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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莎:论卡特尔行为的过度犯罪化

发布日期:2016-05-31  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5期  著者:胡莎  浏览次数:
卡特尔犯罪化支持者认为,卡特尔犯罪化是各国实施反卡特尔行政法规的全球趋势。同时也有大量学者反对卡特尔犯罪化,主要认为其与公正报应的原则性犯罪化理论不符,根本无法准确评估应被犯罪化的卡特尔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同时,支撑卡特尔犯罪化的一般经济威慑理论具有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最后,必要不充分的犯罪化理论导致全球整体卡特尔刑法规范的适用率、执行率都极其低下。对峙双方核心争论点是立法机关将卡特尔行为犯罪化,是否符合必要充分的原则性犯罪化理论。

   卡特尔行为(Cartel Behaviour)是非法垄断行为之一。“卡特尔”一词主要是英国惯用术语,欧盟将其称为反竞争(Anticompetition),而美国将其称为反托拉斯(Antitrust)。卡特尔,即企业密谋同业联合,具体是指经济交易市场上本为竞争关系的竞争者,通过秘密通谋,共同协定、签署、实施反竞争合同,固定商品、服务的统一价格;分配消费者、供应商、经营区域、贸易线而共享市场;操纵招投标;限制、控制产品的生产额度和服务的提供量。其中前三种是严重的核心卡特尔行为(Core Cartel behaviour),各国卡特尔犯罪化(Cartel Criminalisation)一般主要规制的正是这三类行为。众所周知,当今全球各国反卡特尔的法律规制图景非常复杂,特定施法操作也很繁重。虽与日俱增的卡特尔继续犯罪化俨然已成全球新动向和趋势,[1]但卡特尔犯罪化始终是一个极其显著、备受广泛争议的热门前沿话题。[2]归根结底,争论的焦点问题是,立法机关根据刑法对实施卡特尔成员个体施加限制自由的监禁刑,以期贯彻实施、执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规,是否具有必要充分的犯罪化理论。在笔者看来,当今卡特尔犯罪化的全球趋势是一个典型的英美过度犯罪化问题(Overcriminalisation Problem)缩影。该过度犯罪化问题是一个正不断向全球蔓延、剥夺公民自由的恶浪,而不是一个积极趋势。但因过度犯罪化问题过于严重而被常态化,一般认为随着具有重大价值的卡特尔活动日益复杂化,不断求助刑法保护此类新经济纠纷是必要的。但本文认为卡特尔犯罪化支持者的犯罪化理论不具备必要充分性,其主要利用模糊、不稳定的一般经济威慑理论,无视刑法公正报应的原则性犯罪化理论,过度利用刑法威慑公民个人,利用刑法培养商人美德等,是一股过度犯罪化恶浪,因此我国应将宝贵而有限的法律资源,投放在非刑法措施的研究实践中,以此延缓这股过度犯罪化恶浪。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支持卡特尔犯罪化的主要常见论据;第二部分说明卡特尔行为被犯罪化后,必定面临卡特尔犯罪化反对者提出的过度犯罪化质疑,以及支持者所提出的应对之策及其反驳。第三部分论证卡特尔犯罪化是一股过度犯罪化恶浪。第四部分阐明我们应充分利用非刑法措施,实施国家规制反卡特尔的行政经济法规。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寻找非刑法措施只是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犯罪化问题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探究过度犯罪化问题的彻底解决之道并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一、支持卡特尔犯罪化全球趋势的常见论据

  简单来说,犯罪化是立法机关规定哪些行为应为犯罪、特定行为应设置何样惩罚的立法活动,是立法机关独有的法治特权,是一个剥夺、限制公民自由、财产、名誉,甚至是生命的立法过程。当今犯罪化多是先发制人的犯罪化或风险预防性犯罪化,其中大部分是过度犯罪化,即过多的行为被规定为犯罪,太多的犯罪被配置不合比例的过重惩罚,[3]而卡特尔犯罪化也是一种过度犯罪化。但卡特尔行为仍被一些国家成功地予以犯罪化,卡特尔犯罪化支持者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一般经济威慑的犯罪化理论,并有意弱化犯罪化理论中的罪责原则,同时美国卡特尔刑法规范的有效实施也起到明显的成功典范作用。

  (一)卡特尔犯罪化是以美国为成功范例的国际新趋势

  当今全球反卡特尔法的施法新动向,直接受到美国反垄断刑事执法的明显影响。[4]虽加拿大是现代工业史上第一个将卡特尔行为予以犯罪化的国家,其于1889年率先将卡特尔行为予以犯罪化。美国则于1890年通过《谢尔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成为全球第二个将卡特尔行为予以犯罪化的工业国家。但美国刑法是其实施反垄断法的主要手段,是唯一一个对卡特尔行为积极进行刑事追诉、对企业行政决策者动用监禁刑十分普遍的国家,尤其是近20年来,这种追诉变得更具侵略性和进攻性。[5]也有数据显示,美国将卡特尔行为予以犯罪化,严厉打击卡特尔行为的刑事政策是成功的。[6]但以自由著称的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监禁人数占本国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美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早已招致无数学者的批评,近几十年来正有很多机构据此合作开展反过度犯罪化运动。[7]至于卡特尔犯罪化全球恶浪的充分显现,也只是近十多年的事。一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股来势汹汹的卡特尔犯罪化趋势,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美国常以严厉打击国际卡特尔的刑事政策,在美国起诉外国人,并且这些外国被告人还会在美国服刑。这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卡特尔刑法规范施法情况长期密切关注。虽因各国立法的差异性、复杂性和变革性,全球卡特尔犯罪化的真实整体图景无法完全明晰,仍需不断修补,[8]但日渐汹涌的趋势客观存在。其具体表现在,首先,一些国家不断维系现有卡特尔犯罪化,如今全球大约已有30多个国家明文规定卡特尔犯罪,其中引发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有爱尔兰(1993)、德国(1997)、爱沙尼亚(2002)、英国(2002)、澳大利亚(2009)、墨西哥(2011)等。其中德国主要是对串通投标设有自由刑,[9]我国已将部分卡特尔行为犯罪化,现行刑法典第223条即规定了串通投标罪。[10]另外,我国还会适用妨害公务罪确保反垄断法的实施;[11]其次,卡特尔行为已被犯罪化的国家,将保持继续犯罪化严厉态势,不断加重对卡特尔行为的刑法惩罚力度。如今卡特尔犯罪在加拿大的最高刑是14年,美国最高刑罚配置是10年。例如1974年固定价格的卡特尔行为在美国成为重罪;最后,其他国家,例如比利时和新西兰,也正在考虑将卡特尔行为予以犯罪化,“卡特尔犯罪化在全球将会不断扩充。”[12]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卡特尔犯罪化情况,虽欧盟并未使卡特尔犯罪化在所有欧盟成员国统一化,但所有欧洲成员国可能一直会认为卡特尔犯罪化是令人向往的。[13]本来该全球趋势,以前唯一领头羊是美国,[14]近几年来欧盟也开始在全球反垄断法规实施中争当领头羊,但欧盟在刑法领域的立法权有限,实现所有欧盟成员国卡特尔犯罪化的统一化不具现实可能性。[15]

  (二)刑法对卡特尔行为的一般经济威慑“最有效”

  美国和欧盟的权威机关,在反卡特尔施法正式话语体系中,都是利用饱含强烈感情色情的字眼描述卡特尔行为,例如卡特尔行为是一种“极度邪恶”[16]的垄断,是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真实毒瘤”,[17]是“最臭名昭著的”[18]反竞争行为,应被“诅咒并逐出自由竞争市场”[19]等等。同时认为卡特尔行为的经济危害性主要表现为,商业秘密通谋的卡特尔行为,高出公平竞争水平固定商品或服务价格,对消费者过度要价、进行价格剥削,使得消费者抵制卡特尔的商品或服务,或被迫放弃消费被垄断的产品,从而降低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选择可能性,最终导致消费者的财产权被剥夺,从而损害消费者财产利益。卡特尔还迫使他人或其他竞争者加入卡特尔,共同达成秘密同盟合作协议,减少或消除市场竞争。而且,卡特尔行为还侵犯其他非卡特尔成员的竞争者利益,导致其他竞争者出现企业破产、工厂倒闭的情况,从而不断降低市场整体自由竞争力。而成功反卡特尔可维护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实现减少通货膨胀,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力的实质性目标等等。而立法机关反卡特尔施法手段中,对企业施加行政罚款的国家手段比较温和,大多数国家对企业的罚款还有上限要求,威慑力不够。而刑法具有最强烈的污名化、威慑性效果,犯罪化后的逮捕、起诉、定罪、监禁等都能快速挑起全社会敏感神经,[20]监禁刑的宣传面非常广、层次最高、影响力最大,表达的道德谴责信息很强烈。因此,根据一般经济威慑的犯罪化理论,为了减少将来的卡特尔行为,立法机关应对卡特尔成员配置最猛烈的刑法手段,并不断加重监禁刑,直接增加卡特尔成员遭受国家监禁刑的刑法风险,对卡特尔成员予以一般威慑,从而将刑罚威慑功能最大化。例如美国将卡特尔行为定性为经济犯罪施以严厉打击、对卡特尔活动的参与者处以真实严厉的监禁刑后,很多外国商人避开在美国签署卡特尔协议。但必须予以客观承认的是,这种实用主义的结果主义论,只能威慑到遵纪守法的普通商人,对违法的特定商人来说并无特殊的威慑效果。

  (三)卡特尔行为具有“道德罪责性”

  如果说经济专业人士更注重卡特尔行为对经济造成的长远危害风险,那普通大众更重视卡特尔行为的道德内容。但实际上卡特尔犯罪化缺乏普通民众的实质性支持。[21]而为使卡特尔犯罪化获得普通民众的实质性支持,持应将卡特尔行为予以犯罪化的学者认为,卡特尔行为具有犯罪性,道德内容主要体现在卡特尔行为道德内容与偷盗、欺诈、作弊、不诚实等无异,据此卡特尔行为应遭受国家最强烈的非难。[22]开展来说,即认为以秘密协议通谋的形式、横向价格固定、过高索价的卡特尔行为,人为扭曲市场,最终导致消费者财物被剥夺,可被概念化为盗窃,在刑法上与盗窃罪等值;[23]卡特尔成员通过签署秘密协议,扭曲商品和服务正常价格,使不特定多数消费者误以为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是正常的,从而骗取消费者最终致使其损失财物,在刑法上与诈骗罪等值;而卡特尔成员通过秘密通谋赚取经济利润,而不是通过高技术或科技创新赢得市场地位和经济利益,这是通过实施不诚实、不公平的作弊行为,获取不正当利益,应为犯罪。本文认为这种等值性将犯罪化理论中的严重公共不法原则的规范评价严重泛化,并错误地认为将社会中的不道德行为予以犯罪化,符合犯罪化理论中的罪责原则。这种论据有以社会道德情感代替犯罪化理论中的罪责原则之嫌,实是不可取的。众所周知,并不是只要道德内容上是不诚实地盗窃、欺骗、作弊而密谋商业利润的行为,都应构成犯罪行为。例如大量民事违约行为的道德内容是私下秘密地不诚实、欺骗或作弊获取经济利益,但并不构成犯罪。再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普通民众意见实证调查表明,多数公民并不认为卡特尔行为与盗窃罪、欺诈罪在法律规范评价上等值。[24]

  二、反对卡特尔犯罪化全球趋势的主要论据

  从全球卡特尔犯罪化一百多年的整体法治实践来看,除美国一直展示本国卡特尔犯罪被起诉量、监禁人数、先进的侦查技术、国际商事从业人员畏惧美国严厉的卡特尔刑法规范外,目前全球整体卡特尔犯罪化是失败的,因为对卡特尔成员附加犯罪标签、施加国家惩罚,不符合公正报应的原则性犯罪化理论。同时支持卡特尔犯罪化的一般经济威慑犯罪化理论,具有不稳定性和模糊性。因此导致全球整体卡特尔刑法法规的实施率、适用率和执行率很低。但这些在支持卡特尔犯罪化学者的眼中,都只是一个巨大挑战,他们认为既然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立法者已将卡特尔行为予以犯罪化,那从信仰立法机关最高权威的法治理念角度出发,国民依然被迫全力贯彻落实卡特尔刑法规范,不断寻找上述适用困难的应对之策。[25]例如确立利用刑法严厉打击卡特尔行为的文化、事后论证卡特尔行为犯罪化根据、增大执法资源等。本文认为,这些应对之策在应对卡特尔过度犯罪化问题上都是事后补救,注定是无效的。

  (一)卡特尔犯罪化不符合公正报应的原则性犯罪化理论

  应得的公正报应原则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犯罪化理论,具体是指被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危害性程度、不法性程度和罪责性程度,应与惩罚的严厉性程度合比例。其主要具体包括危害原则、不法原则、罪责原则和合比例性原则。本文根据此犯罪化原则认为对卡特尔行为配置监禁刑是不合比例的不公正惩罚。首先,立法机关在进行卡特尔犯罪化、犯罪化事后审查时,始终无法准确评估卡特尔行为值得遭受国家惩罚的严重经济危害性,同时不同群体从不同利益出发,对经济危害的评价存在巨大分歧。[26]相反,普通民众更易发现卡特尔行为实际上无处不在,甚至其还对社会发展有益。例如欧佩克是全球最有名的国际垄断组织之一,就是卡特尔行为所导致的得到普通民众认可的公开垄断结果。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一般对卡特尔行为持容忍态度,只有少数人认为卡特尔行为应是犯罪。[27]再说,特别看重市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自然会考虑采取各种通谋等不正当竞争的卡特尔手段,使处在激烈竞争关系的卡特尔成员互惠互利,这早已成为商业中日常政治和地方风土人情,[28]难以认为其符合犯罪化理论中的罪责原则。同时众所周知的是,除美国外,其他国家缺乏利用刑法惩治卡特尔行为的全民基本道德共识、社会共识和政治共识,[29]这是卡特尔犯罪化所面临的永久困难。详细来说,刑法之所以能在漫长的人类史上生生不息,主要得益于刑法使个体遭受应得的公正报应。可实际上,普通民众对固定价格、串通投标、限制出口、扩大市场占有额等卡特尔行为,根本不存在如对犯罪行为一样强烈愤恨的严重公共不法程度和责难程度,例如实证研究明确表明,对实施固定价格卡特尔行为的卡特尔成员施加监禁刑,并没有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30]因此这导致即使已将卡特尔予以犯罪化的国家,仍在不断审视这种犯罪化是否恰当。而一个多世纪以来,饱经经济危机折磨的美国所秉承的“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在过度犯罪化困境的重压下,也正逐渐转向“明智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31]但针对这种反对卡特尔犯罪化的观点,支持卡特尔犯罪化的学者认为,应在一国之内确立一种利用刑法严厉打击卡特尔行为的文化,全力建构公众对卡特尔行为的犯罪性观念,从而达成利用刑法反卡特尔的社会共识和政治共识。本文认为这种应对之策人为构建犯罪性,突破现有限制刑法范围的应得的公正报应原则。同时为扩大国家权力人为地谋求普通民众的实质支持,与限制国家权力的刑法旨意不符,实不可取。

  (二)支持卡特尔犯罪化的一般经济威慑理论具有不稳定性和模糊性

  如前所述,立法机关在将卡特尔行为予以犯罪化时,片面截取原则性犯罪化理论,认为一般经济威慑理论是卡特尔犯罪化的主要理论根据。这种观点片面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而忽略原则性犯罪化理论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应得的公正报应原则。也正是为使刑事制裁的威慑力最大化,才导致卡特尔逐渐被各国予以犯罪化,卡特尔犯罪规范的调整范围,也被解释地过度无所不包。实践事实也表明,利用刑法严厉打击卡特尔行为威慑力的有效性也不理想。例如英国2002年将卡特尔予以犯罪化后,直到2007年才出现第一个被起诉的卡特尔案件,最终还是通过舍弃正当程序保障的辩诉交易制度予以结案。而2011年起诉4名英国航空公司前主管的卡特尔案件,也因政府扣留被告人出罪证据而崩溃。目前为止,英国只有1个卡特尔刑事案件被成功起诉,只有3人被判处成立卡特尔罪,而其中这3人都是出自该唯一案件。[32]这极大地挫败支持者所宣扬的刑法强大的威慑效果,也使学界持续不断地质疑卡特尔犯罪化的正当性和有效性。[33]与此同时,还出现反对全球卡特尔犯罪化趋势的非犯罪化情况,即早已有国家对卡特尔犯罪予以非犯罪化。例如1997生效的荷兰现行的《竞争法》,废除之前利用刑法实施竞争法的刑事系统,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行政系统,只对企业进行罚款;2001年澳大利亚着实开展有关卡特尔犯罪化的改革,并于2002年出台新竞争法,除保留串通投票罪外,以前实施竞争法的刑法系统由对公司施加行政罚款所取代;现行卢森堡2004年《竞争法》,也是废除以前的以刑事手段实施竞争法的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只对公司施加行政罚款。[34]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与卡特尔犯罪化全球趋势针锋相对的非犯罪化,根本原因是支持卡特尔犯罪化的一般经济威慑理论模棱两可,经不起原则性犯罪化理论的质疑。而支持卡特尔犯罪化的学者对此提出的应对措施是,应不断重新审视当初的犯罪化过程,在犯罪化以后继续寻求新的更加牢固的犯罪化理论。很明显,这是典型的借助原则性犯罪化理论,事后论证刑法规范存在的正当性,使已有犯罪化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35]笔者认为这种应对之策,违背立法机关在犯罪化之前或之时,必须提供必要充分的原则性犯罪化理论的基本法治原则,仍然站不住脚。

  (三)全球整体卡特尔刑法法规的实施率、适用率和执行率很低

  诚如前文所述,反卡特尔的经济行政法规在现实中缺乏有效的实施,才促使立法机关利用刑法规制违法的卡特尔行为,加大反卡特尔法律的威慑力度。但因卡特尔行为本身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罪责性,但立法机关在对卡特尔行为进行犯罪化时,依据片面、模糊的一般经济威慑理论,导致规制卡特尔行为的全球整体刑法规范实行率、适用率和执行率严重低下。[36]因此解决反卡特尔经济行政法规的执行困难问题,应焦距于该经济行政手段,而不是迷信刑法一般经济威慑功能而求助刑法手段。但正是卡特尔犯罪化支持者迷信刑法的一般经济威慑功能,导致司法机关为不违背法律必须遵守适用原则和应得的公正报应原则,妥协性地对实施卡特尔行为的罪犯,实施象征性惩罚,使卡特尔犯罪化支持者所宣扬的刑法强大威慑力有效性大打折扣。例如加拿大经常允许犯人在家拘留;爱尔兰一般对实施卡特尔行为的被告人判处缓刑。据此支持卡特尔犯罪化的学者认为,应不断投入更多国家资源,甚至认为应继续扩大刑法规范范围、加大刑罚力度,例如英国基于《2002年企业法》卡特尔犯罪化失败教训,有学者大力主张刑法规制语境中不应出现“不诚实。”[37]遂据英国2014年生效的新法——《企业和行政规制改革法》规定“删除不诚实”,[38]如今英国成立卡特尔犯罪,只需证明行为人意图达成或导致达成协议或实施该协议,无须证明被告人存在“不诚实”的主观意图。[39]再例如2014年英国政府以5200万的预算支撑卡特尔法律规范的落实。[40]本文认为上述这些应对之策是沉沦于过度犯罪化迷思的结果,这必定会花费大量宝贵的有限刑事法资源,却终将发现刑法手段对反卡特尔经济行政法规的实施得不偿失。本文认为应将这些庞大的国家资源,运用到典型的执行难、犯罪化不足的隐秘刑事案件中,例如儿童性侵案件、婚内强奸案件和家庭虐待案件等。可能有学者认为虽然刑法规范执行极其困难,但刑法规定具有责难性的信息传递功能,卡特尔犯罪化仍具有必要性。但笔者认为犯罪化标准除满足必要性外,还需要具有充分性,即满足其他具体犯罪化原则。同时国家对责难信息的传递,完全可通过其他各种信息媒介予以更有效的传递,而不一定要借助刑法手段。

  三、全球卡特尔犯罪化是一股过度犯罪化恶浪

  上文分析我们得知,全球卡特尔犯罪化是移植性犯罪化,虽然有数据证明卡特尔犯罪化的具体实施在美国本土取得一定成功,但也正在遭受过度犯罪化的无尽批评,而间接被移植国也必会遭受此种批评。这对正在艰难无比地谨防或突围过度犯罪化困境的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虽然目前看来,相对于卡特尔犯罪化支持者的声音,反对者的声音还很微弱,但笔者认为从必要充分的原则性犯罪化理论来看,卡特尔犯罪化是一股过度犯罪化恶浪。

  (一)卡特尔犯罪化不符合必要充分的原则性犯罪化理论

  立法机关如果真想通过将卡特尔行为予以犯罪化后,取得减少卡特尔行为的有效执法威慑效果,须使卡特尔犯罪化获得一个稳固的刑法规范执法框架,但该刑法规范执法框架的大厦,又须以必要充分原则性犯罪化理论为地基。但这个卡特尔犯罪化地基即使通过上世纪的奋斗,也无法确保能坚固稳定地打起来,这主要是因卡特尔犯罪化刻意严重侵蚀刑法的独特性。虽刑民界限、刑行界限早已被决心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的立法机关突破得面目全非,但刑法作为一个独立于民法和行政法的部门法,依然有自己专属特性。众所周知,国家垄断刑法,刑法垄断自由刑。[41]而刑法异于民法、行政法的显著特征主要有:立法机关独家、排他性地利用刑法,通过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有时甚至是生命,保护直接关涉整体社会的终极公共利益,直接展现除战争以外最强大的国家暴力,从而对公民施加最强烈的公开责难,对公民予以污名化、耻辱化;但因刑法暴力过于迅猛,以免出现公民个体惨遭刑法迫害,遂特别强调刑事正当程序保障,要求犯罪成立证明责任标准较其他法律责任都高等;但最重要的是要求犯罪化理论的证明责任标准,须是必要充分的原则性犯罪化理论,须经得起全体公民长时间的实证检验、深入追问和公开辩论;具体要求须是立法机关在犯罪化之前承担犯罪化与否的证明责任,而不是司法机关、普通公民、专家学者、律师等在立法机关犯罪化之后,为立法机关的犯罪化提供理论解说。只有符合该犯罪化原则以及证明责任要求,刑法规范才可能免遭过度犯罪化的批评。而现有卡特尔犯罪化理论,基本是事后从功利计算的经济理性出发,严重忽略卡特尔商业经济决策过程以及被刑事管制对象个体的复杂性和无限多样性,[42]主要关注犯罪化的一般经济威慑理论,故意无视犯罪化中绝对专属刑法的必要充分的刑法公正报应犯罪化理论。因此卡特尔刑法规范实施率在美国之外极低的尴尬处境,根本原因是立法机关未提供必要充分的原则性犯罪化理论,而非因经济发展不似美国、犯罪法定成立要件过于严格、卡特尔刑事立法太年轻或施法经验不足等。

  (二)卡特尔犯罪化是立法机关过度使用刑法威慑公民个人

  司法机关依法充分实施刑法禁令,但如果立法机关在犯罪化时所宣称的,犯罪化威慑效果承诺在犯罪化后无法兑现,现实生活中被犯罪化的行为始终常见,那么刑法威慑效果只具表面象征性,而无实质威慑力,这严重降低国家机关的可信度,使天生自带威慑效果的刑法备受公民嘲讽。例如英国过去卡特尔刑法规范的有选择性零星施行,确证过度利用刑法这种国家惩罚手段,威慑那些本身不具有强烈道德责难性和犯罪性的违法行为,会导致刑法只具象征性威慑效果。[43]而只具象征性威慑效果的刑法立法规范,全凭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执法,普通公民无法得知罪与非罪的明确界限,这完全捣毁刑法作为公民行为指导的禁令意义,禁止有利于提升全体国民社会福利的商业行为。同时国家施加监禁刑的程序和执行后果都非常繁重,极易导致卡特尔成员未获得公正的应得惩罚出现司法不公。可能有学者认为,既然国家通过刑法威慑已将卡特尔定性为犯罪,那么遵守该反卡特尔法律应变成法治社会公民的一种无形的道德承诺。即市场主体基于对国家惩罚的恐惧威慑,应超越谋取利润的利益算计,践行遵守刑法的内心道德承诺,服从刑法的约束。但现实是这种无形道德承诺只是一种设想,因为虽然的确有客观数据证明美国的卡特尔犯罪化,在反卡特尔行动中是成功的,但也有实证研究表明,事实上美国以刑法威慑对卡特尔行为的治理效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是否成功还有待商榷。[44]另外,立法机关未为卡特尔行为提供一个清晰、明确、具体的定义,也未说明如何认定“合意组建卡特尔”、“具体实施卡特尔行为”等,这使得检察机关的实质自由裁量权很大,而作为商人的卡特尔成员一般会通过各种手段说服检察机关,通常将案件在审判前予以解决。这种情况也极大地提升公民辩护空间,使法律成为财势之人规避和剥削的对象。[45]

  (三)卡特尔犯罪化是利用刑法培养商人美德

  卡特尔犯罪化是典型地利用刑法推行商业美德,教育商人应诚实、正直、善良地做生意,不得撒谎、欺瞒和作弊。众所周知,做生意基本上是谈生意,而谈话内容基本是谈合作事宜,如在极少人得知的私人场所非公开谈合作事宜,就可认定为通谋。但商业本身具有保密性,商人也一般有实现行业垄断的梦想。因如卡特尔成员一般会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出发,将自身贪婪逐利的行为内在合理化,这也很难说卡特尔行为是一种道德上被严重蔑视、社会上被强烈抵制、政治上被猛烈谴责的具有犯罪性的行为。同时,与支持者所主张的理性经济人进行成本收益观点相反的是,实证研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理性的卡特尔成员即使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并未认识或意识到卡特尔行为是会被国家机关追诉的犯罪。[46]这是因刑法只反映具有强烈犯罪性耻辱的行为,并不能创造具有全民犯罪性耻辱、应遭受最强烈道德咒骂的行为。[47]另外事与愿违的是,卡特尔犯罪化反而是立法机关利用刑法打击社会中不道德行为,压制公民在人类学上拥有的特性和多样性。[48]因为如果非要专注于卡特尔行为应被犯罪化的道德内容,那从本质上说,卡特尔犯罪化表面看似保存社会基本道德,实则激励社会不道德行为。例如卡特尔犯罪化附带的宽大项目,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对卡特尔成员中最先主动坦白者免于追诉或免于追究行政责任。很明显该项目旨在鼓励卡特尔参与者主动与国家调查机关合作,意图从内部瓦解卡特尔。但这种行为从道德内容上说,正是国家机关巧妙地利用违法者求自保、复仇、恐惧国家暴力机器等心理,鼓励商业活动中不忠诚的不道德行为。当然卡特尔是非法行为,在法律上无需对卡特尔成员予以忠诚对待,但从道德内容上看,不忠诚仍然是一种不道德行为。总之,立法机关通过卡特尔犯罪化,对商人设置自由刑,从而利用刑法培养商人美德,这真是一个令人恶心的笑话。[49]

  四、实施反卡特尔行政经济法规的非刑法措施

  众所周知,国家实施反卡特尔法律的任务非常艰巨,但阻止立法机关的犯罪化凶猛进程、进行反过度犯罪化的任务更加艰巨。因为由国家权力为骨干的刑法天生具有不断寻找寄主的扩张蔓延本性,而在立法机关犯罪化极其活跃、习以为常的现实面前,被无民主、假民主或不完善的民主等制度裹挟的被统治者,对立法机关犯罪化议案无能为力,暂时只能无奈地接受过度犯罪化客观情况,并主要依赖正当程序保障、司法机关自我约束庞大自由裁量权,践行严格司法解释理论等,以期减轻过度犯罪化带来的不利后果。但本文主张,尚未将卡特尔行为予以犯罪化或全面犯罪化的国家,应对卡特尔犯罪化的全球趋势保持高度的警惕,坚守刑法的谦抑性或最后手段性,充分利用更有效、更可取的民事和行政手段,并以此作为关键核心手段实施卡特尔法律,而不是继续不断地将卡特尔行为拉入刑事法网。最新实证调查也表明,采取剥夺卡特尔成员工作岗位资格和对卡特尔进行行政罚款,实施反卡特尔行政经济法规的支持率最高;[50]例如反卡特尔行政经济法规执法越完善,消费者被过度要价的水平越低。[51]因而结合上文分析,我国反卡特尔行政经济法规的实施应以行政机关限制、剥夺卡特尔成员从业资格为先;以对企业施以惩罚性的巨额行政罚款为主;以其他各种非刑法措施为补充;当然如果卡特尔成员涉嫌实施诈骗罪、偷税罪、贪污罪等,应适用这些刑法规定。

  (一)以行政机关限制、剥夺卡特尔成员从业资格为先

  根据行政法律限制、剥夺个体相应从业资格,使其遭受合比例的国家行政惩处措施,可完全排除过度犯罪化的嫌疑。而正如上所述,卡特尔犯罪化直接剥夺卡特尔成员的自由,不符合公正报应的原则性犯罪化理论中的直接实质损害原则、严重公共不法性原则、合比例性原则等,必定不断地遭受过度犯罪化的指责。简单展开来说,卡特尔成员通过不诚实地通谋成立卡特尔的经商策略,与消费者、竞争者等真实的财产利益最终被真正地剥夺、侵犯或损害之间,只具有偏远、泛化、日常的因果关联度,同时所涉法益未关涉全体所有公民,而只是复杂纷扰的社会中一个极小范围内的经济纷争,其危害性不足以上升至现代自由国家对卡特尔成员施加极其宝贵的自由刑,即自由刑并不是卡特尔成员应得的公正报应。至于如果行政机关对个人予以行政罚款,但因卡特尔行为最大的获利者是公司或商业集团,个人被施加行政罚款后,商业集团会经济补偿这些人,再考虑到经理或董事的年龄,刚好提前让这些人正常合法地退休,享受悠闲的老年时光,[52]而卡特尔及其行为将会继续存在。因此卡特尔犯罪化最优先的非刑法措施,是行政法庭剥夺个体从业资格,例如英国法庭可对卡特尔成员颁发剥夺从业资格令。法庭颁发剥夺从业资格令使卡特尔成员不得在企业单位中担任重要职务,将流氓经理、流氓董事拉入黑名单,使其严重污名化和耻辱化。因为这对卡特尔成员个体来说,其个人前半生的努力奋斗,被强行公开画上一个极其屈辱性的终止符或终点,这在鼓励自由创业、自由竞争的公平市场经济中是合比例的最严重惩罚,是恰当的优先法律应对策略。再者,核心卡特尔行为直接参与人员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是睿智的、受人尊敬的商界精英,有能力进行自我教育改造,克制自身唯利是图的欲望,而通过剥夺个体从业资格,足以使这些人懂得从自己的失败或错误中吸取教训,再次从事卡特尔行为的可能性很低,并不需要国家通过关押这类人实施教育改造。

  (二)以对企业施以惩罚性的巨额行政罚款为主

  如上所述,卡特尔行为直接获益对象是公司、企业或商业集团。根据犯罪化应具一致贯通性、平等规制性的逻辑,既然企业通过默认、包容甚至激励个体实施卡特尔行为获得不正当利益,那么根据卡特尔犯罪化支持者的观点,既然卡特尔成员个体是刑法规制对象,那么企业也应是卡特尔犯罪化的规制对象,犯罪化对象应保持一致贯通,打击真正的犯罪主体。但客观情况是各国卡特尔犯罪化并不包括企业,只是针对个人。主要原因是假如立法机关将卡特尔企业犯罪化后,卡特尔企业不能像自然人一样被剥夺自由,至多只能对卡特尔企业配置罚金刑。但无受想行识能力的组织实体承担集体责任,会使民众自动相应减轻对曾经犯下恶行的真实操纵者的责难程度,使实质的作恶者逃脱刑法应得的公正报应,使正义无法得以真实或完全地昭彰。再说,单位或企业罚金刑与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对卡特尔企业施加行政罚款严重重叠,顾名思义,单位罚金刑是多余的、累赘的或过重的。因此,全球卡特尔犯罪化只规制个体不规制企业的现实,说明卡特尔犯罪化不合犯罪化理论逻辑。但企业集体互相通谋、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集体经济,这与公平自由的市场经济鼓励个人努力而不是集体努力严重不符,[53]还直接扼杀社会创造力,导致社会各个行业出现政府难以管控的、财权势力过大、私人经济实体过度集权和经济资源过度集中的强势经济集团。因而为避免政府在出现经济危机时,对这些强势经济集团束手无策,政府应继续主要依赖对企业施加高额的惩罚性行政罚款手段,来规制企业的卡特尔行为。例如欧盟法规定,欧盟委员会只能对反竞争违法行为施加罚款的行政处罚,[54]所施加的罚款惩罚不应含有刑法性质。[55]因此欧盟应该会维持该管制传统,在国家层面避免借助国家对个人施加自由刑惩罚手段实施反卡特尔法律。至于具体计算罚款时,因卡特尔生命力很顽强,平均寿命4到5年,[56]遂应考虑卡特尔存续时间。[57]同时即使卡特尔被立法机关犯罪化的司法机关使卡特尔成员招致自由刑后,仍需继续对企业施加高额的惩罚性行政处罚。[58]至于罚款限额,一般高出实施卡特尔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可以是无限额罚款,例如英国是无限额罚款。

  (三)以其他各种非刑法措施为补充

  虽卡特尔在特定时间生命力很顽强,但内部并不稳定,存续时间并不算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会自生自灭,例如达成固定价格协议的卡特尔集团内部的个别企业擅自降价,撕毁固定价格的卡特尔协议,从而导致卡特尔内部出现纷争,最终使其自然解体。但政府仍需对不健康、不道德、非法的卡特尔行为,制定更可能多的经济行政管制制度,治理、调节市场经济中的卡特尔行为,充分利用合法的企业融合手段、民事赔偿诉讼、税收政策等法律规制手段。例如,放开消费者民事集体诉讼;国家放宽合法兼并的条件等。另外,还应通过大力实施反卡特尔行政经济法规,提倡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竞争文化,要求市场主体必须通过合法、公开、透明、诚实的兼容、合并措施等正规合法融合模式,达到扩大企业经营规模、稳固市场份额、增加市场占有量等卡特尔所欲达致的目的,而不应实行非法的卡特尔行为;强化权威机关的反垄断调查和实证研究;通过教育宣传手段使民众具有遵守反卡特尔行政经济法规的深刻意识;法庭应认可私人、私人律师或各种媒体的案件调查权等等。[59]当然非刑法的其他措施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仍需不断深入研究。

  (文章原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5期 )

  

  作者:

  胡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法学院。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See Caron Beaton-Wells,Ariel Ezrachi,Criminalising Cartels:Why Critical Studies?,Edited by Caron BeatonWells & Ariel Ezrachi,Criminalising Cartels:Critical Studies of an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Movement,Hart Publishing,2011,P.8.

  

  [2] See Andreas Stephan,Four Keys Challenges to The successful Criminalization of Cartel Laws,2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335-362,(2014),P.338.

  

  [3] Douglas Husak:Overcriminalization: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4] See Wouter P.J.Wils,Is Criminalization of EU Competition Law the Answer? (2005),P.27.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Wouter_Wils/publication/228848644_Is_criminalization_of_EU_com petition_law_the_answer/links/004635346539b534ef000000.pdf.

  

  [5] See Julie Clarke,The Increasing Criminalization of Economic Law-a Competition Law Perspective,19 Journal of Financial Crime,76-97,(2012),P.81.

  

  [6] See Mark Furse,The Criminal Law of Competition in the UK and in the US:Failure and Succes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2,P.105.

  

  [7]主要有Heritage Foundation,Federalist Society,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Cato Institution.

  

  [8] See Christopher Harding,Business Collusion as a Criminological Phenomenon:Exploring the Global Criminalisation of Business Cartels,14 Critical Criminology,181-205,(2006),P.189.

  

  [9] See Wouter P.J.Wils,Is Criminalization of EU Competition Law the Answer? (2005),P.19.

  

  [10] See Maher M.Dabbah,Barry E.Hawk,Albania to Finland:Anti-Cartel Enforcement Worldwide,Volume 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276.

  

  [11] See Jonathan S.Gowdy,China Issues:New Anti-Monopoly Rules and Procedures on Pricing Conduct,(2011),P.4-5.http://media.mofo.com/files/Uploads/Images/110112-China-Issues-New-Anti-Monopoly-Rules-and-Procedures-on-Pricing-Conduct.pdf.

  

  [12] Gregory C.Shaffer,Nathaniel H.Nesbitt,Criminalizing Cartels:A Global Trend,(2011),P.4,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8152309_Criminalizing_Cartels_A_Global_Trend.

  

  [13] See Wouter P.J.Wils,Is Criminalization of EU Competition Law the Answer? (2005),P.52.

  

  [14] See Christopher Harding,Business Collusion as a Criminological Phenomenon:Exploring the Global Criminalisation of Business Cartels,14 Critical Criminology,181-205,(2006),P.181.

  

  [15] Ingeborg Simonsson,Criminalising Cartels in the EU:Is There a Case for Harmonisation?,Edited by Caron Beaton-Wells & Ariel Ezrachi,Criminalising Cartels :Critical Studies of an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Movement,Hart Publishing 2011,P.205.

  

  [16] Verizon Communications v Curtis V Trinko LLP,540 US 398(2004).

  

  [17] Monti M.,Forward by Mario Monti,European Commission,XXXIst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2001,European Communities,(2002).

  

  [18] OECD Publication,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Effective action Against Hard Core Cartels,C(98) 35/FINAL,May 1998.

  

  [19] See Julie Clarke,The Increasing Criminalization of Economic Law-a Competition Law Perspective,19 Journal of Financial Crime,76-97,(2012) ,P.78.

  

  [20] Caron Beanton-Wells,Christine Parker,Justifying Criminal Sanctions for Cartel Conduct:A hard Case,1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198-219,(2013),P.200.

  

  [21]同上,P216.

  

  [22] See Stuart P.Green,Why it's a Crime to Tear a Tag Off a Mattress:Overcriminalization and the Moral Content of Regulatory Offences,46 Emory Law Journal,1535-1614,(1997),P.1551.

  

  [23] See Peter Whelan,Cartel Crimin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Moral Wrongfulness,33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535-561(2013),P.559.

  

  [24] See Christine Parker,Economic Rationalities of Governance and Ambiguity in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artels,52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974-996,(2012),P.982.

  

  [25] See Mark Furse,The Criminal Law of Competition in the UK and in the US:Failure and Succes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2,P.105.

  

  [26] See Fiona Haines and Caron Beaton-Wells,Ambiguities in Criminalizing Cartels:A Political Economy,52 Britain Journal of Criminology,953-973,(2012),P.959.

  

  [27] Caron Beanton-Wetls,Christine Parker,Justifying Criminal Sanctions for Cartel Conduct:A hard Case,1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198-219,(2013),P.213.

  

  [28] See Christine Parker,Economic Rationalities of Governance and Ambiguity in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artels,52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974-996,(2012),P.982.

  

  [29] See Jonathan S.Gowdy,China Issues:New Anti-Monopoly Rules and Procedures on Pricing Conduct,(2011),P.16.http://media.mofo.com/files/Uploads/Images/110112-China-Issues-New-Anti-Monopoly-Rules-and-Procedures-on-Pricing-Conduct.pdf.

  

  [30] See Andreas Stephan,Survey of Public Attitudes to Price-Fixing and Cartel Enforcement in Britain,5 Competition Law Review,123-145,(2008),P.123.

  

  [31] See Roger A.Fairfax,Jr,From "Overeriminalization" to "Smart on Crime":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Reform-Legacy and Prospects,7 Journal of Law,Economics & Policy,597-616,(2011),P609.

  

  [32] Vincent Brophy,Matt Evans,Francesco Liberatore,Marguerite Lavedan,The UK's New Civil and Crimi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Regime,3 Global Competition Litigation Review,159-167,(2014),P.165-166.

  

  [33] See Jonathan S.Gowdy,China Issues:New Anti-Monopoly Rules and Procedures on Pricing Conduct,(2011),P.16.http://media.mofo.com/files/Uploads/Images/110112-China-Issues-New-Anti-Monopoly-Rules-and-Procedures-on-Pricing-Conduct.pdf.

  

  [34] See Wouter P.J.Wils,Is Criminalization of EU Competition Law the Answer? (2005),P.23.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Wouter_Wils/publication/228848644_Is_criminalization_of_EU_competition_law_the_answer/links/004635346539b534ef000000.pdf.

  

  [35] See Julie Clarke,The Increasing Criminalization of Economic Law-a Competition Law Perspective,19 Journal of Financial Crime,76-97,(2012),P.79.

  

  [36] See Alison Jones,The UK Response to the Global Effort Against Cartels:Is Criminalization Really the Solution?,2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100-125,(2014),P118.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2013,Section 47(2).

  

  [37] See Andreas Stephan,Why Morality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the Cartel Criminalisation Debate,3 New Journal of European Criminal Law,127-138,(2012),P127.

  

  [38]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2013,Section 47(2).

  

  [39] Enterprise Act 2002,Section 188(1).

  

  [40] Vincent Brophy,Matt Evans,Francesco Liberatore,Marguerite Lavedan,The UK's New Civil and Crimi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Regime,3 Global Competition Litigation Review,159-167,(2014),P.159.

  

  [41] See Wouter P.J.Wils,Is Criminalization of EU Competition Law the Answer? (2005),P.5.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Wouter_Wils/publication/228848644_Is_criminalization_of_EU_competition_law_the_answer/links/004635346539b534ef000000.pdf.

  

  [42] See Christine Parker,Economic Rationalities of Governance and Ambiguity in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artels,52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974-996,(2012),P.978.

  

  [43] See Alison Jones,The UK Response to the Global Effort Against Cartels:Is Criminalization Really the Solution?,2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100-125,(2014),P.124.

  

  [44] See Jesse W.Markham Jr,Does Criminalization of Cartels Work?,3 A Few 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New Journal of European Criminal Law,116-126,(2012),P.116.

  

  [45] See Fiona Haines and Caron Beaton-Wells,Ambiguities in Criminalizing Cartels:A Political Economy,52 Britain Journal of Criminology,953-973,(2012),P.962.

  

  [46] Caron Beanton-Wells,Christine Parker,Justifying Criminal Sanctions for Cartel Conduct:A hard Case,1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198-219,(2013),P.216.

  

  [47] See Peter Whelan,Cartel Crimin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Moral Wrongfulness,33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535-561(2013),P.542.

  

  [48] See Christine Parker,Economic Rationalities of Governance and Ambiguity in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artels,52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974-996,(2012),P.977.

  

  [49] See Christine Parker,Economic Rationalities of Governance and Ambiguity in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artels,52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974-996,(2012),P.987.

  

  [50] Caron Beanton-Wells,Christine Parker,Justifying Criminal Sanctions for Cartel Conduct:A hard Case,1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198-219,(2013),P.213.

  

  [51] See John M.Connor,Albert A.Foer,Simcha Udwin,Criminalizing Cartels:An American Perspective,1 New Journal of European Criminal Law,199-217,(2010),P.205.

  

  [52] See Wouter P.J.Wils,Is Criminalization of EU Competition Law the Answer? (2005) ,P.38.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Wouter_Wils/publication/228848644_Is_criminalization_of_EU_competition_law_the_answer/links/004635346539b534ef000000.pdf.

  

  [53] See Fiona Haines and Caron Beaton-Wells,Ambiguities in Criminalizing Cartels:A Political Economy,52 Britain Journal of Criminology,953-973,(2012),P.968.

  

  [54] Council Regulation(EC) No 1/2003,Article 23 Fines.

  

  [55] Council Regulation(EC) No 1/2003,Article 23(5).

  

  [56] See John M.Connor,Albert A.Foer,Simcha Udwin,Criminalizing Cartels:An American Perspective,1 New Journal of European Criminal Law,199-217,(2010),P.200.

  

  [57] See Yuliya Bolotova,John M.Connor,Douglas J.Miller,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agnitude of Cartel Overcharge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ood-Industry Cartels,(2005) P.31-32.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John_Connor7/publication/46508881_Factors_influencing_the_magnitude_of_cartel_overcharges_An_empirical_analysis_of_food-industry_cartels/links/00b495220d5b47d51b000000.pdf.

  

  [58] See Maurice E.Stucke,Am I a Price Fixer? A Behavioural Economics Analysis of Cartels,Edited by Caron Beaton-Wells & Ariel Ezrachi,Criminalising Cartels :Critical Studies of an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Movement,Hart Publishing,2011,P.280.

  

  [59] See Robert H.Lande,Joshua P.Davis,Benefits from Private Antitrust Enforcement:Forty Individual Case Studies,42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Law Review,879-918,(2008),P.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