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王立志:认定诈骗罪必需“处分意识”
刑法学通说认为,被害人对财产具有处分意识是诈骗罪之必备构成要件。但晚近时分,因受骗而将财物"拱手送人",即"不知情交付"欺诈性取财案件之频繁出现,使得通说备受质疑。然而究其本质,诈骗罪系被害人意志有瑕疵的取得型财产犯罪,而盗窃罪则属于违反被害人意志取得型财产犯罪,因而有无处分意识必然会成为区分二罪的重要标准。事实上,"不知情交付"欺诈性取财案件中受骗的被害人,属于为欺诈者所利用"无意识的工具",因此该类案件完全可以归之为"利用他人自害行为"的间接正犯形式的盗窃罪。详细>>
著者:王立志 来源:《政法论坛》2015年第1期 2016-03-25
孙国祥:受贿罪构成要素在司法中的扩张与虚置
近年来,不断出台的受贿罪司法解释,严密了受贿犯罪的法网,契合了反腐败的现实需要,也导致了受贿罪的构成、概念发生了变化,一些法定要素得以扩张乃至处于被虚置的境地。基于不同的学理和视角,这些解释的合理性引起了争议,诸多解释首尾难顾,各种问题、矛盾以及漏洞依然存在,其执行力也就在争议中消解了。司法对构成要素的扩张与虚置不应成为立法偏颇的常态性因应之道,其累积成形的内容不但凸显了对受贿罪的罪状进行重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也使立法修正具有了丰富的实践基础。详细>>
著者:孙国祥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2016-03-25
姜涛:废除行贿罪之思考
从刑事政策学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立法因果论”为依据拟加重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存在缺陷。就刑罚一般预防目标的实现而言,加大处罚力度不如提高处罚几率。在对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实行双罚制的情况下,行贿人与受贿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是受贿罪被处罚几率低的主要原因。以“立法效果论”为依据将行贿行为非罪化会使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产生“囚徒困境”,从而有助于提高处罚受贿罪的几率并达到预防受贿罪之目的。详细>>
著者:姜涛 来源:《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 2016-03-25
刘明祥:间接正犯概念之否定——单一正犯体系的视角
“间接正犯”是德、日刑法学为弥补限制的正犯概念与极端从属性说所带来的处罚漏洞,而不得不提出的“补救概念”。尽管间接正犯的正犯性无法得到合理论证,承认间接正犯概念会产生许多弊病,甚至会动摇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的根基,因而早就有学者从不同立场提出了取消间接正犯概念的观点,但由于间接正犯概念具有弥补区分制缺陷的功能,所以,在采取区分制的德、日,还不得不保留这一概念。在我国,采用间接正犯概念不仅不能合理解决相关问题,而且在处理有关案件时存在明显的弊病。详细>>
著者:刘明祥 来源:《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 2016-03-25
王勇:超越仇恨:公众舆论、法院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理想状态下,公众舆论的期待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应一致。但是,在诸多焦点性死刑案件之中,公众舆论往往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呈现出冲突乃至对抗的面相。其原因在于,在抽象的“正义”、“报应”之下,公众与法院对于正义的理解以及报应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此乃引发公众舆论与法院之间冲突的观念根源;而国家从复仇到宽恕的死刑司法政策转向则是引发冲突的现实推手。在宽恕之外,我们必须确立还原性标准,即将公众舆论对死刑司法控制的影响具体化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以及激活宽恕机制的社会环境,构建双方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详细>>
著者:王勇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15年第4期 2016-03-25
刘德法、范再峰:论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
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对研究被害人承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了行政行为效力的内容,以对“成立”和“有效”的辨析为切入,纠正了存在于以往研究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中的逻辑漏洞。在此基础上,以承诺的现实存在为前提,根据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效果,划分为无效、生效和有效三种效力形态;并对每种效力下的具体情形进行深度解析。作为与现实承诺相对之推定承诺,根据作为义务存在与否,可对其成立要件作第一层次的划分,然后研究两种情形下不同效力的成立要件。基于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实现了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研究的立体化。详细>>
著者:刘德法、范再峰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京)2015年第20154期 2016-03-25
钱叶六:妨害司法犯罪的共犯罪责之认定
犯罪人在犯罪后为逃脱罪责而实施虚假的供述、逃匿以及毁灭、伪造证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妨害司法的行为,客观上也妨害了司法秩序,但因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刑法才一般性地将本犯排除在本类罪的主体之外(本犯属于消极的责任身份)。从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的立场出发,本犯和第三人共同妨害司法的,应在违法层面上成立共同犯罪,但基于责任个别作用的原理,本犯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以犯罪论处,对于第三人应以妨害司法犯罪的正犯或者共犯加以处罚。详细>>
著者:钱叶六 来源:《法学》2015年第7期 2016-03-25
张伟:两岸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比较研究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而危害后果不确定,极易引起普遍的焦虑与不安。通过对海峡两岸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比较,以台湾地区相关刑事立法为参照,在反思大陆现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基础上,主张大陆食品安全犯罪在立法模式上应由“单轨制”转向“双轨制”;在严密法网方面,不应寄希望于通过“兜底性条款”来填补法网漏洞;在罪名体系构建方面,应当注意现行刑法内相关犯罪间的关联性(竞合或牵连关系),避免立法过剩;在调整刑罚结构方面,应取消死刑配置、为罚金刑设定相对明确的数额界限,保留罚金刑选择适用的空间。详细>>
著者:张伟 来源:《当代法学》2015年第2期 2016-03-25
梁根林:《刑法》第133条之一第2款的法教义学分析
关于危险驾驶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关系,目前学界与实务界依然分歧严重。危险驾驶罪的规范属性应为过失的抽象危险犯,而非故意抽象危险犯;不能将交通肇事罪在过失的结果犯之外视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而应分别情况予以定罪处罚;对于故意制造对公共交通安全的抽象危险的危险驾驶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未遂犯也不妥;在承认《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故意的具体危险犯的前提下,对于故意危险驾驶行为,应当视其对公共交通安全的侵害危险程度,予以定罪处罚。详细>>
著者:梁根林 来源:《法学》(沪)2015年第20153期 2016-03-25
王华伟:误读与纠偏:“以刑制罪”的合理存在空间
近年来以刑制罪这一司法逻辑日益受到刑法学界的关注,然而,无论是否定说还是肯定说,对此都存在诸多误解。以刑制罪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没有摆脱法教义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也不会导致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同时,以刑制罪也并不意味着“重量刑轻定罪”,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对于刑法解释具有最基本的限定功能。以刑制罪并没有否定传统的刑法解释路径,司法三段论的基本逻辑仍然应当坚持。以刑制罪属于后果主义论证方法,可以归为目的解释方法的一种类型。作为后果类型之一的刑罚妥当性不但对于裁决的作出具有指引作用。详细>>
著者:王华伟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京)2015年第20154期 第49-62页 2016-03-25
徐松林:以刑释罪:一种可行的刑法实质解释方法 
由于我国刑法未明确界定组织卖淫罪中“卖淫”、“组织”的含义,因此人民法院在判决组织卖淫案件时比较混乱。我国刑法为组织卖淫罪配置了极为严厉的法定刑,而法定刑的严苛要求罪状必须明晰。持“形式解释论”者无法对“卖淫”、“组织”的含义作出合理解释,原因在于其坚持“先定罪后量刑”、“定罪与量刑无关”的思维定式。对“卖淫”、“组织”含义的解释必须坚持“实质解释论”。以刑释罪、以法定刑的轻重为参照系对罪状进行解释,是一种较为可行的刑法实质解释方法。详细>>
著者:徐松林 来源:《法商研究》2014年第6期 2016-03-25
叶良芳、应家赟:考试作弊及其相关行为的刑法规制探讨
考试作弊行为在近年来愈演愈烈,其社会危害性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而剧增,在社会新形势下需要刑法的适时介入和干预。由于现行刑法罪名体系难以全面地涵盖并妥当地规制考试作弊行为,同时也为构建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有必要将考试作弊及其相关行为独立成罪。《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2条增设考试作弊系列罪名的做法在总体上值得肯定,但需要进一步的立法证成。详细>>
著者:叶良芳、应家赟 来源:《法治研究》2015年第3期 2016-03-25
孙国祥:受贿罪构成要素在司法中的扩张与虚置
近年来,不断出台的受贿罪司法解释,严密了受贿犯罪的法网,契合了反腐败的现实需要,也导致了受贿罪的构成、概念发生了变化,一些法定要素得以扩张乃至处于被虚置的境地。基于不同的学理和视角,这些解释的合理性引起了争议,诸多解释首尾难顾,各种问题、矛盾以及漏洞依然存在,其执行力也就在争议中消解了。司法对构成要素的扩张与虚置不应成为立法偏颇的常态性因应之道,其累积成形的内容不但凸显了对受贿罪的罪状进行重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也使立法修正具有了丰富的实践基础。详细>>
著者:孙国祥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2016-03-25
姜涛:废除行贿罪之思考
从刑事政策学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立法因果论”为依据拟加重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存在缺陷。就刑罚一般预防目标的实现而言,加大处罚力度不如提高处罚几率。在对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实行双罚制的情况下,行贿人与受贿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是受贿罪被处罚几率低的主要原因。以“立法效果论”为依据将行贿行为非罪化会使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产生“囚徒困境”,从而有助于提高处罚受贿罪的几率并达到预防受贿罪之目的。详细>>
著者:姜涛 来源:《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 2016-03-25
刘明祥:间接正犯概念之否定——单一正犯体系的视角
“间接正犯”是德、日刑法学为弥补限制的正犯概念与极端从属性说所带来的处罚漏洞,而不得不提出的“补救概念”。尽管间接正犯的正犯性无法得到合理论证,承认间接正犯概念会产生许多弊病,甚至会动摇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的根基,因而早就有学者从不同立场提出了取消间接正犯概念的观点,但由于间接正犯概念具有弥补区分制缺陷的功能,所以,在采取区分制的德、日,还不得不保留这一概念。在我国,采用间接正犯概念不仅不能合理解决相关问题,而且在处理有关案件时存在明显的弊病。详细>>
著者:刘明祥 来源:《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 2016-03-25
王勇:超越仇恨:公众舆论、法院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理想状态下,公众舆论的期待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应一致。但是,在诸多焦点性死刑案件之中,公众舆论往往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呈现出冲突乃至对抗的面相。其原因在于,在抽象的“正义”、“报应”之下,公众与法院对于正义的理解以及报应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此乃引发公众舆论与法院之间冲突的观念根源;而国家从复仇到宽恕的死刑司法政策转向则是引发冲突的现实推手。在宽恕之外,我们必须确立还原性标准,即将公众舆论对死刑司法控制的影响具体化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以及激活宽恕机制的社会环境,构建双方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详细>>
著者:王勇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15年第4期 2016-03-25
刘德法、范再峰:论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
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对研究被害人承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了行政行为效力的内容,以对“成立”和“有效”的辨析为切入,纠正了存在于以往研究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中的逻辑漏洞。在此基础上,以承诺的现实存在为前提,根据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效果,划分为无效、生效和有效三种效力形态;并对每种效力下的具体情形进行深度解析。作为与现实承诺相对之推定承诺,根据作为义务存在与否,可对其成立要件作第一层次的划分,然后研究两种情形下不同效力的成立要件。基于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实现了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研究的立体化。详细>>
著者:刘德法、范再峰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京)2015年第20154期 2016-03-25
钱叶六:妨害司法犯罪的共犯罪责之认定
犯罪人在犯罪后为逃脱罪责而实施虚假的供述、逃匿以及毁灭、伪造证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妨害司法的行为,客观上也妨害了司法秩序,但因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刑法才一般性地将本犯排除在本类罪的主体之外(本犯属于消极的责任身份)。从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的立场出发,本犯和第三人共同妨害司法的,应在违法层面上成立共同犯罪,但基于责任个别作用的原理,本犯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以犯罪论处,对于第三人应以妨害司法犯罪的正犯或者共犯加以处罚。详细>>
著者:钱叶六 来源:《法学》2015年第7期 2016-03-25
张伟:两岸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比较研究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而危害后果不确定,极易引起普遍的焦虑与不安。通过对海峡两岸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比较,以台湾地区相关刑事立法为参照,在反思大陆现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基础上,主张大陆食品安全犯罪在立法模式上应由“单轨制”转向“双轨制”;在严密法网方面,不应寄希望于通过“兜底性条款”来填补法网漏洞;在罪名体系构建方面,应当注意现行刑法内相关犯罪间的关联性(竞合或牵连关系),避免立法过剩;在调整刑罚结构方面,应取消死刑配置、为罚金刑设定相对明确的数额界限,保留罚金刑选择适用的空间。详细>>
著者:张伟 来源:《当代法学》2015年第2期 2016-03-25
闻志强:中国刑法理念的前沿审视
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刑法理念超越刑事立法、刑法解释技术和刑法规范文本占据着更高的位置,具有根本性的引领作用。刑法理念引领、统摄刑事立法、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但其作用场域不应包括刑事政策领域,其根本和关键在于坚持形式与实质统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的罪刑法定理念。罪刑法定既是一个原则,更是一种理念,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等于罪刑法定理念的树立和恪守。罪刑法定的核心归结为一点即是通过强调限制国家刑罚权即立法者的制刑权和司法者的求刑权、量刑权以实现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详细>>
著者:闻志强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京)2015年第20152期 2016-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