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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虎:论观念碎片弥散与犯罪反常

发布日期:2017-05-06  发表于:《法学杂志》(京)2016年第201610期 第45-55页  著者:张小虎  浏览次数:
犯罪反常不同于犯罪常态。我国目前的犯罪率呈现不断攀高的反常态势,其与社会观念碎片弥散的反常社会状态密切相关。社会观念碎片弥散不同于统一文化目标前提下的社会反常,也不同于主文化与亚文化冲突的可能的社会常态。在我国社会转型日益深入的推进中,社会观念呈现碎片弥散的反常状态,人们的思想由过去高度集中的精神统一走向完全开放的自我游离,物质利益欲望受到高度的激发,个人主义意识趋于过度的弥散,有效而体系性的社会道德认同感日渐消退,信仰、信任及信心的“三信”危机有所呈现。这一观念现实尤其需要核心价值观的提倡。

  我国目前的犯罪态势呈现为一种反常的状态,其关键原因在于社会结构一定程度的失衡。观念与秩序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社会的价值观是社会这个有机体的大脑,观念碎片弥散则难免丛生社会反常行为。所谓社会观念碎片弥散,是指社会观念不能形成有效的相对整合,而是处于观念碎片的游离与散在的状态。这些碎片,或者是从本应依附于主文化的集成块中脱离出来的,或者是从本应依附于亚文化的集成块中脱离出来的。由此,在这种观念碎片弥散的状态下,主文化与亚文化的界分也变得模糊起来,主文化与亚文化的抗争也就不甚明显乃至缺乏,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迷惘与困惑。进而,许多社会规范标准问题呈现为林林总总的观点冲突,难以取得相对凝聚与融合的双方或多方的集成块。这就犹如学术的核心理念与观点过于离散则难以形成相对规则的学术流派。

  一、观念碎片弥散与犯罪反常波动的事实征表

  以社会观念的现实状况及其与犯罪率波动之间的关系为视角,可以将我国建国后的观念形态与犯罪态势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高度整合的社会观念形态催生了犯罪率的低发与平稳的态势;社会转型初期,社会观念趋于离散,犯罪也随之出现了反常波动的样态;社会转型深化期,社会观念日益碎片化,犯罪呈现出持续大幅攀高的严重反常状态。

  (一)观念整合形态与犯罪的低稳态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上世纪70年代,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一元化的状况。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和僵硬的行政管理模式相适应,公众观念受到国家意志的高度整合。国家整体至高无上,政治统帅备受尊崇,物质追求遭遇摒弃,个人自主趋于消解。这一时期社会观念呈现以下特点:1.崇尚道德权威。在竭力彰显政治思想教育与共产主义实践的背景下,高度集中的主流意识观念被有力地嵌入公众的思想肌体,曾经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等被视为糟粕而予彻底拋弃,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对于最高领袖的无限忠诚成为整合人们思想的唯一行动指南与标准。同时,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也各有相应的基本标准。工业的榜样是大庆,农业的榜样是大寨,文艺榜样有“革命样板戏”,而“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斗私批修”的高度张扬在形式上彻底摧毁了个人意识的最后残留。所有这些又都是一种“革命”的象征,背离“革命”标准将受到近似政治斗争一样的冲击。2.摒弃物质利益。在政治思想挂帅的支配下,遏制生活消费、提倡贫困标准、强调平均主义也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观念。在当时看来,贫穷似是无产阶级的标签而富裕则为资产阶级的标志,谋求经济利益与追逐物质消费系属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是当时的主流政治态度,于是越贫穷就越革命,越贫穷就越光荣。对于贫困生活标准的一元整合也意味着对于平均主义的张扬。由此,缩小一切可能的个人差距、防止任何享受与特权、实行人民公社化、批判“八级工资制”、取消军衔等成为当时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与做法。3.奉行对敌法制。在当时,这种浓厚的政治色彩不仅浸透到经济与道德领域,而且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领域,包括刑事法制领域。在当时看来,应对犯罪是“打击”,是“斗争”,甚至是“对敌斗争”。犯罪是“阶级斗争”乃至“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表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刑法》中仍有这种政治气息的遗迹。诸如,“反革命罪”被设为分则的开章之首,并且其中不仅有背叛国家、颠覆政权等典型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还包括反革命的爆炸、放火、抢劫、杀人、伤害等行为。就总则条文的具体规定来看,在刑法根据、任务与犯罪概念中,也存在不少“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等政治性话语。1983年“严打”被称作是政治领域中的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并将之提升到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敌情观念”与“政治警惕性”的高度,①强调“严打”就是专政,就是应该将严重的刑事犯罪当作敌我矛盾来做处理。②

  意识观念的高度整合催生的是整齐划一的社会状态,只有整体的存在而无个性的发达。既然个人的游离被强力而有效地禁锢,犯罪的低稳也就成为当然的态势。文革前期的1966年至1971年,公、检、法机关被“砸烂”,也就没有了犯罪统计数据。从1972年至1977年的司法统计数据来看,这一时期年度间犯罪率增减的幅度不大。各个年份的犯罪率所组成的数列,其中位数为52.41与57.12,均值为54.34,标准差为11.45,极差为13.95。从而,数值相对集中在50起/10万人至60起/10万人之间,这一数值也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犯罪率平台。而这一时期犯罪率的标志值,几乎是目前犯罪率标志值的1/10。③但是,这并不一定值得庆贺,这种犯罪的平稳现象所植根的是一种政治高悬、思想束缚、经济濒临崩溃、个性丧失、社会几乎停滞的社会状态。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非常注重集体意识与道德力量,他将触犯强烈而明确的集体意识的行为界定为犯罪。但是,迪尔凯姆也特别反对将道德意识僵硬化,强调道德意识的权威不可过分,主张一个进步的思想家要想超越本世纪的思想,“就需要在那一时期里,有犯罪的思想”。④

  (二)观念碎片待发与犯罪的反常趋势

  1978年至1987年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转型初期,在此期间原先高度封闭僵化的意识观念受到巨大冲击,物质利益观念逐步得到肯定,民主自我意识日益赢得推崇,单一崇拜的思想迷信受到质疑。这一时期社会观念呈现以下特点:1.破除思想束缚。改革开放固然需要制度创新与科技发展,不过思想观念的转变则是各项工作的原动力。旧有的阶级斗争为纲以及贫穷昭示革命等思维惯性已经成为严重阻碍改革开放进程的路障,从而首先必须彻底破除旧有思想迷信的严重束缚,确立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与新观念。为此,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解决新问题,进而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方针与措施。而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敢想、敢做、敢说,破除思想僵化与迷信盛行;真正实行民主则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要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获得了随即召开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明确指出,要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2.倡导物质利益。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富民强是改革开放的一项最为核心的工作。而发展经济需要充分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切实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引进竞争机制,克服平均主义。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允许基于辛勤努力而有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异的思想。⑤这就是“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此后,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彰显与发展。⑥破除平均主义就是要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实现收入分配的多劳多得。这里的不同情况是个体间差异分配的基础,而这种不同情况的形成需要个人的积极努力,其核心指向是个人更多财富的获得。在此,经济利益既是动因也是目标,合理竞争则是适当的途径。竞争是为了赢得自身的与众不同,这种不同又直接提升着其物质利益。因此,这一时期肯定与追逐个人物质利益的意识观念获得了充分的释放。3.肯定个人主义。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价值思想就是对个人主义精神的弘扬。这其中包含着对现实个人利益的肯定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充分保障,这是将个人的自我存在视作民主社会价值的来源。我国的改革开放可谓是全球现代文明背景下的社会创新,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充满荆棘与险阻的远征探险,只有切实保障个人利益与充分发扬民主自由,才能形成宽松的社会环境,使个性发展并激发出智慧的火花,进而实现百花齐放、生机盎然的改革愿景。改革开放之初,个人主义的意识观念获得了较为现实而充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必须坚决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并且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与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贯彻落实。1984年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所作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吹响了我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号角,这一改革也日益推进着市民社会之于政治国家的相对独立,由此催生了我国具有现代性的公民的民主与自由意识以及以人为本的现代人文精神。

  作为思想变革与社会转型的重要表征,这一时期的犯罪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增长与波动;而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起步与初速,以及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联性动态反应的波纹效应,这一时期的犯罪率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大幅增长。具体地说,1978年犯罪率为55.91起/10万人,其后以平均每年增长11.16起/10万人的速度递增,到1981年达至这一时期的顶峰89.40起/10万人,这一数值已趋近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93.02起/10万人,⑦并且是1951年至1981年这一时期犯罪率的最高值。从具体案件来看,这一时期也发生了一些震惊全国的重特大案件,如1979年9月9日上海的“控江路事件”(群体性流氓犯罪案)、1980年10月29日北京火车站的爆炸案(无差别杀人犯罪⑧)、1982年1月10日天安门广场姚锦云驾车撞人事件(无差别杀人犯罪)等。这一社会治安的严峻态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1983年的第一次“严打”。

  (三)观念碎片弥散与犯罪的反常状态

  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社会转型的深化期。这一期间,物质利益观念受到高度激发,个人主义意识不断膨胀,体系性道德标准日益离散,以致呈现“三信”危机的态势。1.物质利益观念被高度激发。1988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指出,在改革的第十年到来之际,改革将向纵深与全面推进。⑨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讲话,对于既往改革开放的方针原则与所获成果作了充分肯定,尤其是号召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观念,放开手脚将改革开放大踏步地向纵深推进。基于这一时代背景,这一时期人们的经济利益与物质财富的欲望也被空前地调动起来。2013年一项有关全国民生状况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尽管有51%以上的被调查居民对于收入持“比较满意”以上的态度,但是这些居民中仍有61%以上的人呼吁要求增加收入。⑩这意味着人们对收入的期望值逾越了现实满意度,这是一种追求更多财富的心态。应当说,对于经济利益与物质财富的追逐为现代经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特征,但对社会道德价值的认同与否则诠释了社会观念乃至社会结构是否整合的现状。然而,我国目前的社会观念恰恰呈现出这一物质利益观念的离散、碎片与迷茫的样态。社会公众在对物质财富秉持积极追逐与高度向往的态度的同时,又对本可由此而被称为“成功人士”的大量物质财富的拥有者予以否定性评价。2013年一项有关中国人财富观的调查显示,65%的被调查者认为“财富有原罪,只有品德败坏的人才可能巨富”。(11)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公众对于富有者财富来源的过程的合理性存在着严重的关切与质疑;另一方面也表明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着地位不一致的现象,(12)人们对于成功标准的认同感有着严重的分歧。2.体系性道德规范产生裂变与碎片化。体系性的道德规范不是各种道德标准的简单拼凑,而是有着长期积累与历史传承的民族文化积淀,其有稳定的、无时无处不在的、庄重的仪式教导与敦促,有着扎根于基本社会生活事项的、为普通人所能认知与把持的行为规范的引导,有着触角延伸至广泛的社会领域而各部分之间又有着严谨的逻辑整合的系统性思想。道德规范的裂变与碎片化砸断了体系性道德规范的连接链,由此社会价值观念呈现相对离散与冲突的状况。这一时期人们的价值标准相对离散,许多本系相对明确的事情也需要公众的探讨与评说;(13)有时标准似乎也有,但这只是针对他人的期待,而自己奉行的则是利己主义的行为,这仍然是对应有标准的抛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频频遭遇背离规范的事情,或者社会现实状况与遇事者心中的规范标准相去甚远;而这种个体的“频频遭遇背离规范或规范期待严重遭挫”正是社会失范状态的典型写照。社会失范所决定的这种个体“屡屡遭遇”的必然,难免在个体精神状态上生成一种较为强烈的紧张感受。“社会牢骚”与“无名火”也在社会公众中呈现广泛的传播、蔓延与相互感染之势。有些看似莫名与突发的暴力行为实则有其社会失范的生成根基。(14)同时,这种普遍的社会失范状态也减轻了行为人对原本显系悖德行为的“负罪感”,于是乎“反常”似乎变成了一种“常态”。这种状况与主流文化体系频遭外力重构不无关系。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体系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近2000多年。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旧文化受到史无前例的猛烈抨击,当然新文化运动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文革”期间又提出“彻底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一些儒家思想被作为封建糟粕受到彻底批判与猛烈冲击。而改革开放必先解放思想,由此原先的极左的意识观念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蚕食。然而,从极左思潮的重重禁锢中走出来的人们却迷失了相对统一的、有体系的道德标准。3.信仰、信任及信心危机出现。信仰是指一个人对于某种观念或思想的极度信奉与崇敬,并时刻自觉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信仰不仅承载着人类必要的精神依托与灵魂归宿,而且也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个人缺乏信仰或者人们的信仰分崩离析,社会就难以形成一个精神实质相对集中的精神家园。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中,信仰危机的表现主要有信仰缺乏、信仰多元、标准信仰不足、功利信仰占据主导等。信任是指一个人对于他人的相信与基于此对相应事项的托付。人们社会交往得以有效进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相互之间的信任。而信任的形成又依赖于相互之间的诚信交往;信任落于他人而诚信源于自身。缺乏诚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他人的欺诈。个人欺诈固然将会影响人际间的信任感,行业欺诈则更会败坏社会的诚信风气。信任危机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中也有着较为明显的表现,具体包括信任缺乏、诚信缺乏、欺诈多发等。信心是指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期望与目标一定能够得以实现的信念与心理。人类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与挫折,信心是克服困难与战胜挫折的必要精神依托。缺乏信心意味着放弃奋斗与努力。对于自己没有信心,易于使人颓废;对于他人没有信心,增强了心中的失落;对于社会没有信心,难以形成对未来的期望。信心危机与信仰危机及信任危机也是密切关联的。缺乏信仰,精神生活没有依托,也就难以形成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社会的信心。缺乏信任,在一种诚信丧失的心理氛围中,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社会的信心也就无从谈起。

  犯罪是征表社会变革状况的一扇窗户,是昭示社会稳定与否的晴雨表。与上述社会转型深化期的价值观念碎片化与弥散状态相应,这一时期的犯罪率也呈现出阶位攀高的严峻态势。具体表现在:(1)1988年至1991年的大幅上升。1987年我国的犯罪率为54.12起/10万人,1988年则增至77.41起/10万人,1989年又增至181.49起/10万人,1990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突破200起/10万人的年份,达200.90起/10万人,1991年继续攀升至209.71起/10万人。综观其增长幅度,平均每年以增加38.90起/10万人的速度递增;1991年的犯罪率是四年之前1987年犯罪率的3.87倍。其中,1988年至1989年的年度增长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此前的年度增长之最。这其中既有各地犯罪率实际增长的因素,(15)也有各级公安机关增强了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因素。(2)1992年至1997年的高位持平。以“起/10万人”为单位,这6年犯罪率的数值依次为138.64、140.41、142.88、143.87、135.15、133.98。显然,这是一个集中趋势程度较高而离散趋势程度较低的数列,这一数列的均值为139.16,这一均值比1992年的犯罪率数值略有增加。而1992年的犯罪率本应与1991年的犯罪率基本持平,因此1991年犯罪率的数值成为这一期间犯罪率的标志值。同时,在这6年中,伤害、杀人、抢劫、强奸四类暴力性犯罪的犯罪率走势也与同期各类犯罪总量的犯罪率走势呈相同的样态。(3)1998年以来的持续攀高。从1998年至2001年,犯罪率大幅迅猛上升,再次攀上一个高位台阶。这4年犯罪率的数值依次为164.68、184.98、296.73、360.42(起/10万人)。以1997年的133.98起/10万人为基数,这4年犯罪率增长了1.69倍;而年均增幅也达56.61起/10万人。其中,2000年的年度增幅达111.75起/10万人(16)。2001年至2007年的犯罪率再次保持在一个略有增长的高位平台上,2001年的犯罪率是这一期间犯罪率的标志值。2008年以来犯罪率再次呈现较大幅度的上升态势。2009年的犯罪率一跃突破400起/10万人,达至422.08起/10万人。2010年的犯罪率又比上年增长25.74起/10万人,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的犯罪率继续保持增长态势。(17)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犯罪率的波峰,以2014年478.43起/10万人的数值作为目前犯罪率的标志,即使不计1992年上浮盗窃案立案标准对其后犯罪率数值的影响,如今的犯罪率比改革开放之初1981年的犯罪率波峰增加了约4.5倍,1991年至2014年社会转型深化期的23年间犯罪率的数值翻了一番多。

  二、观念碎片弥散与犯罪反常波动的理论分析

  我国目前的犯罪率呈现不断阶位攀高的反常态势与社会观念碎片弥散的反常社会状态密切相关。社会观念碎片弥散不同于统一文化目标前提下的社会反常,也不同于主文化与亚文化冲突的可能的社会常态。

  (一)走向犯罪反常与犯罪常态界分的罪因考究

  中世纪以前,人类尚未完全摆脱蒙昧,对罪因缺乏科学的认识,将犯罪视为魔鬼的驱使。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科学也破土而出。18世纪后期的刑事古典学派犹如东升的旭日一扫刑事寰宇的沉寂与黑暗,宣示了理性的罪因认识:犯罪是趋利避害的理性人的自由选择。然而,这只是简单机械与个案归一的罪因定论,犯罪学还未真正地诞生。19世纪后期的刑事近代学派将实证研究的探针刺入罪因的魔球,提出论断:犯罪是有着先验基础的经验人的必然行为。在此,犯罪人不仅有别于普通人,而且相互之间也各有差异,进而以考究罪因为知识核心的犯罪学得以形成。此后,罪因科学的列车呼啸前行,越过了科学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意大利学者菲利(Fnrico Ferri)的犯罪原因三元论成为列举致罪因素考究罪因的经典;(18)德国学者李斯特(Franz Liszt)的犯罪原因二元论确立了社会因素在罪因中的核心地位;法国学者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社会失范论与犯罪功能论、法国学者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犯罪模仿论、比利时学者凯特勒(Lambert Quetelet)的犯罪统计学等,为现代犯罪学理论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的社会反常理论、美国社会学家萨瑟兰(Edwin Sutherland)的差异交往论等,使粗犷的罪因思想日益具体与细致,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从而开创了罪因机制的理论时代。(19)如今,对于罪因机制的揭示已经成为专业犯罪理论研究所应有的基本特质。不过,在罪因机制的框架下,对于犯罪学的研究仍需关注犯罪常态与犯罪反常的不同生成机制。

  社会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如同人类的有机体,也呈现出特有的生理现象与病理现象,犯罪则犹如这种生理状态与病理状态下的新陈代谢。其中,常态犯罪与常态社会相对应,是指在社会没有出现急剧变迁的情况下,由社会有机体中所生成的新陈代谢物。此时的社会或者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20)或者呈现整体均衡的发展状态。(21)在此场合,犯罪也表现为一种平稳的样态,并且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必然现象。对此,迪尔凯姆的犯罪功能论作了经典的诠释。迪尔凯姆区分犯罪的普遍现象与特殊现象,主张犯罪率的急速增长是个别病态社会的特殊现象,但是通常情况下的犯罪则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现象。之所以说犯罪是普遍现象,这是因为:(1)犯罪现象普遍存在。犯罪不仅存在于某些社会,而且存在于一切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可以例外。(2)共同意识决定犯罪。犯罪性质并不是犯罪者个人的本质,而是一种由公共意识认定的性质。(3)犯罪避免道德僵硬。如果社会上没有犯罪,如同建筑没有被毁坏就没有重建的希望,社会也就没有进化了。(4)犯罪可能预示未来。有些犯罪行为看起来是触动了现时的道德,实际上它已经预定了将来的道德。迪尔凯姆的犯罪功能论并不是要为犯罪辩护。他明确指出:“犯罪是社会学上的一种规则现象,并不是说要喜欢它。痛苦同样也不是人们愿意的,个人恨它,社会也恨它,但痛苦仍然是生理学上的规则现象。”(22)

  常态犯罪是社会有机体的生理现象,而反常犯罪则是社会有机体的病理现象。反常犯罪与反常社会相对应,是指在社会出现急剧变迁的情况下,由社会有机体中所生成的新陈代谢物。此时的社会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与过渡,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23)在此场合,犯罪也表现为急剧波动与不断攀升的样态。如果说犯罪功能论是从常态着眼考究犯罪的存在,那么社会失范论则是从病态角度探究犯罪的剧变。基于对利己主义自杀与反常自杀的实证分析,迪尔凯姆对社会失范论作了经典的诠释。他认为,“利己主义自杀和反常自杀的发展可以被看成是病态的,只有这两种自杀是我们必须关心的。”其中,利己主义自杀的增多缘于过度的个人主义与集体力量的虚弱,个人仅仅以自己为目的,而“混乱与虚弱的社会听任它的成员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反常自杀的增多缘于个人活动的失常与社会控制的薄弱,个人处于“一种激怒和厌烦的状态”,而社会不能使个人的情绪得到调节和控制。由此,迪尔凯姆断言,“我们的社会组织必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严重又迅速的变化不可能不是病态的,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如此突然地改变结构”。(24)社会失范是基于社会结构的急速变动而形成的一种在一个社会或者群体中的相对无规则的不正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道德准则崩溃,现有的规范体系对于社会成员的奢望缺乏有效的约束,社会的连带性、结合性削弱,社会整合被破坏,社会解组出现,越轨行为、犯罪行为不断增长。

  (二)我国犯罪反常之观念碎片弥散的罪因分析

  宏观犯罪现象与社会观念密切相关。社会失范的典型标志就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落与犯罪率的不断增长。笔者基于犯罪常态与犯罪反常、观念碎片弥散与文化冲突理论等罪因考究之概念的应有界分,通过对不同文化理论的探寻与分析,并结合我国的现实社会状况,主张我国当前社会观念碎片弥散与犯罪反常态势密切相关。具体地说,我国目前的犯罪率呈现出不断阶位攀高的态势,这是一种犯罪的反常样态,而这一犯罪反常与我国目前的观念失范密切相关。这种观念失范表现为观念碎片弥散的社会观念状态。显然,社会团结需要观念的整合,而社会观念碎片弥散会频频发生观念的碰撞,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处于一种失落与厌烦的紧张状态,这种状态的极端的社会产物就是犯罪行为不断增多,这就是一种犯罪反常。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观念呈现高度整合的状况,摒弃物质利益观念与个人主义意识以及张扬道德迷信而致道德僵化,社会的犯罪也呈现较为稳定的低发态势,然而与之相应的只是缺乏生机与创造力的、静态而封闭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趋形成多元、离散、裂化并碰撞的碎片。物质利益观念与个人主义意识被高度激发,社会的价值准则面临纯粹金钱与权力等唯利主义的挑战。历经了规则期待却屡屡遭挫的人们常常陷于激怒与厌烦的紧张状态,违法犯罪隐性或显性地成为这种紧张的一种极端的释放方式。当然,就合理的社会结构而论,适度的物质利益观念与个人主义意识以及相对集中完整的道德体系有利于构建合理的社会张力,进而既为现代社会发展注入动力又使社会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

  关于犯罪现象与社会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溯至基于文化而对犯罪原因的考究。对此,具有里程碑性的理论建构可谓“文化目标与合法方法背离的社会反常理论”与“主文化与亚文化冲突的文化冲突理论”。然而,这种对犯罪现象的理论解释不同于本文所提出的观念碎片弥散的犯罪反常论。

  社会观念碎片弥散不同于“文化目标与合法方法的背离”。尽管社会观念碎片弥散与“文化目标与合法方法的背离”均为一种社会反常状态,并且由此促成了犯罪反常的形成,但是社会观念碎片弥散之社会反常系社会文化反常,是社会价值观念缺乏有效的现实整合,而“文化目标与合法方法的背离”之社会反常系不同的社会结构要素的背离。“文化目标与合法方法背离”的社会反常理论并不否认社会价值观念的整合,只是认为这种文化没有获得方法的支持或者制度的疏导,从而呈现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紧张状态。默顿的社会反常理论正是这一思想的原创与经典的诠释。默顿的核心命题是:“人们所接受的规范与受社会鼓励的遵从这种规范的机会之间的背离‘促成’了越轨行为并产生出失范。”在此,默顿所称社会反常是指社会结构中文化目标与合法方法这两大要素的冲突。这种社会反常状态致使越轨与犯罪行为大量滋生。其中,文化目标是指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或广泛分布于社会各界的成员所持的合法目标”,是群体所持“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合法方法是指根植于这一社会习俗或制度的规则以及实现文化目标所允许的程序的规则,是对文化目标获取的制度规范限制。值得注意的是,默顿强调这里的文化目标具有整合的特征,而合法方法则有着不同阶层的差异。为此,默顿指出:“这些目标或多或少是整合的——其程度是经验事实的问题——并大致按某种价值等级顺序排列。”其中,“流行目标构成了抱负参考框架”。例如,“金钱成功的目标尤其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对成功目标极端的文化强调削弱了与在制度上所规定的实现此目标的方法的一致性”,“尤其是对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那部分人”,这些人如果有必要就会使用不正当的方法。(25)默顿的社会反常理论至今仍受到较大的推崇。最近,美国学者迈斯纳(Steven Messner)和罗森费尔德(Richard Rosenfeld)以默顿的理论为基底,主张当代美国反社会行为是文化目标和社会制度影响的产物。文化目标的张扬使得许多美国人形成了对物质财富的期待与愿望,然而这又难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满足,社会反常似乎变成了一种合乎规范的状态。社会制度本应具有控制过分强调物质财富成功的机能,然而其却显得软弱无力或者被废弃,经济关心的支配削弱了由家庭和学校所施加的制度控制。由此,文化目标的张扬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倾重,而社会制度的倾重又推升了文化目标的张扬,从而“以任何需要的方法获得成功”成了民族的口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迈斯纳与罗森费尔德也将这里的文化目标视作美国社会所拥有的统一的价值观念,他们将之称作“美国人的梦”,认为在美国社会中成功的目标是普遍的。“美国人的梦”,就实现而论,包括培养在广泛的个人竞争条件下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以及树立以“成功是可以取得的”信念为内容的社会化。(26)

  社会观念碎片弥散也不同于“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尽管社会观念碎片弥散与“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均聚焦于文化的分离、对立与碰撞,但是社会观念碎片弥散系社会文化反常之社会反常,是犯罪反常形成机制的重要因素。与此不同,“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未必就是一种社会反常状态,文化多元化以及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基于文化冲突而形成的犯罪也未必就是一种犯罪反常状态。文化冲突理论从价值观念的分歧探究罪因机制,但是这里的文化分歧之中有着相对的聚合,易言之,存在着主文化与亚文化的两大文化聚合体。对此,美国犯罪学家塞林(Thorsten Sellin)的文化冲突理论有着经典的诠释。塞林指出,多元性和异质性是现代社会规范的特征,居住在现代社会中,规范及其文化角色的冲突在所难免。科技的日益更新使社会不断分化而产生许多小团体,每个团体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行为准则。在多元社会中,一个人隶属于许多团体,诸如家庭、工作、朋友等,因此文化的冲突是现代社会无法避免的现象。遵从一个团体的文化规范可能就违反了另一个团体的文化规范。在这些多元性和异质性的文化规范中,中产阶级的文化规范居于主导地位,犯罪是违反中产阶级文化规范的行为。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各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两者互异,于是产生冲突。刑法是中产阶级文化规范的体现,因此某些行为虽然符合下层阶级的文化规范,但是却与刑法规范相冲突,从而被界定为犯罪行为。而犯罪行为的形成与文化适应密切相关。居住在高犯罪区域的人们吸收并内化了区域内犯罪亚文化价值体系,因此他们的行为与外在传统文化及主流文化相冲突。(27)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国家倡导一种主流价值观与推进具有一定核心理念的文化建构,并不意味着这一主流文化标准已经成为社会大众所完全接受的社会现实。易言之,体系性的主流观念标准的倡导与期待并不否认现实中观念碎片弥散的状况;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提倡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观念碎片弥散的现实。然而,在默顿的社会反常理论、迈斯纳的“美国人的梦”中,文化目标不仅是社会推崇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念,而且也是一种为社会多数成员所接受与追求的人生准则。由此,才有差异的合法方法与之的冲突,才有将之称为美国的“民族”的象征。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中的主文化既是主流社会所推崇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为社会多数成员所接受的行为准则。

  人类现代文明社会奠基于道德整合。人类拥有丰富的智慧与无限的欲望,人类生活不能没有精神支柱与灵魂依附。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现代科技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自我彻底毁灭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利器。人类最大的威胁是在罪恶中走向自我毁灭。要避免这种灾难,人类的精神文明至少应当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人类善行应有合理的精神依托,社会稳定需要有效的道德整合。道德的真空致使是非曲直的标准缺失,进而人们的期望及其与现实的冲突难以获得合理调整,反常的紧张情绪与状态由此滋生。丧失基本道德情感的人类将会回归动物的野蛮,甚至人类会利用其智慧尽情发挥这种野蛮。人类应当确立由多个不同层次的道德信奉组成的菱形结构的道德体系框架,而其中间层面是为普通社会大众所能理解与接受的无所不在的体系性准则。法律制度只是道德底线的行为约束,法律的应有精神也只是合理制度灵魂的张扬;刑罚处置仅为法律制度的制裁力量,刑罚的应有理性也只是合理刑事思想的彰显。整合社会的精神思想,协同相应的外在仪式,敦促人类摆脱罪恶而走向仁善。

  道德体系与制度支持是相辅相成的。在后发性的现代化进程中,新生观念的培养与形成以及旧有观念的摒弃与消除,尤其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凝聚与整合,离不开制度的外力的作用与有形的引导。制度是“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等。这些规范指定某些行为类型为允许的,另一些则为禁止的,并在违反出现时给出某些惩罚和保护措施。”(28)制度是社会成员权利、义务关系的实体性存在。制度化了的规范与制度化了的措施对社会成员的价值目标确定与行为方式选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9)因此社会分化的有序与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在于合理制度规范的构建。同时,也应充分注意,制度的落实与运作是推进制度建设的更为重要的环节。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寄生于制度的运作过程。腐败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要治理犯罪首先要惩治腐败,而惩治腐败,制度运作机制的完善是根本。

  ①《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1983年8月)。

  ②参见刘复之:《“严打”就是专政》,载《人民公安》2000年第1期,第56~59页。

  ③如无特别说明,本文1950年至1980年数据来源于王仲芳主编:《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462页;1981年以后数据来源于公安机关在《中国法律年鉴》上发布的有关年份的统计数据。

  ④[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胡伟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⑤参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⑥1988年,邓小平以“两个大局”的思想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278页。1992年,邓小平又更加具体明确地阐释了他的这一思想。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374页。

  ⑦1950年的犯罪率高峰,主要是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旧的政治势力不甘心失败,进行各种破坏,反革命案件居多,流氓、盗匪、兵痞等也四处活动。对此,国家采取了相应对策,这一犯罪率高峰也很快退去。

  ⑧无差别杀人犯罪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的犯罪形态,立于罪因机制的视角其具有九项事实特征。详见张小虎:《我国无差别杀人犯罪的现实状况与理论分析》,载《江海学刊》2011年第1期,第125~130页。

  ⑨参见《迎接改革的第十年》,载《人民日报》1988年1月1日第1版。

  ⑩参见王静敏、马秀颖:《我国民生问题满意度调查与分析》,载《调研世界》2013年第6期,第10~12页。

  (11)《中国企业家财富观调查报告》,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3fortune/20130608/8120802.shtml,访问日期:2015年11月5日。

  (12)这意味着,在一个观念碎片弥散的社会结构形态下,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并居核心地位的社会分层维度,收入、权力、声望的不同维度的社会分层结果,相对落差较大。

  (13)例如,针对“购买车票而占有公交座位的宠物狗是否应当向乘客让座”等问题而展开的所谓的讨论。

  (14)无差别杀人犯罪即为典型适例。这是一种针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以报复与震撼社会为动机,公然肆意残忍杀戮无辜的犯罪案件。参见张小虎:《我国无差别杀人犯罪的现实状况与理论分析》,载《江海学刊》2011年第1期,第125页。

  (15)据一些地方调查,实际发案数1989年比1988年大约上升30%~40%。参见《中国法律年鉴(1990年)》,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996页。

  (16)以往年度间增幅最大的是1989年的犯罪率比上年增加104.08起/10万人。

  (17)这四年的数值分别是446.54、482.53、485.91、478.43(起/10万人)。

  (18)犯罪学理论的“罪因要素”,以社会原生态的一些社会素材为原料,对其进行简单的类型性归纳,从中列举出致罪的核心因素,诸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社区环境”“家庭因素”等,着力阐释各个致罪因素对于犯罪的作用关系。菲利的犯罪原因三元论将致罪的核心因素归为“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在犯罪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其在罪因要素的揭示上相对客观、系统与明晰。

  (19)犯罪学理论的“罪因机制”以基于原生态的社会素材加工制作而成的社会机制要点为元素,过滤出其中的关键性致罪元素作为核心致罪要素,诸如“文化目标”“合法方法”“中产阶级测量标尺”“差异交往”“社会纽带”等,考究在犯罪形成中这些致罪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这些致罪要素与犯罪之间的作用关系。例如,默顿的“目标”与“方法”之间的背离促成“犯罪”的命题。

  (20)例如我国“文革”后期的社会状态及其相应的犯罪样态。

  (21)例如,日本和瑞士“独特的发展进程,保持着亲密的家庭结构,以及有全体公民参加反对犯罪的斗争”,使其成为“富裕的发达国家日益增长的犯罪率的两个重要例外。”[美]路易丝·谢利:《犯罪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犯罪的影响》,何秉松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第91页。

  (22)参见[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胡伟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8页。

  (23)例如,我国目前改革开放深化期的社会状态及其相应的犯罪样态。

  (24)参见[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社会学研究》,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6、355、338、240、350页。

  (25)[美]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74~275页、225页、267页。

  (26)Steven Messner and Richard Rosenfeld,"An Institutional Anomie Theory of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Crime",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Phoenix,Arizona,November,1993; See,Larry J.Siegel,Criminology Theories,Patterns,and Typologies,5th ed.,New York: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5,pp.188~189.

  (27)Thorsten Sellin,Culture Conflict and Crime,New York: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ulletin no.41,(1938):63-70;See,Frank P.Williams Ⅲ and Marilyn D.Mcshane,Criminology Theory:Selected Classic Readings,Anderson Publishing Co.1993,pp.49~54.

  (28)[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1页。

  (29)Robert Merton,"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Free Press,1957,pp.131~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