文所规定的,构成受贿罪必不可少的条件。实践中,是否存在与该规范要素相对应的案件事实对于罪与非罪的成立意义重大。起诉书中,公诉机关的指控应当是针对具体的案件事实,从而适用相关的法律条文,唯此才能保证法律适用的准确、规范。但是,在上述情形中,公诉机关在缺少相应案件事实描述的情形下直接套用“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等规范用语,从而使该套语在此处承担着案件事实的功能,这本身就存在以规范论证规范的嫌疑,违背了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再比如,某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写到:被告人“无视国家法律,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作为寻衅滋事罪法定化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在主观及客观方面是否属于“任意损毁”的范围,对于该罪成立极为重要,同时,其也是将该罪与其他相关犯罪予以区分的关键。但是,在上述起诉书的事实描述中,并不存在论证“任意损毁”这一规范要素的案件事实。由此看来,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的法律适用与案件事实描述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在另一份与上述案件事实表述无本质区别的起诉书中,公诉机关未直接套用“任意损毁”这一规范用语,最终却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对被告人予以指控。通过这一对比可以发现,在未阐明相关案件事实的前提下,公诉机关仅仅因“任意损毁”这一规范要素的存在,而导致其最终指控罪名的不同。这种做法无疑会使我们对公诉机关法律适用的规范性、准确性产生质疑。

  在笔者随机搜集的某几个特定罪名的起诉书中,缺乏案件事实描述而适用法律的“法律套语”现象具体情况如下:

  表1:缺乏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法律套语”现象的典型统计

  罪名

  总份数

  套语内容

  适用情况

  不当适用情况

  寻衅滋事罪

  20

  “无事生非”、“随意殴打”、“任意毁损”

  20

  9

  受贿罪

  20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

  20

  7

  诈骗罪

  20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20

  3

  注:“适用情况”,是指起诉书中存在上述套语的适用;“不当适用情况”,是指起诉书中缺少与其套用的上述刑法规范用语相对应的案件事实描述。

  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在缺少相应案件事实描述的前提下,直接套用“利用职务之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称霸一方”、“恶意透支”等相关刑法规范用语的“法律套语”现象在起诉书中比比皆是。公诉机关之所以倾向于此,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起诉书书写的简洁性,避免因大量具体案件事实的描述使其内容过于繁杂。另一方面,是为了使其指控能够符合刑法规定的内容要求,从而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但是,起诉书书写的简洁性,并不意味着起诉书中的法律适用可以缺少相应的案件事实描述,从而违背刑法适用的基本要求。而且,这种直接套用相关刑法规范用语的现象,不仅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与其背道而驰。更为重要的是,纵容公诉机关的这种行为,会导致其在指控时往往依据直觉、经验或者简单的逻辑推理对被告人的行为性质作出认定,而忽视相关案件事实的调查、分析,从而导致错误追诉的现象。比如,在某公诉机关指控丁某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中,终审法院最终判其无罪。因为行为人虽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但组织性特征不明显,而且缺乏非法控制性特征,即未达到刑法所规定的“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当然,此类情形并非必然由起诉书中的“法律套语”现象所引起。但是,如果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书写过程中,进一步重视案件事实的调查、论证,避免直接套用刑法规范用语,杜绝在缺乏案件事实论证的情形下适用法律,将有助于建立案件事实调查的另一道防线,从而更好地规范起诉书中的法律适用,保障他人免受国家司法权的不当干涉。

  (二)歪曲案件事实的适用情形

  所谓歪曲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法律套语”现象,是指公诉机关在起诉书的表述中,为了实现其指控目的,直接套用与案件事实不一致的刑法规范用语,从而导致起诉书中的法律适用缺少案件事实根基。

  在实践中,该情形具体表现为,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所套用的、对指控行为的性质或危害程度进行规范评价的相关立法规定,与该起诉书中所描述的案件事实,甚至是与真实的案件事实存在差别。比如,在某起诉书中,公诉机关写到:被告人“犯罪动机极其卑劣,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其所描述的案件事实是:被告人因开车时未注意,而将被害人撞倒,为防止被害人以后找其麻烦,而拿出尖刀对被害人连捅数刀,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其后驾车逃离现场。但是,在另一份起诉书中,公诉机关写道:被告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起诉书中所描述的与之对应的案件事实是:被告人因怀疑被害人说其坏话而对其质问,在被害人无应答的情况下,用剪刀朝被害人胸部刺了一刀,随后又朝背部连刺数刀,邻居前来劝阻时,继续朝被害人刺了一刀,随后逃离现场。应当说,单从两份起诉书所描述的案件事实来看,上述犯罪行为在主观恶性、行为手段、危害后果等方面并不存在根本性差别。但是,从起诉书所套用的刑法规范用语来看,却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就第一份起诉书而言,根据公诉机关所适用的法律,被告人应当被判处死刑,而且更倾向于死刑立即执行。因为“动机极其卑劣,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其实质上就是指“罪行极其严重”,而根据这一结论,对被告人只能判处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而第二份起诉书中,被告人的行为并未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那么,其所适用的刑罚应当是死刑以外的其它法定刑。在起诉书中所描述的案件事实无实质差别的前提下,却适用存在根本差别的刑法规定,这不得不使人们怀疑该法律的适用是否准确、规范。再比如,在另一份起诉书中,公诉机关写到:被告人“无视国法,行凶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而起诉书中所描述的案件事实是:被告人因其女儿与被害人之间的感情纠纷发生争吵,在厮打过程中,被告人掏出尖刀向被害人右胸部猛刺一刀,导致被害人因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应当说,该起诉书与上述第二份起诉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都认为该犯罪行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但是,起诉书中所描述的案件事实却存在很大的差别,无论是在主观恶性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刑法规范用语的如此套用,说明起诉书中刑法规定的适用在准确性、适当性方面存在一定问题。除上述所列情形外,公诉机关也经常在起诉书中,通过歪曲相关案件事实而套用“社会影响恶劣”、“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后果极其严重”等刑法规范用语。

  以故意杀人罪为例,此种类型的“法律套语”现象具体适用情况如下:

  表2:歪曲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法律套语”现象的典型统计

  罪名

  总份数

  套语内容

  适用情况

  不当适用情况

  故意杀人罪

  30

  “手段残忍(极其残忍)”、“社会影响恶劣”、“后果严重(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

  10

  4

  注:“不当适用情况”,是基于起诉书中所描述的案件起因、事件经过、损害后果、被害人是否有过错等因素,在严格贯彻刑法保障法地位的基础上,得出起诉书中所适用的具有评价性质的规范用语与所描述的具体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上述结论部分是通过不同起诉书之间的对比而获得。

  无论是基于大体相同的案件事实适用完全不同的刑法规定,还是相同刑法规定的适用依据差别很大的案件事实,往往是因为其指控过程受到诸如社会舆论、个人情感等外界因素的干扰,而这显然与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相背离,即刑法规定的适用应当建立在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如此做法也有悖公诉机关客观公正的义务要求。同时,这种行为也极易造成对被告人的不适当追诉。比如某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罪行为“性质极其恶劣,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如果据此对被告人予以定罪量刑的话,只能判处其死刑,并且立即执行。但是,审理法院在综合考量犯罪的具体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认定被告人“犯罪性质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从而对其判处死缓。死刑立即执行与缓期执行虽然同属死刑,只是执行方式不同,但两者却存在着天壤之别。除此之外,公诉机关往往基于部分案件事实或者是通过对案件事实的选择性提取而直接套用诸如“后果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极大”等刑法规范用语,忽视了主客观统一、综合考量等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从而导致起诉书中所适用的刑法规定与真实的案件事实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客观不够主观补’、‘主观不够客观补’、‘形式不够实质补’等现象时有发生;当行为不具备法条所规定的某一构成要件要素时,司法机关也可能有意忽略该构成要素。”“天价手机案”、“许霆案”就是如此行为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如果公诉机关在指控过程中能够规范其法律适用过程,杜绝在起诉书中通过歪曲案件事实而适用刑法规定,保障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之间的统一性,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不适当的追诉情形,实现起诉书中法律适用的规范性、准确性。

  二、起诉书中“法律套语”现象的刑法问题分析

  以上实证考察表明,起诉书中“法律套语”现象是当前刑事司法中一个较为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如此现象与问题,从表面上看主要是因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相脱节而违背刑法适用的基本要求,但在实质上背离了罪刑法定等刑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法治国”、“刑事法治”和“公正司法”等党政国策与时代精神。  

  (一)违背刑法适用的基本要求

  起诉书中缺乏或者歪曲案件事实而直接套用立法相关规定的“法律套语”现象,使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相脱节,造成起诉书中法律适用的不规范、不准确,这显然违背了刑法适用的基本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忽视刑法适用的基本前提

  正确把握刑法规定及案件事实在刑法适用过程中特定的内容要求是刑法适用的首要前提,起诉书中“法律套语”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公诉机关对刑法规定及案件事实的机械理解。对刑法规定的机械理解主要表现为刑法适用过程中的形式化,即司法机关在刑法适用过程中仅对刑法规定进行字面意义上的理解,而未深入剖析其目的与价值。比如在我国《刑法》中,“情节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等规范用语普遍存在,表面上看,公诉机关基于严重后果或恶劣手段等某一方面的内容而套用该类规范用语具有一定正当性。但是,从刑法规定的价值、目的来看,如此做法显然有悖其要求。因为“‘情节’是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评价指数,在犯罪构成要件系统中,它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构成要件,而是对构成要件的综合说明”。相反,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忽视主客观统一、综合考量等方面的内容,仅仅基于部分案件事实,甚至是在缺乏相应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直接套用具有整体评价性质的规范用语,必然导致该规范之适用过程与其内在的目的与价值不符。对刑法规定的机械理解还表现为,人为割裂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之间相互牵制、相互统一关系,部分性适用刑法规定。“数额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性极大”、“情节特别恶劣”等刑法规范用语往往是依附于特定罪名而规定在刑法分则之中,但是,其适用过程并非不受任何限制。该规范之适用除了要符合其立法目的和价值,还要受到刑法总则中诸如刑法基本原则、罪过形式、主从犯、量刑原则与根据等相关内容的限制。相反,单纯重视刑法分则的规定而忽视刑法总则的限制内容,就容易导致该类规范用语适用的片面性、不准确性。“天价手机案”、“许霆案”等正是如此行为所导致的不利后果。对案件事实的机械理解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公诉机关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往往忽视特定案件事实的性质及意义,将无刑法意义的事实纳入考量范围。比如,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直接套用诸如“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大”、“情节特别恶劣”等刑法规范用语,往往是受到案件事实之外的其他无关因素的干扰,如社会舆论、个人情感等。显然,这些不具有刑法意义的案件事实之外因素的考量,会使被告人受到不恰当指控。二是,公诉机关为了达到其指控目的,往往将案件事实予以拆分,从而对其进行选择性提取。比如,公诉机关为了论证其所套用的“情节特别严重”等规范用语具有正当性,在起诉书中仅仅将致人死亡这一严重结果予以描述,却忽视了行为人主观罪过程度、被害人是否有过错等影响行为综合评价结果的其他相关因素的考量。显然,如此做法忽视了案件事实之间彼此的关联性,导致起诉书中所适用的刑法规定与真实案件事实之间相脱节,造成其法律规范适用的不准确。

  准确把握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刑法适用的另一前提。在刑法适用过程中,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之间的关系,实为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一方面,事实与价值存在区别,是二元界分的,价值判断不同于事实判断;另一方面,价值评价离不开事实,价值评价必须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起诉书中缺乏或者歪曲案件事实而适用法律的“法律套语”现象,源于公诉机关在刑法适用过程中未能准确把握两者的上述关系,源于对上述关系要求的违背。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在起诉书中,公诉机关在缺乏相应案件事实予以论证的前提下,直接套用诸如“利用职务便利”、“严重不负责任”、“称霸一方”等刑法规范用语,使上述规范用语承担了案件事实描述的功能,是未能将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予以正确区分的表现。如此做法将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相混淆,忽视了刑法规定所具有的规范性质,违背了事实与价值二元界分的要求。第二,刑法适用过程中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之间的统一关系,还表现为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印证。一方面,刑法规范之适用要有相应的案件事实予以充分论证;另一方面,刑法适用过程中的案件事实是由相应的刑法规范所规定的事实。以上两个方面的内容决定了,规范地适用刑法就是要使案件事实与所适用的刑法规定之间达致相互印证、相互统一的状态。起诉书中缺乏或者歪曲案件事实而直接套用相关刑法规定的“法律套语”现象,反映了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所适用的刑法规定与其所描述案件事实之间相互分离、彼此脱节,造成两者之间不一致、不统一的状态,这显然与上述要求背道而驰。

  2.违背刑法适用的基本原则

  就“以案件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地位而言,学界往往根据我国《刑法》第61条的规定将其认定为量刑的基本原则,这种看法有所不妥,该原则应为刑事司法性原则,从而指导刑事法律的适用。理由在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适用法律的一条普遍原则”,“以案件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是上述原则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体现,“那么该原则就不再统领着整个社会主义法律适用活动,而是仅仅限于刑事司法活动,那么该原则就理所应当的成为刑事司法性原则”。如此便决定了刑法规定的适用活动要当然地符合该原则的内在要求,无论是定罪活动还是量刑活动。

  就该原则所要求的内容而言,包括两个方面,即案件事实和刑事法律。该原则的性质决定了此处的“案件事实”既包括与定罪活动有关的犯罪事实,也包括与量刑活动有关的量刑事实,但是不应当包含与上述活动无关的事实。因为无关事实的涉入,必然会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准确性、规范性,会导致最终的处理结果有违刑法的目的与价值。显然,受舆论、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影响而直接套用诸如“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大”等行为与上述要求相背离。同时,该原则所要求的案件事实应当具有整体性、全面性,案件事实之间相互牵制、彼此关联。在起诉书中,公诉机关为达到其指控目的,通过歪曲案件事实而适用“后果极其严重”、“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等法律规范用语,忽视了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必然导致结论的片面性。从“刑事法律”所包含的内容来看,其要求刑法适用过程中,要贯彻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之间相互牵制、相互补充的关系,保证刑法规定适用的全面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等刑法规范用语的不适当套用,正是机械、片面适用刑法规定的结果。当然,以案件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中的“案件事实”和“刑事法律”并非是两个孤立的部分,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具体而言,以案件事实为根据的“根据”是指适用相关刑事法律的“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中的“准绳”则是指选择特定案件事实所依据的“准绳”。即该项原则内含两方面的要求:第一,司法机关在适用特定刑事法律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时,要做到刑事法律的适用建立在客观案件事实基础之上,案件事实是刑事法律适用的根基和源泉;第二,司法机关在选择特定的案件事实作为适用法律的根据时,也不能脱离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刑事法律未规定的,即无特定刑法意义的案件事实,不得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量。起诉书中缺乏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法律套语”现象表明,公诉机关的法律适用未建立在客观案件事实基础之上,其必然导致刑法规定适用根基的缺失;歪曲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法律套语”现象则表明,刑法规定适用过程中,案件事实的选定未明确依照刑法相关规定进行,造成案件事实之外的无关因素影响了最终的处理结果。上述两种现象显然违背了“以案件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内容要求。

  (二)背离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和理念

  “罪刑法定主义的立法化仅仅是一个开端,如果不想使罪刑法定原则成为一句法律口号或一条法律标语,必须使罪刑法定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因此,在法律适用活动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该原则内在价值的必然要求。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缺乏或者歪曲案件事实直接套用相关立法规定,导致其所适用的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相脱离,其实质是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背离了“依法治国”、“刑事法治”和“公正司法”等党政国策与时代精神。

  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其内容通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具体又分为“形式的侧面”(法律主义、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解释、禁止不定期刑)和“实质的侧面”(刑罚法规的明确性原则、刑罚法规的内容适正原则)。刑事司法活动具有不同于刑事立法的特征,“刑法立法者是将刑法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制定刑法规定;刑法适用者则是将刑法规定与现实发生的案件相对应,形成刑事判决。”也就是说,刑事司法活动并非仅仅针对抽象性的刑法条文,其是将抽象化、类型化的刑法规定适用于特殊的具体案件事实当中,是连接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的桥梁,其体现了对刑法适用过程的动态要求。因此,在刑法适用活动中贯彻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不仅要准确把握“法”有无明确规定这一前提,最重要的是要查证有无该“法”所针对的具体案件事实,如此才能保证法律适用活动的正确展开。而且,刑法制定之初,就是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和纠纷,离开具体案件事实,刑法只能是一种“空法”,一种观念中存在的法律,“法只有在适用中才能对社会生活产生作用,离开了法的适用,法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条文形态,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死法’”。除此之外,“罪”与“刑”只有通过具体的案件事实才能从书本上的内容转化为现实存在,内涵于刑法文本之中的刑法任务、刑法目的与价值等内容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罪刑法定基本原则要求刑法适用活动要建立在具体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相反,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缺乏案件事实描述而直接套用相关立法规定的“法律套语”现象,导致起诉书中的法律适用活动缺少案件事实根基,其实质是法外定罪、法外处罚,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上述内在要求背道而驰。当然,在刑法适用活动中,基于客观案件事实适用刑法规定,并非是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全部内容。准确、规范地适用刑法规定,也是这一基本原则的当然要求。准确、规范地适用刑法规定,是指刑法适用过程中,要保证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相互统一、相互印证,避免所适用的刑法规定与客观案件事实不一致。这就要求,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要排除客观案件事实以外的无关因素的干扰,谨防其影响最终的判断结果。而且,要在综合全部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恰当地选择所应当适用的刑法规定,避免法律适用的片面性。只有做到上述内容,才能保证客观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之间相统一,保证最终处理结果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保证实质罪刑法定在刑法适用活动中得以实现。在起诉书中,公诉机关通过歪曲案件事实而直接套用相关立法规定,导致其所描述的案件事实与所适用的刑法规定之间脱节,如此现象与问题显然与刑法适用活动中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上述内容要求格格不入。

  罪刑法定并非仅仅作为一项刑法基本原则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其体现了一种理念与精神。在当今社会之中,该理念与精神具体表现为“依法治国”、“刑事法治”和“公正司法”等党政国策与时代精神。罪刑法定基本原则是该理念与精神在刑事法律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为实现上述党政国策与时代精神而服务。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贯彻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也是实现“依法治国”、“刑事法治”和“公正司法”等党政国策与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起诉书中,公诉机关缺乏或歪曲案件事实而直接套用相关立法规定,导致所适用的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不一致,其在违背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同时,也与上述理念和精神之要求渐行渐远。第一,在起诉书中,无论是缺乏案件事实适用法律,还是歪曲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都会导致公诉机关在指控过程中,过分重视其控诉职权的行使,而相应地忽视相关案件事实的调查、论证,从而使其指控缺少案件事实根基,造成错误追诉的情形。从其实质来看,这往往是一种“有罪推定”、“有罪必究”思想的产物,这无疑会造成国家权力对公民正常生活的无端介入,是对无辜公民自由的一种不正当干涉。而在当下,实现刑法的自有保障,是“依法治国”、“刑事法治”等理念的内在要求。“刑法一方面应当保护个人自由不为他人和社会组织所侵犯,起到刑法的自由保护机能,另一方面还应当保障个人自由不为国家所无理强制,实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起诉书中所描述的案件事实与所适用的刑法规范之间脱离的“法律套语”现象正是对上述时代理念和精神的偏离。第二,两种类型的“法律套语”现象都表明,公诉机关过于重视控诉职权的行使,这显然有悖其客观公正的义务要求。“在我国,因为检察制度的性质及其制度背景,更须确立检察官客观义务。”在“依法治国”、“刑事法治”和“公正司法”等党政国策与时代精神的背景下,倡导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履行,对于公正司法的有效实现意义重大。而且,唯有保证公诉机关控诉权行使的客观性,才能保证被追诉之人受到同等保护、同等对待,并进而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结果。

  三、起诉书中“法律套语”现象的解决路径选择

  既然起诉书中“法律套语”现象背离了罪刑法定等刑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法治国”、“刑事法治”和“公正司法”等党政国策与时代精神,那么就应当予以禁止和防范。其基本路径可以是,在正确理解刑法相关规范和客观梳理案件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严格使起诉书的指控与表述在刑法的相关规范与案件的客观事实上相契合,以真正贯彻“以案件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之基本法律适用要求和有效遵循罪刑法定等刑法之基本原则。

  (一)正确理解法律适用中的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

  “法教义学视阈下的法规范绝非单独、孤立地存在着,而是置身于一张巨大而坚韧的‘规范的网络’之中,规范与规范之间存在着深切的脉络关联。”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要贯彻法律的系统性、体系性要求。在刑法适用领域,该系统性、体系性要求具体表现为刑法规定本身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不可人为割裂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关系,要在综合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所有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实现对案件事实的全面评价。刑法总则规定的是犯罪与刑罚的一般原则等内容,刑法分则规定了具体的犯罪及相应的法定刑。单单依据刑法分则的内容,无法体现案件的特殊性,无法实现定罪量刑的个别化。此时,就需要根据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提取刑法总则中所规定的与案件相关的所有犯罪情节,在综合适用刑法总分则内容的基础上,实现定罪量刑结果的个别化,以此来贯彻刑事司法中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要求。而且,只有将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结合起来,才能防止规范评价的偏差,防止歪曲案件事实而直接套用“罪行极其严重”等刑法规范用语的现象。除此之外,法律适用过程中,还要准确理解并把握刑法规定本身的价值内容。刑法适用活动并非仅仅是事实判断的过程,其中价值判断必不可少,“把法律的构成应用到生活中的案情里,不是纯粹的逻辑运作过程,目的适当性考虑和价值的考虑,从法律本身所要联系的各种概念上,就已经无法排除了”。而且,规范本身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都蕴含一定的价值取向。案件事实则是具体的,忽略规范内含的目的与价值,必然导致刑法规定永远处于抽象的层面,从而很难得出合理性的刑法适用结果。通过对刑法规定目的、价值的考察,可以有效排除形式上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具有相似性,但实质上却与该规范之意义与价值存在明显偏差的案件事实,保证相同性质的案件得到相同的处理结果。这对于解决起诉书中所适用的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不一致的“法律套语”现象意义重大。当然,考虑刑法规定本身的目的和价值内含并非意味着法官可以对刑法规定进行任意的解释,也并非意味着法官可以根据法律的精神对刑法规定进行任意的适用,“‘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因此,司法人员在贯彻刑法规定本身的目的和价值内涵是也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底线,在防止机械适用刑法的同时也要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

  刑法适用中,准确把握案件事实,需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需要对具体案件事实的本质进行思考。通过这一本质性地思考,将其与刑法规定的目的、价值进行比较,观察两者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从而使得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得以沟通。“考量规范意义上的平等,不应当把评价的重点放在行为是否符合浅显的字面形式的相同性或相似性,而应该从实质上看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所描述的不法类型,以及是否侵害相同的法益。”同时,就案件事实的本质内容而言,有些案件事实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些案件事实体现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有些案件事实既能够体现社会危害性又能够体现人身危险性。通过对案件事实性质的合理划分,能够有效保证定罪量刑活动中相应案件事实考量的正当性。同时,通过如此考量,也能够将无刑法意义的案件事实予以排除,确保法律适用结果不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从而才能有效杜绝起诉书中直接套用诸如“社会影响极大”、“罪行极其严重”等刑法规范用语的“法律套语”现象。第二,在案件事实认定的过程中,要对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考量。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其并非孤立存在,各个案件事实之间起到相互抑制、相互补充的作用。因此,刑法规定适用过程中,不可单单基于案件事实中客观或主观某一方面的内容而片面适用刑法规范。相反,要在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指导下,综合考察案件事实的性质和危害等,避免因过于重视部分事实而导致刑法规范适用的片面性。且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规范评价的准确、客观、公正,才能有效避免片面套用“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后果极其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等刑法规范用语的“法律套语”现象。

  (二)严格贯彻刑法适用的基本原则要求

  解决起诉书中“法律套语”现象,实现刑法规定适用的准确性、规范性,除了要符合法律适用的基本前提,还要严格贯彻刑法适用的基本原则要求。其具体是指,所适用的刑法规定要与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相契合,如此才能真正贯彻“以案件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之基本法律适用要求,有效遵循罪刑法定等刑法之基本原则。为此,需要在刑法适用过程中贯彻正确的刑法适用方法,并在此方法的指导下,遵循相应的具体规则进行刑法规范选定和案件事实认定。

  法律的适用方法通常被理解为三段论的推理方式,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大前提指的是刑法规定,小前提指的是案件事实,结论为最终的定罪量刑结果。但是,“所谓的法律‘三段论’只能描述法律适用的(最简单)基本的结构,它并非可计算地(逻辑地)发现裁决的可靠模式。”因此,司法实践中的刑法适用机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简单的三段论推理,而是隐含了一种更为复杂且微妙的过程,这是一种在规范的观点下分析案件事实,以及在案件事实的视域下探寻规范的流程,是一个规范与事实相互开放与彼此逼近、对接的过程。法律适用的过程往往被视为眼光在大前提和生活事实间流连忘返,但是这种“眼光的流连忘返”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操作,不如说是一种思维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逐渐转化为最终的案件事实,而规范条文也转化为足够具体而适宜判断案件事实的规范形式。”这就意味着,刑法适用过程中,刑法规范的选定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并非是两个独立的过程,而是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只有在刑法适用过程中贯彻这一要求,才能保证刑法规范选定和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合理性,才能有效避免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脱节的情形,有效地防范起诉书中普遍存在的“法律套语”现象。

  刑法适用过程中,刑法规范必须面对具体的案件事实。动态的司法活动要求,司法机关在刑法适用过程中要根据实际发生的客观案件事实来选择所应当适用的刑法规范,通过这一过程,“纸面上的法律”转化为针对具体案件事实的“行动中的法律”。“‘找法’的过程一定要从事实出发,要围绕事实的发展、重构而展开,致力于重构事实过程本身,法律适用必须以案件事实为起点,在案件事实性质均不确定的情况下,法官是根本无法寻找大前提的。”只有建立在客观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有效避免司法人员仅凭自己的法感觉或经验来进行刑法规范的选定。特定案件事实的存在是刑法规范选定的前提,无案件事实,则无刑法规范的选定。因此,刑法适用中的法律规范必须有充分的案件事实予以论证。当然,法律适用过程中,刑法规范的选定并非一次即告完成,随着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认识的逐步深入,其对刑法规范的选定也逐步得以修正,案件事实决定了刑法规范选定的方向。相对于刑法规范的选定,案件事实的认定更为复杂。司法机关要在刑法规范的指导下完成对案件事实的整理,从而保证所整理的案件事实具备特定的刑法意义,能够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这才是罪刑法定原则下案件事实形成的基本理念。在此前提下,具有刑法意义的案件事实并非是一种“裸”的事实,而是一种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是经过规范评价后的法律事实。因此,在三段论的推理中,案件事实的认定本身并非完全独立于法律规范的确定,而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互相检视。当然,在特定案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案件事实,但是并非所有的事实都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司法人员必须一方面关注实际发生的事实,另一方面考虑是否存在与之对应的刑法规范。只有在刑法规范的指导下,才能排除对最终的法律判断不产生影响的无关事实,保证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是建立在有证据加以证明,并且具有刑法意义的规范性事实基础之上。完成了刑法规范的选定以及相关案件事实认定之后,司法人员还需将两者进行反复的比较、衡量与验证。唯有如此,才能够使得法律适用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相互匹配、相互连接、相互印证,使得三段论能够在符合客观事实的情况下顺利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