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张曙:刑事诉讼集中管辖:一个反思性评论
近些年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的集中管辖,虽有通过整合管辖资源以提升案件质量的制度目的,但其以案件数量决定案件管辖的内在逻辑进路,不符合管辖制度设计的基本原理。在合法性方面,集中管辖是上级司法机关自行采取的预定管辖和确定管辖,缺乏法律授权。集中管辖的出现,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管辖规则丧失了其普遍化的属性而被司法机关功利化地纳入了司法管理的制度框架中。为了保障案件管辖的稳定性同时兼顾基层司法质量,应当回归刑事诉讼管辖规则的本原,并适度对传统的管辖制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详细>>
著者:张曙 来源:《政法论坛》2014年第5期 2016-03-06
“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辩
“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争看似语词差别,实则价值之异。我国审判组织的制度形式与运作实践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独立”的观点。但是,此观点始终没有说服所有人,特别是实务部门的法律职业人。因此,法律界必须对这些理论的误解加以澄清。无论从法院组织理论,还是从法律职业理论,都可以得出法官独立的观点。而且,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每一项司法改革措施都在促进法官的独立性。详细>>
著者:蒋惠岭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2016-03-06
顾永忠:国家追偿制度的理性思考
刑事冤案向被害人进行国家赔偿后,对冤案责任者是否以及如何追究责任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其中之一就是向冤案责任者进行追偿的问题。但是,我国目前的追偿制度,一方面人们对它的功能、作用的认识还有一定问题,另一方面追偿制度在立法和执行上也有一定问题。应当理性认识国家追偿制度的功能与作用;应当完善立法,从实体和程序上细化国家追偿制度;还应当严格执法,以追责促追偿,切实贯彻执行国家追偿制度。详细>>
著者:顾永忠 来源:《当代法学》2015年第5期 2016-03-04
法官如何说理: 中国经验与普遍原理
中国司法的裁判文书一直因缺乏说理而饱受批评。究其原因,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法官的腐败、无能或缺乏督促机制。影响裁判说理的因素,既有隐藏弱点、注重判断、直接沟通等普遍原因,也有其特殊原因,即特定的“法民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积极法民关系”下,法官的主要说理对象是当事人以及一般公众,而非专业的法律共同体成员。法民关系对裁判说理的制约影响,在德国和美国也同样适用,是一个普遍原理。因此,司法改革无论是模仿德国还是美国,只要不改变中国特殊的法民关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司法裁判文书的说理特征。详细>>
著者:凌斌 来源:《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 2016-03-03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异化与消解:汪海燕
审查逮捕权是一项裁决性权力,具有中立性。我国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的正当性基础是其与侦查权、公诉权的分离。然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侦查、引导侦查甚至补充侦查,内部考核制度等因素又“倒逼”审查逮捕公诉化。同时, “纠错型”侦查监督功能使得审查逮捕权异化为侦查权、公诉权和“纠错型”侦查监督权。为使审查逮捕权回归程序裁决权之“本性”,应改革审查逮捕侦查化、公诉化的相关规则和考核制度,将侦查性质的行为从审查逮捕中剥离,并将审查逮捕与“纠错型”侦查监督活动分离,禁止“捕诉机关合一”的作法。详细>>
著者:汪海燕 来源: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 2016-03-01
董坤,纵博:论行政笔录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问题曾经是困扰实务界的一个难题。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立法层面为解决这一难题奠定了基础。详细>>
著者:董坤,纵博 来源:人大复印资料 2016-02-28
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与实现途径
“以审判为中心”已经成为司法改革中的热词,审判中心主义的含义要比当前司法机关诠释“以审判为中心”内涵更为丰富。本文试图解释审判中心论与诉讼阶段论的对应关系,揭示“以审判为中心”内涵限缩为以庭审为中心、增强庭审实质化背后的原因,以及侦查重心形成的深层结构原因,就以庭审为重心涉及的庭审实质化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要使审判变成真的审判,需要起诉状一本主义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不进行这些改革,以审判为中心难以持久和固化。详细>>
著者:张建伟 来源:《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2016-02-27
龙宗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相关问题研究
建立“司法责任制”,是深化司法改革的关键性任务,也是新形势下推进检察改革的核心。但实务界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迄今研究不足,以致部分认识较为模糊,而且导致改革试点中某些举措失当。为此应当认真研讨相关问题,及时纠正实践偏向,推动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健康发展。详细>>
著者:龙宗智 来源:《中国法学》(京)2015年第20151期 第84-100页 2016-02-25
杨杰辉:二审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研究
二审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主要包括非法证据的排除对象、排除非法证据后如何处理原判决等问题。二审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对象原则上应该限于已经在一审程序中提出过排除请求的事项,但是对于明显错误以及当事人没有机会和能力及时提出异议的事项,也可以在二审程序中提出排除;并非只要发现一审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决有错误,二审法院都要撤销原判,而是只需要对属于有害错误的裁决,才需要撤销,并且对于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实体问题错误,二审法院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自行改判,而属于程序问题错误,二审法院则只能发回重。详细>>
著者:杨杰辉 来源:《法治研究》2014年第9期 2016-02-25
郭晶:刑事司法进程的四种调控模式评析
域外法治国家注重将诉讼及时性要素纳入司法审查,在法律程序内对悖离及时性的诉讼进程状态予以调控。我国法律程序虽也存在类似的制度要素,但仅具雏形却难以有效规制过慢或过快的进程状态,不得不过度依赖行政性的管理和监控予以补充。行政监控的强势与程序调控的乏力,诱发诉讼拖延、超期羁押、程序失灵等多方面问题,屡屡引发法学界、法律实务界乃至一般公众的质疑。对此,有必要结合域外经验与中国问题,通过审慎的理论反思与制度检讨,激活我国法律程序内的进程调控功能。详细>>
著者:郭晶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2016-01-31
左卫民: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前瞻
为了推动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性转型,确保《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良性互动,回应社会各界已经达成的程序正义共识,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正司法战略部署,中国需要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具体改革应该着眼于以下方面:打造充分体现宪法精神与人权保障优先的刑事诉讼制度,真正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推行普遍有效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契合中国国情的陪审制度,并着力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难的问题。详细>>
著者:左卫民 来源:《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 2016-01-30
仇晓敏: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量刑程序改革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明确量刑建议权,另一方面规定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但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独立的量刑程序缺少相应的司法环境支持,并非所有的案件都适合展开量刑程序等等。笔者认为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应当分两个阶段处理,但独立的量刑程序不是刑事审判的强制程序。此过程虽然存在难题,但多数属于技术层面问题,只要加强研究,问题并不难解决。最后,应当完善独立量刑程序的运作,实现量刑的个别化,解决法官量刑信息不全面、量刑过于封闭的问题。详细>>
著者:仇晓敏 来源: 2016-01-27
韩旭:论侦查实验笔录证据能力的审查判断
由于侦查实验程序规范性不足、已有的制度规范缺乏协调性以及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和证明机制的双重缺失,导致侦查实验笔录在审查判断上的操作困难。实验结论的可靠性依赖于实验条件的实质相似性,实验过程的完整性以及实验活动的反复性等方面的内容。为充分发挥实验结论在诉讼中的证明作用,有必要将侦查实验改造成为一种控、辩、审三方均可实施的司法证明手段,以此为基础,完善实验规则,并建立证明规则、见证规则以及专家辅助人出庭规则等相关的制度规范。详细>>
著者:韩旭 来源:《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 2016-01-27
张吉喜:中美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相关问题比较研究
美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及其实践不仅对完善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思路,还触及到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盲点。美国的附条件释放式治疗方式对涉案精神病人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项证据标准的认定难题。在我国,因为检察院向法院提出的强制医疗申请不是刑事指控,因此,不涉及精神病人的出庭权问题,也不要求以上诉、抗诉的方式处理对强制医疗的异议,但是具有受审能力的涉案精神病人出庭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以裁定的方式处理强制医疗问题更符合诉讼原理。详细>>
著者:张吉喜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京)2014年第20145期 第141-156页 2016-01-26
张斌:论我国刑事证据属性理论的重构
传统三性说在刑事诉讼中理解和适用均存在困难,尤其是无法准确解释中国法语境中的瑕疵证据、情况说明等证据问题,这是需对传统三性说进行理论完善的主要原因。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可以划分为证据过程与证明过程。表达证据过程的参数是证据能力和证据力,表达证明过程的参数是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按照四属性说,瑕疵证据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证据力待定,不是证据能力待定或者可补正排除的非法证据;四属性说比三性说更具有知识性和实用性,比两性说更加准确和适用,是一具有理论拓展价值和历史承继性质的证据属性理论。详细>>
著者:张斌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016-01-25
秦宗文: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破解之道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现状与预期有较大落差,其直接原因是立法失误及推动和解动力源的变化,深层原因则是对某些刑事和解理论的误读。重新解释刑事和解的本质及经济赔偿的本意,对刑事和解价值目标进行合理分流,确立公安司法机关之外的有权威的和解主持者,正确认识经济赔偿的差异性并确立赔偿的指导基准,建立补充性的国家代偿机制等将有助于刑事和解走出实践困局。详细>>
著者:秦宗文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2016-01-22
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和方法
在我国,推动庭审实质化是刑事审判方式的重大变革,与刑事司法的体制、机制、制度、理念的变革紧密相关。实现庭审实质化,需适度阻断侦审联结,直接、有效地审查证据,包括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需充实庭审调查,改善举证、质证与认证;需完善庭审调查规则,调整审判节奏,加强释明权的运用,改革裁判方式;需充实二审庭审,明确检察官在二审法庭的职能定位,发挥其诉讼功能,合议庭则应当运用职权推动二审审理的精细化和庭审实质化。为适应庭审实质化要求,加强辩护权保障、推动案件繁简分流以及建立。详细>>
著者:龙宗智 来源:《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2016-01-21
刘艳红: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刑事证据规则研究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类似国外违警罪的特性,决定了该罪出罪通道不应通过《刑法》第13条中但书现象建立。应跳出刑事实体法之外,结合刑事程序法对刑事证据证明标准有关理论,围绕如何判断醉驾案证据证明力问题并建立相应的证据规则,以严把入罪关。可建立如下证据规则:单独呼气酒精测试结果只能作为醉驾案立案侦查依据而非定案证据使用;既无呼气酒精测试也无血液酒精含量测试结果时,仅凭旁证不能认定醉驾犯罪成立。详细>>
著者:刘艳红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016-01-20
论被追诉人沉默的证据能力
被追诉人面对讯问时可能会保持沉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国理论界普遍存在着过于简单化地理解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基本理论而一概否定被追诉人沉默证据能力的观点。被追诉人沉默与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性,认为存在排除被追诉人沉默证据能力的正当理由之观点值得商榷。西方法治国家对被追诉人沉默的证据能力并非一概持否定态度,而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认可其证据能力。对被追诉人沉默的证据能力之规定,各国虽然存在着差异,但也有相通之处。详细>>
著者:陈学权 来源:《现代法学》(重庆)2014年第6期 2016-01-19
汪海燕:论刑事庭审实质化
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内核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审判阶段通过庭审方式解决。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逮捕“绑架”审判,审理方式以审查案卷笔录为主,庭前会议实体化,以及法庭审理仅以定罪为中心,均在一定程度上虚置刑事审判程序,使其流于形式。在构建庭审中心裁判机制以及落实“权责一致”办案责任制的背景下,有必要消除庭审虚化的成因,建构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结构,实现直接言词原则的庭审方式,合理定位庭前会议功能,调整定罪与量刑并重的庭审内容,在诉讼制度层面实现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实质化。详细>>
著者:汪海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2016-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