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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远、赵琳琳: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实施效果
兼论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启示

发布日期:2016-03-25  发表于:《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  著者:郭志远、赵琳琳  浏览次数:
量刑公正是刑事司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掀起了量刑改革运动,1987年联邦量刑指南的施行是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从中国实际出发,也借鉴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对于解决长久以来存在的量刑不公问题具有深远意义。不过,这项改革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尚属新事物,需进一步总结经验再加以完善,美国量刑指南20多年来的实施状况将为此提供启发。

    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三五改革纲要”(2009-2013)强调要“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研究制定《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随后,2010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先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也于201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全面试行。毫无疑问,量刑规范化改革对于解决长久以来存在的量刑不公问题有着深远意义,但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完善。其实,美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掀起了量刑改革运动,1987年《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施行是重要标志。研究《指南》的实施效果,将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有所裨益。

  一、《指南》的沿革

  美国的量刑制度原本赋予法官极高的自由裁量权。以1962年美国法学会(Ameirican Law Institute)所完成、为各州立法重要参考之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观之,该刑法典在量刑和处遇的部分,仍赋予法官行使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用以实现罪犯刑罚之个别化。[1]美国量刑不公的问题由来已久,但直到1960年代才开始引起重视。1970年代,三个因素促成了量刑改革运动:第一,法官的量刑裁量权广泛,民族歧视引起了民权运动者的强烈不满或抗议;第二,刑罚的特别预防理论脱离实践,令各界失望;第三,研究表明量刑差异现象在美国非常严重且广泛[2]。于是,1984年美国国会一致赞成通过《量刑改革法》,该法授权成立联邦量刑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首届委员会由总统指派七名委员组成,其负责制订联邦量刑指南(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从法源来看,《指南》的依据是美国法典(The United States Code) 第18编即联邦犯罪和刑事程序法(Title 18,U.S.Code,Crimes and Criminal Procedure) 3553(a)(2) 的规定:法院所处刑罚应充分考量下列刑罚之目的,但不应逾越必要程度:(A)反映所犯罪行之严重性以增进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并对所犯罪行施以应有的惩罚;(B)充分吓阻犯罪行为;(C)避免被告再犯,保护社会大众;(D)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被告必要的教育或职业训练、医疗照顾及矫正治疗。这就是《指南》的母法及理论基础,并揭示了刑罚的主要政策在于报应、吓阻、隔离和矫治。

  《指南》的产生经过了相当谨慎的程序,自1972年开始至1987历时约15年。首先,量刑委员会考察了美国法典中数百种刑事法规,就大量作为公诉提起的案件加以适当整理,以便量刑幅度与每一种犯罪相适应。为此,所依据的是《指南》出现前的量刑实践,也就是大约40000件的有罪案件要旨,10000份增加的量刑前报告(Presentence Report)、假释指南(the Parole Guidelines) 以及政策决定等资料作为参照。量刑委员会宣称:《指南》中的量刑在一般情形下将会接近于《指南》出现前量刑实务的平均值,遵守《指南》将有助于消除量刑中的同罪异罚问题。

  1987年11月1日,《指南》正式生效。根据美国《量刑改革法》的规定,美国联邦法院的判决必须在量刑指南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只有在法院发现存在某种加重或减轻量刑的情节,而且量刑委员会制定量刑指南时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因此出现判决与指南规定不同时,才可以偏离指南的规定在其量刑幅度之外判处刑罚,但是法院必须在判决中详细说明偏离指南规定的理由。[3]

  迄今,《指南》已修正达七百余次,其中除了每年例行修正一次外,其他大多是依据国会特定刑事政策指令而作出修正的。

  二、《指南》的量刑方法

  美国的法律人士对量刑差异的原因开展了不懈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量刑的差异在所难免,《指南》的目的或者功能也仅在于尽量减少差异,提高量刑的公正性和准确性。为此,国会首先寻求的是量刑中的诚实;其二,国会通过缩小对于相似罪行量刑的差异幅度寻求量刑中的合理一致性;其三,国会通过对于不同严重程度的罪行施加不同的量刑来寻求量刑中的合比例性。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指南》的量刑方法呈现出非常强的量化、技术化的特点。

  (一)量刑差异的原因分析

  量刑法官的差异和法庭社会环境的差异都可能导致量刑结果的重大区别。在法官差异方面:其一,法官可能拥有不同的刑罚观,尽管有《指南》,这些观念将影响他们考虑的相关因素和最终处以的刑罚。其二,个别法官量刑的差异也与其关注的焦点一致,即法官关于刑罚的决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包括他们对于被告苛责性的评估,通过剥夺危险行为人能力来保护社会的渴望,对于量刑决定实际效果或社会成本的关心。其三,法官之间量刑的差异与合议庭的多样性有关,不同地区法院的法官也可能量刑不同。和州法院一样,联邦地区法院在案件数量、政策、实践方面不同,这些不同可能影响案件的诉讼程序和结果。根据“法院如社会”的观点,地方法律文化——即法院所在地主流价值观——塑造了法院运作的方式和其产生的结果。再有,三项研究发现曾有检控经历的法官判处的刑罚更重,但也有一项研究发现之前当过检察官的法官判处的刑罚更轻。另有两项研究发现从事审判工作时间长的法官量刑更重,而其他两项研究结果恰恰相反。此外,《指南》的复杂性也可能带来差异。总的来看,美国学者对于量刑差异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和细致,虽然彼此间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存在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情况,但这也为《指南》的量刑方法进一步科学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量刑表的设计和运用

  《指南》适用于联邦法院超过90%的重罪和A级轻罪案件。其规定的刑罚种类有拘禁刑、保护管束及罚金等,其中拘禁刑的相关规定最为细致。拘禁刑的刑期计算方式原则上均依据量刑表(Sentencing Table)量刑表是一个通用的量表,以监禁的月数作为单位。

  1.量刑表的纵、横坐标

  出于技术和实践的原因,量刑表将所有犯罪级数(Offense Level) 划分为1至43级,作为纵坐标。每一个等级规定的量刑幅度与之前等级和之后等级有所交叉,这样控辩双方会认为等级之间的差别并不必然会带来法庭量刑的差异,从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诉讼。不过,每一幅度的最大值不能超过最小值的25%或6个月,在此范围内,《指南》允许法官尽可能地行使量刑裁量权。横坐标则列有前科点数(Criminal History Points) 1至 13(或以上)个点(具体又可分为6类)。

  2.量刑表的基本运用

  量刑时,法官先在犯罪行为部分加减计算纵向之犯罪级数,其次再就被告的前科点数作横向调整,最后以纵横交错的格子内量刑区间月数,作为量刑的限缩区间。从量刑表来看,最低刑度区间为0-6个月,最高刑度区间为终身监禁。就变化规律而言,犯罪级数越低,量刑区间越窄;犯罪级数越高,量刑区间越宽。此外,在较低犯罪级数区域,犯罪级数的增加仅缓慢影响量刑区间;但在较高犯罪级数区域,

  犯罪级数的增加便会高度影响量刑区间。由此可见,《指南》对于重大犯罪和轻微犯罪采取不同的态度,这是出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的考量,有对于过去行为否定的报应观念,亦有由前科纪录来评估再犯可能的犯罪抑制观念。[4]不过,整个《指南》还是体现了一般预防的思想,罪责原则仍然是量刑的基础。

  三、围绕《指南》的争议

  量刑委员会2010年1月至3月曾就“针对犯有相似罪行的被告,《指南》减少了不正当的量刑差异”这一问题,对于地区法官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32%的法官强烈同意;46%的法官在某种程度上同意;6%的法官保持中立;只有9%的法官在某种程度上持不同意见,另有7%的法官坚决不同意。实际上,自实施以来,围绕《指南》的争议就不绝于耳,了解相关情况有利于我国的量刑改革少走弯路。

  (一)是否违宪

  反对人士认为,量刑委员会系司法机关,却行使立法权,故破坏了宪法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就此问题出现了不少代表性案例。如,1988年,179个地区法院法官裁判《指南》违宪,而115个裁判《指南》合宪。1989年1月18日的Mistretta v.U.S.案中,原告认为量刑委员会设置不合法,违反三权分立原则,联邦最高法院则认为该专家机构并无违宪的疑虑。但这一判决未能解决所有法官眼中关于《指南》是否合宪的问题。比如,1994年第十一巡回法院的一个法庭质疑一个地区法官兼具量刑委员会成员和量刑法官的双重角色。2005年的 U.S.v.Booker案是美国近年来有关量刑法律的重要判例。联邦最高法院在该判例中宣告美国联邦犯罪和刑事程序法3553(b)(1)及3742(e)及其他相关法规(《指南》)关于强制法院适用之规定违宪,自2005年1月12日起《指南》仅具有参考性质。此案中,法官调查量刑事实时发现陪审团所未认定之刑罚加重事由,未再召开量刑听审而径行认定该事实存在并加重量刑,因而存在陪审团认定之量刑事实与法官量刑结果不符合《指南》的问题,最高法院为使陪审团制度顺畅运作,认为与其要求法官再开量刑听审,不如取消《指南》的强制效力。实际上,这一判例仍然肯定了量刑委员会的功能,司法实务中也没有因该案而无故不遵行《指南》的情况,该违宪宣告是针对《指南》的强制力,而不是说适用《指南》即违宪。总之,美国的量刑实践仍然在《指南》下规范运作,法官在《指南》外仍然有裁量的空间。

  (二)是否减少量刑差异

  对此同样存在分歧。公众获得的量刑资料一般无法识别审判法官,当然无法评估法官之间的差异性。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安德森教授等在一项研究中获取了三个地区法院法官的量刑资料,法院文件是1998、1999和2000年的,还有一些公开的关于法官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年龄、从事地区法院审判工作年限、提名人以及之前是否担任过州法院法官、检察官或辩护律师。但是未能获得每个法官的标准信息和任何背景信息还是限制了研究。该项研究运用了多层模型方法和HLM(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统计软件程序来作分析。其结论是,《指南》创造了法官量刑结果的一致性。法官所判刑期的不同主要归因于罪犯和案件上的差别。这表明,《指南》大体上达到了在量刑上“合理一致”的目标。不过,有人提出《指南》仍然未能解决量刑中的种族歧视问题。在联邦监狱,有色人口约占75%,虽然他们只占美国人口的25%。更糟的是,仅仅非洲裔美国人就占近40%的联邦监狱人口,虽然他们只占全国人口的13%。非洲裔美国罪犯的平均刑期比白人罪犯长25%。研究表明,非洲裔美国人比其他人种更难获得《指南》以下的量刑。

  (三)是否直接增加认罪比例

  由于美国大约90%的案件是进行辩诉交易的,所以《指南》的出现对联邦地区法院带来了重要影响。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的撤销部分指控或降格起诉会间接影响量刑,建议法官从轻处刑则直接影响最终的刑罚,法官一般会接受检察官的这种建议。在《指南》出台之前,对特定犯罪可能量刑的幅度很宽,即使是辩诉交易的案件,法官仍然享有量刑方面的较大控制权。但《指南》极大地缩减了特定犯罪和事实的量刑幅度,从而将很多量刑权从法官转到检察官手中。因此,许多法官不喜欢《指南》。国会也表达了自己的关注,即检察官正在露骨地使用偏离量刑标准和案件事实作为交易的缺口以获得他们想要的量刑,而无视国会制定《指南》的意图。

  (四)是否量刑更重

  《指南》所设计的制度功能有三项特征使得量刑通过纠问方式决定,而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被赋予了特定的角色。首先,《指南》通过规定显然更严重的量刑向造成政府负担的被告施压。其次,《指南》仅包含一项可以减轻被告量刑的可靠方式——揭发其他人。再次,《指南》让缓刑官承担多项责任,如调查犯罪和被告,决定每一起案件推定正确的事实,争论《指南》条款和判例法的解释,以及在每一起案件中建议一个特定的刑罚。这些特征旨在阻止向政府的指控提出对抗性的挑战,以实现司法的有序和高效。有学者指出:通过实质量刑政策,国会对于刑事辩护的支持降温了,由此干扰了律师辩护权以及其他取决于律师帮助权的程序性保障。Blackly案的大法官奥康纳在反对意见中写道:“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成千上万的刑事判决陷入危险。”

  (五)是否减少犯罪

  还有研究表明,适用《指南》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犯罪。在适用《指南》的州,暴力犯罪增长近9%,财产犯罪增长近8%。犯罪可能增加的原因有四个:首先,《指南》阻止法官判处对于遏制高风险罪犯所必要的长期刑罚。其次,调查表明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不情愿指控或判决《指南》规定严厉惩罚的低风险罪犯,由于没有受到惩罚,这些罪犯既不能被遏阻犯罪也没有被剥夺犯罪的能力。再次,法官和检察官遵行《指南》,判决低风险罪犯的刑期比没有《指南》时更长。将这些罪犯隔离社会,迫使其与其他罪犯生活和学习,减少了将来工作的机会,也可能增加累犯。最后,由于《指南》缩小了刑罚的范围,罪犯可能觉得在《指南》下犯罪风险更小,处罚得不严厉。

  四、《指南》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启示

  我国现行刑法中,法定刑相差达到或超过5年(如判处刑罚为“有期徒刑5年以上10年以下”) 的条款达200多个,占整个刑法的40%; 加上有些规定比较模糊,不同的法官理解也不一致,造成实践中量刑不公的现象。前述司法解释的出台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尽可能地统一量刑标准,实现量刑公正。在2010年10月1日量刑规范化改革全面推行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120多家指定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从试点情况看,试点法院共试点15种罪名4.6万余件案件,95%左右采用了量刑建议,上诉率、抗诉率以及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率普遍下降,有的法院实现“零上诉、零抗诉、零信访”。量刑规范化试点还表明,量刑标准和量刑过程的公开,使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和判决结果更加理解、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同案不同判”问题,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进一步提高。可见,量刑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量刑改革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同样可能在我国出现。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量刑的公正,具体结合我国量刑改革的实践,还必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一)检察官量刑建议

  我国虽然没有辩诉交易制度,但是近年来的检察官量刑建议改革实际上赋予了检察官很大的权力,如前所述,检察官量刑建议绝大多数会被法官采纳。检察官量刑建议有其积极作用:一是为法官公正量刑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二是为检察官的上诉提供一定依据;三是辩护方的防御因此有了明确的攻击目标,辩护方可以就量刑问题展开有效辩论,辩护效果也会更理想。不过,这项工作毕竟开展时间不长,有待进一步摸索和总结经验。另外,美国量刑改革中出现的检察官滥用权力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加以警惕的。

  (二)量刑前调查报告

  量刑活动本身需要考虑很多因素,然而,法庭上的法官量刑资讯不足,对被告人的背景几乎一无所知。因此,美国采用由缓刑官制作调查报告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2条(b)的规定,(1)量刑前报告必须(A)确认所有可适用的指南条款和联邦量刑委员会的政策陈述;(B)计算被告的犯罪级数和前科类别;(C)说明应适用刑罚的范围和种类;(D)识别任何下列相关因素:(ⅰ)量刑的适当种类,或者(ⅱ)在可适用量刑范围内的适当量刑;(E) 指出偏离可适用量刑范围的依据。(2)量刑前报告还应当包括:(A)被告人的经历和特征,包括以前的刑事记录,经济状况和其他对被告人有影响、可能在决定量刑和社区矫正中有用的信息;(B)评估有关对被害人经济、社会、心理和医疗的影响和代价的信息;(C)关于适合被告人的非监禁项目和资源的性质和程度的信息;(D)法律有规定时的赔偿令的有关充足信息;(E)如果法庭要求监狱局的量刑前研究和报告,任何与之有关的报告和建议;(F)任何其他法庭要求的信息;(G)说明政府是否依法没收。量刑前报告的开示赋予被告人检验其内容真实性的机会,对量刑听审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及正确量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

  2010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2010年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通过第11条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我国的量刑前调查报告仅仅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实现公正量刑的目的。此外,调查报告的制作主体也没有像美国那样明确,实践中做法不一,如2002年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团市委调查,2003年山东青岛市法院系统委托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退休老干部调查,2005年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委托街道司法所调查,2007年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法院委托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调查,2007年北京丰台区法院委托被告人住地的司法所调查,等等。[6]这样虽然比较灵活,但是不利于积累经验和规范工作,建议由统一的机构负责这项工作。

  (三)量刑的程序保障

  “量刑的保障远不及审判的保障,许多诉讼权利和程序都不适用于量刑。”[7]我国量刑程序改革刚刚起步,对此更应充分重视。量刑者“不是上帝,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不参考其他诉讼参与者的意见而闭门造车”[8]量刑的程序保障主要应从两方面入手:

  1.律师工作的转变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如今,由于量刑建议的实施以及定罪程序、量刑程序的相对分离,律师的辩护工作也应随之调整。首先,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应通过积极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来影响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其次,开庭前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一般同时送达被告人,律师既要根据起诉书,也要根据量刑建议书的内容进行充分的开庭辩护准备。由于实践中绝大部分是有罪判决,围绕量刑的辩护对被告人更有意义。

  2.被害人意见的听取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2条(ⅰ)(4)(B)规定,量刑前法院应当询问量刑时在场的任何犯罪被害人,并应当准许被害人合理地发表意见。此外,被害人影响陈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也体现了对被害人的关注。该陈述明确说明了被害人或其家庭因为犯罪行为而遭受的伤害,包括身体的、经济的、情感的和心理的伤害,被认为是一种使被害人在法院诉讼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方法,并为被害人提供了公开表述由犯罪行为造成的痛苦的机会。[9]不过,“研究家埃德娜·埃瑞兹和帕梅拉·托图杜那图发现被害人影响陈述对被科处的刑罚只产生轻微的影响。并且,提交影响陈述的被害人可能对其提供的信息资料寄予过高的期望,如果他们认为其陈述对被科处的刑罚没有任何影响,则可能对刑罚和整个刑事司法制度感到不满。

  我国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制度设计,司法实践中,一些公诉人和法官可能因急于结案而采纳辩方的量刑意见,以避免其上诉,所以,表面上看量刑改革后出现了“零上诉、零抗诉”或是上诉率、抗诉率大幅降低的现象,但实际上,被害人一方对“量刑答辩”的意见可能就被忽略了。而且,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是不享有独立上诉权的,可见,目前在对被告人量刑的问题上,被害人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但是,许多地方法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比如,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积极探索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建立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并充分表达的机制。该法院在审理一起抢劫案时将量刑程序反映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在量刑活动中充分参与,其意见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得以表达,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采纳,从而获得情绪疏通渠道和应有的尊重。被害人参与量刑活动对于消除仇恨情绪,修复社会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官听取量刑意见的范围也不能无限扩大,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甚至向法庭中旁听的群众发放量刑调查问卷,这种做法实际上有损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

  (四)量刑理由说明

  “基于罪刑相当的原则以及法官说理的义务,判决内容对于决定量刑的理由应该有所陈述。”[10]量刑理由之明示可窥见法官论断犯罪行为人罪责之过程,且透过正当之量刑程序,可使犯罪行为人充分了解其犯罪行为“当罚性”之范围,厘清类似案情量刑不同之差异性,甚至在上诉审时可成为审查之对象,以保障被告在诉讼法上之权利。量刑理由之明示亦为认定刑事责任严密化及践行正当法律程序之前提,为衡量法官是否逾越刑罚裁量界限之基准,理由之明示可以达到目的。[11]《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当说明量刑理由。量刑理由主要包括 “(一)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作用;(二)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发表的量刑建议、意见的理由;(三)人民法院量刑的理由和法律依据。”这一规定虽然明确了法官说明量刑理由的义务,但比较笼统,还是有弹性的。再结合《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关于量刑步骤和调节基准刑方法的规定,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的量刑理由还应当对量刑要素、量刑规则等有所体现。

  (五)量刑培训

  量刑所依据的资料比定罪更加广泛,面临的选择比定罪更加多样,是一种比定罪要求更为严格同时也更加困难的定量分析。在美国,法官就经常形容对犯罪进行量刑是他们工作中最困难的一件事。在大陆法系也是一样,“法官在学校仅受法学教育之灌输,虽经司法考试,但对于量刑方面之知识或技术则未曾接受训练,大都在出任法官后在个案中摸索,并不知如何为适当之量刑。”[12]为了最大程度地消除量刑不公,仅有量刑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这些规范本身也不易掌握,所以,加强法官的量刑培训格外重要。

  结语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虽然新出台的司法解释部分解决了该条适用困难和不公的问题,但是,量化量刑仍不是解决量刑失衡的根本办法,毕竟刑事裁量权行使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计算过程。如同哲学家莱布尼茨构想的解决哲学问题争论的画面:“到时候,产生的争议就不再像是两个哲学家之间的争议,更像两个会计之争,因为只需要他们有笔在手,坐下来,互相说道,让我们开始计算吧,即足矣。”[13]司法不是算术,我们对于量刑规范的期望值不应过高,它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况且,我国的量刑规范和《指南》相比,技术性还有待提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只是列举了15种常见犯罪的量刑意见,适用范围有限。总之,为了实现量刑公正,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量刑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以外,相关配套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如客观公正的量刑前调查报告、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被告人的量刑答辩和被害人的意见陈述可构成制约和监督法官量刑活动的体系。

  (文章原载于《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

  

  作者

    郭志远,法学博士,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琳琳,法学博士,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美国法学会编.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M].刘仁文,王祷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

   [2] 吴巡龙.美国的量刑公式化[J].月旦法学,2002(6).

   [3] 周光权.量刑基准研究[J].中国法学,1999(5).

   [4] 许金钗.量刑准据于美国联邦法院之运作实务[J].司法周刊(1324).

   [5] [英]韦恩·R·拉费尔,杰罗德·H·伊思雷尔,南西·J`金.刑事诉讼法[M].卞建林,沙丽金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6] 高一飞.论量刑调查制度[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9).

   [7] [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四版)[M].魏晓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 林珏雄.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M].法律出版社,2008.

   [9] [美]爱伦·豪切丝泰勒·斯戴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M].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0] 黄荣坚.确认量刑的实质课题[J].台湾本土法学(57).

   [11] 曾淑瑜.刑事诉讼法草案中以“科刑不当”为上诉理由之研究[J].华冈法粹(36).

   [12] 蔡墩明.审判心理学[M].台北水牛出版社,1983.

   [13] [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M].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