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蒋太珂、彭文华:量刑应实行定量与自由裁量并行
《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由“数额”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不能有效解决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量刑的一元绝对标准、多元可选择标准和多元并合标准均存在问题。坚持定量与自由裁量并行的双轨制量刑模式,能充分体现量刑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刚性与弹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与量刑公正。运用双轨制量刑时应做到:正确认识情节标准在量刑中的地位;全面考虑各种量刑情节;准确理解不同情节的适用范畴;合理把握不同数额与情节对量刑的加功作用。详细>>
著者:蒋太珂、彭文华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2017-01-02
文姬: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实证研究的回归模型构建中存在的哑变量设置以及标准化系数计算等问题;在利用回归模型作为量刑模型预测刑罚量时,必须有较高的决定系数,在利用回归模型分析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计算基准刑时,则不需要有较高的决定系数。在计算基准刑时,拘役判决的基准事实不仅包括血液酒精含量等因素,还应当包括量刑影响因素的参照水平;罚金判决的基准事实则不必然包括血液酒精含量,但可能包括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并据此计算出参照标准。详细>>
著者:文姬 来源:《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2017-01-01
阴建峰、贾长森:“刑变罚恒”的价值背离及其重塑
刑法修订带来的法定刑变更势必会对刑罚的执行产生影响,修改前后法定刑的巨大差异甚至会导致“同罪异罚”之局面。考虑到量刑的价值依据是公正,行刑的价值依据在于矫正,如何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彰显刑罚的价值,并化解“刑变罚恒”之弊病,便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必须直面的问题。赦免制度无疑是最合适的救济路径,但因立法、司法等诸多因素所限,短期内尚难以真正发挥其应有价值。比较而言,减刑、假释制度仍可谓我国当下最实用的应对之策。详细>>
著者:阴建峰、贾长森 来源:《法学杂志》2016年第2期 2017-01-01
贺小军: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实证研究
在我国,无论是立法、司法实践还是理论研究,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坦白从宽”的习惯思维(观念驱动)、认罪态度认定要求不高(制度驱动)及认罪态度调查成本较低(功利驱动)等。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与保障量刑公正之标准检视,可以发现如下问题: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认罪态度与其他量刑要素受到重复评价,认罪态度受到法官积极、主动的评价。我国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认罪态度对量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常态化的认罪态度评价机制。详细>>
著者:贺小军 来源:《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2期 2017-01-01
吴瑞益:“估堆量刑”与“必减主义”之省思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规范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均衡,提高执法公信力和权威的重要保证,是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的重要举措。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实践中,不断完善有别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标准,同步推进量刑的实体性与程序性规范,借助于现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及创新举措,构建起符合我国刑事审判特点的未成年人犯罪规范化量刑模式。详细>>
著者:吴瑞益 来源:《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5年第5期 2017-01-01
陈雄飞:减刑、假释与社区矫正一体化改革研究
减刑、假释实体规定和实践适用中存在严重错位与悖论;假释“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相关条件设定超越认知规律,在理论和实践上很难操作和把握;目前社区矫正的对象大部分在逻辑上是无需矫正的对象,社区矫正对象有必要重新定位;减刑、假释与社区矫正改革的最佳方式是一体化设计。详细>>
著者:陈雄飞 来源:《犯罪与改造研究》2015年第11期 2017-01-01
徐贤飞:对卖淫场所中管理人员之定罪量刑
在卖淫场所内负责对外招募卖淫人员,或对内管理、调度卖淫活动的人员,其行为属于控制多人从事卖淫,分担了组织卖淫罪的实行行为,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组织卖淫罪可划分主从犯。实施组织卖淫的管理人员可认定为从犯。详细>>
著者: 徐贤飞 来源: 《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16期 2017-01-01
王瑞君:赔偿该如何影响量刑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一再肯定赔偿对量刑的影响作用,实践中简化为“赔偿——从宽”的适用模式,结果容易给民众造成“花钱买刑”的印象,加剧了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2010年《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注重量刑规范化的设计要求,较以往规定更为合理,但在承担维护司法公信力等价值目标的追求上仍显不足。新《刑事诉讼法》在关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中,从立法层面肯定了部分案件中赔偿、和解与刑罚之间的关联性。详细>>
著者:王瑞君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12年第6期 第141-148页 2016-12-25
王瑞君:如何规范地识别量刑情节
量刑情节的识别要解决哪些事由能够作为量刑情节以及量刑情节的单复数等问题。规范地识别量刑情节,意味着要有评价标准,即应依据基于法律理念、刑法原理、刑事政策等所生成的刑罚根据来进行;还要依据可能成为量刑情节的事由与刑罚根据的关联性,来对量刑情节及其单复数进行判断。由于作为刑罚根据的责任刑、预防刑等的功能和地位不同,量刑情节的识别需合理地区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影响预防刑的情节以及其他情节。详细>>
著者:王瑞君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14年第9期 第89-101页 2016-12-25
潘文博:论责任与量刑的关系
量刑层面的各个理论也判断责任和预防,并且预防在量刑中起着愈发重要的作用。由于责任阶层和量刑在判断内容和发挥功能上的一致性,以及犯罪论责任和量刑责任不需要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犯罪论中的预防本身从刑罚论而来,从而可以将责任阶层与量刑结合为需罚性的阶层,应罚性与需罚性的关系亟需重新调整。考察责任阶层与量刑的关系对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详细>>
著者:潘文博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6期 2016-12-25
刘凌梅:特殊减轻制度的司法适用及规范改进
特殊减轻制度是理性刑罚观念的体现,是实现量刑个别化的重要保障。为规范特殊减轻权的行使,我国现行刑事法规定了严格的核准程序。经实证调研发现,这一制度的实施情况不容乐观,其功能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中立法的缺陷是一重要的原因。在规范分析该制度的基上,建议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完善:合理界定案件的特殊情况、修正法定刑的概念以确定减轻刑的基准、重新配置复核权和加强相关诉讼制度的建设详细>>
著者:刘凌梅 来源:《法律适用》(京)2016年第2016第7期 2016-12-19
王利荣:再谈监禁刑执行变更范式的转换
刑法修正案(八)在限制减刑的同时,犯罪化、刑罚化的取向明显,监禁人口增加和场所周转率下降将陷监禁刑的执行于极度的被动;鉴于当下现制依重于减刑已不适应行刑需要,废除减刑代之以假释又不能解燃眉之急,应对之策是:一方面在节制减刑基础上,清晰适用对象和条件;另一方面为加大假释力度,设置过渡场所和尝试电子监控技术,或能走出监禁刑执行的困境。详细>>
著者:王利荣 来源:《政法论丛》2012年6期 2016-12-18
赵书鸿:论刑罚裁量的简洁化量刑活动的经验性研究结论
理论上一般认为:量刑是一个既要考虑报应与预防,又需权衡各种因素的复杂活动。但实证研究的结论却表明:刑罚裁量是一个以确定行为严重性为导向,仅对有限变量进行笼统评估的过程,量刑呈现出简洁化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刑罚裁量是主要聚集在法定量刑幅度的有限区域内的频繁活动;进入裁量者视野的变量非常有限,且主要是与行为严重性相关的报应性变量,但它们却最终决定了适用于被告人的刑罚。以上结论,不但存在于我国量刑实践中,而且能在其他国家的实际量刑活动中得到检验。详细>>
著者:赵书鸿 来源:《中外法学》(京)2014年第20146期 2016-12-17
李冠煜:量刑责任概念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一直把社会危害性作为量刑的主要根据,但是,由于其存在定义含混、结构不清、评价笼统等缺陷,所以,量刑论应当以“量刑责任”取代“社会危害性”作为首要基准。量刑责任是对犯罪严重性程度的可谴责性与可罚性评价,它与刑事责任、答责性之间有着明显区别,因此,必须分阶段地考察量刑责任和量刑预防,借助量刑方法论的科学运用使其逐步代替社会危害性的概念,并确保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实施。提倡量刑责任的概念,有利于充分发挥量刑基准的功能与合理评价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详细>>
著者:李冠煜 来源:《当代法学》2016年第5期 2016-12-17
刘佩璇:量刑规范的“活化”研究
我国量刑规范包括量刑程序和量刑标准。在最近判罚的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中,量刑不规范的问题仍可见一斑。量刑规范化应为量刑标准的“活化”,即该规范要具有足够的容纳力,可因应不同的案件事实,适于法官的具体衡量,具备规范的指导功能。鉴于传统估堆式量刑方法的弊端以及中国的量刑实践,“量刑指南”的制定存在合理性。创设中国式“量刑指南”,要求将量刑标准脱离“本本”,成为活生生的“指南”,发挥现实的功能。具体路径包括:优化量刑步骤,直接确定基准刑,避免双重评价;完善数量化方法,避免机械的数字化和公式化。详细>>
著者:刘佩璇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京)2016年第20163期 2016-12-17
彭新林: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价值、空间与路径
重视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的适用,是切实减少和严格控制死刑的重要路径,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客观要求,是妥当裁量死刑的题中之义,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在我国具有较为广阔的立法、司法和政策空间。要把这种可能空间变为现实而有力的死刑司法控制阵地,需要高度重视典型酌定量刑情节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妥当处理酌定量刑情节竞合时死刑的限制适用,尽快出台典型死罪的死刑适用指导意见和积极推行死刑案例指导制度。详细>>
著者:彭新林 来源:《法学》2014年第9期 2016-12-13
刘政:扩张非监禁刑视野下的假释政策宽缓化初探
促进刑罚政策由重刑化向轻刑化转变,推动假释政策由严格化向宽缓化让渡,这是我国全面深化司法体制工作机制改革面临的一个刑罚理论和刑罚实践问题。其中,扩张非监禁刑与假释政策宽缓化具有天然的联系,直接关系到假释目的调整和假释政策优化,其理论基础是要重塑综合刑理念,其实现路径是要对假释政策宽缓化进行制度设置方面的法律重构。详细>>
著者:刘政 来源:《法学论坛》(济南)2016年第2期 第138-144页 2016-12-13
吴瑞益:“估堆量刑”与“必减主义”之省思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规范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均衡,提高执法公信力和权威的重要保证,是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的重要举措。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实践中,不断完善有别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标准,同步推进量刑的实体性与程序性规范,借助于现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及创新举措,构建起符合我国刑事审判特点的未成年人犯罪规范化量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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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吴瑞益 来源:《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5年第5期 2016-12-07
文姬: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比较,指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实证研究的回归模型构建中存在的哑变量设置以及标准化系数计算等问题;总结出在利用回归模型作为量刑模型预测刑罚量时,必须有较高的决定系数,在利用回归模型分析量刑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计算基准刑时,则不需要有较高的决定系数。在计算基准刑时,拘役判决的基准事实不仅包括血液酒精含量等因素,还应当包括量刑影响因素的参照水平;罚金判决的基准事实则不必然包括血液酒精含量,但可能包括行为人的经济状况。通过对全国2912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的研究。详细>>
著者:文姬 来源:《法学研究》(京)2016年第20161期 第165-186页 2016-12-01
王林林:多元刑事司法模式共存语境中的量刑基准研究
刑事司法模式由最初单一的报应性司法演变为以报应性司法为基本司法模式,以协商性司法和恢复性司法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刑事司法模式共存的现状。在不同的刑事司法模式下,体现预防刑的情节事实以及这些事实对量刑的影响存在差异,给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带来不小的冲击。量刑基准将做出适应性调整以应对多元刑事司法模式共存的新语境。多元刑事司法模式共存中,体现多元司法功能的预防刑情节应当在个案责任刑(点)之下,抽象个罪责任刑“幅”的下限之上体现量刑目的。详细>>
著者:王林林 来源:《政法论坛》(京)2016年第20163期 第46-59页 2016-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