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克罗地亚刑法中既遂后自愿悔悟免予处罚制度及启示
克罗地亚刑法典设置了犯罪既遂后自愿悔悟免予处罚制度,如果犯罪人在实施克罗地亚刑法典某些特定犯罪并且既遂之后,自愿悔悟实施补救或者揭发行为并取得一定成效,便可获得免予处罚的宽缓与恩典。既遂后自愿悔悟免予处罚是一种与犯罪中止免予处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刑法制度,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该制度大大拓展了自愿悔悟行为免予处罚的适用空间,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轨制自愿悔悟免予处罚模式,尤其值得我国刑法予以参考与借鉴。详细>>
著者:王立志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0154期 第52-56页 2016-03-25
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
刑法教义学就是刑法解释学,不要试图在刑法解释学之外再建立一门刑法教义学。不管是使用刑法教义学的概念还是使用刑法解释学的概念,解释学永远是刑法学的本体,对个别刑法条文的批判虽属例外,但并不被排斥在刑法学教义学之外,不应借用刑法教义学之名,为个别存在缺陷的刑法条文辩护。法规范维护说虽然在刑法教义学中得出了不少新的结论,而且自成体系,但也存在不少缺陷。法益保护说能够妥当解释刑法规范,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目的与任务,冯文对法益保护说的批判难以成立。详细>>
著者:张明楷 来源:《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 2016-03-25
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
情绪性刑事立法主要来源于易导致非理性结果的舆论,刑事法律的严厉性决定了刑事立法活
动必须严谨且理性,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事立法必须杜绝情绪化干扰,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性立法具有充分 的法理依据。新近颁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情绪性立法现象表现较为突出和严重。废除嫖宿幼女罪,增 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以及对重大贪污贿赂犯罪不得减刑、假释等规定均是《刑法修正案(九)》 中情绪性立法的典型立法例。科学的刑事立法必须力戒情绪,既要遵循刑法发展的内在规律,又要对舆论或 民意的反应。详细>>
著者:刘宪权 来源:《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 2016-03-25
林维:论死刑执行之变更
对于正在怀孕妇女的死刑执行变更的基点,应当做目的性的扩张解释,只要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着怀孕的事实,无论这一事实是否消失、何时消失以及为何消失,就应当停止死刑的执行而变更为其他刑罚。对于执行前发现死刑犯患有精神疾病而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应当暂缓死刑执行,待其康复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下达死刑执行令。详细>>
著者:林维 来源:人大复印资料 2016-03-25
周光权: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质疑
文义解释有诸多局限,需要其他解释方法来印证和检验,因此其并不具有优位性。客观目的解释的功能具有多面性,其仅在目的性缩限时具有绝对优先性,因此不能一概认为其有决定性;主观目的解释仅在提供不处罚的立法资料时具有特殊价值。在刑法解释的商谈、试错过程中,方法的采用有“各取所需”的特点,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取决于对处罚必要性的判断;解释是一种结果,通常是在结论确定之后再选择解释方法,为法官定罪与否提供“事后注脚”。详细>>
著者:周光权 来源: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 2016-03-25
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
在刑法解释中,为确保刑法规范的开放性,有必要赋予其合乎时代精神与现实需要的价值判断,包括引入超越实证法范围的价值判断。教义学本质上涉及的是价值判断的规范化问题,具有将价值判断问题转化为法解释技术问题的功能。在法教义学层面,基于罪刑法定的制约,只有部分法外的价值判断能够实现向法内价值判断的转换。概括性条款与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充当着法教义学与法外价值判断之间的联结点,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也并非与法外的价值判断无涉。在刑法解释中,解释者应当优先以刑事政策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来填充其间的价值判断内容。详细>>
著者:劳东燕 来源:《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 2016-03-25
杨柳:释法抑或造法:由刑法历次修正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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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杨柳 来源:《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 2016-03-25
何荣功:“行贿与受贿并重惩罚”的法治逻辑悖论
“行贿与受贿并重惩罚”的提出,是当前国家倚重刑法反腐的必然结果。“一心向上”的官僚体制和缺乏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是滋生行贿的体制性基础。强调行贿是“因”,受贿是“果”的观点,不符合贿赂犯罪的生成机理。“两高”强调“行贿与受贿并重惩罚”面临理论上的正当性质疑和实践上的法治风险。“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政策应继续坚持。《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行贿罪的修改,尚可妥协性接受,但必须警惕“严惩行贿”思想和刑事政策在立法和司法中的进一步膨胀。详细>>
著者:何荣功 来源:《法学》2015年第10期 2016-03-25
周光权: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质疑
文义解释有诸多局限,故其并不具有优位性。客观目的解释的功能具有多面性,其仅在目的性缩限时具有绝对优先性,因此不能一概认为其有决定性;主观目的解释仅在提供不处罚的立法资料时具有特殊价值。如何立足于法条用语的通常含义,将犯罪论体系、规范保护目的、国民的规范认同、处罚必要性等内容一并考虑,并且坚持实践理性,选择对个案最为合适的解释方法,将实质解释的结论限定在特定时代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从而平衡好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是比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性更为重要的问题。详细>>
著者:周光权 来源:《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 2016-03-25
刑法谦抑性是如何被搁浅的?
定罪牵动着刑法体系并直接触及刑法谦抑性。从实践看,刑法立法对于诸多新罪的增设采取强拉硬拽式的犯罪化做法,刑法司法呈现出自我扩权的态势。实践迹象表明,刑法谦抑性正悄无声息地被搁浅。上述法治乱象隐喻了当代中国刑法实践中的若干基本偏颇:过度追求刑法体系“外在善”造成刑法立法的内心燥热;基于“被历史捆绑”的事实而盲目仿效现代性的心理极为突出;刑法制度供给不均衡致公众对刑法预期出现严重偏差。应建构刑法规范与普通国民之间的交互认同,以避免刑法过度追求秩序管控的偏执。重申刑法谦抑性是法治国家最基本的操守。详细>>
著者:石聚航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 2016-03-25
杨兴培:犯罪客体—个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
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在其历史的起源上是随着社会主义刑法理论中曾经出现过的政治需要高于一切、政治压倒法律的理论氛围的形成而产生的,这种即使在外观上具有政治观念图腾的形式表现,依然无法掩盖其实际上不过还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实践的考察分析和理论的反思批评,深刻地认识到犯罪客体的神秘产生、神奇发展和神圣地位确立过程中所蕴含的历史吊诡;认识到犯罪客体实际上是价值评价的产物而非刑法规范的产物,所谓“犯罪客体”所蕴含的社会危害性问题已经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先行予以解决了。详细>>
著者:杨兴培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6期 2016-03-25
陈兴良:构成要件的理论考察
文章从三个层面对构成要件理论展开考察:一是构成要件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呈现主观化的倾向;在犯罪论的建构中,需要考虑如何从构成要件的抽象性中实现犯罪的个别化的问题。二是构成要件的记述性与规范性。如何区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尤其是构成要件中的规范要素与违法性,是犯罪论体系中的理论难题;随着法定犯的增加,有必要重新审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之间的关系。详细>>
著者:陈兴良 来源:《清华法学》2008年第1期 2016-03-25
赵运锋:刑法目的解释的政策导向与规则构建
刑法目的解释已从传统的认知论向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相勾连的价值通道转化。理论上,对目的解释中的“目的”概念解读呈多元化,客观主义立场的法益论获得主流认可,但这并未真正反映出刑法教义学的政策诉求,需对“目的”指向重新厘定。刑法目的解释的政策导向不但影响犯罪构成的诠释,在犯罪形态判断上也发挥着作用。实践上,刑法目的解释在激发规范有效性的同时,也会损害刑法规范的确定性,对此,需从预防功能单向性及量刑规则幅的理论纬度构建目的解释适用规则。详细>>
著者:赵运锋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京)2014年第20146期第3-11页 2016-03-25
张明楷:论犯罪后的态度对量刑的影响
根据并合主义与责任主义的要求,在正确选择了法定刑后,首先根据影响责任刑的情节裁量责任刑,然后在责任刑之下根据影响预防刑的情节裁量预防刑并确定宣告刑。犯罪后的态度是影响预防刑的重要情节。对于自首、立功与坦白能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必须进行实质判断;不自首、不坦白是行为人犯罪后的常态,不能成为增加预防刑的情节。反省、悔罪与赔礼道歉虽然不是法定量刑情节,却是减少预防刑的重要情节,法官在裁量预防刑时必须予以重视。详细>>
著者:张明楷 来源:《法学杂志》2015年第2期 2016-03-25
郑延谱:量刑反制定罪否定论
在定罪与量刑的关系上,定罪决定量刑的理论必须坚持。惟有定性准确,方能实现量刑适当。司法实践中个案定性准确量刑失当的现象出现时只需援引刑法第63 条第2 款减轻处罚的特别规定即可。当量刑失当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反复出现时,须由立法者对该条文法定刑设置加以及时修订。量刑反制定罪对通说关于罪刑关系的批判是没有道理的,以刑制罪理论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反动与颠覆,对刑事司法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予以抛弃。详细>>
著者:郑延谱 来源:《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 2016-03-25
赵秉志:中国死刑立法改革新思考
中国当前的死刑立法改革应以非暴力犯罪为重点,成批量废止死刑罪名,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废止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同时严格致命性暴力犯罪死刑的立法;进一步提高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明确死缓的地位和适用条件;将联合国公约要求的“最严重的罪行”标准和中国死刑政策立法化,完善死刑适用标准;改进老年人免死制度,创建哺育期母亲、精神障碍人、聋哑人等其他特殊主体免死制度。详细>>
著者:赵秉志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2016-03-25
陈雄飞:减刑、假释与社区矫正一体化改革研究
对服刑人员自身而言,减刑在很多方面是一种优越于假释的提前释放。第一,减刑和假释都是提前释放,但减刑减掉的刑期是绝对不再执行,因此减刑是绝对提前释放,与之相反,假释必须是在满足了考验期的全部条件后才对部分刑罚不再执行,因此假释仅是附条件提前释放。详细>>
著者:陈雄飞 来源:《犯罪与改造研究》2015年第11期 2016-03-25
谢望原、 张宝:论打击错误及其理论选择
在打击错误的场合,对实害结果,应当排除行为人间接故意的心理。打击错误与对象错误的区分,应以行为人目标客体与实害客体是否可能重合为标准。作为处理包括打击错误在内的具体事实错误的方法及原则,法定符合说及中间学说均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难以实现理论自洽,只有具体符合说才最具合理性。因此,在处理打击错误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应当彻底坚持具体符合说的理论选择。详细>>
著者:谢望原、 张宝 来源:《现代法学》(重庆)2015年第20155期 第96-107页 2016-03-24
北京检方针对特定领域进行精细化预防推出"防腐计"
为有效防控职务犯罪风险,保障涉农专项资金合法、安全、规范、高效运行,日前北京市检察机关组织编写完成“防腐计”系列手册之一《涉农资金职务犯罪风险防控手册》。该手册结合涉农专项资金工作程序、拨付流程、监管机制等,围绕责任主体、项目管理、申报、批复、使用、验收结算等6个职务犯罪风险环节,列出典型案例,指出37个职务犯罪风险点及风险等级,提出28项对策建议。详细>>
著者:赵晓星 来源:正义网 2015-12-16
受贿中牵连行为宜数罪并罚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过程中,其所实施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可能构成其他犯罪。那么,受贿罪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罪数关系应如何认定?详细>>
著者:张理恒、陈新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2015-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