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莫晓宇:非数额情节在受贿案件中定罪量刑的功能分析
“两高”最新贪贿案件司法解释对特定数额的规定,赋予了非数额情节“降格入罪”、“升档量刑”的功能,这是非常吻合立法原意的。但该司法解释对受贿行为八种非数额情节的归纳存在着突破立法关于死刑适用条件、未能实现对选人用人环节腐败情形闭合治理和全覆盖惩治、未能对具有特定职务身份国家工作人员予以精准惩治、将“谋取不正当利益”情形与次生危害后果绑定等不足。从立法完善的角度看,应当根据身份职责、谋取利益性质、行为方式等情形将非数额情节予以类型化规定。详细>>
著者: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杭州)2016年第20168期 第34-40页 2017-05-15
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联点不是风险概念,而是安全问题。政治层面与公共政策上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导致预防成为整个刑法体系的首要目的。刑法体系在目的层面向预防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刑法体系。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法益论的流变及困境与刑事责任根据的结构性嬗变上,也体现在教义学中其他理论(包括不法论、罪责论、实质化、因果关系与归责论、故意理论以及被害人学)的调整与重构上。风险刑法本质上是一种预防刑法。刑法的预防走向对传统的自由主义与形式法治国构成重大的威胁。有必要在正视预防的前提之下。详细>>
著者:劳东燕 来源:《中外法学》(京)2014年第20141期 第70-102页 2017-05-03
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
风险社会中,刑法变成管理不安全性的风险控制工具,公共政策由此成为刑法体系构造的外在参数。凭借诸多制度技术,公共政策对刑法规范的塑造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刑法解释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不仅促成目的论解释大行其道,还对构成要件解释具有指导作用。政策导向的刑法蕴含着摧毁自由的巨大危险。有必要借助刑事责任基本原则对风险刑法进行规范与制约,合理处理原则与例外的关系详细>>
著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07年第3期 第126-139页 2017-05-03
陈兴良:社会风险与刑法规制:“风险刑法”理论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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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陈兴良 来源:《法商研究》(武汉)2011年第4期 第11-15页 2017-05-03
罗开卷:贪污受贿犯罪中从重情节的适用
情节在贪污罪、受贿罪中具有入罪和升格法定刑功能,《贪污贿赂解释》具体规定了从重情节,并明确了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和“数额+情节”标准。将全案认定为有“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需要综合考量涉及从重情节的绝对数和在“数额+情节”标准的起点数额中的比例,一般应达到50%以上。“数额”标准与“数额+情节”标准竞合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处于同一量刑幅度的,一般按照“数额”标准规定处罚。在量刑中禁止对从重情节进行重复评价。详细>>
著者:罗开卷 来源:《现代法学》2017年第1期 2017-04-30
陈伟: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立法问题及其化解
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立法规定回应了实践所需,并试图针对性解决长期困扰理论与实践的棘手问题,但是修正案的现有规定并不能做出理论层面的合理性说明,隐藏在异种自由刑并罚中的刑罚失衡及其逻辑非自洽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异种自由刑并罚仍然应当以限制加重作为其适用的基础原则,并以重刑为基准进行异种刑之间的刑罚换算,在整体性视域内合理对待监禁刑与非监禁刑的折算,从而妥当解决并罚制度遗留的现实弊病,最终实现异种自由刑并罚适用时的规范化运行。详细>>
著者:陈伟 来源:《现代法学》2016年第9期 2017-04-16
刘宪权: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刑事风险及责任边界
防范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刑事风险是规范该行业健康发展的底线。对于以互联网金融之名行资金自融之实的“伪”平台,应依据资金用途限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对于违规提供担保的平台,应给予行政处罚并令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违规设立资金池的平台,应视具体情形作出不同处理;对于提供中立帮助行为的平台,应分别从“投资端”、“融资端”视角,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明知”作不同的理解和认定。详细>>
著者:刘宪权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5期 2017-04-16
吴亚安:论我国刑法中数额的性质
数额同时规制危险与实害,应当在规范意义上考虑。规范数额的大小决定数额犯是否成立,数额危险存在的形态决定数额犯的既、未遂形态。加重数额与基本数额性质相同,其大小和危险形态对数额加重犯的成立与既、未遂形态有决定作用。规范数额体现法益的被指向性,应以作为可罚违法性起点的“着手的危险”为基准,即数额较大的危险为基准。具体危险的确定,既考虑行为人对数额的主观认识,又要以此为材料通过一般人的标准判断。详细>>
著者:吴亚安 来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9期 2017-04-16
张文:行为刑法危机与人格刑法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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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张文 来源:《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2017-04-12
邹兵建:条件说的厘清与辩驳
作为刑法因果关系领域的通说理论,条件说受到了条件说无用论、条件说错误论以及条件说宽松论的批评,但这些批评意见都难以成立。是否有助于查明因果关系,并不是评价包括条件说在内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合理标准。条件公式的确会在假定因果关系和择一因果关系的场合得出错误结论,但条件公式不等于条件说判断公式,而条件说判断公式可以在上述两种场合得出正确结论。条件说可以区分为积极条件说和消极条件说,积极条件说的确存在过于宽松的问题,但目前在理论上占据通说地位的消极条件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详细>>
著者:邹兵建 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1期 2017-04-09
周光权: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论争及其长远影响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的争论,触及了方法论上的体系思考这一关键问题,必将对我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值得认真回顾总结。四要件说整体观察、全体性思考的方法将违法和责任混同,难以突出分析重点,且在共同犯罪、正当化事由的处理上存在明显“硬伤”。在我国刑法学中,立足于刑法客观主义立场,为降低“改革成本”,防止理论建构在技术上过于繁琐,建构超越四要件、三阶层的争论且顾及实务操作便利的犯罪论体系是完全可行的,多种犯罪论体系并存的格局也属正常。详细>>
著者:周光权 来源:《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 2017-04-05
刘宪权:网络造谣、传谣行为刑法规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网络造谣、传谣行为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超越了以往的规模,加剧了掌控的难度,催生了职业“网络推手”,其社会危害性呈几何级数增长。网络造谣、传谣行为的本质是线下的传统造谣、传谣行为的互联网化与“升级版”,刑法对其的规制力度应当更大。然而,现行刑法中规制网络造谣、传谣行为的罪名体系呈现出非专有罪名规制乏力、专有罪名规制范围有限的现状,导致刑事立法的“力有不逮”以及刑事司法的“越俎代庖”。对此,刑法应根据网络犯罪的特殊属性详细>>
著者:刘宪权 来源:《法学家》 2016年 第 6期 2017-04-01
陈洪兵: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
近年来持有型犯罪立法呈现迅速扩张的趋势,而持有型犯罪与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存在天然紧张关系,故应在司法上限制持有型犯罪的适用。详细>>
著者:陈洪兵 来源:《北方法学》2017年第2期 2017-03-26
李齐广 :刑民对话视野下窃取虚拟财产刑事责任的认定
虚拟财产性质的界定是处理窃取虚拟财产刑事责任认定的关键,不能拘囿于刑法学界内部的研究,唯有采取刑法与民法对话的方法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民法学界因其具有一般在刑法学上,以民法学的研究为基础,以其无体物的形态认定为财物,纳入财产犯罪的保护范围,既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也不会与我国民法相冲突。以刑法保护虚拟财产不会导致金融秩序的破坏。不能因为虚拟财产数额的难以计算,便否定其财产性。窃取虚拟财产的,认定为盗窃罪更为妥当,而不宜以计算机相关犯罪论处,否则会导致罪刑不均衡或出现不必要的处罚漏洞。详细>>
著者:李齐广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017-03-26
何邦武:小额多笔网络电信售假和诈骗犯罪取证问题研究
追诉和惩罚小额多笔网络及电信售假和诈骗犯罪的该当性毋庸置疑,但实践中常常受阻于取证的不能。其主要原因在于:印证模式及其所固守的证明标准观念产生了逆向效应,固化乃至强化了侦查取证中的证供结合取证模式及办案思维,漠视甚至忽视了经由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链证明案件事实的取证模式。既有的取证模式以及网络小额多笔犯罪的固有特点又使公正与效率难以协调。印证模式和现行证明标准观念及其痼疾在取证中所产生的影响必须深究,其合理与可行的路径应当是:摒弃印证模式。详细>>
著者: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16年第20168期 第47-57页 2017-03-25
董玉庭:交通肇事罪中没有程度不同的因果关系
在规范层面上,过失行为的本质是注意义务的违反,包括结果预见义务违反和结果回避义务违反。对于过失行为而言,规范层面上的注意义务的大小与事实层面行为对结果发生的作用(贡献量)之间会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即行为对结果的作用越大,则行为的注意义务就越大。详细>>
著者:董玉庭 来源:检察日报 2017-03-25
高艳东:残忍杀人者绝非精神病:武汉火车站砍头案再现邱兴华案
 笔者对邱兴华案的分析,完全可以适用于“武汉火车站砍头案”。刑法上精神病的标准是没有认识和控制能力,但胡某残忍、冷血的砍头证明了其行为时更高、更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这是职业杀手的水准,而非精神病态下没有清晰意识、失去控制力的状态。因而,虽然胡某事前有精神病史、事后鉴定有精神病,但是,其行为过程反映出他当时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需要对其行为负全责。详细>>
著者:高艳东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2017-03-25
肖佑良:刑法适用核心要义
  刑法规范是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价值属性决定了定性模式既可演绎,也可归纳。我国采取打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立法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德日刑法侵害法益(危险)即成为刑罚打击对象相比,差别很大。四要件修改重组后,三大犯罪论体系实现大统一,所谓三阶层取代四要件之说纯属笑话。案例争议与学派争议都是伪命题,要么是虚拟的,要么是以偏概全的。丰富的实务经验,广泛的知识面,对实务水平的高低具有决定性意义,刑法教科书的意义极为有限。详细>>
著者:肖佑良 来源:中国法学网首发 2017-03-25
陈 丽、韩文江:互联网金融行为的罪与非罪
  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其金融创新程度已远远超越传统金融业务模式既有范围。对于该领域部分行为的罪刑判断,刑法现有的规则略显陈旧,应就刑法立法本意进行适度解释,以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行为的差异为切入点,以刑事政策为导向,构建互联网金融入刑的评价体系,最终形成细化的司法解释详细>>
著者:陈 丽 韩文江 来源:《人民司法》2017年第4期 2017-03-22
张明楷: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
将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计算机犯罪的观点,无法处理未利用计算机非法获得他人虚拟财产的案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将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财产犯罪具有合理性;国民早已知悉并频繁使用无体物、虚拟财产的概念,将虚拟财产解释为刑法上的财物,不会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对虚拟财产数额的认定与处理,应当区分不同类型:对于非法获取用户虚拟财产的行为,应当分别按官方价格或者市场价格计算犯罪数额;对于非法获取网络服务商虚拟财产的行为,在成立犯罪的前提下。详细>>
著者:张明楷 来源:《法学》(沪)2015年第20153期 第12-25页 2017-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