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钱叶六:妨害司法犯罪的共犯罪责之认定
犯罪人在犯罪后为逃脱罪责而实施虚假的供述、逃匿以及毁灭、伪造证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妨害司法的行为,客观上也妨害了司法秩序,但因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刑法才一般性地将本犯排除在本类罪的主体之外(本犯属于消极的责任身份)。从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的立场出发,本犯和第三人共同妨害司法的,应在违法层面上成立共同犯罪,但基于责任个别作用的原理,本犯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以犯罪论处,对于第三人应以妨害司法犯罪的正犯或者共犯加以处罚。详细>>
著者:钱叶六 来源:《法学》2015年第7期 2016-03-25
张伟:两岸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比较研究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而危害后果不确定,极易引起普遍的焦虑与不安。通过对海峡两岸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比较,以台湾地区相关刑事立法为参照,在反思大陆现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基础上,主张大陆食品安全犯罪在立法模式上应由“单轨制”转向“双轨制”;在严密法网方面,不应寄希望于通过“兜底性条款”来填补法网漏洞;在罪名体系构建方面,应当注意现行刑法内相关犯罪间的关联性(竞合或牵连关系),避免立法过剩;在调整刑罚结构方面,应取消死刑配置、为罚金刑设定相对明确的数额界限,保留罚金刑选择适用的空间。详细>>
著者:张伟 来源:《当代法学》2015年第2期 2016-03-25
闻志强:中国刑法理念的前沿审视
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刑法理念超越刑事立法、刑法解释技术和刑法规范文本占据着更高的位置,具有根本性的引领作用。刑法理念引领、统摄刑事立法、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但其作用场域不应包括刑事政策领域,其根本和关键在于坚持形式与实质统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的罪刑法定理念。罪刑法定既是一个原则,更是一种理念,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等于罪刑法定理念的树立和恪守。罪刑法定的核心归结为一点即是通过强调限制国家刑罚权即立法者的制刑权和司法者的求刑权、量刑权以实现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详细>>
著者:闻志强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京)2015年第20152期 2016-03-25
梁根林:《刑法》第133条之一第2款的法教义学分析
关于危险驾驶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关系,目前学界与实务界依然分歧严重。危险驾驶罪的规范属性应为过失的抽象危险犯,而非故意抽象危险犯;不能将交通肇事罪在过失的结果犯之外视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而应分别情况予以定罪处罚;对于故意制造对公共交通安全的抽象危险的危险驾驶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未遂犯也不妥;在承认《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故意的具体危险犯的前提下,对于故意危险驾驶行为,应当视其对公共交通安全的侵害危险程度,予以定罪处罚。详细>>
著者:梁根林 来源:《法学》(沪)2015年第20153期 2016-03-25
叶良芳、应家赟:考试作弊及其相关行为的刑法规制探讨
考试作弊行为在近年来愈演愈烈,其社会危害性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而剧增,在社会新形势下需要刑法的适时介入和干预。由于现行刑法罪名体系难以全面地涵盖并妥当地规制考试作弊行为,同时也为构建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有必要将考试作弊及其相关行为独立成罪。《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2条增设考试作弊系列罪名的做法在总体上值得肯定,但需要进一步的立法证成。详细>>
著者:叶良芳、应家赟 来源:《法治研究》2015年第3期 2016-03-25
徐光华:“公开盗窃说”质疑
持“公开盗窃说”者提出的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的新标准及主要理由都值得商榷。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凡是没有规定抢夺罪的国家的刑法,为了不至于形成处罚漏洞一般都承认盗窃可以采用公开的方式进行;而规定了抢夺罪的国家的刑法一般都规定盗窃罪只能是秘密窃取。从刑法解释学以及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在我国秘密性仍应是盗窃罪的基本特征。贸然改变我国现行的关于盗窃罪与抢夺罪的区分标准,会极大地冲击一般民众以及司法人员的传统法律观念,并且会降低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详细>>
著者:徐光华 来源:《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 2016-03-25
陈璇:侵害人视角下的正当防卫论
为扭转我国正当防卫审判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唯结果论倾向,有必要从侵害人的视角出发,对正当防卫的教义学研究重新加以审视。正当防卫的本质除了法益保护,还在于侵害人因违反不得侵害他人法益的义务,主动使自己陷入法益冲突的险境,从而使自身法益的值得保护性下降。侵害人法益值得保护性的下降程度影响着防卫权边界的划定,从而与防卫限度的判断密切相关。详细>>
著者:陈璇 来源:《法学研究》(京)2015年第20153期 第120-128页 2016-03-25
陈兴良:互殴与防卫的界限
互殴与防卫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互殴可以否定防卫,而防卫则需要排除互殴。在双方互相的对打中,先动手的一方一般属于侵害方,后动手的一方属于防卫方。但是,后动手一方的反击行为,在具有事先斗殴意图的情况下可以否定其行为的防卫性。如果是即时的反击行为,则可以认定其行为具有防卫性。在预期的侵害场合,具有积极的加害意思则否定行为的防卫性。如果是事先准备工具,在受到他人侵害的情况下利用事先准备的工具实施反击行为,则应当认定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详细>>
著者:陈兴良 来源:《法学》2015年第6期 2016-03-25
李晓明:P2P网络借贷刑事法律风险防控再研究
P2P借贷在带来民间融资正面效应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刑法风险。控制P2P网络借贷的刑法风险,不能只盯着刑事法本身,要从基础立法做起。研究了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和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的具体方案,以及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社会诚信机制的总思路,提出了进行我国民间融资基础立法和P2P网络借贷专门立法的建议,打造执法与司法的严密监督机制和严格执法的良好氛围。在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基础上,重点进行刑事法控制,包括政策导向上的措施,实体立法与程序法上的完善,刑事一体化和我国轻罪体系的控制与建构等措施。详细>>
著者:李晓明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2016-03-25
王华伟:误读与纠偏:“以刑制罪”的合理存在空间
近年来以刑制罪这一司法逻辑日益受到刑法学界的关注,然而,无论是否定说还是肯定说,对此都存在诸多误解。以刑制罪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没有摆脱法教义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也不会导致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同时,以刑制罪也并不意味着“重量刑轻定罪”,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对于刑法解释具有最基本的限定功能。以刑制罪并没有否定传统的刑法解释路径,司法三段论的基本逻辑仍然应当坚持。以刑制罪属于后果主义论证方法,可以归为目的解释方法的一种类型。作为后果类型之一的刑罚妥当性不但对于裁决的作出具有指引作用。详细>>
著者:王华伟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京)2015年第20154期 第49-62页 2016-03-25
徐松林:以刑释罪:一种可行的刑法实质解释方法 
由于我国刑法未明确界定组织卖淫罪中“卖淫”、“组织”的含义,因此人民法院在判决组织卖淫案件时比较混乱。我国刑法为组织卖淫罪配置了极为严厉的法定刑,而法定刑的严苛要求罪状必须明晰。持“形式解释论”者无法对“卖淫”、“组织”的含义作出合理解释,原因在于其坚持“先定罪后量刑”、“定罪与量刑无关”的思维定式。对“卖淫”、“组织”含义的解释必须坚持“实质解释论”。以刑释罪、以法定刑的轻重为参照系对罪状进行解释,是一种较为可行的刑法实质解释方法。详细>>
著者:徐松林 来源:《法商研究》2014年第6期 2016-03-25
袁林 姚万勤:用刑法替代劳教制度的合理性质疑
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如何选择替代性治理方案成为当下我国刑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经过不断争论,用刑法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观点逐渐成为我国刑法学界较具代表性的观点。通过对两种法律制度的要素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用刑法替代劳动教养制度混淆了两种法律制度的逻辑前提和价值目标,易导致出现高成本和低效益的社会治理困境,并且会导致刑法的制度功能出现严重的偏差。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不能简单地用刑法替代,而应引入社会治理的观念,完善对越轨行为的分类矫正治疗机制,从而完善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的社会治理体系。详细>>
著者:袁林 姚万勤 来源:《法商研究》(武汉)2014年第20146期 第88-97页 2016-03-25
孙万怀:慎终如始的民刑推演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打击是在注重通过版权执法加强内容管理成为政策转变下展开的,但是由此构建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民事侵权成为刑事介入入口。多数观点认为服务提供行为不构成对网络信息传播权的侵犯,故不属于传播行为,而是传播的“帮助”行为。其实,共同侵权与帮助侵权关系始终没有加以明确,这导致认定中存在着规则使用的矛盾。而在刑法意蕴中,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基于传播的文义特征,服务提供行为就是传播行为而不是“帮助”行为。设链者是在传播既成的事实基础上,进一步导致传播面的扩大,是一个独立性的传播阶段。详细>>
著者:孙万怀 来源:《政法论坛》2015年第1期 2016-03-25
马松建:论恶意“人肉搜索”的刑法规制
“人肉搜索”作为现代网络技术与传统人工调查相结合的信息搜索方式,具有虚拟性、匿名性、盲从性、后果的多重性等特点。“人肉搜索”如果被恶意使用或者滥用,就会严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对公民的隐私权、人格权、名誉权等权利造成侵害,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详细>>
著者:马松建 来源:人大复印资料 2016-03-25
共同犯罪中的罪量要素认识错误:王彦强
在数额犯共同犯罪中,犯罪总额说只能解决共犯的客观归责问题,而主观归责必须结合各共犯人的主观认识和其他责任要素个别化判断。数额等罪量构成要素是客观违法的表征,应当成为故意的认识内容。数额共犯中,若部分共犯人对数额没有认识或认识错误,只能在主客观一致的范围内承担责任;部分共犯人隐瞒犯罪数额,最多可能作为判断被隐瞒者是否对全案数额有故意认识的间接证据;正犯实行过限或实行减少,共犯人应当在构成要件重合的范围内承担既遂责任。正犯另起犯意的,自当单独负责,不得归责于其他共犯人。详细>>
著者:王彦强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2016-03-25
熊建明:基于文本视角之刑法第3条和第12条关联性解析
刑法第3条是罪刑法定的规定,它以第452条对现行刑法有效性为基础而展开,但并不含有刑法不溯及既往所必有的三个自然时日之结构,因而它无法容纳不溯及既往意涵。刑法第12条在秉持刑法有效性基础上,专门对刑法及其修正案施行日前实施终了的旧行为,如何适用罪刑法定做了制度层面的规范性设定:它包含了第3条的全部意旨,只是仅限定其适用于旧行为。详细>>
著者:熊建明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5期 2016-03-25
刘艳红: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化
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应由刑法目的与任务决定,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则应由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刑法》第3条“中国特色”的双向表述,使刑法目的、任务与罪刑法定原则各自应承载的刑法机能被混同和单一化为社会保护,并由此注定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先天缺失。针对体现入罪机能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要通过犯罪论的实质化对刑罚规范和构成要件从实质上进行解释,将刑法虽有明文规定但尚未达到可罚程度的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以建立“有罪不一定罚”的出罪机制。详细>>
著者:刘艳红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1期 2016-03-25
刘宪权: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行为刑法规制论
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的天然网络属性及定位决定了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很容易触碰擅自发行股票罪等犯罪的“高压线”。相关制约性制度的阙如,也使得股权众筹行为容易异化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洗钱等犯罪。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积极意义众多、创新价值巨大,法律尤其是刑法的过度介入势必会阻滞甚至扼杀该种金融创新方式。我们一方面应健全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对股权众筹的融资主体资格、投资主体条件、平台义务等作出细致的规定,从而将其纳入规范化治理的轨道。详细>>
著者:刘宪权 来源:《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  2016-03-25
方军:被害人同意:根据、定位与界限
被害人同意出罪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由自己决定权导出的法益主体对法益的自由支配,其宪法规范根据在于人权以及人身自由权保障的规定。法益本身与法益持有者的意志不可剥离,被害人同意的体系地位应当统一定位于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在被害人选择目的性地自我危害时,无论是危害健康抑或生命,均阻断对自我危害行为及其协助行为的不法评价。详细>>
著者:方军 来源:《当代法学》2015年第5期 2016-03-25
盗窃罪新司法解释若干疑难问题解析
在认定“多次盗窃”中的每次盗窃行为时,应将已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盗窃行为计算在内。应通过审查行为人所携带的器械与盗窃行为、盗窃目标是否存在关联来判断盗窃行为人所携带的器械是否为“凶器”,如不存在关联即可认定为“凶器”,反之则只能认定为犯罪工具。“随身携带的财物”应理解为贴身的可携带的财物或者在近身范围内可支配、可掌控的可携带的财物,其中对近身财物的支配、掌控是指客观上可支配、可掌控。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等特殊盗窃行为存在未遂的形态,但存在未遂形态并不等于一定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详细>>
著者:刘宪权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2016-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