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郭晶:刑事司法进程的四种调控模式评析
域外法治国家注重将诉讼及时性要素纳入司法审查,在法律程序内对悖离及时性的诉讼进程状态予以调控。我国法律程序虽也存在类似的制度要素,但仅具雏形却难以有效规制过慢或过快的进程状态,不得不过度依赖行政性的管理和监控予以补充。行政监控的强势与程序调控的乏力,诱发诉讼拖延、超期羁押、程序失灵等多方面问题,屡屡引发法学界、法律实务界乃至一般公众的质疑。对此,有必要结合域外经验与中国问题,通过审慎的理论反思与制度检讨,激活我国法律程序内的进程调控功能。详细>>
著者:郭晶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2016-01-31
左卫民: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前瞻
为了推动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性转型,确保《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良性互动,回应社会各界已经达成的程序正义共识,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正司法战略部署,中国需要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具体改革应该着眼于以下方面:打造充分体现宪法精神与人权保障优先的刑事诉讼制度,真正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推行普遍有效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契合中国国情的陪审制度,并着力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难的问题。详细>>
著者:左卫民 来源:《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 2016-01-30
仇晓敏: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量刑程序改革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明确量刑建议权,另一方面规定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但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独立的量刑程序缺少相应的司法环境支持,并非所有的案件都适合展开量刑程序等等。笔者认为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应当分两个阶段处理,但独立的量刑程序不是刑事审判的强制程序。此过程虽然存在难题,但多数属于技术层面问题,只要加强研究,问题并不难解决。最后,应当完善独立量刑程序的运作,实现量刑的个别化,解决法官量刑信息不全面、量刑过于封闭的问题。详细>>
著者:仇晓敏 来源: 2016-01-27
韩旭:论侦查实验笔录证据能力的审查判断
由于侦查实验程序规范性不足、已有的制度规范缺乏协调性以及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和证明机制的双重缺失,导致侦查实验笔录在审查判断上的操作困难。实验结论的可靠性依赖于实验条件的实质相似性,实验过程的完整性以及实验活动的反复性等方面的内容。为充分发挥实验结论在诉讼中的证明作用,有必要将侦查实验改造成为一种控、辩、审三方均可实施的司法证明手段,以此为基础,完善实验规则,并建立证明规则、见证规则以及专家辅助人出庭规则等相关的制度规范。详细>>
著者:韩旭 来源:《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 2016-01-27
张吉喜:中美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相关问题比较研究
美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及其实践不仅对完善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思路,还触及到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盲点。美国的附条件释放式治疗方式对涉案精神病人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项证据标准的认定难题。在我国,因为检察院向法院提出的强制医疗申请不是刑事指控,因此,不涉及精神病人的出庭权问题,也不要求以上诉、抗诉的方式处理对强制医疗的异议,但是具有受审能力的涉案精神病人出庭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以裁定的方式处理强制医疗问题更符合诉讼原理。详细>>
著者:张吉喜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京)2014年第20145期 第141-156页 2016-01-26
张斌:论我国刑事证据属性理论的重构
传统三性说在刑事诉讼中理解和适用均存在困难,尤其是无法准确解释中国法语境中的瑕疵证据、情况说明等证据问题,这是需对传统三性说进行理论完善的主要原因。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可以划分为证据过程与证明过程。表达证据过程的参数是证据能力和证据力,表达证明过程的参数是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按照四属性说,瑕疵证据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证据力待定,不是证据能力待定或者可补正排除的非法证据;四属性说比三性说更具有知识性和实用性,比两性说更加准确和适用,是一具有理论拓展价值和历史承继性质的证据属性理论。详细>>
著者:张斌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016-01-25
秦宗文: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破解之道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现状与预期有较大落差,其直接原因是立法失误及推动和解动力源的变化,深层原因则是对某些刑事和解理论的误读。重新解释刑事和解的本质及经济赔偿的本意,对刑事和解价值目标进行合理分流,确立公安司法机关之外的有权威的和解主持者,正确认识经济赔偿的差异性并确立赔偿的指导基准,建立补充性的国家代偿机制等将有助于刑事和解走出实践困局。详细>>
著者:秦宗文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2016-01-22
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和方法
在我国,推动庭审实质化是刑事审判方式的重大变革,与刑事司法的体制、机制、制度、理念的变革紧密相关。实现庭审实质化,需适度阻断侦审联结,直接、有效地审查证据,包括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需充实庭审调查,改善举证、质证与认证;需完善庭审调查规则,调整审判节奏,加强释明权的运用,改革裁判方式;需充实二审庭审,明确检察官在二审法庭的职能定位,发挥其诉讼功能,合议庭则应当运用职权推动二审审理的精细化和庭审实质化。为适应庭审实质化要求,加强辩护权保障、推动案件繁简分流以及建立。详细>>
著者:龙宗智 来源:《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2016-01-21
刘艳红: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刑事证据规则研究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类似国外违警罪的特性,决定了该罪出罪通道不应通过《刑法》第13条中但书现象建立。应跳出刑事实体法之外,结合刑事程序法对刑事证据证明标准有关理论,围绕如何判断醉驾案证据证明力问题并建立相应的证据规则,以严把入罪关。可建立如下证据规则:单独呼气酒精测试结果只能作为醉驾案立案侦查依据而非定案证据使用;既无呼气酒精测试也无血液酒精含量测试结果时,仅凭旁证不能认定醉驾犯罪成立。详细>>
著者:刘艳红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016-01-20
论被追诉人沉默的证据能力
被追诉人面对讯问时可能会保持沉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国理论界普遍存在着过于简单化地理解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基本理论而一概否定被追诉人沉默证据能力的观点。被追诉人沉默与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性,认为存在排除被追诉人沉默证据能力的正当理由之观点值得商榷。西方法治国家对被追诉人沉默的证据能力并非一概持否定态度,而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认可其证据能力。对被追诉人沉默的证据能力之规定,各国虽然存在着差异,但也有相通之处。详细>>
著者:陈学权 来源:《现代法学》(重庆)2014年第6期 2016-01-19
汪海燕:论刑事庭审实质化
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内核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审判阶段通过庭审方式解决。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逮捕“绑架”审判,审理方式以审查案卷笔录为主,庭前会议实体化,以及法庭审理仅以定罪为中心,均在一定程度上虚置刑事审判程序,使其流于形式。在构建庭审中心裁判机制以及落实“权责一致”办案责任制的背景下,有必要消除庭审虚化的成因,建构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结构,实现直接言词原则的庭审方式,合理定位庭前会议功能,调整定罪与量刑并重的庭审内容,在诉讼制度层面实现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实质化。详细>>
著者:汪海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2016-01-16
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
"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侦查、起诉活动面向审判、服从审判,同时发挥审判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的决定性作用。可操作的改革包括控诉、审判和诉讼程序"三个面向",即控方证明责任的有效履行、法院审判的严格把关,以及庭审实质化。"以审判为中心"的逻辑延伸,含法律适用的和程序监控的审判中心,要求确立法院司法解释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以及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落实"以审判为中心",需采取必要工作措施,实现"三个面向"要求;逐步推进法律适用和程序监控的审判中心;推进司法体制和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等。详细>>
著者:龙宗智 来源:《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2016-01-13
郑丽萍:新刑诉法视域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化是刑事和解必然的发展趋势,也是刑事和解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后果、适用阶段以及和解方式等方面的内容作了直接或间接的规定,但是其中有些规定并不尽科学和完善。因此,应在现有基础上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刑事和解制度予以进一步构建。详细>>
著者:郑丽萍 来源:《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2016-01-13
杨先德:刑事司法中律师庭外言论法律问题探讨
在当今中国司法环境下,在很多待决刑事案件中,律师发表庭外言论成了一种“诉讼策略”。本文通过比较法的视野,从法律技术层面探讨了律师庭外言论可能引起的几个具体法律问题,包括:证据法角度的“律师—客户特免权”,“言论自由”和“公正审判”的关系,律师违约和侵权责任,以及诉讼效率问题。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启发,认为律师庭外言论之所以成为一个“中国问题”,其根源可能是,中国刑事司法的诉讼规则、司法权威、言论规制的司法审查机制等本身存在问题。详细>>
著者:杨先德 来源:《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 2016-01-13
李本森:社区司法与刑事司法的双系耦合
社区司法作为社区主导下的新型司法范式,因为其融法律与道德、实体与程序、惩罚与矫正、恢复与救助、协商与调解等复合功能,在完善基层民主治理方式和凝结社区核心价值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由于社区司法与国家刑事司法在处理犯罪问题上具有不同的操作向度,彼此间互有分工又互有联系,因此构成双系耦合。作为调处社会矛盾的自治型司法机制,中国社区司法的模式和运行系统亟待适应当地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社区司法中“社区”在司法活动中应处于基础性地位,且主导基于社区的各种司法形式的运作。详细>>
著者:李本森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西安)2014年第1期第166-175页 2016-01-12
陈瑞华:论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
作为一种记录特定诉讼行为过程事实的证据,过程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并且有多种表现形式。过程证据虽然独立于结果证据,但可以印证结果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并对量刑事实和程序性事实具有直接的证明作用。要发挥过程证据的这些作用,需要对这类证据的审查判断确定相应的规则,尤其是要适度地引入实证审查程序,完善相应的证据能力规则,使那些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过程证据可以被及时地排除在定案根据之外。与此同时,应确立过程证据与结果证据的相互印证规则,重视两者的组合运用。详细>>
著者:陈瑞华 来源:《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 2016-01-09
叶青: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对侦查中心主义的纠偏、对案卷中心主义的矫正、对诉讼阶段论的检讨。应当认识到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对司法工作带来的现实挑战,并适时变革诉讼理念,提升办案能力以及完善诉讼机制。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挑战,应推进庭审实质化,发挥审判的关键性作用。详细>>
著者:叶青 来源:《法学》2015年第7期 2015-12-23
刘方权:双重视野下的证据合法性证明问题
从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角度而言,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是一种程序性证明,需要解决的是取证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从而有别于案件实体性证明过程中对事实真伪的证明。由是,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理应与对案件实体事实的证明标准有异。司法实践中证明的困难主要在于对证据合法性的否定性要件的证明。通过将"严禁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否定性要件转换为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或者合适第三人在场等肯定性要件,同样可以满足确保证据合法性的要求,从而走出证据合法性证明过程中对否定性要件证明的困境。 详细>>
著者:刘方权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4期 2015-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