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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军:从台湾地区的经验看大陆家暴受虐儿童法律保护的局限与完善

发布日期:2016-11-25  发表于: 异域刑法简讯  著者:李文军  浏览次数:
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对家暴虐童行为还存在着一些混乱的、模糊的认识。这种混乱与模糊的根源,一方面源自于不成熟的儿童权利保护理论,另一方面源自于儿童保护观念与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冲突。

  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对家暴虐童行为还存在着一些混乱的、模糊的认识。这种混乱与模糊的根源,一方面源自于不成熟的儿童权利保护理论,另一方面源自于儿童保护观念与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冲突。毋庸置疑,监护人对儿童合理的惩戒有利于矫正其不良性格,进而将其培育成为符合社会需求的延续者。但遗憾的是,部分监护人滥用家长的合理惩戒权,“惩戒行为”远远超出了儿童身心的承受范围,造成受虐儿童重伤、死亡的现象频繁发生。实际上发生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行为,比发生于家庭成员之外的虐待行为,发生频率高、隐蔽性强、持续时间更长,如养父母虐待未成年养子女的行为,继父母虐待未成年继子女的行为。然而,从我国现有的立法体系来看,受虐儿童与其他遭受家暴虐待弱势群体相比,在预防救济和惩罚追诉上的差别不大。尽管2015年相继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和《刑法修正案(九)》,就家暴虐童行为进行了相应立法,但立法本身的局限仍难以有效规制家暴虐童行为。

  一、家暴受虐儿童法律保护的立法局限

  (一)预防救济不足

  其一,家庭暴力并未囊括消极的虐待行为。在有关禁止家庭暴力的立法中,并未对家庭暴力的含义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司法机关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案情,对是否属于家暴虐童行为作出认定。而立法的阙如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惑。因此,《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其参考了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定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婚姻法中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但是,该定义细化列举的家暴方式,皆是积极意义上的家庭暴力,而“等”字后面“侵害行为”的限缩,也明显是对积极家庭暴力的进一步肯认。在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过程中,虽然有学者坚持呼吁将针对未成年人的忽视行为和拒不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以及以管教为目的暴力行为写入家庭暴力的定义,然而遗憾的是该法最终仅规定了积极的暴力行为,对于忽视、拒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消极不作为行为未能给予规定。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关于“家庭暴力”的定义仍然存在缺陷,这不仅无益于社会对未成年人遗弃、忽视等消极暴力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不利于司法机关将实践中的消极暴力认定为虐待行为。例如,2013年震惊全国的南京吸毒母亲饿死两名幼女事件;2015年贵州毕节四名留守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身亡事件。

  其二,立法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在我国,立法机关为了预防未成年人,特别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儿童,免遭来自家庭成员和其他主体的暴力侵害,在《宪法》、《民法通则》、《刑法》、《婚姻法》、《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中就虐待儿童作了相应的规定。例如,《宪法》第49条第4款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民法通则》第104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婚姻法》第2条第2款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反家庭暴力法》第5条第3款规定:“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重病患者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给予特殊保护”。除此之外,各地就受暴力侵害儿童的保护,也相应地出台了一些办法和条例。例如,浙江省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陕西省的《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以及北京市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因此,从目前全国的立法和各地出台的政府条例来看,针对家暴受虐儿童的保护逐渐得到了社会的重视,特别是2015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其对家暴受虐儿童的保护作了许多突破性的规定,如强制报告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紧急安置制度。毋庸置疑,这些规定彰显了国家对受虐儿童的特殊保护,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举措。

  但遗憾的是,《反家庭暴力法》并没有对家暴受虐儿童给予优先、特殊保护。实际上,儿童与老年人、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其他弱势群体相比,在行为能力、诉讼能力、表达能力以及自我保护能力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其自身权利需要依赖其他人来实现,所以需要国家单独制定一套国家主动干预和优先保护制度。质言之,与其他弱势群体保护不加区分的立法模式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使得防止儿童免遭家庭暴力伤害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原则,有必要制定有别于其他弱势群体的专门立法。此外,家暴受虐儿童的救济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涉及到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教育机构等部门的相互协作。而规范和落实这些部门所应承担的责任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作出详细规定。所以,在家暴受虐儿童保护方面,亟需要有一部区别于保护其他弱势群体的系统性、专门性立法。

  其三,立法技术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反家庭暴力法》在强制报告、人身保护令、紧急安置、监护权的撤销与改定等制度在设计上比较简略,粗疏的立法方式致使对具体制度的可操作性缺乏充分考量。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对该法规定的“强制报告制度”展开讨论。通常,家暴虐童行为由于具有隐蔽性和持续性,而发现报告难严重制约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及时介入和干预,针对未成年人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在第14条和第35条分别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以及违背该制度造成严重后果时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但笔者认为该制度存在以下多方面不足:一是没有划分不同的通报主体类型。该法仅规定了特殊的通报主体,对一般的通报主体并未作出规定;二是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作为通报主体不具有可操性,因为“单位”仅是“虚拟”的法定主体,而欠缺自然人身份的单位不具有发现和报告虐童行为的能力;三是“工作人员”的笼统规定可能无限制扩大特殊通报主体的范围,使得在工作上与受虐儿童不具有亲密关系的人员承担强制性义务;四是通报基准较为模糊。从《反家庭暴力法》第14条的规定来看,“发现”是儿童虐待通报义务的开始,义务主体在“发现”有儿童虐待的行为时即具有通报义务。但儿童虐待通常具有隐蔽性,而且很难和合理的家庭管教相区别,模糊的通报基准可能致使义务主体以此为借口推卸其责任。所以,有必要明确规定通报基准的要求并对此作出相应解释;五是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含糊,“依法给予处分”的表述不够具体。在受虐儿童保护上规定有强制报告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对违反强制报告义务的主体明确规定了需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六是没有明确规定误报行为免责问题。儿童虐待的误报行为可能会涉及,刑法上的诽谤行为以及民事上的侵权行为,但为鼓励义务主体积极通报儿童虐待行为,有必要规定善意误报行为免除其法律责任。

  (二)惩罚追诉乏力

  1.混合立法模式不利于保护受虐儿童

  2015年8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第18条和第19条对虐待罪进行了修订,该修正案对原刑法第260条告诉才处理方式进行了限缩,并增设了第261条之一“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这一方面考虑到被虐待人年龄、健康、行为能力、经济状况等因素,另一方面也顾及到我国传统社会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

  然而,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九)》限缩保留虐待罪,并增设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的混合立法模式,不利于保护家暴受虐儿童。因为,针对虐待家庭成员与虐待老年人、残疾人、患病的人、未成年人,分别立法并匹配不同法定刑,缺乏充足的法理依据作支撑:其一,实际上家庭成员与老年人、残疾人、患病的人、未成年人是交叉关系而非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其二,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中的立法体例可知,有关虐待行为的规定更多的是把未成年人与其他被看护、监管的人分别立法,以体现对受虐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优先保护,如德国刑法典第十二章妨害身份、婚姻和家庭罪中的171条违背监护或教养义务罪;第十七章伤害罪中的225条虐待被保护人罪。第171条违背监护或教养义务罪是对被虐待儿童的特殊保护规定,而第十七章伤害罪中的第225条虐待被保护人罪把被虐待儿童划入了被保护人的一类;其三,修订后刑法第260条虐待罪与刑法260条之一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由于并非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所以实践中二者出现竞合时就可能无法确定具体适用的罪名。

  2.限缩“告诉才处理”无法改变追责困境

  在我国告诉才处理案件排斥法院以外,其他有关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介入,而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自诉是唯一可选择的追诉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审查后,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自诉。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方式,是通过国家公权力的适当让渡,使得部分轻罪案件的处理,要充分考虑到被害人是否具有追诉意愿。这些轻罪案件通常具有案情简单、证据收集容易、起诉较为简便、多发于熟人之间等特点。而自诉方式的处理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诉讼资源,使公权力机关可以集中力量,处理其他较为复杂的公诉案件,进而使得国家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但告诉才处理案件在我国采取绝对自诉主义,剥夺了受害人向公安机构和检察院寻求公力途径的有效救济。因而,绝对自诉主义在客观上造成了告诉才处理案件追诉的困境。

  《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对原刑法,第260条虐待罪的告诉才处理方式进行了限缩,但该修法模式忽视了家暴受虐儿童的告诉能力和我国的具体国情,限缩保留“告诉才处理”追诉方式仍无法改变追责难问题。一方面在家庭内部虐待者通常在亲属关系、经济实力上都处于优势地位,而受虐者大多是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要求他们自行对加害人提起诉讼相当困难。不符合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婚姻家庭制度”中“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儿童”的特别规定。

  另一方面事实上早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过程中,相关人员曾围绕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规定作过研究。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实践中被虐待的被害人,多是年幼的儿童或者卧病无法行动的老人,其身体状况使他们往往无能力对虐待者提起自诉,在刑法条文中只规定“告诉才处理”,不利于保护这部分无能力告诉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应增加“无能力告诉的除外”的规定。最终在刑法总则第98条规定,“如果被害人因受威吓、强制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而这与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第18条规定的内容极为相似。但受“清官难断家务事”和“家丑不可外扬”认识的影响,人民检察院和受害人的近亲属代表受害人,向法院提起提起对加害人的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并不多见。所以,《刑法修正案(九)》限缩保留第260条虐待罪告诉才处理方式,似乎考虑到了被害人的追诉意愿、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实际上则是对既有制度的“复制”和“照搬”,无法改变公权力不适当地退出自诉案件救济范畴的困境。

  二、家暴受虐儿童法律保护的完善路径

  (一)预防救济方面

  其一,家庭暴力的定义应囊括消极的虐待行为。正如上文所谈到的,《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不当限缩了家暴虐童行为的暴力范围,“等”字后面的侵害行为仅从积极意义上肯认了,与前面类似的“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因而,在解释学意义层面上,“家庭暴力”的含义无法涵摄家庭成员对儿童的忽视和拒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消极虐待行为,从而给家暴受虐儿童的保护带来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无法改变人们对家暴虐童行为的传统认识误区,从而难以禁止任何形式针对儿童的暴力和非暴力虐待行为;二是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由于“家庭暴力”范围过窄造成法律无法规制部分虐童行为的困惑。在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条中关于家庭暴力的定义。即,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间实施身体、精神或经济上之骚扰、控制、胁迫或其他不法侵害行为。该定义中“其他不法侵害行为”可以囊括针对儿童的消极虐待行为,在解释学意义上“骚扰、控制、胁迫”等积极虐待行为,不会排斥“其他不法侵害行为”对消极虐待行为的涵摄。

  其二,针对儿童身心健康和自我保护能力特点,有必要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完善保护受虐儿童的相关规定。随着世界上各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儿童虐待问题的关注,专门性针对预防儿童虐待的立法逐渐受到重视。例如,日本2000年修订的《儿童虐待防止法》,美国2003年修订的《儿童虐待防治与处理法案》,这些专门立法对于预防虐童行为和救济受虐儿童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尽管我国已经有了专门性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是这部法律类似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小宪法”,缺乏可操作性;而国外制定预防儿童虐待专门法律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这也是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的要求。[18]但笔者认为,在《反家庭暴力法》已对家暴受虐儿童的预防救济,作出较为全面规定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单独制定一部“儿童虐待防止法”。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复立法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也可以整合之前有关儿童虐待的规定。

  实际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大量关于禁止虐待儿童的规定,如第6条第2款规定了“儿童虐待的举报主体”、第10条第2款规定了“禁止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虐待儿童”、第21条规定“禁止教师虐待、体罚儿童”、第41条第1款规定“禁止儿童救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社会团体或个人虐待儿童”、第53条规定了“监护人虐待儿童的撤销监护人资格”、第62条和第63条的第2款规定了“虐待儿童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可以将《反家庭暴力法》有关保护受虐儿童的规定,如人身保护令、强制报告、紧急安置、公安告诫、监护权的撤销与改定等制度,在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育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特点的基础上,将这一套全面、立体的受虐儿童预防救济体系,细化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以更好地起到保护受虐儿童的作用。

  但是,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修订之前,必须认识到其难以发挥预防救济受虐儿童的原因,以避免修法再次陷入以往立法和修法欠缺制度具体运作考量的窠臼。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条、第53条、第62条、第63条第2款,未成年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亲友、监护人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教育厅行政部门、公安机关,甚至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的法定义务,然而究竟由谁来保护受虐儿童的合法权益,在立法上呈现的是模棱两可而在实践中却不了了之。例如,第53条“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从未见“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出撤销监护权的申请,即便“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早已知晓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所以,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再次修订过程中,应充分考量受虐儿童法律保护实践运作的可行性,同时力避修法后全文仍然充斥着“不得”、“禁止”、“劝阻”、“制止”等缺乏强制性制裁力度的法律规定,改变之前立法对受虐儿童保护采取的消极立场,使得儿童虐待防治在修法后呈现出“预防——救济——善后”的动态保护链条。

  其三,在立法技术上细化家暴虐童的相关规定。《反家庭暴力法》中有关受虐儿童法律保护的立法,在技术上由于较为简略和粗疏,所以在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时,应借鉴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立法经验,细化《反家庭暴力法》有关受虐儿童法律保护的规定。

  台湾现行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律体系在亚洲地区具有典范性意义,不仅突破了以事后惩罚为主、分散在各部门法的传统法律制度,形成了家暴防治的专门性单行法,而且移植了美国的保护令制度,并在法律制度中设置了若干制度环节把社会工作、心理辅导、社会救助等引入到对家庭暴力的防治中。根据陈慈幸博士对台湾地区儿童及少年保护各项工作的分析,以及儿童及少年虐待相关数据的统计,可知台湾地区并非以消极之刑法规定进行儿童及少年虐待之防范工作,而是以儿童保护之福利观点,进行较为规模性与主要性之全面儿童及少年虐待防范政策。鉴于两岸法律的同源性和文化的同质性,台湾家暴防治法律体系构建的成熟经验,相信会对大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以及在立法技术上细化《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也仅以“强制报告制度”为例展开论述。

  通报主体和通报时限。根据台湾地区“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53条的规定,儿童虐待的通报主体为自然人,在类型上分为一般通报主体和特殊通报主体。一般通报主体的要求是“其他任何人知悉儿童及少年有前项各款之情形者,得通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这是一种授权性规范,而不是强制性、义务性规范,没有通报时间的限制。而特殊通报主体的要求是“医事人员、社会工作人员、教育人员、保育人员、教保服务人员、警察、司法人员、移民业务人员、户政人员、村(里)干事及其他执行儿童及少年福利业务人员,于执行业务时知悉儿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立即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通报,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特殊通报主体一般从事与受虐儿童福祉密切相关的职业,所以法律明确要求其具有通报义务,并且具有通报时间的限制。但大陆地区《反家庭暴力法》第14条中仅规定有特殊通报主体,同时“工作人员”的笼统规定可能又会导致无限制扩张特殊通报主体的范围,使得原本在工作上与受虐儿童福祉不相干的工作人员,可能承担报告的强制性义务。而将“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作为通报主体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此外,大陆地区《反家庭暴力法》中的强制报告制度,并没有对特殊通报主体的报告义务在时间上进行限制,这极有可能不利于督促通报主体及时履行报告义务。

  通报基准。根据根据台湾地区“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53条的规定,通报主体只要“知悉”儿童有遭受伤害的情形,就应该(特殊通报主体)或者可以(一般通报主体)开启通报义务。因为通报主体的通报义务何时开始涉及到通报的基准问题。考虑到儿童行为能力和告诉能力的有限性,法律以“知悉”为标准旨在鼓励相关人员尽量报告,只要知道有儿童伤害的情形即符合通报基准。但是有论者认为,“儿童虐待发生于家庭密室之内,非外人得以亲眼见闻,加以儿童虐待与管教惩戒甚难区分,如通报义务人动辄以自己当时认知无虐待事实,或不确定有无虐待事实发生为藉口,欲脱免其通报责任,将使通报制度之早期发现目的无法实现”。加上受虐儿童的告诉举证能力有限,要求通报人确实“知悉”儿童虐待的相关情况非常困难。因此,为尽早发现尽早救援以及保护儿童身心健康发育的考虑,同时为鼓励民众积极通报,解释上只要“疑似儿童虐待事件”即有通报责任,至于是否属实、是否成案,则是社会工作人员的调查责任。实际上大陆地区《反家庭暴力法》第14条中通报基准“发现”与台湾地区的“知悉”相同。笔者赞同上述论者的观点,有必要降低通报基准的标准,但同时必须对“疑似”作出相应解释。

  保密义务和通报责任。两岸有关儿童虐待强制报告保制度的保密义务,皆规定对通报主体的身份资料应予保密,旨在鼓励社会公众和密切接触儿童的从业人员报告虐待儿童的行为。但在通报责任上,台湾地区“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100条仅规定特殊通报主体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即特殊通报主体“违反第53条第1项规定而无正当理由者,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锾”。而大陆地区《反家庭暴力法》第35条对于违背强制报告义务主体,需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含糊,而“依法给予处分”的表述也不够明确。另外,两岸有关儿童虐待强制报告制度中,误报行为免责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所以,一方面在应明确规定违背强制通报义务主体所需承担的相关责任;另一方面应明确规定通报义务人误报行为的免责问题。

  (二)惩罚追诉方面

  《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就虐待被监护、看护人,增设了第260条之一“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并就原刑法第260条虐待罪第三款告诉才处理进行了限缩。但有所保留的告诉才处理追诉方式,在诉讼启动的裁量标准上很难把握,极有可能使该限缩性规定在实践中成为具文。实际上,一方面保留虐待罪并增设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的混合立法模式,不利于保护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家暴受虐儿童,而虐待家庭成员的行为与虐待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的行为,分别立法并匹配不同的法定刑,缺乏充足的法理依据作支撑;另一方面限缩保留第260条虐待罪告诉才处理方式,似乎考虑到了被害人(包括家暴受虐儿童)的追诉意愿、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实际上则是对既有制度的“复制”和“照搬”,公权力不适当地退出自诉案件救济范畴,无法改变对家暴虐童行为的追诉难困境。

  考虑到受虐儿童年龄、行为能力、家庭地位等因素,有关儿童虐待的修法应更多体现保护受虐儿童的身心健康法益。在追诉方式可让国家公权力机关积极干预家庭内部的虐童行为,从而使得受虐儿童免遭长时间的家庭暴力侵害;而在刑事立法上有必要将虐童行为单独入罪,在惩处力度上要严于针对其他弱势群体的虐待行为。这既符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适当时”应对第一款中列举的虐童行为进行司法干预,也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相契合。实际上在许多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刑法典”里都设置有专门条款规制儿童虐待问题。如与大陆地区同根同源的台湾地区在其“刑法典”第286条设置有“妨害幼童自然发育罪”,并在2012年对其进行了相应调整,由身体伤害扩展到了心理伤害。

  实际上,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家庭内部代际正义问题逐步受到重视,以追求儿童权益保护的最大化要求。以至于强调国家干预的介入理论开始盛行,即赋予国家保护儿童和监管家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法律和社会福利手段介入父母子女关系,以避免儿童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忽视或者虐待。因此,儿童权利保护的挑战,完善了有关家庭内部代际正义的理论探讨,并将传统家庭内部代际之间,带有一定任意性、道德伦理性的正义标准具体化、强制化,因而能够产生出衡量代际不正义的可操作性标准,最终改善并促进家庭内部不同代际之间的正义。而反观我国,有关家庭内部不同代际之间的正义问题,几乎还停留于传统政治哲学的见解层面。主要表现为公权力机关,甚少干涉家庭内部的“非正义”问题,比如父母如何管教和养育子女被认为是家务事,只要没有故意造成儿童重伤或者死亡,国家公权力一般不会主动干预。所以,虐童行为单独入刑并将家暴虐童行为彻底公诉化,不仅可以保护儿童免遭来自家庭内部的虐待,也是对追求家庭内部不同代际之间正义的一种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