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孙国祥:行政犯违法性判断的从属性和独立性研究
对于行政犯而言,存在着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类型的重叠或交叉,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导致现实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以往的研究或过于抽象笼统,或纠缠于各自要素上的细枝末节,无法真正厘清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界限。在法益保护主义的前提下,质的差异论和量的差异论并非完全对立。前置性的行政不法对行政犯的成立而言虽然不可或缺,但行政法与刑法在规制范围、规制目的上的差异,决定了司法需要根据法益侵害的性质分别运用质的差异和量的差异妥当地划定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范围。详细>>
著者:孙国祥 来源:《法学家》(京)2017年第20171期 第48-62页 2017-07-03
喻海松:网络犯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实现了刑法在网络犯罪领域的扩张,但相关规定的司法适用面临诸多难题。本文选取其中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司法适用的视角,对所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探讨。详细>>
著者:喻海松 来源:《法律适用》(京)2016年第20169期 第2-10页 2017-07-03
欧阳本祺:我国刑法中的“从其规定”探究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极少依据199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之一第3款规定的“从其规定”援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来判处从业禁止。“从其规定”属于法律拟制性的授权规定,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特有现象。应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对“从其规定”所援引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进行限缩。“从其规定”并非要求放弃刑法的规定。从业禁止适用中的“从其规定”只是授权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突破“3年至5年”的限制,依照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来宣告从业禁止。详细>>
著者:欧阳本祺 来源:《法商研究》2017年第3期 2017-06-22
张心向:刑事裁判思维中的犯罪构成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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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张心向 来源: 《东方法学》2014年第6期 2017-06-12
刘艳红:无罪的快播与有罪的思维
厘清快播案的性质,首先要划分技术层面的快播和管理层面的快播,在快播案的罪与非罪的判断上,分歧的实质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技术本身是否有罪,而在于对技术管理行为的刑法学认知差异。快播案折射出了我国互联网管控重心由网络用户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转移的动向,这赋予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一定范围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并使得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定性带上了浓厚的先入罪后确定罪名的色彩。此外,扩张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范围的快播案,在定性上所体现的出罪禁止思维和类推入罪思维需要认真对待。详细>>
著者:刘艳红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16年第201612期 第104-112页 2017-06-02
张志钢:“未遂犯是危险犯”命题否定论
“未遂犯是危险犯”命题为客观未遂论的当然推论。然而,无论把未遂犯视为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未遂犯中的危险和危险犯中的危险并不相同,未遂犯中的危险判断不应也无需绑定在危险犯中的危险上。侧重于法益侵害主观倾向的未遂犯属于计划犯,侧重于法益侵害客观倾向的危险犯是客观危险创设犯,两者是并列关系。所以未遂犯不是危险犯:既非抽象危险犯,也非具体危险犯。否定未遂犯是危险犯,也就否定了纯粹的客观未遂论。详细>>
著者:张志钢 来源:《当代法学》(长春)2016年第20166期 第43-56页 2017-06-02
柏浪涛: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实质区分
我国刑法中“量刑规则”与德国刑法中的“量刑规则的通例”并不相同。对我国法定刑升格条件分类时,若依定型性标准,会导致划分出来的量刑规则在贯彻责任主义上表现不一致。而依违法性标准,法定刑升格条件分为真正的不法加重要素与表面的不法加重要素,前者可塑成加重构成要件,后者属于单纯的量刑规则,二者具有体系上的对立排斥关系,也即前者需要贯彻责任主义,存在未遂、共犯及竞合问题,而后者不存在这些问题。财产罪的“数额(特别)巨大”应区分为累计数额与单次数额。详细>>
著者:柏浪涛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西安)2016年第20166期 第52-61页 2017-06-02
时延安:经济违规行为的刑法边界
如何区分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如何界分行政处罚权和刑罚权的惩罚范围,在立法和司法上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运用行政处罚能够有效遏制某种经济违法行为,那么,运用刑罚手段加以威吓,就令人质疑刑罚权被过度运用。详细>>
著者:时延安 来源:《检察日报》2017-05-18 2017-05-22
刘明祥:从单一正犯视角看贿赂罪中的共同犯罪疑难问题
我国刑法在贿赂罪中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刑法釆取的是单一正犯体系,因而应从单一正犯的视角来看贿赂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按单一正犯的解释论,能避免出现区分正犯与共犯的体制带来的对受贿罪的共同参与者处罚轻重失当、对受贿罪的教唆未遂无法定罪处罚以及对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者教唆无此身份者实施受贿罪难以准确定性的问题;还能更好地解决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定性以及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受贿罪共犯的区分等疑难问题。详细>>
著者:刘明祥 来源:《北方法学》 2017-05-21
张开骏:聚众哄抢财物与聚众“打砸抢”的刑法教义学
聚众哄抢财物行为通常成立聚众哄抢罪;哄抢使用中厂房的物资设备的,是聚众哄抢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想象竞合犯,以聚众哄抢罪定罪处罚;聚众是与哄抢并列的行为或者是哄抢行为的方式或状态,说明了聚众哄抢罪的必要共同犯罪特征;成立聚众哄抢罪未必要有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或纠集;聚众哄抢罪的对象是他人占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中可以分离的部分;哄抢的本质是公然抢夺或盗窃;不符合聚众哄抢罪的哄抢财物行为可认定为抢夺罪或盗窃罪;聚众哄抢罪与抢夺罪、盗窃罪的共犯有差异;详细>>
著者:张开骏 来源:《北方法学》2017年第1期 2017-05-17
孙道萃:刑法既要秉承谦抑也应发挥预防功能
刑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近现代刑法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日渐衰退,风险社会时代悄然而至,网络社会也不甘落后,共同筑成格局迥异的社会形态。传统刑法体系已经暴露不适状态,刑法积极干预的姿态日益清晰,主动介入和积极预防的举措纷至沓来。详细>>
著者:孙道萃 来源:《检察日报》2017-05-15 2017-05-17
周光权:论受贿罪的情节
“两高”最新的司法解释将多次索贿等八种情形规定为影响受贿罪定罪或法定刑升格的情节,较为妥当地处理了数额和情节的关系,有助于减少以往大量出现的量刑不合理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关司法解释也存在与对向犯的原理相抵触等不足。准确适用相关情节规定,减少实务上的争议,需要回到妥当理解《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取向以及受贿罪的规范目的这一原点。该司法解释关于受贿罪定罪情节、量刑情节的规定为处理受贿罪与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罪的关系带来一些复杂问题,对罪数关系的认定不得违背禁止重复评价的法理。详细>>
著者:周光权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16年第20168期 第32-46页 2017-05-15
莫晓宇:非数额情节在受贿案件中定罪量刑的功能分析
“两高”最新贪贿案件司法解释对特定数额的规定,赋予了非数额情节“降格入罪”、“升档量刑”的功能,这是非常吻合立法原意的。但该司法解释对受贿行为八种非数额情节的归纳存在着突破立法关于死刑适用条件、未能实现对选人用人环节腐败情形闭合治理和全覆盖惩治、未能对具有特定职务身份国家工作人员予以精准惩治、将“谋取不正当利益”情形与次生危害后果绑定等不足。从立法完善的角度看,应当根据身份职责、谋取利益性质、行为方式等情形将非数额情节予以类型化规定。详细>>
著者: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杭州)2016年第20168期 第34-40页 2017-05-15
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联点不是风险概念,而是安全问题。政治层面与公共政策上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导致预防成为整个刑法体系的首要目的。刑法体系在目的层面向预防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刑法体系。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法益论的流变及困境与刑事责任根据的结构性嬗变上,也体现在教义学中其他理论(包括不法论、罪责论、实质化、因果关系与归责论、故意理论以及被害人学)的调整与重构上。风险刑法本质上是一种预防刑法。刑法的预防走向对传统的自由主义与形式法治国构成重大的威胁。有必要在正视预防的前提之下。详细>>
著者:劳东燕 来源:《中外法学》(京)2014年第20141期 第70-102页 2017-05-03
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
风险社会中,刑法变成管理不安全性的风险控制工具,公共政策由此成为刑法体系构造的外在参数。凭借诸多制度技术,公共政策对刑法规范的塑造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刑法解释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不仅促成目的论解释大行其道,还对构成要件解释具有指导作用。政策导向的刑法蕴含着摧毁自由的巨大危险。有必要借助刑事责任基本原则对风险刑法进行规范与制约,合理处理原则与例外的关系详细>>
著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07年第3期 第126-139页 2017-05-03
陈兴良:社会风险与刑法规制:“风险刑法”理论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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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陈兴良 来源:《法商研究》(武汉)2011年第4期 第11-15页 2017-05-03
罗开卷:贪污受贿犯罪中从重情节的适用
情节在贪污罪、受贿罪中具有入罪和升格法定刑功能,《贪污贿赂解释》具体规定了从重情节,并明确了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和“数额+情节”标准。将全案认定为有“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需要综合考量涉及从重情节的绝对数和在“数额+情节”标准的起点数额中的比例,一般应达到50%以上。“数额”标准与“数额+情节”标准竞合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处于同一量刑幅度的,一般按照“数额”标准规定处罚。在量刑中禁止对从重情节进行重复评价。详细>>
著者:罗开卷 来源:《现代法学》2017年第1期 2017-04-30
陈伟: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立法问题及其化解
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立法规定回应了实践所需,并试图针对性解决长期困扰理论与实践的棘手问题,但是修正案的现有规定并不能做出理论层面的合理性说明,隐藏在异种自由刑并罚中的刑罚失衡及其逻辑非自洽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异种自由刑并罚仍然应当以限制加重作为其适用的基础原则,并以重刑为基准进行异种刑之间的刑罚换算,在整体性视域内合理对待监禁刑与非监禁刑的折算,从而妥当解决并罚制度遗留的现实弊病,最终实现异种自由刑并罚适用时的规范化运行。详细>>
著者:陈伟 来源:《现代法学》2016年第9期 2017-04-16
刘宪权: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刑事风险及责任边界
防范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刑事风险是规范该行业健康发展的底线。对于以互联网金融之名行资金自融之实的“伪”平台,应依据资金用途限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对于违规提供担保的平台,应给予行政处罚并令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违规设立资金池的平台,应视具体情形作出不同处理;对于提供中立帮助行为的平台,应分别从“投资端”、“融资端”视角,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明知”作不同的理解和认定。详细>>
著者:刘宪权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5期 2017-04-16
吴亚安:论我国刑法中数额的性质
数额同时规制危险与实害,应当在规范意义上考虑。规范数额的大小决定数额犯是否成立,数额危险存在的形态决定数额犯的既、未遂形态。加重数额与基本数额性质相同,其大小和危险形态对数额加重犯的成立与既、未遂形态有决定作用。规范数额体现法益的被指向性,应以作为可罚违法性起点的“着手的危险”为基准,即数额较大的危险为基准。具体危险的确定,既考虑行为人对数额的主观认识,又要以此为材料通过一般人的标准判断。详细>>
著者:吴亚安 来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9期 2017-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