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石聚航:刑事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的实践运用
通过对刑事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的实践运用研究,表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待目的解释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观目的解释与客观目的解释的选择性运用,须根据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而定。目的解释不是决定性的解释方法,各种解释方法之间也不存在位阶性。目的解释既可以用来佐证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结论,也可以用来限定文义解释结论的宽泛性。同样的,体系解释也可以用来佐证目的解释的结论。刑事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的运用法则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详细>>
著者:石聚航 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5期 2017-11-15
陈兴良:正当防卫如何才能避免沦为僵尸条款
正当防卫是公民行使防卫权的行为,刑法对此加以保护。我国刑法第20条第1款明文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划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以及一般犯罪之间的界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于欢故意伤害案一审判决未能认定正当防卫,甚至防卫过当也未予认定,而是按照一般的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该案经媒体披露以后,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刑法学界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的反思与检讨。以于欢故意伤害案的一审判决为例,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对正当防卫进行刑法教义学分析。详细>>
著者:陈兴良 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5期 2017-11-14
姜涛:刑法如何面对家庭秩序
家庭内部关系形态的多元化及家庭伦理的不同表现形式,决定了刑法在介入家庭秩序时呈现出多元化规范建构。虽然当代的家庭伦理图像已不同于以往时代,但法律义务与亲情义务之间始终互为纠缠,从而使刑法与家庭秩序之间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使家事主义刑法成为客观必须,“区别对待”成为刑法介入家庭秩序的基本罪刑规范建构:刑法对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强调“刑不入为上”原则,对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强化多元化罪刑规范,重视被害人自陷风险在家事主义刑法中的理论价值,并强调刑法不得介入单纯违反道德的行为。详细>>
著者:姜涛 来源:《政法论坛》2017年第3期 2017-11-14
付玉明、杨卫:犯罪故意的规范释明与事实认定 —— 以“复旦投毒案”为例的规范分析
“复旦投毒案”的一审、二审以及终审诉讼引起了媒体和司法界的强力关注,关注焦点主要围绕被告人林森浩的主观心态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展开。详细>>
著者: 来源:《法学》2017年第2期 2017-11-09
张永强:共犯与身份竞合时的罪责认定
“密切关系人”参与受贿时共犯罪责的认定,属于共犯与身份的竞合,在具体认定时应坚持违法共犯论、共犯从属性及正犯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密切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加功的场合,“密切关系人”应按受贿罪的共犯定罪处罚;在国家工作人员对“密切关系人”受贿加功的场合,应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为受贿罪的正犯,“密切关系人”为受贿罪的共犯,在处罚上按各自的责任要素单独判断;在国家工作人员与“密切关系人”共同实施受贿的场合,属于想象竞合犯,应按“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具体认定各主体的责任;详细>>
著者:张永强 来源:《现代法学》2017年第5期 2017-11-07
阎二鹏:共犯教义学中的德日经验与中国现实
正犯概念之教义学功能在于解决犯罪参与者构成要件符合性之问题,主犯概念的教义学功能则在于量刑,我国关于共犯之刑事立法具有多重解释的空间,单一制抑或区分制的解释结论都不违背现行立法;以重要作用说与行为支配论为代表之当今德日学理上正犯概念的实质化倾向,使得正犯概念的教义学功能发生了异化,不仅面临体系内部逻辑自洽的难题,亦暴露出以德日为代表的区分制立法模式之弊端;在限制正犯概念立场下,通过对正犯进行形式化之解读,建构正犯、主犯分离体系,不仅合乎现行立法之规定,亦可确保正犯、主犯各自之教义学功能的独立。详细>>
著者:阎二鹏 来源:《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 2017-11-07
骆锦勇:限制减刑与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
我国刑法历经数次修改,大多是针对分则条文的增删和具体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调整,而关乎刑罚制度补充和完善方面却鲜有涉及。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首次确立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刑罚制度,这既是对现行刑罚体系的一次重要完善,也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立法的一大进步。从价值功能上评价,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不是独立的刑种,而是随附于死刑立即执行之下的刑罚执行措施,其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和死刑缓期执行的加重,旨在最大限度追求罪责刑均衡和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价值功能。详细>>
著者:骆锦勇 来源:《人民司法(应用)》2017年第25期 2017-10-15
孙国祥:刑法教义学与刑事一体化关系论要
刑法教义学和刑事一体化都是现代刑法学的重大前沿理论问题。刑法教义学维护了刑法的安定性和精确性,有利于人权保障的实现。但教义学缺乏分析的语境主义关照,容易形成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脱节。刑事一体化强调客观情势与问题导向,从教义学以外的视角观察和解决刑法问题。作为研究方法,刑法教义学与刑事一体化并非互不相扰,应该关联而互补。刑法学的研究既要重视教义学的发展与完善,也要从一体化的角度解读刑法规范和相关概念,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发现刑法概念的真正本质详细>>
著者:孙国祥 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4期 2017-09-25
车浩:体系化与功能主义:当代阶层犯罪理论的两个实践优势
与四要件理论相比,阶层犯罪理论具有高度体系化的特点。四要件理论尚停留在要素集合的阶段,阶层理论则形成了位阶体系,后者是前者的进阶与升级。体系化的阶层理论的实践优势表现在:为司法人员提供路标指引和检验清单;保障法律适用的正义性和安定性;限制司法恣意、使案件审查透明化;评价指引公民行为、呼吁对法的忠诚。当代阶层理论与传统的阶层理论相比,表现出从存在论向着功能主义(目的理性)转变的倾向。阶层理论的自我进阶,有助于保持体系化优点的同时并克服其弊端。详细>>
著者:车浩 来源:《清华法学》2017年第5期 2017-09-24
陈兴良:刑法阶层理论:三阶层与四要件的对比性考察
三阶层是指以阶层为特征的犯罪论体系,它与耦合式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因此,我们可以把三阶层称为刑法阶层理论。刑法阶层理论对于犯罪成立要件之间设立了逻辑上的位阶关系,由此而使犯罪成立要件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体系。这种阶层性主要表现为以事实与价值为基础的形式与实质之间的位阶关系和以客观与主观为基础的不法与责任之间的位阶关系。只有坚持刑法阶层理论,才能正确地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件。详细>>
著者:陈兴良 来源:《清华法学》2017年第5期 2017-09-24
张明楷:阶层论的司法运用
阶层论应当运用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阶层论与四要件论的最重要区别在于是否区分违法与责任以及是否从违法到责任展开判断。认定犯罪应当从客观到主观、从违法到责任;行为是否符合客观构成要件,取决于客观要素,而非取决于主观内容。只有当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后,才需要运用法定的或者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既不能将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当作不阻却违法的理由;也不能因为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就反过来直接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责任的内容既包含心理要素,也包括规范评价;应当重视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的判断;详细>>
著者:张明楷 来源:《清华法学》 2017年第5期 2017-09-24
周光权:阶层犯罪论及其实践展开
如果单纯看结局,三阶层犯罪论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对大量案件的处理都是相同的。但是,对某些疑难案件的定性,按照四要件说得出不当结论的可能性增大,且其无法体系性地解决好共犯论、刑罚论的相关问题,在方法论上存在不足,因此实务上必须采用阶层论。三阶层和二阶层的差别仅仅在假想防卫、假想避险的处理上具有教义学意义,对实践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采用三阶层论在我国当下具有刑事政策上的意义,有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详细>>
著者:周光权 来源:《清华法学》2017年第5期 2017-09-24
王钢: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司法认定
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意味着法秩序应当向公民设置明确的、不自相矛盾的行为规范,但不要求法律术语的统一性,也不妨碍刑法在不同于行政法律规范意义上界定枪支概念。基于法益保护的目的与抽象危险犯的学理,只能将具有显著杀伤力和高度危险性的枪形物认定为非法持有枪支罪意义上的枪支。因此,赵春华的行为不符合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也难以认定其具有犯罪故意。即便从公安部现行的枪支认定标准出发,也应当肯定赵春华陷入了无法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不构成犯罪。详细>>
著者:王钢 来源:《中国法学(文摘)》2017年第4期 2017-09-16
王世洲:犯罪构造的进化论
犯罪构造是犯罪构成理论的概述性表述,进化论则是对一个主题在不同时间和条件下发展出来的不同形态的完整理论说明。中国古代虽然发现了犯罪会因构成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但未形成相应理论。英美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则由于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紧密相联,较难看清全貌并加以借鉴。俄罗斯的犯罪构成理论则是在不主张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发展出了四要件理论,是犯罪构成发展形态的一个特殊例证。以德国为代表的犯罪构造经历了自然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和人格行为论,能够完整地展示犯罪构成理论发展的全过程。详细>>
著者:王世洲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017-09-16
张永强:共犯转化的法教义学分析
转化犯作为一种约束性和支配性规则是我国刑法学中独特的法教义学知识。共犯转化是指部分或者全部共犯人在构成基础犯罪之后,又故意实施了促成法定转化要素实现的行为,并导致法定转化要素得以实现,进而按照刑法规定以转化之后的罪(转化罪)定罪量刑的情形。共犯转化具有罪质表现异质性、处罚程度趋重性、转化要素法定性的特征。成立共犯转化需同时满足构成基础犯罪、基础犯罪之共犯、对共犯转化持故意态度、实现转化要素及以刑法明文规定为限的条件详细>>
著者:张永强 来源:《法学》2017年第6期 2017-09-07
李永升、胡冬阳:人身危险性导入罪量要素之检讨
经济犯罪中以“数额+情节”的定罪模式,虽然克服了入罪标准僵化的缺点,但是人身危险性也夹杂在情节中进入罪量要素。在贪污贿赂犯罪、盗窃罪、逃税罪等40多个犯罪中,将罪前受过的行政、刑事处罚及罪后悔罪表现等体现人身危险性因素,作为数额折抵因素计入罪量,以达到刑罚可罚程度。然而,罪量体现法益的侵害程度,具有客观性,所以,在定罪功能上,罪量要素应无人身危险性栖身之地。详细>>
著者:李永升、胡冬阳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2017-09-07
孙海波:不存在疑难案件?
人们通常在经验上理所当然地接受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的二分法。然而,在理论上,这一判断却遭遇了不少挑战。有论者主张并不存在疑难案件;相反,另一些论者认为一切案件都是疑难案件。法律的不确定性、指引的有限性以及法律内在的可争辩性使得疑难案件必然存在,但这只是法律实践的例外状态。在大多数情形中,我们并不总是需要解释法律。重构法律之理解与法律之解释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疑难案件的存在范围意义重大。详细>>
著者:孙海波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4期 2017-08-06
梁根林:刑法修正:维度、策略、评价与反思
近年来,刑法修正案运用多种修正策略,对刑法进行重大修正,展现出刑法干预早期化、能动化、犯罪圈不断扩大的立法趋向。这一趋向既不意味着法治国自由刑法的诉求已成过眼烟云,也不意味着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在我国就此确立。犯罪圈扩大的立法趋向在总体上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实践合理性,但刑法修正案的某些条款在合目的性、明确性与体系逻辑性方面存在瑕疵;1997年刑法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的结构转型尚未成功,碎片化的刑法修正案立法方式破坏了1997年刑法的外部面相和内部逻辑;详细>>
著者:梁根林 来源:《法学研究》2017年 第1期 2017-07-19
储陈城:“但书”出罪适用的基础和规范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在刑事司法中具有极强的出罪意义,在我国积极入罪占据主流的背景下,应当注重挖掘“但书”的出罪功能。“但书”和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两者并不矛盾。“但书”在出罪时起到强制司法机关进行适当实质解释的功能,因此“但书”应作为出罪的依据。刑法分则中的任何罪名都可以依据“但书”来出罪,并且出罪的模式也是多元的,它既可以在行为明显不该当于构成要件的基础上予以出罪,也可以在行为该当于构成要件形式的前提下。详细>>
著者:储陈城 来源:《当代法学》2017年 第1期 2017-07-11
黎宏:受贿犯罪保护法益与刑法第388条的解释
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据此来理解受贿犯罪,则刑法分则第8章所规定的受贿犯罪不再只是“以权换利”,即侵害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犯罪,而是扩展至行为人凭借其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即影响力,进行利益交易的“影响力交易”犯罪,所侵害的不仅是行为人本人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还包括被其利用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这种保护法益理解上的转变,使刑法第388条等在立法上具有了存在的理由。同时,行为人并非亲自以权获利,而是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间接获利的情况详细>>
著者:黎宏 来源:《法学研究》(京)2017年第20171期 第66-79页 2017-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