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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心:英、美等国刑法中的“马耶夫斯基规则”及其启示—行为人醉酒、吸毒后犯罪的刑事责任新探

发布日期:2017-04-13  发表于:《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  著者:刘士心  浏览次数:
“马耶夫斯基规则”是英、美等国处理自愿醉态犯罪的基本规则。其基本内容是把犯罪分为基本故意犯罪与特定故意犯罪。自愿醉态可以成为特定故意犯罪的辩护理由,但不能成为基本故意犯罪的辩护理由。“马耶夫斯基规则”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其关注醉态对犯罪主观要素的影响而不是对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其既立足于处罚醉态犯罪的政策导向,又寻求处罚醉态犯罪与贯彻罪过责任原则的平衡,通过证据规则实现实体法目标。“马耶夫斯基规则”对我国刑法的启示表现在应采取总则与分则

  醉酒、吸毒通常会严重损害人的意识力,是引发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刑法学理论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来解释醉酒、吸毒者犯罪的可罚性。但是,按照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追究醉酒、吸毒者的刑事责任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即“在行为人促成其无罪责能力的状态时,他至少要预见到,他会在其后的无罪责状态下实现构成要件”。这样,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为了实施犯罪而故意饮酒、吸毒,或者醉酒、吸毒后发生过失犯罪情形的可罚性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行为人饮酒、吸毒时并没有预见到事后会发生危害行为,对于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罚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无法给出合适的答案。英、美等国刑法把酗酒、吸毒等造成的精神障碍称为醉态,认为对于在醉态中发生的危害行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往往不具有犯罪定义要求的主观罪过。为了确定醉态犯罪者的刑事责任,英国的判例创立了著名的“马耶夫斯基规则”。研究“马耶夫斯基规则”的创立目的、价值取向、归责路径和利弊得失,对于完善我国刑法关于醉酒、吸毒者犯罪的处罚规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耶夫斯基规则”的由来及基本内容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理论中,醉酒、吸毒者犯罪被称为自陷精神障碍状态犯罪,在犯罪论体系中属于有责性判断里的责任能力问题。在英、美等国的刑法中,醉态并不是犯罪成立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中的问题,而是犯罪的辩护理由中的问题。英、美等国刑法关注的问题是被告人因为醉态而实施犯罪行为,醉态能否成为一种免除罪责的辩护事由。英、美等国的刑法根据造成醉态原因的不同,把醉态划分为自愿醉态与非自愿醉态两种基本类型,并对它们采取不同的对策。自愿醉态也称自招醉态,是指行为人自己有责招致的醉态。所谓有责,是指行为人对陷入醉态具有一定的主观过错,主要表现为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摄入的物质具有致醉的性质而自愿地饮用、吸食或者服用。非自愿醉态,是指行为人无责任地招致的醉态。所谓无责,是指行为人不知道也无法预见到所摄入的物质具有致醉性,或者虽然知道物质具有致醉的性质但是摄入是违背其意志的,如误食麻醉药物、病理醉酒、被他人强迫吸食毒品等。但是,因为对饮料中酒精含量的认识错误、对自己酒量的估计错误而过量饮酒,受毒瘾的驱使而吸毒等都不属于非自愿醉态。

  在现实生活中,醉态与犯罪的关系十分复杂。现在英、美等国的刑法对醉态犯罪的处理分为3种情形:(1)行为人事先产生犯罪意图,然后自愿陷入醉态,再利用醉态实施犯罪行为。(2)行为人事先没有犯罪的意图,由于其他原因而自愿陷入醉态,又在醉态中产生犯罪意图进而实施犯罪行为。(3)行为人非自愿陷入醉态并在醉态中实施犯罪行为。对于第一种情形,由于行为人在醉态中实施的危害行为实际上还是受先前产生的犯罪意图支配的,因此不论行为人陷入醉态后是否完全丧失责任能力以及是否形成犯罪成立所要求的主观要素,其都要对犯罪的发生承担完全的责任,不得提出醉态辩护。这实际上是根据行为人醉态前产生的主观罪过追究其陷入醉态后实施的危害行为的刑事责任。英国有学者将这种责任形态称为“先前罪过”,其责任原理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一样的。对于第三种情形,由于行为人对陷入醉态没有责任,因此不论醉态是达到无责任能力的程度还是达到限制责任能力的程度,也不论发生的犯罪是何种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要行为人因为意识障碍而没有形成犯罪成立所要求的主观要素,醉态都可以成为辩护的理由,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醉态犯罪属于第二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是极少数的。从理论上讲,第一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的归责、免责原理都较为简单,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基本上没有争议。因此,在英、美等国的刑法中,关于醉态辩护规则的争议主要是围绕上述第二种情形展开的,“马耶夫斯基规则”也是针对该种情形创立的。

  “马耶夫斯基规则”是英国上议院通过对 1920年的“检察长诉比尔德案”(以下简称“比尔德案”)和1977年的“检察长诉马耶夫斯基案”(以下简称“马耶夫斯基案”)的裁决创立的。在“比尔德案”中,被告人比尔德醉酒后强奸妇女,在犯罪的过程中用手捂住被害人的嘴、鼻,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一审法院判决比尔德杀死被害人的行为构成谋杀罪。比尔德提出上诉,最终上议院维持了谋杀罪成立的判决。英国法官伯肯黑德在裁决中指出:“对于包含特定故意要素的犯罪而言,在认定被告人实际上是否具有构成犯罪所必需的故意时,应当考虑已经使被告人丧失形成这种故意的能力的醉酒状态。如果他因为严重醉态丧失了形成这一故意的能力,就不能判决他犯了只有证明了故意存在才能成立的罪”。在伯肯黑德看来,谋杀罪要求证明被告人具有“杀人”或者“严重伤害身体”的特定故意,如果比尔德能够证明其当时因为醉酒没有能力形成这样的故意,那么其就不构成谋杀罪。不过,比尔德并未能证明这一点,因此判决其有罪。“比尔德案”的判例意义在于其确立了这样的观念:在特定故意犯罪中,在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特定故意时,应当考虑被告人已经陷入醉态的事实。

  “马耶夫斯基案”的大致案情是:被告人马耶夫斯基在大量饮酒和吸毒后,先攻击酒馆的老板,在警察赶来拘捕和押送其去警局时又多次袭击执勤警察。正因如此,马耶夫斯基被起诉犯有7项袭击罪。在审判过程中,马耶夫斯基提出其因为吸毒和过量饮酒当时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主观上不具有袭击他人的故意。但是,主审法官指示陪审团忽略掉马耶夫斯基陷入醉态的事实,最后判决7项袭击罪成立。一审判决后马耶夫斯基提出上诉,其理由是在认定主观方面时不应排除陷入醉态的事实。在这个案件中,上议院重申了在审理“比尔德案”时树立的观念,并进一步指出自愿醉态辩护只能适用于特定故意犯罪,不能适用于基本故意犯罪,而袭击罪是一种基本故意犯罪,因此被告人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最后,上议院裁定维持了对马耶夫斯基的有罪判决。英国法官埃尔温 •琼斯在叙述裁决理由时指出,在这个案件中,被告人饮酒、吸毒将自己陷入醉态是一种轻率,这种轻率足以构成袭击罪所要求的主观要素,而其在醉态中实施的行为则证明其对受害人实施了暴力,两者加在一起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轻率行为。英、美等国的学者认为,“马耶夫斯基案”既重申了“比尔德案”关于自愿醉态辩护可以适用于特定故意犯罪的观念,又进一步补充、明确了自愿醉态辩护不能适用于基本故意犯罪的原则,从而最终形成完整的自愿醉态辩护规则。由于这一规则最终形成于 “马耶夫斯基案”,因此该规则被称为 “马耶夫斯基规则”。时至今日,“马耶夫斯基规则”仍然是英国处理自愿醉态犯罪的基本规则。

  不难看出,“马耶夫斯基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把犯罪划分为特定故意犯罪与基本故意犯罪两种,允许自愿醉态排除特定故意犯罪的成立,但是不允许自愿醉态排除基本故意犯罪的成立。具体而言,如果被告人在醉态中实施的是特定故意犯罪,那么法律允许辩方提出被告人在危害行为发生时因处于醉态而没有形成犯罪成立所要求的特定故意的辩护理由。并且,若辩护成功,则被告人就不构成被起诉的特定故意犯罪。如果被告人实施的是基本故意犯罪,那么就不得提出被告人因为醉态而没有形成基本故意的辩护理由。即便事实上被告人真的没有形成犯罪的主观要素也不能因为醉态而免责,仍然要承担原本就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马耶夫斯基规则”的关键是准确区分特定故意犯罪与基本故意犯罪。然而,不论是在“比尔德案”中还是在“马耶夫斯基案”中,英国上议院都没有给出特定故意与基本故意的确切含义以及两者的区分标准。如后文所述,目前英、美等国的刑法学界对特定故意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不过多数人认为,特定故意是指在犯罪主观要件中包含 “进一步意图”,即超出犯罪客观要件中 “行为”内容的“意图”,也有人将这一意图称为 “实现超出基本犯罪的目标的意图 ”。 例如,夜盗罪的主观方面除具有“破坏性地打开并进入”他人住宅的故意之外,还必须具有“在其中实施重罪的目的”;在盗窃罪中,被告人除了具有“获取并拿走”他人财物的故意之外,还要具备“永久剥夺他人对财物占有的意图”。基本故意则是不包括“进一步意图”的犯罪故意。例如,成立袭击罪只要求行为人具有对他人身体实施暴力的意图,这一意图是同客观行为相对应的,不是“超出客观行为的意图”。按照笔者的理解,特定故意实际上是基本故意的“加重形态”,其中的“加重要素”就是“进一步意图”。换句话说,基本故意加上“进一步意图”就转变成特定故意。特定故意中的基本故意部分是与犯罪客观方面要素相对应的故意,“进一步意图”则是超越客观方面要件范围的主观要素,没有对应的客观要素,类似于我国刑法中绑架罪“为勒索财物而绑架他人”中的“勒索财物目的”。英、美等国司法实务界认定的常见特定故意犯罪主要有谋杀罪、盗窃罪、抢劫罪、夜盗罪、意图强奸而袭击罪、意图拒捕而袭击罪以及各种未遂犯等。典型的基本故意犯罪包括强奸罪、猥亵罪、袭击罪、杀人罪、绑架罪、非法拘禁罪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英、美等国的刑法中犯罪的主观罪过形态由重到轻依次包括故意、轻率和疏忽3种形式,“马耶夫斯基规则”禁止将醉态辩护适用于基本故意犯罪,意味着在比基本故意犯罪更轻的轻率犯罪和疏忽犯罪中也不能适用该规则。

  “马耶夫斯基规则”的确立,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刑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拿大最高法院1977年在“利里案”的裁决中借鉴了“马耶夫斯基规则”,主张自愿醉态只能成为特定故意犯罪的辩护理由,不能成为一般故意(即基本故意)犯罪的辩护理由。现行的《加拿大刑法典》§33.1(1)、(2)明确规定,被告人因为自招的醉态而缺乏一般故意或者犯罪要求的有意性的,不是辩护的理由。美国《模范刑法典》对醉态犯罪的处理也采用与“马耶夫斯基规则”相同的思路。不过,美国《模范刑法典》没有采用根据被告人实施犯罪的故意类型(是特定故意犯罪还是基本故意犯罪)来确定醉态辩护适用范围的方法,而是根据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的不同来确定自愿醉态是否可以在法律上排除犯罪的主观要素。美国《模范刑法典》§2.08.(1)、(2)规定:“行为人的醉态除非排除了犯罪的要素,否则不是辩护的理由。在轻率是犯罪的要素时,如果行为人因为自招的醉态没有预见到倘若清醒能够预见到的危险,其没有预见无关紧要。”美国《模范刑法典》§2.02规定,犯罪的罪过形式分为目的、明知、轻率和疏忽4种。这样,按照上述规定,自愿醉态可以排除目的和明知,但不能排除轻率和疏忽。美国《模范刑法典》采用这种分类方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特定故意与基本故意的含义模糊以及二者的界限难以划分的缺陷(如后文所述)。在美国学者看来,美国《模范刑法典》的规定既保留了“马耶夫斯基规则”“二分法”的实质内容,又更加清楚且便于操作,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马耶夫斯基规则”的“改进版”。另外,美国《模范刑法典》的上述规定与“马耶夫斯基规则”的原本含义相比,扩大了醉态辩护的适用范围,由仅适用于特定故意犯罪扩大到特定故意犯罪与基本故意犯罪都可以适用。截至目前,美国约有1/5的州采用了美国《模范刑法典》的上述立法模式。

  二、“马耶夫斯基规则”的基本特征

  “马耶夫斯基规则”与我国刑法关于醉酒犯罪的规定以及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理论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相比,在立法目的、价值取向、技术路径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区别,呈现出独有的特征。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在具有“特定故意”、“特定目的”等重罪过的犯罪中寻求政策目的与责任原则的妥协与平衡。

  在自愿醉态犯罪中,刑法面临两种目的追求的冲突。一方面,醉酒、吸毒会损害人的感知力、判断力和行为控制力,进而导致醉酒、吸毒者实施危害行为。英、美等国的有关实证研究报告显示,醉酒、吸毒是引起杀人、伤害、强奸、袭击、毁坏财物等暴力犯罪的重要原因。从维护社会秩序、遏制醉态犯罪方面考虑,应当处罚醉态者实施的危害行为。另一方面,现代刑法的主观责任原则要求对犯罪的处罚要与被告人的主观罪过和可责程度相适应。在“马耶夫斯基规则”适用的自愿醉态犯罪中,被告人不是有意利用醉态实施犯罪,事前只具有对陷入醉态的故意、轻率或疏忽,危害行为发生时由于存在精神障碍也没有形成成立犯罪所要求的主观罪过,因此其主观心理结构与其实施一般故意犯罪时的主观心理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同,即便对行为人的行为做前后综合考察,其主观可责性也达不到犯罪原本要求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让醉态者对过量饮酒冒发生无责任行为风险而引发的所有犯罪都承担责任显然是不公正的”。由于刑法在政策需要与责任原则之间,既不能为了遏制醉态犯罪而不顾责任原则的要求,也不能固守责任原则而对醉态犯罪无所作为,因此应当在追究醉态者犯罪责任与坚守责任原则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马耶夫斯基规则”及其在美国的“改进版”就是英国法院和美国学者者为了实现这种平衡而发明的司法技术手段。“马耶夫斯基规则”创立的初衷是为了合理解决醉态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特定故意犯罪是基本故意犯罪的加重形态,特定故意犯罪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一般故意犯罪,在有自愿醉态证据排除特定故意要素之后,被告人只是不承担特定故意犯罪的责任而并非完全无罪,其仍构成处罚较轻的基本故意犯罪。例如,在谋杀罪中,如果因为醉态而没有“杀死他人”的特定意图,那么被告人虽然不构成谋杀罪,但是仍然要构成较轻的杀人罪。在意图强奸袭击罪中,如果因为醉态而没有形成“强奸的意图”,那么被告人仍然要构成作为基础犯罪的一般袭击罪。由此可见,“马耶夫斯基规则”只是把醉态者实施的犯罪由较重的特定故意犯罪降低为较轻的基本故意犯罪,从而获得减轻处罚的效果。这样,刑法一方面考虑了被告人主观可责性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使得被告人受到一定的处罚。从这种意义上讲,“马耶夫斯基规则”体现了法律“对醉态被告人同情与谴责情感的妥协”。

  第二,立足政策本位,密织法网,对自愿醉态犯罪一律处罚。

  “马耶夫斯基规则”在社会政策和责任原则之间的妥协并不是一种双方均等的平衡 ,而是偏向政策目的的,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按照这一规则,刑法把自愿醉态辩护的适用范围压缩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这种适用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立法上,由于刑法规定的犯罪绝大多数都属于一般故意犯罪,特定故意犯罪只是犯罪的一小部分,而“马耶夫斯基规则”只允许醉态辩护适用于特定故意犯罪,这就从立法上把醉态辩护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少数犯罪之内。另一方面,在司法中,即便在特定故意犯罪中,醉态也只能免除被告人“进一步意图”、“特定目的、动机”范围内的责任,排除特定故意犯罪之后,被告人并非完全无罪,而是还要承担一般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马耶夫斯基规则”只是减轻了对自愿醉态导致的特定故意犯罪的处罚,而对于自愿醉态引起的一般故意犯罪、轻率犯罪和疏忽犯罪,则不论事实上是否具备相应的主观要素,仍然要按照正常的犯罪处罚。这也意味着在“马耶夫斯基规则”之下,所有自愿醉态犯罪都是要承担一定刑事责任的。在遏制醉态犯罪与坚守刑法主观责任原则之间,“马耶夫斯基规则”的天平显然是明显向前者倾斜的。这表明了其价值趋向上的政策本位。

  第三,它考察的是醉态与犯罪主观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醉态与责任能力之间的关系。

  不论是在德、日等国的刑法学理论中还是在英、美等国的刑法学理论中,刑事责任能力与罪过(犯罪心态)都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虽然责任能力是形成罪过的心理基础和前提,缺乏责任能力支撑的故意、过失并不属于刑法意义的犯罪主观要素,但是责任能力本身并不是构成犯罪的直接主观要素。在犯罪的认定中,司法者要考查的直接内容是被告人是否形成故意或过失,而不是其责任能力的大小。如后文所述,大陆法系国家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考察的是醉态与刑事责任能力之间的关系,而“马耶夫斯基规则”则是把醉态作为犯罪心态(罪过)看待的,考察的直接对象是醉态对犯罪心态的影响,即被告人在醉态中是否形成成立犯罪所要求的具体主观要素,而不是醉态对责任能力的损害程度。由于醉态在没有达到无责任能力程度的情况下也可能排除主观要素的形成,因此在犯罪心态层次上处理自愿醉态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更准确地反映了醉态对犯罪成立的影响,提高了醉态辩护规则的司法针对性和精确度,也更便于司法者运用。

  第四,通过证据规则实现实体法目标。

  英、美等国刑法中的辩护理由包括证据不足辩护与一般辩护两类。证据不足辩护是指辩方提出证据证明控方没有超过合理怀疑地证明某些犯罪构成要素的存在,据以定罪的必要事实要素不齐备,因而不能对被告人定罪。例如,在盗窃案件中,控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拿走他人财物具有 “永久剥夺他人财物”的意图。一般辩护是指在控方已经证明犯罪定义要求的主客观形式要素的情况下,能够从实质上阻却犯罪成立的事由。其大体上相当于我国刑法中所指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马耶夫斯基规则”中的醉态辩护是一种证据不足辩护,其基本内容是由于被告人在危害行为发生时已经处于醉态,没有具备犯罪定义所要求的主观要素,因此其行为不构成被指控的犯罪。虽然从形式上看“马耶夫斯基规则”是一项证据规则,只规定被告人处于醉态的证据在法庭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犯罪的主观要素时只能在特定故意犯罪中使用,不能在基本故意犯罪中使用,而并没有直接涉及有关醉态者刑事责任的实体性内容,但是该规则对于醉态犯罪的处理却具有直接的实体法意义。按照该规则,在自愿醉态犯罪中,醉态只能用来否定特定故意而不能用来否定基本故意。这意味着在基本故意犯罪中,即便被告人因为自愿醉态导致危害行为发生时在事实上真的没有具备成立犯罪所需的主观要素,法律也会故意“忽略”这一事实,判令其承担与清醒时犯罪同样的刑事责任。换言之,在“马耶夫斯基规则”之下,自愿醉态对于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基本故意犯罪的主观要素而言并不是“事实上无关”,而只是“法律上无关”。由此可见,“马耶夫斯基规则”通过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形式和司法路径实现了我国刑法中“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实体法目标。这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以及我国刑法直接把醉态犯罪作为实体问题对待有很大的区别。

  三、“马耶夫斯基规则”的主要缺陷

  客观而言,“马耶夫斯基规则”及其“改进版”均不是完美的规则。事实上,“马耶夫斯基规则”自创立以来一直受到英、美等国学者的质疑。从总体看,该规则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自愿醉态下基本故意犯罪、轻率犯罪的处罚违背刑法的主观责任原则。

  作为一种客观事实,自愿醉态既然可以阻却特定故意或犯罪故意中特定目的、动机的形成,那么自然也就可以排除基本故意犯罪和轻率犯罪中对法益危险的认识。但是,“马耶夫斯基规则”及其“改进版”均规定,只允许醉态成为否定特定故意、特定动机与目的的辩护理由,而不允许用其来否定基本故意、轻率等犯罪主观要素的成立。这意味着在基本故意犯罪、轻率犯罪中,即便被告人因为醉态在事实上没有形成成立犯罪所需的主观要素,法院仍然可以在缺乏主观要素的情况下“强行”判决犯罪成立。这显然违反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英、美等国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政策与逻辑的冲突”,并承认它是“马耶夫斯基规则”的最大缺陷。为了从理论上弥补这种缺陷,英、美等国的立法者试图从醉酒、吸毒本身的主观过错中去发现行为人在醉态中所犯之罪的主观要素。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的制定者认为,让醉态者承担一般故意责任的理由是:“现在人们都知道过量饮酒会损害对行为风险的判断力,因此把醉酒者所实施行为造成的风险与醉酒行为本身的风险同等看待,没有什么不公平”。《加拿大刑法典》规定自招醉态不能成为一般故意犯罪辩护理由的根据是,由于自招醉态实施犯罪严重背离加拿大社会公认的合理审慎标准,因此其是具有刑事罪过的。这些解释虽然侧重点和措辞不同,但是都把事后犯罪的主观可责性建立在事前酗酒、吸毒时对招致精神障碍的主观过错之上,以自招醉态的过错替代醉态中实施一般故意犯罪的罪过,从而实现对事后危害行为处罚上的“主客观相统一”目标。

  这种“罪过替代”理论从一般意义上解释醉态犯罪的伦理可责性或许没有问题,但是经不起严格刑法逻辑的检验。美国学者保罗•罗宾逊就曾经批评美国《模范刑法典》§2.08.(1)、(2)的规定存在3个方面的缺陷:(1)按照美国《模范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只要对陷入醉态具有疏忽就可以成立自愿醉态,而行为人在醉态中实施的犯罪则包括轻率甚至更高罪过形式的犯罪。这样把陷入醉态的过错等同于犯罪的罪过会造成行为人对醉态只有疏忽,却要为此后实施的行为承担轻率甚至更重罪过形式犯罪责任的后果,从而加重了被告人的实际责任程度。(2)自招醉态的轻率不等于对犯罪结果的轻率,即便被告人对陷入醉态属轻率(甚至故意),也并不意味着其对犯罪的结果属轻率。那种认为自招醉态就是有意冒由此导致的一切危险的观点是错误的。(3)这一规定的本质是在自愿醉态造成的轻率犯罪中,不可反驳地推定被告人主观上具有轻率的主观要素。由于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定罪时国家应当超过合理怀疑地证明每一个犯罪要素的存在,因此,可以说这一规定是违背美国宪法关于“国家负有证明责任”的规定的。在罗宾逊看来,美国《模范刑法典》的规定混淆了行为人对陷入醉态的主观过错与对犯罪结果的刑法罪过两种不同的心理事实,违背了刑事证明原则,加重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显然,这一批评也同样适用于“马耶夫斯基规则”的“原本内容”。

  第二,含义模糊、界限不清造成司法的随意性。

  如前文所述,不论是“比尔德案”还是“马耶夫斯基案”,英国上议院都没有给出“特定故意犯罪”的具体含义及其与基本故意犯罪的区分标准。虽然学术界的多数人都认为,特定故意是指包含有“进一步意图”的故意,但是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的见解。例如,有学者认为,特定故意是指犯罪的主观要件中至少对犯罪客观要件中的一个要素是直接故意或者目的性故意;基本故意是指对犯罪客观要素可以是轻率、疏忽或者严格责任等较低罪过的犯罪意图。也有的学者认为,应按照犯罪主观要件的主导内容来区分两种故意。主导内容是故意的,属于特定故意;主导内容是故意以下罪过或者严格责任的,属于基本故意。 按照不同的观点,对一种犯罪究竟是基本故意犯罪还是特定故意犯罪往往会作出不同的解释。此外,即便按照“进一步意图”的标准也难以解释判例确认的某些特定故意犯罪的“特定性”。例如,谋杀罪是判例公认的特定故意犯罪,但是根据英、美等国刑法的规定构成谋杀罪只要行为人具有“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意图即可。如果行为人怀有这样的意图侵害被害人身体并且造成死亡的结果,那么就可以成立谋杀罪,而不需要证明被告人具有超出客观方面内容的“进一步意图”。还有学者认为,把所有的犯罪都归类为基本故意犯罪与特定故意犯罪两种简单类型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管怎么说,由于现代刑法规定的犯罪罪名繁多,不同犯罪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想从理论上在特定故意犯罪与基本故意犯罪之间划出一条明晰、一致的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界限的模糊,导致法院在司法中对特定故意犯罪的认定缺乏明确的标准,法官在决定一个案件能否适用醉态辩护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最终使“马耶夫斯基规则”沦为基于反对醉态犯罪的总政策而说明哪个案件甚至哪个被告人能够从醉态辩护中获益、哪个案件甚至哪个被告人不能够从醉态辩护中获益的工具。对此,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迪克逊曾经尖锐地指出:“一般故意与特定故意犯罪的区别是一种人为、不确定和混乱的将相关信息排除在陪审团考虑之外的方法”。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美国《模范刑法典》才采用了根据主观要素性质来确定醉态辩护适用范围的方法,而没有采用区别基本故意犯罪与特定故意犯罪的方法。英国现在也有不少人主张放弃区分基本故意犯罪与特定故意犯罪的方法。英国法律委员会曾经于1993年在一个立法建议中提出,基本故意与特定故意的划分没有公认的标准,不能成为处理醉态犯罪的法定标准。

  第三,逻辑欠严密,处罚有漏洞。

  由于构建“马耶夫斯基规则”的初衷是想把较重的特定故意犯罪降低为较轻的基本故意犯罪进行处罚,而现代刑法的罪名设置日趋复杂化,并不是所有的特定故意犯罪都有对应的基本故意犯罪,因此按照“马耶夫斯基规则”进行处罚就会导致处罚存在漏洞,有悖其减轻处罚的初衷,进而损害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例如,如前文所述,盗窃罪要求被告人主观上具有“永久剥夺所有人财物”的目的,是一种特定故意犯罪,但是这一目的并不具有加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功能,而是一种基本的处罚要求,刑法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较轻基本故意犯罪。如果自愿醉态排除“永久剥夺所有人财物”的目的,那么被告人就会完全逃脱刑事责任,而不仅仅是降低罪名处罚的问题。

  四、对我国的启示

  关于自陷精神障碍状态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我国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5条第3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1997年《刑法》第18条第4款沿用了这一规定。目前,这一规定是我国司法机关处理自愿醉态犯罪的唯一法律根据。但是,这一规定过于粗疏,既不能适应我国司法机关处罚醉态犯罪的实际需要,也有悖基本刑法学原理。笔者认为,除了对“醉态”的定义过窄没有包括吸毒之外,这一规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没有区分故意利用醉态实施犯罪与自陷醉态后引起犯罪等不同的情况;(2)一律将醉态中发生的危害行为按照一般的犯罪处罚,有悖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3)将醉态视为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忽视醉态与犯罪主观要件的关系,不符合认定犯罪的司法逻辑。因此,应当完善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醉酒者犯罪的规定。“马耶夫斯基规则”虽然不是一项完备的规则,但是其利弊得失对于完善我国刑法关于醉酒、吸毒者犯罪的处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采取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消除“政策与逻辑的冲突”,实现遏制醉酒、吸毒犯罪与贯彻主观罪过原则的统一。

  30多年来,虽然我国刑法关于醉酒犯罪处罚规定的文字表述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我国刑法学界对其含义和立法根据的解释却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导致我国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对其理解和适用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的“版本”。

  我国权威学者认为(以下称“传统解释”),制定这一规定的根据有3个:(1)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只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减弱。(2)醉酒是饮酒者自己饮酒造成的,并非不可避免。行为人在醉酒以前,应当预见或认识到醉酒以后有可能会实施某种危害行为。(3)酗酒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是一种不文明行为,理应加以制止。在该学者看来,醉酒不影响刑事责任,因醉酒而犯罪的人都应当承担与清醒者同样的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观点,人民法院在认定醉酒犯罪时可以完全不考虑醉酒者在醉酒之后已经陷入精神障碍状态的事实,可以完全根据危害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与危害结果之间事实上的心理关系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把事实上的过错等同于刑法规范意义的故意或者过失。例如,“因为醉酒而丧失责任能力的人,如果杀了人定故意杀人罪,如果开汽车撞死了人定交通肇事罪”。这一观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刑法学理论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基于遏制醉酒犯罪的政策本能提出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德、日等国刑法学理论的引入,我国学者开始运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理论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来重新解释上述立法的根据和含义(以下称“原因自由行为解释”)。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理论中,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为了解决醉酒者犯罪在危害行为发生时已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而形成的与“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的冲突而创造的一种特殊归责形态。按照这一理论,醉酒者虽然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但是可以根据其自陷精神障碍时对事后实施危害行为和引起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确定其犯罪的罪过形式和刑事责任。按照这一理论,在行为人醉酒之前没有犯罪意图,醉酒后起意实施危害行为的情形中,应当分为两种情况处理:(1)如果行为人事前能够预见或者应当预见醉态中可能实施危害行为,那么其应承担间接故意或过失犯罪的责任。(2)如果事前不可能预见事后会发生危害行为,则属于意外事件,不构成犯罪,不负刑事责任。 “原因自由行为解释”是在德、日等国的刑法学理论被大量引入我国、犯罪论体系不断精细化的背景之下,为了严格贯彻犯罪的主观可责性原则而提出来的。这一解释与“马耶夫斯基规则”以行为人在酗酒、吸毒时对陷入醉态的主观过错取代犯罪的故意、轻率或疏忽不同。根据酗酒、吸毒时对犯罪结果的心理关系确定犯罪的可责性有无及罪过形式,严格维护了故意、过失的规范含义,保持了主观责任原则在自愿醉态犯罪情况下的适用与在正常犯罪情况下的适用的一致性。

  目前,“原因自由行为解释”已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而我国司法实务部门则大体上仍然坚持“传统解释”的立场。两个“版本”的立足点和价值追求不同,虽然各有所长,但是也互有弊端,都不是完美的方案。“传统解释”完全排除醉态对刑事责任的影响,使所有醉态犯罪都承担与清醒状态犯罪同样的刑事责任,这与“马耶夫斯基规则”对基本故意犯罪的处罚方式是相同的。这对于遏制醉酒、吸毒犯罪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当然是有利的。另外,由于这个“版本”并没有考虑“对特定故意犯罪减轻处罚”的问题,因此其所体现出的“政策导向”比“马耶夫斯基规则”体现出的“政策导向”更加强烈。不过,如同“马耶夫斯基规则”存在“政策与逻辑的冲突”一样,这种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会导致对刑法主观责任原则的违反。

  前已述及,在自愿醉态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主观上存在3种不同的过错:(1)摄入致醉物质时对可能陷入精神障碍状态的故意、过失;(2)在处于精神障碍状态情形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时对危害结果的故意、过失;(3)摄入致醉物质时对醉态中可能发生的构成要件行为所造成的最终法益侵害结果的故意、过失。由于3种主观过错针对的内容不同,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不能彼此混同或相互代替。第一种过错针对的对象仅限于精神障碍状态的发生,并不涉及最终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其只表明醉态发生的“自愿性”,与犯罪主观要件中要求的故意、过失是两种不同的心理事实。第二种、第三种过错虽然针对的对象都是最终的法益侵害结果,但是由于第二种过错发生在精神障碍之中,行为人缺乏刑事责任能力,因此只能说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事实上的心理关系,是一种“事实罪过”,并不能反映危害行为的真实主观可责程度,与犯罪主观要件意义的故意、过失具有不同的规范意义。第三种过错是行为人在意识清醒状态下对犯罪结果的心理关系,只有这种过错才是犯罪意义上的故意或过失。由于上述“传统解释”的实质是将精神障碍中的“事实罪过”当作犯罪意义上的故意或过失,因此其不能反映行为人的实际罪过性质和主观可责性程度,在司法实践中会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背离刑法的主观责任原则。这一点在吸毒、醉酒导致行为人无责任能力而实施危害行为的案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行为人有吸毒后伤人的前科,在事前无伤害他人故意的情况下吸毒,吸毒后陷入严重精神障碍,在幻觉的支配下“故意”攻击他人造成他人重伤,行为人对重伤结果的发生从犯罪意义上讲仅具有过失,应当定过失致人重伤罪。然而,如果按照 “传统解释”进行认定,那么行为人要承担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责任。如果行为人在酗酒、吸毒时并不能预见到事后会发生危害行为,那么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就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故意或者过失,其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罪。然而,如果按照“传统解释”进行认定,那么行为人仍然要根据精神障碍中的事实故意或过失承担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这实际上是追究严格责任。上述两种情形显然都加重了对行为人的处罚。

  与“传统解释”相反,“原因自由行为解释”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这一解释严格遵守了刑法中的罪过原则,准确反映了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主观可责程度,但是坚持这一原则在司法中会造成对被告人的行为予以放纵甚至会出现处罚漏洞的后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如果行为人因为醉酒、吸毒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并且在饮酒、吸毒时又无法预见事后会发生危害行为,那么其对最终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就缺乏刑法意义上的故意或过失,就不负刑事责任。(2)即便行为人事前能够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事后可能发生危害行为,其最多也只承担过失犯罪的责任。但是,不少因醉酒、吸毒而引发的危害行为如寻衅滋事、妨碍公务、猥亵他人、毁坏财物等在刑法中只有故意犯罪的规定,而没有对应的过失犯罪,对这样的行为难以按照“原因自由行为解释”追究刑事责任。这些处罚缺陷的存在既有悖遏制醉酒、吸毒犯罪的政策需求,也不符合社会公众的正义观念。

  笔者认为,即便醉酒、吸毒者事前预见不到事后会发生危害行为,也应当对酗酒、吸毒引发的犯罪行为给予必要的刑事处罚。其理由如下:(1)酗酒、吸毒本身违背社会伦理,自愿醉酒、吸毒造成的无责任状态是行为人自行招致的,“行为人不能从其有责招致的免罪事由中获得利益”。(2)醉酒、吸毒会严重损害人的意识力和行为控制力,从而引发反社会行为,造成对法秩序的侵犯。尤其是在我国目前醉酒、吸毒后犯罪案件大量增加,国家保安处分措施很不完备的情况下,对酗酒、吸毒引起的危害行为更应该进行一定的刑事干预。但是,刑法对这一政策目的的追求不能以牺牲基本罪过责任原则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为代价。我国刑法关于“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如果按照目前司法机关的理解来适用,那么存在与“马耶夫斯基规则”相同的“政策与逻辑冲突”的弊端。笔者认为,为了克服这种弊端,我国刑法可以采取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处罚模式。具体而言,即在我国刑法总则中采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责任形式,处罚酗酒、吸毒时已经预见或能够预见陷入醉态之后会发生危害行为的情形;同时,在刑法分则中借鉴《德国刑法》第323条a关于“完全昏醉罪”的规定,把醉酒、吸毒者事前不能预见的醉态犯罪,以及虽然能够预见但是刑法中没有对应过失犯罪罪名的醉态犯罪如吸毒后实施的妨害公务罪等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为独立的罪名,处以较轻的刑罚。从理论上讲,“独立罪名”中的犯罪实行行为是“酗酒、吸毒行为”,在精神障碍状态下发生的危害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只是犯罪的客观处罚条件。 刑法通过将处罚对象由精神障碍下发生的危害行为(原犯罪的实行行为)“转移”到酗酒、吸毒行为本身,实现了刑事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的目标。

  在这种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处罚模式中,分则中的独立罪名相对于总则中的原因自由行为责任而言是一个补充性的处罚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醉酒、吸毒者实施犯罪的首先应当考虑按照原因自由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在对其按照原因自由行为无法处罚时,才能按照刑法分则规定的独立罪名定罪处罚。

  第二,改变通过考察醉态与责任能力之间关系来确定醉态犯罪刑事责任的思维方式,根据精神障碍对罪过要素的影响来确定醉态犯罪的刑事责任,提高处罚醉酒、吸毒犯罪的准确性。

  从犯罪论体系方面看,英、美等国的刑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是在不同层次和路径上考察和确定醉态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如前文所述,英、美等国的刑法是通过考察醉态对犯罪主观要素(故意、轻率以及疏忽)的影响来确定自愿醉态者的刑事责任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则将自愿醉态犯罪视为对“责任能力与行为同时存在原则”的违反,在刑事责任能力层次上解决自愿醉态者的刑事责任,其基本要求是自陷精神障碍实施犯罪,不能适用刑法关于限制责任能力和无责任能力者犯罪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规定。1997年《刑法》在第18条刑事责任能力条款中规定了醉酒犯罪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学界按照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解释这一规定时,也是把自愿醉态犯罪作为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看待的。

  然而,在笔者看来,把醉态犯罪当作责任能力问题看待并不科学。因为责任能力只是形成故意、过失的心理基础,其本身并不是定罪应考虑的直接要素,而故意、过失才是定罪应考虑的要素。由于刑事责任能力缺陷排除故意、过失的成立并不需要达到无责任能力的程度,醉酒、吸毒造成的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也有可能排除主观罪过要素的成立,从而排除对醉态中发生的危害行为定罪,因此考察醉酒、吸毒与责任能力的关系并不能准确反映精神障碍对定罪的影响。另外,由于醉酒、吸毒造成无责任能力对“责任能力与行为同时存在原则”的违反最为明显,因此把醉酒、吸毒犯罪视为责任能力问题会导致刑法过度关注自愿醉态导致无责任能力的情况,进而忽视其造成限制责任能力时对定罪的影响。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理论中,“原因自由行为主要应用于结果行为时行为人处于心神丧失状态的场合”,刑法学理论过度注重对这种情况处罚根据的解释与论证恐怕与此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醉酒、吸毒犯罪案件的行为人未必都陷入了完全无责任能力状态,如何处理这类案件才是司法机关面临的真正问题。英、美等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表明,“大多数案件里,被告人的辩解是他没有形成定罪要求的主观罪过”,而不是丧失了刑事责任能力。因此,笔者认为,在醉酒、吸毒犯罪问题上,我国刑法应当借鉴英、美等国刑法的规定,重新认识这一问题的性质和其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着重考察精神障碍与具体案件中犯罪故意、过失的关系,研究在醉态造成罪过要素缺失时应当如何对行为人定罪,而不是抽象地考察醉酒、吸毒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造成了什么影响,以及期望在量刑环节解决对自愿醉态犯罪的处罚问题。

  第三,对醉酒、吸毒犯罪实行区别对待,允许醉酒、吸毒造成的精神障碍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成为减免刑事责任的根据,实现政策目的与刑法原则的合理平衡。

  “马耶夫斯基规则”采取特定故意犯罪与基本故意犯罪“二分法”以及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自愿醉态可以排除“目的”和“明知”要素的成立,其目的都是把处罚较重的犯罪降低为处罚较轻的犯罪,对一定范围内的醉态犯罪减免处罚,从而在处罚醉态犯罪与坚持主观责任原则之间保持平衡。虽然这些规则在总体上偏向于处罚犯罪,并且在技术上也存在界限模糊、不易操作的缺陷,但是其在一定范围内适度减轻醉酒、吸毒者犯罪的主观责任,而不是不加区别地使醉态者一律承担与清醒者相同刑事责任的基本思路,仍然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刑法仅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其中并没有对包含类似“特定故意”、“目的”或“明知”等主观要素的犯罪作出可以降低甚至阻却责任的规定。如果按照目前司法实务部门的理解,将其解释为自愿醉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影响犯罪认定的因素,那么就会导致对某些案件的处罚过度苛刻的后果,以致违背主观责任原则的要求。例如,(1)乙为远行的甲饯行,席间甲、乙均饮酒过量。此时,熟人丙意外出现,委托甲帮忙带包东西给远方的丁,甲因为醉酒未能意识到包里装的是毒品(如果甲没有醉酒那么他是可以认识到的)。(2)张三在饭店与朋友聚餐,过量饮酒后去卫生间,回来时进错了雅间,误把李四遗忘在餐桌上的高档手机当成自己的手机拿走了,其实那天他根本就没带手机(如果张三没有醉酒那么他就不会拿错)。(3)高某、何某夫妇入住宾馆,晚餐后何某先回房间休息,高某继续在餐厅与朋友饮酒,高某回房间时已经大醉,因为上错楼层进入另一女子的房间。高某在醉态中误把另一女子当成何某并与其发生了性关系,而该女子在昏睡中以为是自己的丈夫回来了也未作任何反抗。在这3起案件中,行为人均因为醉酒而没有形成犯罪的故意,如果仍然根据“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来认定他们分别构成运输毒品罪、盗窃罪和强奸罪显然不妥。英国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在1981年的“贾格德诉迪金森案”中,被告人的朋友把一处房子交给被告人使用,并且告诉她可以像自己的房子一样使用。一天夜里被告人大量饮酒后决定去那处房子睡觉,可是她发现房子的门和窗户都上了锁,根本进不去。于是,被告人打破窗户、损坏窗帘进入房子。但是,被告人实际进入的是朋友邻居的房子,而不是朋友的房子,只是两个房子外观极其相像。被告人被控构成毁坏财物罪,但英国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无罪。

  当然,由于罪过类型划分方式和刑事政策不同,英、美等国刑法的规定和司法规则并不能完全被照搬到我国刑法中来。就我国刑法而言,对于应当在什么客观条件下、在何种罪过内容的范围内允许醉酒、吸毒排除主观要素成立的问题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