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魏化鹏:刑事速裁程序之检视
经过两年的试点探索,刑事速裁程序改革的重要性已为社会各界所公认,但试点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诉讼效率层面,速裁程序仍然存在办案沟通机制不健全、案件适用对象较窄、审前程序繁琐等问题。在庭审运行层面,速裁程序应加强对被告人认罪事实的审查,在案件事实证明标准的设定以及辩护律师的职能定位方面,亦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 详细>>
著者:魏化鹏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2017-09-07
易延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表述与意义空间
认真对待《刑事诉讼法》的方法就是努力把《刑事诉讼法》解释好,而不是一味地批评它,或修改它。对《刑事诉讼法》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表述与意义空间进行分析与阐述,才能使规则更加明确和具体,从而具有可操作性。基于法教义学的方法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该条规定中的“等非法方法”,应当是指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与刑讯逼供在形式上完全类似、性质上同出一辙的方法。详细>>
著者:易延友 来源:当代法学【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1 2017-07-06
胡铭:审判中心、庭审实质化与刑事司法改革
审判中心主义要求裁判者亲历审理和证据审查过程,依据当庭提供并经过控辩质证的证据作出裁判,侦查等审前程序需要为此作出调整,从而使刑事司法围绕审判展开,并使侦查、控诉、辩护、审判四方关系发生变化。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刑事诉讼仍带有显著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色彩,这背后又是侦查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构造。应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和司法改革为契机,围绕对质权保障推动庭审实质化,从证明力切入逐渐限制证据能力,完善分工配合制约原则,渐次展开审判中心主义之改革,以实现刑事司法中看得见的正义。详细>>
著者: 来源:《法学家》(京)2016年第20164期 第16-27页 2017-04-29
李建明、 陈春来 :认罪认罚案件速裁程序研究
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的认罪认罚案件速裁程序在确立从宽制度的同时,实现了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件数量持续增加形成的办案压力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与我国的刑事案件简易程序有别,也不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尽管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具有追求诉讼效率的特点,但其正当性不容怀疑。刑事司法实践应不断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正当性的保障机制,防止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导致刑事司法公正的牺牲。详细>>
著者:李建明 陈春来 来源:《人民检察》2016年第7期 2017-03-26
卞建林、陈子楠:庭前会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
庭前会议制度有助于提高庭审效率,保障庭审质量。但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当前庭前会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率偏低、制度认同度不高的现实状况。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庭前会议的功能定位、程序设置和法律效力等规定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可以通过扩大庭前会议的程序功能,增加认罪认罚程序、结合简易程序和刑事速裁程序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庭前会议的制度定位;从启动权、参与人、地点、适用程序等方面细化庭前会议的程序设置;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明确庭前会议的法律效力,以期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庭前会议制度。详细>>
著者:卞建林/陈子楠 来源:《法律适用》(京)2015年第201510期 第45-50页 2017-03-19
陈瑞华: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
随着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法官责任制度逐渐形成了三种模式。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学界发出了尊重司法规律、重构法官责任制度的呼声,一种主要针对法官违背职业伦理行为来构建法官责任的新模式——职业伦理责任模式,逐渐出现在各种司法改革的方案之中。上述三种模式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产物,都有各自得以存在的制度空间,也都有相应的局限性和实施障碍。通过总结我国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未来法官责任制度模式的选择确立一些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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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陈瑞华 来源:《法学研究》(京)2015年第4期 第4-22页 2017-03-12
胡铭:审判中心、庭审实质化与刑事司法改革   ——基于庭审实录和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审判中心主义要求裁判者亲历审理和证据审查过程,依据当庭提供并经过控辩质证的证据作出裁判,侦查等审前程序需要为此作出调整,从而使刑事司法围绕审判展开,并使侦查、控诉、辩护、审判四方关系发生变化。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刑事诉讼仍带有显著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色彩,这背后又是侦查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构造。应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和司法改革为契机,围绕对质权保障推动庭审实质化,从证明力切入逐渐限制证据能力,完善分工配合制约原则,渐次展开审判中心主义之改革,以实现刑事司法中看得见的正义。详细>>
著者:胡铭 来源:《法学家》(京)2016年第20164期 第16-27页 2017-03-11
陈瑞华:新间接审理主义   ——“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主要障碍
自1979年以来,刑事审判制度尽管历经多次变革,却仍然保留了一种新间接审理主义的审判方式。刑事法庭将公诉方案卷材料奉为庭前查阅和当庭调查的对象,使得证人证言笔录和被告人供述笔录在法庭上具有无可争议的证据能力,甚至可以成为法庭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根据。这一审判理念的形成,与那种流水作业的诉讼构造模式、实体真实至上的价值取向、法官倾向于刑事追诉的理念以及建立在办案期限基础上的效率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并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诉讼后果。详细>>
著者:陈瑞华 来源:《中外法学》(京)2016年第20164期 2017-03-11
陈瑞华:程序性辩护的理论反思
随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律师的程序性辩护已经具有了特有的操作方式,也具有了有别于其他辩护形态的独立目标。但是,这种辩护在司法实践中也陷入了困境。无论是“非法证据”的模糊性、程序性裁判的附属地位、检察机关对证据资源的垄断,还是相关证据规则的缺失,都导致程序性辩护很难达到预期的诉讼效果详细>>
著者: 陈瑞华 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1期。 2017-03-03
李昌盛:诉讼理论“泛被害人主义”司法及其破解
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要求是一审乃判定罪责的关键环节,侦查、起诉结论并不具有预定的效力,法院可以依法宣告无罪。但是,宣告无罪在中国不仅会使刑事被害人遭受权益受损,而且实质上还可能会使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当地党政机关、普通民众甚至法院也承受不利结果,从而形成了“泛被害人主义”现象。法院通常不得不考虑判决结果,从而使不同判决的选择趋向功利化。权衡的结果通常是有罪判决优先。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破解“泛被害人主义”困境,才能保障审判中心主义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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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李昌盛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京)2015年第5期 第90-108页 2017-02-26
易延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范式
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实践反映出一些问题,例如毒树之果原理的缺失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更好保护,部分案件在证据合法性证明问题上出现转嫁举证责任的现象,有些案件法院从内容真实推论程序合法,有些案件因规则模糊导致权利保护不到位。应对的举措是确立“毒树之果”规则,杜绝举证责任倒置,逐步实现从证据分类型规则向权利分类型规则的转变。详细>>
著者:易延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2017-02-23
向燕:论口供补强规则的展开及适用
在仅有被告人口供及其他间接证据的案件中,法官可能会因未提取到相应实物证据而产生能否定案的困惑。“实物证据定案主义”反映了我国司法实务中口供补强规则的适用缺乏具体标准指引的突出问题。在我国,有必要对口供补强规则进行精细化的阐释,以有效弥补刑事证明标准含义的模糊性,增强其适用的客观化。口供补强规则的核心价值在于减少基于虚假供述的误判,以此为目标,构建口供补强规则的两种标准分别为罪体标准与可信性标准。详细>>
著者:向 燕 来源:《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6期 2017-02-09
高一飞、汪友海:社区矫正法应明确执法人员地位与职权
2016年12月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笔者根据实践调研,建议《征求意见稿》明确执法人员的地位和职权。详细>>
著者:高一飞、汪友海 来源:《检察日报》2017-02-06 2017-02-09
李婷:司法改革背景下刑事二审庭审实质化问题思考
基于我国司法现状的反思,有必要通过进一步改革二审庭审方式,落实重点审理,发展“简化审”,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升二审法官的司法能力等途径,助推二审庭审实质化,以切实有效发挥二审程序的审判职能作用,实现四中全会决定对二审程序的定位要求。详细>>
著者:李婷 来源:《法律适用》2016年第7期 2016-12-17
姜涛: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刑法体系创新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带来的矛盾会引发新的经济犯罪浪潮,迫切需要经济刑法体系创新。其中,经济刑法内在体系创新需要正视机能主义刑法的法治风险,重视合宪主义刑法观,从而使经济刑法在机能与合宪之间走向理性。而经济刑法外在体系创新不仅需要为政府与市场的法治化开辟刑法通道,需要重视二元化犯罪模式在解决刑法、行政法冲突中的规范价值,而且也需要把比例原则作为犯罪设定的标准,对经济违法行为之刑罚化进行严格的合宪性控制。详细>>
著者:姜涛 来源: 《法学》2016年第7期 2016-12-10
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解读、实现与展望
以审判为中心不是以庭审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不是证明标准的统一,以审判为中心不适用于民事、行政案件,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并行不悖。未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格局的重新构建,应着力推进庭审的实质化建设,积极推进审前程序的制度重构,全面发挥律师在庭审中的作用。详细>>
著者:陈卫东 来源:《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 2016-12-04
周长军:司法责任制改革中的法官问责
法官问责制度的建构应当采取以下原则:错案责任追究严格化;信访责任追究退隐化;纪律责任追究实效化;法官问责规范统一化。此外,应当确立“二元双层”的法官问责基准,并釆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建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详细>>
著者:周长军 来源:《法学家》2016年第3期 2016-11-22
龙宗智:解读《电子证据规定》
“两高一部”出台电子数据证据规定,对办理刑事案件中指导、规范电子数据取证具有积极作用。但该规定中,强制侦查与非强制侦查的区别不明确,收集、提取电子数据与技术侦查的关系不清晰;初查时允许收集、提取电子数据,但未做出必要限制,实践中可能突破立案前禁止采取强制侦查措施的基本法律原则详细>>
著者:龙宗智 来源:《法学》2016年第11期 2016-11-04
龚振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辩护
近年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审判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这表明了我国司法的进步,程序正义进一步得到维护和伸张。辩护律师在非法证据规则的应用上,应当掌握好相应法律法规,做好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应工作,确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详细>>
著者:龚振中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2016-11-02
黄礼登:瑞士检察机关发布信息遵从必要性原则
媒体对于有影响的刑事案件始终充满兴趣,检察机关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就案件情况向媒体发布信息,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因为这既关系到涉案人员的隐私、名誉等个人权利,同时还存在检察官办案可能受舆论影响的问题。在这方面,瑞士检察机关的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详细>>
著者:黄礼登 来源:《检察日报》2016-10-18 2016-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