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陈瑞华:论刑事诉讼的全流程简化
假如仅仅着眼于审判程序的简化,那么刑事速裁程序的改革将是没有太大空间的。一些地方法院开始从刑事诉讼全流程角度进行程序简化的改革试验,取得了显著的积极效果。有必要从这些改革经验出发,将刑事诉讼全流程简化模式加以推广。目前,受制于我国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的诉讼体制,也受制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滞后性,这一改革思路存在不少体制上的障碍。但是,在现有体制不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三道工序的合并或跳跃”以及“内部审批机制的取消”等改革思路。详细>>
著者:陈瑞华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13-21页 2018-01-02
樊崇义、夏红: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从阶级分析方法的一元化开始,经历了注释研究方法的普遍化阶段,并经由比较研究方法的推广路径开始了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发展。在诸多的研究方法中,实证研究方法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具有研究范式的多样性、系统性和严格的规范性、程序性等特征。实证研究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中的推广和应用有助于形成刑事诉讼法学的独立品格。详细>>
著者:樊崇义、夏红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京)2006年第5期 第3-10页 2018-01-02
秦宗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实质及其实现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是权力主导的程序加速机制。国家权力对诉讼进程的强力主导、强调被追诉人的悔过态度和强调以公权力保障查明事实真相,使其根本上有别于辩诉交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办案效率的提升,有两条主要路径。详细>>
著者:秦宗文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沪)2017年第4期 第30-41页 2017-12-27
刘仁文:论我国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的改革
反思我国当下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的设置,存在着违背无罪推定的内在要求、破坏刑事审判程序的三方诉讼构造以及割裂辩方整体性等问题,而制约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变革的主要原因则在于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庭审实质化功能欠缺以及感受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应当在刑事诉讼普通程序中,取消独立被告席的设置,将被告席与辩护席并肩设立,与检察官席位正面相对;在特别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中,则采用“圆桌审判”模式。详细>>
著者:刘仁文 来源:《政法论坛》(京)2017年第4期 第112-124页 2017-12-19
左卫民:认罪认罚何以从宽:误区与正解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下司法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有关这一制度如何在实践中落地,目前存在着将提高诉讼效率作为改革的主要目的,应在参考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础上,构建认罪认罚后从快处理的刑事程序等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源于论者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和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产生背景及制约因素的误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应致力于解决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却得不到适当、有效从宽处理的实践难题,因此,这一改革应主要从实体法层面着手,明确认罪认罚后从宽处理的具体规则详细>>
著者:左卫民 来源:《法学研究》(京)2017年第3期 第160-175页 2017-12-17
林喜芬: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地方样本阐释
速裁程序试点是我国进一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经验基础。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背景可归结为“普通程序趋于正当化,挤占司法资源”、“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增加,导致简者不简”、“刑法典新一轮修正,导致刑法圈扩张”,以及“后劳动教养时代的司法圈拓展”四个方面。在司法实务中,我国地方性刑事司法规则表明基层试点的速裁程序在启动要件、运行流程、权利保障等环节具有多元复杂性的特质,进步与局限共存。从中长期讲,如何避免因过度简化而导致程序不公,有赖于一系列配套机制的完善。详细>>
著者:林喜芬 来源:《东方法学》(沪)2017年第2017第4期 第130-141页 2017-12-14
周新:刑事申诉制度规范化研究
目前关于刑事申诉制度的研究多体现宏观式的分析,缺乏微观层面的探究。立法上刑事申诉相关法律文本规定过于模糊,虽有相对细致的审查规范但缺乏公开性,司法实践中刑事申诉仍存在申诉途径单一、立案标准较高并且自由裁量权过大、法定结果说理性不足等问题。因此未来应当出台专门的中诉制度运行规范,对申诉案件的受理适用立案登记制,进一步完善律师代理申诉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在处理申诉案件过程中做好裁判文书说理的工作。此外,申诉听证制度的构建也是推动申诉规范化的必由之路。详细>>
著者:周新 来源:《政法论坛》2017年第2期 2017-11-14
龙宗智:评聂树斌案再审判决回避王书金
王书金自认真凶,启动并推动了复查程序,亦应对再审改判发生重要影响。但聂树斌案再审判决则以“王某一案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为由,避开了对王书金自认真凶这一证据事实的评价。这一做法虽符合审理对象特定性的要求,且可避免与王书金案裁判的明显冲突,但妨碍了改判理由充分性及裁判方式正当性,亦不能避免与王书金案裁判的“实质冲突”。为保证对案件的充分审理,根据证据相关性和审判法庭独立性原则,因本案事实认定需要,可以对证明非本案嫌疑人、被告人的人可能系本案作案人的证据进行法庭调查和证据评价。详细>>
著者:龙宗智 来源:《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 2017-11-10
魏化鹏:刑事速裁程序之检视
经过两年的试点探索,刑事速裁程序改革的重要性已为社会各界所公认,但试点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诉讼效率层面,速裁程序仍然存在办案沟通机制不健全、案件适用对象较窄、审前程序繁琐等问题。在庭审运行层面,速裁程序应加强对被告人认罪事实的审查,在案件事实证明标准的设定以及辩护律师的职能定位方面,亦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 详细>>
著者:魏化鹏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2017-09-07
易延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表述与意义空间
认真对待《刑事诉讼法》的方法就是努力把《刑事诉讼法》解释好,而不是一味地批评它,或修改它。对《刑事诉讼法》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表述与意义空间进行分析与阐述,才能使规则更加明确和具体,从而具有可操作性。基于法教义学的方法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该条规定中的“等非法方法”,应当是指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与刑讯逼供在形式上完全类似、性质上同出一辙的方法。详细>>
著者:易延友 来源:当代法学【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1 2017-07-06
胡铭:审判中心、庭审实质化与刑事司法改革
审判中心主义要求裁判者亲历审理和证据审查过程,依据当庭提供并经过控辩质证的证据作出裁判,侦查等审前程序需要为此作出调整,从而使刑事司法围绕审判展开,并使侦查、控诉、辩护、审判四方关系发生变化。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刑事诉讼仍带有显著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色彩,这背后又是侦查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构造。应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和司法改革为契机,围绕对质权保障推动庭审实质化,从证明力切入逐渐限制证据能力,完善分工配合制约原则,渐次展开审判中心主义之改革,以实现刑事司法中看得见的正义。详细>>
著者: 来源:《法学家》(京)2016年第20164期 第16-27页 2017-04-29
李建明、 陈春来 :认罪认罚案件速裁程序研究
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的认罪认罚案件速裁程序在确立从宽制度的同时,实现了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件数量持续增加形成的办案压力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与我国的刑事案件简易程序有别,也不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尽管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具有追求诉讼效率的特点,但其正当性不容怀疑。刑事司法实践应不断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正当性的保障机制,防止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导致刑事司法公正的牺牲。详细>>
著者:李建明 陈春来 来源:《人民检察》2016年第7期 2017-03-26
卞建林、陈子楠:庭前会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
庭前会议制度有助于提高庭审效率,保障庭审质量。但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当前庭前会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率偏低、制度认同度不高的现实状况。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庭前会议的功能定位、程序设置和法律效力等规定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可以通过扩大庭前会议的程序功能,增加认罪认罚程序、结合简易程序和刑事速裁程序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庭前会议的制度定位;从启动权、参与人、地点、适用程序等方面细化庭前会议的程序设置;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明确庭前会议的法律效力,以期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庭前会议制度。详细>>
著者:卞建林/陈子楠 来源:《法律适用》(京)2015年第201510期 第45-50页 2017-03-19
陈瑞华: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
随着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法官责任制度逐渐形成了三种模式。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学界发出了尊重司法规律、重构法官责任制度的呼声,一种主要针对法官违背职业伦理行为来构建法官责任的新模式——职业伦理责任模式,逐渐出现在各种司法改革的方案之中。上述三种模式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产物,都有各自得以存在的制度空间,也都有相应的局限性和实施障碍。通过总结我国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未来法官责任制度模式的选择确立一些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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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陈瑞华 来源:《法学研究》(京)2015年第4期 第4-22页 2017-03-12
胡铭:审判中心、庭审实质化与刑事司法改革   ——基于庭审实录和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审判中心主义要求裁判者亲历审理和证据审查过程,依据当庭提供并经过控辩质证的证据作出裁判,侦查等审前程序需要为此作出调整,从而使刑事司法围绕审判展开,并使侦查、控诉、辩护、审判四方关系发生变化。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刑事诉讼仍带有显著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色彩,这背后又是侦查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构造。应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和司法改革为契机,围绕对质权保障推动庭审实质化,从证明力切入逐渐限制证据能力,完善分工配合制约原则,渐次展开审判中心主义之改革,以实现刑事司法中看得见的正义。详细>>
著者:胡铭 来源:《法学家》(京)2016年第20164期 第16-27页 2017-03-11
陈瑞华:新间接审理主义   ——“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主要障碍
自1979年以来,刑事审判制度尽管历经多次变革,却仍然保留了一种新间接审理主义的审判方式。刑事法庭将公诉方案卷材料奉为庭前查阅和当庭调查的对象,使得证人证言笔录和被告人供述笔录在法庭上具有无可争议的证据能力,甚至可以成为法庭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根据。这一审判理念的形成,与那种流水作业的诉讼构造模式、实体真实至上的价值取向、法官倾向于刑事追诉的理念以及建立在办案期限基础上的效率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并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诉讼后果。详细>>
著者:陈瑞华 来源:《中外法学》(京)2016年第20164期 2017-03-11
陈瑞华:程序性辩护的理论反思
随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律师的程序性辩护已经具有了特有的操作方式,也具有了有别于其他辩护形态的独立目标。但是,这种辩护在司法实践中也陷入了困境。无论是“非法证据”的模糊性、程序性裁判的附属地位、检察机关对证据资源的垄断,还是相关证据规则的缺失,都导致程序性辩护很难达到预期的诉讼效果详细>>
著者: 陈瑞华 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1期。 2017-03-03
李昌盛:诉讼理论“泛被害人主义”司法及其破解
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要求是一审乃判定罪责的关键环节,侦查、起诉结论并不具有预定的效力,法院可以依法宣告无罪。但是,宣告无罪在中国不仅会使刑事被害人遭受权益受损,而且实质上还可能会使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当地党政机关、普通民众甚至法院也承受不利结果,从而形成了“泛被害人主义”现象。法院通常不得不考虑判决结果,从而使不同判决的选择趋向功利化。权衡的结果通常是有罪判决优先。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破解“泛被害人主义”困境,才能保障审判中心主义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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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李昌盛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京)2015年第5期 第90-108页 2017-02-26
易延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范式
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实践反映出一些问题,例如毒树之果原理的缺失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更好保护,部分案件在证据合法性证明问题上出现转嫁举证责任的现象,有些案件法院从内容真实推论程序合法,有些案件因规则模糊导致权利保护不到位。应对的举措是确立“毒树之果”规则,杜绝举证责任倒置,逐步实现从证据分类型规则向权利分类型规则的转变。详细>>
著者:易延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2017-02-23
向燕:论口供补强规则的展开及适用
在仅有被告人口供及其他间接证据的案件中,法官可能会因未提取到相应实物证据而产生能否定案的困惑。“实物证据定案主义”反映了我国司法实务中口供补强规则的适用缺乏具体标准指引的突出问题。在我国,有必要对口供补强规则进行精细化的阐释,以有效弥补刑事证明标准含义的模糊性,增强其适用的客观化。口供补强规则的核心价值在于减少基于虚假供述的误判,以此为目标,构建口供补强规则的两种标准分别为罪体标准与可信性标准。详细>>
著者:向 燕 来源:《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6期 2017-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