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贾宇、李恒: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认定标准研究
对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必须准确把握当前国内外反恐怖斗争形势,防止国际社会的“极左”“极右”两个社会思潮在我国出现,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坚持程序法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两大认定原则,以法律术语严谨性、法益侵害性、刑法谦抑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指导,提出我国对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重点人员、恐怖活动异常迹象人员和宗教极端人员之认定标准的立法建议,为进一步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详细>>
著者:贾宇、李恒 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安)2017年第3期 第46-57页 2018-01-10
郭自力:论刑法中的精神病辩护规则
英美刑事司法实践中,围绕精神病辩护先后发展出麦克诺顿规则、不能控制规则、德拉姆规则和实际能力规则。这些规则不但适用精神病还适用于其他情形。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不应该仅限于精神病;对于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认定应该借鉴麦克诺顿规则和不能控制规则;对“不能够”的判断应该结合具体构成要件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是法学问题,医学鉴定结论不具有绝对拘束力。详细>>
著者:郭自力 来源:《法学》(沪)2016年第20161期 第88-96页 2018-01-10
卢建平、赵康:作为特赦实质条件的“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
现实社会危险性需要通过客观证据来证明,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判断要将罪犯的现实表现作为判断依据。“现实社会危险性”只能采取封闭式的立法模式,“现实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不宜直接出现在立法文本中。“现实社会危险性”应当包括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以及存在诉讼风险两种情况,但有犯罪记录未必就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特赦中“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含义可表述为:通过客观证明可以证实,服刑罪犯在被释放后,存在继续危害社会、妨碍诉讼等情形的可能性。详细>>
著者:卢建平、赵康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京)2017年第3期 第118-132页 2018-01-10
贾文超 王瑞君:危险方法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者误以为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的或者造成危害公共安全后果的,就属刑法意义上的危险方法。这种“一刀切”式的思维定性模式曲解了危险方法的本质,忽略了其规范意义上的含义。危险方法的本质属性应定位为具体危险,以框定其范围,在该范围内,通过刑法解释建构“定性与定量二元制”体系,以规范其内涵。其中,定性要求危险方法应与放火、爆炸、决水以及投放危险物质具有同质性,定量要求应与上述四种行为具有危险相当性,即具有足以造成重伤、死亡以及重大财产损失的物理性结果的具体危险。详细>>
著者: 来源:《法律方法》2016年第2期。 2018-01-05
刘仁文、敦宁:醉驾入刑五年来的效果、问题与对策
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驶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说明其规制效果要好于之前的行政处罚。但是,在实践中,醉驾入刑之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刑罚适用的失衡、诉讼效率的低下、查处机制的疏漏和规制效果的群体性差异。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配置、统一醉驾案件的量刑标准、提升醉驾案件的诉讼效率,并改进针对醉驾行为的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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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刘仁文、敦宁 来源: 《法学》2016年第12期。 2018-01-05
陈璇:生命冲突、紧急避险与责任阻却
生命冲突中的杀人行为要么违法,要么因成立紧急避险而被正当化,不可能处于“法外空间”之中。根据宪法中的人权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条款,公民的生命在价值上不得以质量或者数量为标准进行比较。但是,生命冲突中双方生命的值得保护性却可能存在差异。以紧急权体系为分析框架,当冲突一方属于紧急状态的引起者时,其生命的值得保护性会降低,这就为防御性紧急避险中杀人行为的正当化提供了可能;而以攻击性紧急避险为表现形式的杀人行为,则只可能成立责任阻却事由。详细>>
著者:陈璇 来源:《法学研究》(京)2016年第5期 第130-152页 2018-01-04
行刑一体化视野下的矫正体制架构
征求意见中的《社区矫正法》逆转了社区矫正体制演进的方向。《社区矫正法》(草案)拒绝从矫正概念中推导矫正部门所主张的“制服效应”应予肯定,将惩戒决定和执行权交还公安机关的结论却违背了行刑一体化思维和权力运行规律。本着打破监禁刑执行困局即扩大假释的初心,矫正体制仍应继续在以下层面转型。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全面承担社区矫正职能并非秀出权力肌肉,消除管理权与惩戒权间隙旨在明确行为与责任的逻辑关联,令惩戒设而少用。详细>>
著者:王利荣 来源:《当代法学》2017年第6期 2018-01-03
冉翚: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刑事控制及其评价
恐怖犯罪很多由极端民族主义引发,对此类犯罪的打击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国对此类犯罪的刑事控制具有几个特点,如与国内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态势和联合国反恐战略相呼应,带有明显的“重刑威慑”倾向,在立法趋势上受风险刑法观影响。在未来的立法完善中,判断新罪名所附的规范义务是否在合理程度的范围内,刑事控制目标的实现手段合理与否,充分重视非刑事处罚措施应有的功能以及不应忽略人权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考虑要素。详细>>
著者:冉翚 来源:《民族学刊》(成都)2017年第1期 第60-69页 2018-01-02
田刚:性犯罪人再次犯罪预防机制
随着新主观预防理念兴起而确立的性犯罪记录制度,是域外性犯罪再犯的主要预防机制。基于性犯罪特殊成因和我国近10年性犯罪再犯数据统计,我国引入性犯罪记录制度确有必要,但当前的本土化尝试,却过度关注信息公开规则,忽视了作为性犯罪记录制度基本要素的登记申报规则和权利资格限制规则。而我国未来性犯罪记录建构的合理路径,应当以基本要素规则的本土化为主要方向,并使其成为我国宏观国家犯罪记录体系的重要一环。详细>>
著者:田刚 来源:《政法论坛》(京)2017年第3期 第57-68页 2017-12-31
何庆仁:论必要共犯的可罚性
必要共同犯罪中的必要共犯行为是否可罚存在立法者意思说和实质说等观点的分歧,我国司法实务对此也持不尽一致的立场。实务与学理围绕必要共犯可罚性的纷争背后,其实是形式还是实质地理解必要共同犯罪条款的对立。详细>>
著者:何庆仁 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4期 2017-12-27
李洁:单位主体制裁体系的碎片化缺陷及其修复
单位作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对其规制的制裁正义也尤为重要。我国法律格局经历了诸法合体到部门法分立,形成了对单位违法犯罪行为的民事法、行政法、刑事法三部门的制裁体系。然而,这种部门化制裁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制裁外溢与法律属性的矛盾、严厉性与法律效果的失衡、制裁竞合与法律适用的混乱、认定标准与法律救济的失当等碎片化问题。详细>>
著者:李洁 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重庆)2017年第2期 第33-45页 2017-12-23
张明楷:论放弃重复侵害的行为性质
关于自动放弃重复侵害的行为性质,个别行为说(未遂犯说)与犯行计划说(折中说)存在明显的缺陷;整体行为说(中止犯说)原则上具有妥当性,但需要修正。放弃重复侵害中的“行为”不仅包括一切手段行为,而且包括变更手段的行为。放弃重复侵害的行为是否成立中止犯,既取决于前阶段是否已经形成犯罪未遂的结局,也取决于后行为是否符合中止犯的成立条件,二者密切联系但不可混淆。就前阶段是否已经形成犯罪未遂形态而言,特别需要判断两个内容。详细>>
著者:张明楷 来源:《中外法学》2017年第6期 2017-12-21
杨兴培:“三阶层模式”工具效用局限性的反思与批评
在大陆法系的成文法领域,先贤们早年创立的犯罪构成“三阶层模式”是一种革命性的创举,由此犯罪被视为是符合构成要件的(即该当性)、违法(即违法性)而有责(即有责性)的行为。这一创举对于近现代大陆法系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刑事成文法的制定和犯罪成立理论具有奠基性的重大意义。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新中国政权建立后将民国时代已经生根落地、开花结果的大陆法系“三阶层模式”予以抛弃,移植了前苏联的“四要件模式”。详细>>
著者:杨兴培 来源:《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7年第20174期 第64-75页 2017-12-18
蔡桂生:医疗刑法中的假设被害人承诺
在过失犯的审查中,伤害结果的认定,应以《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为准。在出现了伤害结果,但违反注意义务与伤害结果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的场合,即使欠缺被害人的有效承诺,也可排除过失犯的不法。在故意犯的情况下,不能借用违反注意义务与伤害结果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来为当事人出罪。如果行为人事先认识到了身体健康法益将受侵害的风险,且认识到欠缺被害人承诺来排除该风险,则可能成立故意犯的不法。若误以为存在有效的被害人承诺,则排除故意;若误以为不存在承诺,则成立未遂。详细>>
著者:蔡桂生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西安)2017年第4期 第97-110页 2017-12-19
孙国祥: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及其认定
基于现代刑法的责任主义原则,域外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逐渐肯定违法性认识错误对罪责的影响,承认在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场合,不知法律可以成为罪责的阻却事由。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不可避免性成为理论研究的核心。受“不知法律不免罪”的传统原则影响,无论是刑法规定还是刑事司法,各国对违法性认识不可避免性的把握仍十分严苛,几成一种罕见的例外。应当承认,现代刑法规范越来越复杂,公民对法规范的认识也越来越困难。详细>>
著者:孙国祥 来源:《中外法学》2016年第3期 2017-12-19
张明楷:网络时代的刑事立法
当下应当在刑法典内,分别采取增设条款或者在既有条款中增设行为方式与行为对象的立法模式规制新型犯罪。在增设新罪时,必须坚持法益保护主义。作为刑法保护对象的法益,其内容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中,有些利益以前没有受到刑法保护甚至没有被认为是一种利益,现在需要由刑法保护时,就成为一种新型法益;有些已经受到刑法保护的传统法益,在网络时代增加了新的内容;有些利益原本属于传统法益,国外刑法与旧中国刑法都予以保护,但我国现行刑法没有予以保护,且这种传统法益在网络时代受到了新的侵害。详细>>
著者:张明楷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西安)2017年第3期 第69-82页 2017-12-15
何荣功:预防刑法的扩张及其限度
预防刑法是刑法开放发展、适应社会变迁的产物,它表现出与传统刑法的结构性差异。预防刑法在我国已由碎片化条款转变为类型化立法。刑法中的"秩序安全"具有双面含义,预防刑法追求对法益侵害的事先预防,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却隐含着扩张和模糊刑法干预界限的风险。刑法立法的预防转向是现代社会法律整体价值立场转换的一个具体面相,未来我国预防刑法的发展不可避免,如何防范预防刑法对法治的解构是一个重要问题。限制预防刑法需要从宪法和刑法两方面进行。对于刑法立法而言,关键在于确立法益侵害危险。详细>>
著者:何荣功 来源:《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 2017-12-14
吕翰岳:互联网共同犯罪中的意思联络
在互联网共同犯罪中存在意思联络难以认定的情况。就域外否定意思联络的片面共同犯罪理论而言,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承认片面共同犯罪与区分式参加体系和统一正犯人体系的立法及理论选择有关。我国采取的是“整体认定犯罪、个别分配责任”的独立模式,意思联络是不可放弃的立法立场,对于秘密支持可以处以他人预备的刑罚。互联网时代的意思联络具有特殊性,可以利用“针对共同性的未必故意”和“通过符号语言的意思联络”实现意思联络的缓和,并通过入罪门槛的个别考察限制处罚范围。详细>>
著者:吕翰岳 来源:《法学评论》(武汉)2017年第2期 第145-158页 2017-12-13
郑超:无刑罚的犯罪
“入罪免刑”作为刑事法上的一种例外,在各国的规定中并不罕见,与德日刑法的规定、判例相比较,虽然我国由于在犯罪概念、刑事制度设置上的差异对德日刑法的相关规定而有所取舍,但本质上仍属于对刑罚的最终手段性的反思而阻却刑罚。我国的免予刑事处罚规定偏重于带有“可罚的违法性”特征,特别是我国《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免予刑事处罚”的一般性条款,更是使所有“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详细>>
著者:郑超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17年第7期 第131-141页 2017-12-13
赵兴洪:论束缚关系下的正当防卫
束缚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加害——被加害”关系:存在稳定的单向暴力;加害方居于优势地位;被加害方难以逃脱束缚;被加害方对即将实行的不法侵害具有高度预见性。考虑到束缚关系的特殊性,应将被加害方在致命性不法侵害即将实行时实施的防卫行为正当化。“正在进行”不同于“正在实行”,《刑法》第20条“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可以解释为“正在实行或即将实行的不法侵害”。束缚关系下正当防卫的发现,有利于精准解决特殊困难案件,实现公民自我保存权和法秩序平和之间的动态平衡。详细>>
著者:赵兴洪 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1~15 2017-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