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王钢: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司法认定
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意味着法秩序应当向公民设置明确的、不自相矛盾的行为规范,但不要求法律术语的统一性,也不妨碍刑法在不同于行政法律规范意义上界定枪支概念。基于法益保护的目的与抽象危险犯的学理,只能将具有显著杀伤力和高度危险性的枪形物认定为非法持有枪支罪意义上的枪支。因此,赵春华的行为不符合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也难以认定其具有犯罪故意。即便从公安部现行的枪支认定标准出发,也应当肯定赵春华陷入了无法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不构成犯罪。详细>>
著者:王钢 来源:《中国法学(文摘)》2017年第4期 2017-09-16
王世洲:犯罪构造的进化论
犯罪构造是犯罪构成理论的概述性表述,进化论则是对一个主题在不同时间和条件下发展出来的不同形态的完整理论说明。中国古代虽然发现了犯罪会因构成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但未形成相应理论。英美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则由于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紧密相联,较难看清全貌并加以借鉴。俄罗斯的犯罪构成理论则是在不主张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发展出了四要件理论,是犯罪构成发展形态的一个特殊例证。以德国为代表的犯罪构造经历了自然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和人格行为论,能够完整地展示犯罪构成理论发展的全过程。详细>>
著者:王世洲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017-09-16
张永强:共犯转化的法教义学分析
转化犯作为一种约束性和支配性规则是我国刑法学中独特的法教义学知识。共犯转化是指部分或者全部共犯人在构成基础犯罪之后,又故意实施了促成法定转化要素实现的行为,并导致法定转化要素得以实现,进而按照刑法规定以转化之后的罪(转化罪)定罪量刑的情形。共犯转化具有罪质表现异质性、处罚程度趋重性、转化要素法定性的特征。成立共犯转化需同时满足构成基础犯罪、基础犯罪之共犯、对共犯转化持故意态度、实现转化要素及以刑法明文规定为限的条件详细>>
著者:张永强 来源:《法学》2017年第6期 2017-09-07
李永升、胡冬阳:人身危险性导入罪量要素之检讨
经济犯罪中以“数额+情节”的定罪模式,虽然克服了入罪标准僵化的缺点,但是人身危险性也夹杂在情节中进入罪量要素。在贪污贿赂犯罪、盗窃罪、逃税罪等40多个犯罪中,将罪前受过的行政、刑事处罚及罪后悔罪表现等体现人身危险性因素,作为数额折抵因素计入罪量,以达到刑罚可罚程度。然而,罪量体现法益的侵害程度,具有客观性,所以,在定罪功能上,罪量要素应无人身危险性栖身之地。详细>>
著者:李永升、胡冬阳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2017-09-07
孙海波:不存在疑难案件?
人们通常在经验上理所当然地接受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的二分法。然而,在理论上,这一判断却遭遇了不少挑战。有论者主张并不存在疑难案件;相反,另一些论者认为一切案件都是疑难案件。法律的不确定性、指引的有限性以及法律内在的可争辩性使得疑难案件必然存在,但这只是法律实践的例外状态。在大多数情形中,我们并不总是需要解释法律。重构法律之理解与法律之解释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疑难案件的存在范围意义重大。详细>>
著者:孙海波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4期 2017-08-06
梁根林:刑法修正:维度、策略、评价与反思
近年来,刑法修正案运用多种修正策略,对刑法进行重大修正,展现出刑法干预早期化、能动化、犯罪圈不断扩大的立法趋向。这一趋向既不意味着法治国自由刑法的诉求已成过眼烟云,也不意味着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在我国就此确立。犯罪圈扩大的立法趋向在总体上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实践合理性,但刑法修正案的某些条款在合目的性、明确性与体系逻辑性方面存在瑕疵;1997年刑法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的结构转型尚未成功,碎片化的刑法修正案立法方式破坏了1997年刑法的外部面相和内部逻辑;详细>>
著者:梁根林 来源:《法学研究》2017年 第1期 2017-07-19
储陈城:“但书”出罪适用的基础和规范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在刑事司法中具有极强的出罪意义,在我国积极入罪占据主流的背景下,应当注重挖掘“但书”的出罪功能。“但书”和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两者并不矛盾。“但书”在出罪时起到强制司法机关进行适当实质解释的功能,因此“但书”应作为出罪的依据。刑法分则中的任何罪名都可以依据“但书”来出罪,并且出罪的模式也是多元的,它既可以在行为明显不该当于构成要件的基础上予以出罪,也可以在行为该当于构成要件形式的前提下。详细>>
著者:储陈城 来源:《当代法学》2017年 第1期 2017-07-11
黎宏:受贿犯罪保护法益与刑法第388条的解释
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据此来理解受贿犯罪,则刑法分则第8章所规定的受贿犯罪不再只是“以权换利”,即侵害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犯罪,而是扩展至行为人凭借其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即影响力,进行利益交易的“影响力交易”犯罪,所侵害的不仅是行为人本人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还包括被其利用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这种保护法益理解上的转变,使刑法第388条等在立法上具有了存在的理由。同时,行为人并非亲自以权获利,而是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间接获利的情况详细>>
著者:黎宏 来源:《法学研究》(京)2017年第20171期 第66-79页 2017-07-03
孙国祥:行政犯违法性判断的从属性和独立性研究
对于行政犯而言,存在着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类型的重叠或交叉,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导致现实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以往的研究或过于抽象笼统,或纠缠于各自要素上的细枝末节,无法真正厘清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界限。在法益保护主义的前提下,质的差异论和量的差异论并非完全对立。前置性的行政不法对行政犯的成立而言虽然不可或缺,但行政法与刑法在规制范围、规制目的上的差异,决定了司法需要根据法益侵害的性质分别运用质的差异和量的差异妥当地划定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范围。详细>>
著者:孙国祥 来源:《法学家》(京)2017年第20171期 第48-62页 2017-07-03
喻海松:网络犯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实现了刑法在网络犯罪领域的扩张,但相关规定的司法适用面临诸多难题。本文选取其中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司法适用的视角,对所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探讨。详细>>
著者:喻海松 来源:《法律适用》(京)2016年第20169期 第2-10页 2017-07-03
欧阳本祺:我国刑法中的“从其规定”探究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极少依据199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之一第3款规定的“从其规定”援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来判处从业禁止。“从其规定”属于法律拟制性的授权规定,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特有现象。应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对“从其规定”所援引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进行限缩。“从其规定”并非要求放弃刑法的规定。从业禁止适用中的“从其规定”只是授权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突破“3年至5年”的限制,依照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来宣告从业禁止。详细>>
著者:欧阳本祺 来源:《法商研究》2017年第3期 2017-06-22
张心向:刑事裁判思维中的犯罪构成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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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张心向 来源: 《东方法学》2014年第6期 2017-06-12
刘艳红:无罪的快播与有罪的思维
厘清快播案的性质,首先要划分技术层面的快播和管理层面的快播,在快播案的罪与非罪的判断上,分歧的实质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技术本身是否有罪,而在于对技术管理行为的刑法学认知差异。快播案折射出了我国互联网管控重心由网络用户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转移的动向,这赋予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一定范围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并使得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定性带上了浓厚的先入罪后确定罪名的色彩。此外,扩张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范围的快播案,在定性上所体现的出罪禁止思维和类推入罪思维需要认真对待。详细>>
著者:刘艳红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16年第201612期 第104-112页 2017-06-02
张志钢:“未遂犯是危险犯”命题否定论
“未遂犯是危险犯”命题为客观未遂论的当然推论。然而,无论把未遂犯视为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未遂犯中的危险和危险犯中的危险并不相同,未遂犯中的危险判断不应也无需绑定在危险犯中的危险上。侧重于法益侵害主观倾向的未遂犯属于计划犯,侧重于法益侵害客观倾向的危险犯是客观危险创设犯,两者是并列关系。所以未遂犯不是危险犯:既非抽象危险犯,也非具体危险犯。否定未遂犯是危险犯,也就否定了纯粹的客观未遂论。详细>>
著者:张志钢 来源:《当代法学》(长春)2016年第20166期 第43-56页 2017-06-02
柏浪涛: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实质区分
我国刑法中“量刑规则”与德国刑法中的“量刑规则的通例”并不相同。对我国法定刑升格条件分类时,若依定型性标准,会导致划分出来的量刑规则在贯彻责任主义上表现不一致。而依违法性标准,法定刑升格条件分为真正的不法加重要素与表面的不法加重要素,前者可塑成加重构成要件,后者属于单纯的量刑规则,二者具有体系上的对立排斥关系,也即前者需要贯彻责任主义,存在未遂、共犯及竞合问题,而后者不存在这些问题。财产罪的“数额(特别)巨大”应区分为累计数额与单次数额。详细>>
著者:柏浪涛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西安)2016年第20166期 第52-61页 2017-06-02
时延安:经济违规行为的刑法边界
如何区分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如何界分行政处罚权和刑罚权的惩罚范围,在立法和司法上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运用行政处罚能够有效遏制某种经济违法行为,那么,运用刑罚手段加以威吓,就令人质疑刑罚权被过度运用。详细>>
著者:时延安 来源:《检察日报》2017-05-18 2017-05-22
刘明祥:从单一正犯视角看贿赂罪中的共同犯罪疑难问题
我国刑法在贿赂罪中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刑法釆取的是单一正犯体系,因而应从单一正犯的视角来看贿赂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按单一正犯的解释论,能避免出现区分正犯与共犯的体制带来的对受贿罪的共同参与者处罚轻重失当、对受贿罪的教唆未遂无法定罪处罚以及对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者教唆无此身份者实施受贿罪难以准确定性的问题;还能更好地解决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定性以及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受贿罪共犯的区分等疑难问题。详细>>
著者:刘明祥 来源:《北方法学》 2017-05-21
张开骏:聚众哄抢财物与聚众“打砸抢”的刑法教义学
聚众哄抢财物行为通常成立聚众哄抢罪;哄抢使用中厂房的物资设备的,是聚众哄抢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想象竞合犯,以聚众哄抢罪定罪处罚;聚众是与哄抢并列的行为或者是哄抢行为的方式或状态,说明了聚众哄抢罪的必要共同犯罪特征;成立聚众哄抢罪未必要有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或纠集;聚众哄抢罪的对象是他人占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中可以分离的部分;哄抢的本质是公然抢夺或盗窃;不符合聚众哄抢罪的哄抢财物行为可认定为抢夺罪或盗窃罪;聚众哄抢罪与抢夺罪、盗窃罪的共犯有差异;详细>>
著者:张开骏 来源:《北方法学》2017年第1期 2017-05-17
孙道萃:刑法既要秉承谦抑也应发挥预防功能
刑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近现代刑法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日渐衰退,风险社会时代悄然而至,网络社会也不甘落后,共同筑成格局迥异的社会形态。传统刑法体系已经暴露不适状态,刑法积极干预的姿态日益清晰,主动介入和积极预防的举措纷至沓来。详细>>
著者:孙道萃 来源:《检察日报》2017-05-15 2017-05-17
周光权:论受贿罪的情节
“两高”最新的司法解释将多次索贿等八种情形规定为影响受贿罪定罪或法定刑升格的情节,较为妥当地处理了数额和情节的关系,有助于减少以往大量出现的量刑不合理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关司法解释也存在与对向犯的原理相抵触等不足。准确适用相关情节规定,减少实务上的争议,需要回到妥当理解《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取向以及受贿罪的规范目的这一原点。该司法解释关于受贿罪定罪情节、量刑情节的规定为处理受贿罪与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罪的关系带来一些复杂问题,对罪数关系的认定不得违背禁止重复评价的法理。详细>>
著者:周光权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16年第20168期 第32-46页 2017-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