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
杨新慧:从庭前会议之困管窥“以审判为中心”
庭前会议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时常面临被形式化的困境。在庭前会议中,“法官”或以主动缺席或以被动缺席的方式导致庭前会议失效,证明了没有法官的独立审判权的运行,庭前会议召开等于司法资源的浪费。法官权力运行失效根本在于法官审判权威被行政化的管理模式所剥夺。以追求公正审判为目标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核心,应是“以法官为中心”即以法官的独立审判权的权威发挥为落脚点。详细>>
著者:杨新慧 来源:《法律适用》2015年第11期 2016-03-24
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与实现途径
“以审判为中心”已经成为司法改革中的热词,审判中心主义的含义要比当前司法机关诠释“以审判为中心”内涵更为丰富。本文试图解释审判中心论与诉讼阶段论的对应关系,揭示“以审判为中心”内涵限缩为以庭审为中心、增强庭审实质化背后的原因,以及侦查重心形成的深层结构原因,就以庭审为重心涉及的庭审实质化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要使审判变成真的审判,需要起诉状一本主义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不进行这些改革,以审判为中心难以持久和固化。详细>>
著者:张建伟 来源:《中外法学》(京)2015年第20154期第861-878页 2016-03-23
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
我国的法官责任制度形成了三种模式.其中,结果责任模式发端于错案责任追究制,今则为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制度保证。程序责任模式滥觞于违法审判责任制,今则为法院进行案件质量评查、对法官确定奖惩措施的主要依据。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一种主要针对法官违背职业伦理行为来构建法官责任的新模式——职业伦理责任模式,逐渐出现在各种司法改革的方案中。上述模式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产物,都有各自得以存在的制度空间,也都有局限性和实施障碍。通过总结我国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经验,可为法官责任制度模式的选择确立一些基本准则。详细>>
著者:陈瑞华 来源:《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016-03-20
李奋飞:刑事误判纠正依赖“偶然”之分析
面对刑事误判的纠正严重依赖于“死者”复活、“真凶”落网等“偶然”事件的司法现实,尤其是纠正那些疑似死刑误判遇到障碍,有必要对中国的刑事误判发现机制、认定标准和纠正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对中国刑事误判纠正难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若要刑事误判的纠正不再依赖于“偶然”,应赋予那些被生效裁判确定有罪者一些必要的权利,明确刑事误判的认定标准,改变“以自我纠错为中心”的刑事再审体制。详细>>
著者:李奋飞 来源:《法学家》2015年第4期 2016-03-19
秦宗文、严正华:刑事案例指导运行实证研究
刑事司法过程的独特性使案例指导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实施有别于民商、行政司法。实证研究表明,当前刑事案例指导实施情况与制度预期有较大落差。司法人员对一般参阅案例的旺盛需求说明我国并不缺乏推行一种案例适用机制的土壤。案例指导制度效果不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指导性案例数量不足和过度简约化、刚性实施可能性引发的悖论、内部人员选拔对高识别性信号信息的需求、自上而下实施机制的无力、案件决策的行政化、多重司法政策目标难以兼顾、外部约束相对有限等。详细>>
著者:秦宗文、严正华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4期 2016-03-18
王树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适用辨析
2012年修订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遭遇了诸多困境。究其原委,既有司法体制机制的制约,又有司法人员的观念素质影响。详细>>
著者:王树茂 来源:人大复印资料 2016-03-13
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系
我国刑事证据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证明标准之中,是从过去注重外在的、客观化的证明要求走向重视裁判者内心确信程度的重要立法尝试。这种立法尝试既不是对“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简单解释,也不是要降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而是从裁判者主观认识的角度重新确立裁判者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刑事证据法尽管仍然保留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形式化证明要求,但其内核已经被“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所取代。详细>>
著者:陈瑞华 来源:《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 2016-03-12
冯俊伟: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
在打击跨境犯罪及犯罪分子的跨国流动中,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在本国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意义。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判断遭遇的最大难题是各国刑事司法主权的隔阂,具体立法层面牵涉法律依据重叠、证据规则多元、权利保障差异等多重因素。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演进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存在程序优先于实体、实体优先于程序、"程序—实体"二元分立、替代性解决方式四种立法思路。我国立法、司法中采取的真实性审查方式忽略了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为了促进对跨境犯罪的打击和跨境追逃工作高效、有序的展开,我国相关立法应予完善。详细>>
著者:冯俊伟 来源:《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2016-03-12
易延友: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
刑事诉讼人权的基本含义是指正当程序权;具体应包括无罪推定、不受任意逮捕拘禁等12项权利。既然刑事诉讼人权仅包含正当程序权,其持有的主体当然也就仅限于刑事被追诉人,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刑事诉讼人权主体的限定性,自然也就不存在被告人人权和被害人人权进行权衡的问题,因此主张在被告人人权和被害人之间进行权衡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又由于人权的基础性、消极性和无比重要性,它应当被作为个体抗衡社会的最后防线,因此人权也不受所谓以公共利益为名的多数人利益的权衡。详细>>
著者:易延友 来源:《政法论坛》(京)2015年第4期 2016-03-11
张云鹏: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路径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保证检察机关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和保障被羁押者人身自由权。伴随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生效实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也在各地检察机关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展,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实务操作中也暴露出诸多层面的问题亟待解决。调整工作绩效考核标准与强化执法风险防范、合理配置审查主体权力、细化和丰富审查程序规则以及多举措提升检察建议的可接受性,是完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有效路径。详细>>
著者:张云鹏 来源:《法学》2015年第1期 2016-03-09
张曙:刑事诉讼集中管辖:一个反思性评论
近些年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的集中管辖,虽有通过整合管辖资源以提升案件质量的制度目的,但其以案件数量决定案件管辖的内在逻辑进路,不符合管辖制度设计的基本原理。在合法性方面,集中管辖是上级司法机关自行采取的预定管辖和确定管辖,缺乏法律授权。集中管辖的出现,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管辖规则丧失了其普遍化的属性而被司法机关功利化地纳入了司法管理的制度框架中。为了保障案件管辖的稳定性同时兼顾基层司法质量,应当回归刑事诉讼管辖规则的本原,并适度对传统的管辖制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详细>>
著者:张曙 来源:《政法论坛》2014年第5期 2016-03-06
“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辩
“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争看似语词差别,实则价值之异。我国审判组织的制度形式与运作实践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独立”的观点。但是,此观点始终没有说服所有人,特别是实务部门的法律职业人。因此,法律界必须对这些理论的误解加以澄清。无论从法院组织理论,还是从法律职业理论,都可以得出法官独立的观点。而且,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每一项司法改革措施都在促进法官的独立性。详细>>
著者:蒋惠岭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2016-03-06
顾永忠:国家追偿制度的理性思考
刑事冤案向被害人进行国家赔偿后,对冤案责任者是否以及如何追究责任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其中之一就是向冤案责任者进行追偿的问题。但是,我国目前的追偿制度,一方面人们对它的功能、作用的认识还有一定问题,另一方面追偿制度在立法和执行上也有一定问题。应当理性认识国家追偿制度的功能与作用;应当完善立法,从实体和程序上细化国家追偿制度;还应当严格执法,以追责促追偿,切实贯彻执行国家追偿制度。详细>>
著者:顾永忠 来源:《当代法学》2015年第5期 2016-03-04
法官如何说理: 中国经验与普遍原理
中国司法的裁判文书一直因缺乏说理而饱受批评。究其原因,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法官的腐败、无能或缺乏督促机制。影响裁判说理的因素,既有隐藏弱点、注重判断、直接沟通等普遍原因,也有其特殊原因,即特定的“法民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积极法民关系”下,法官的主要说理对象是当事人以及一般公众,而非专业的法律共同体成员。法民关系对裁判说理的制约影响,在德国和美国也同样适用,是一个普遍原理。因此,司法改革无论是模仿德国还是美国,只要不改变中国特殊的法民关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司法裁判文书的说理特征。详细>>
著者:凌斌 来源:《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 2016-03-03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异化与消解:汪海燕
审查逮捕权是一项裁决性权力,具有中立性。我国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的正当性基础是其与侦查权、公诉权的分离。然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侦查、引导侦查甚至补充侦查,内部考核制度等因素又“倒逼”审查逮捕公诉化。同时, “纠错型”侦查监督功能使得审查逮捕权异化为侦查权、公诉权和“纠错型”侦查监督权。为使审查逮捕权回归程序裁决权之“本性”,应改革审查逮捕侦查化、公诉化的相关规则和考核制度,将侦查性质的行为从审查逮捕中剥离,并将审查逮捕与“纠错型”侦查监督活动分离,禁止“捕诉机关合一”的作法。详细>>
著者:汪海燕 来源: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 2016-03-01
董坤,纵博:论行政笔录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问题曾经是困扰实务界的一个难题。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立法层面为解决这一难题奠定了基础。详细>>
著者:董坤,纵博 来源:人大复印资料 2016-02-28
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与实现途径
“以审判为中心”已经成为司法改革中的热词,审判中心主义的含义要比当前司法机关诠释“以审判为中心”内涵更为丰富。本文试图解释审判中心论与诉讼阶段论的对应关系,揭示“以审判为中心”内涵限缩为以庭审为中心、增强庭审实质化背后的原因,以及侦查重心形成的深层结构原因,就以庭审为重心涉及的庭审实质化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要使审判变成真的审判,需要起诉状一本主义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不进行这些改革,以审判为中心难以持久和固化。详细>>
著者:张建伟 来源:《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2016-02-27
龙宗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相关问题研究
建立“司法责任制”,是深化司法改革的关键性任务,也是新形势下推进检察改革的核心。但实务界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迄今研究不足,以致部分认识较为模糊,而且导致改革试点中某些举措失当。为此应当认真研讨相关问题,及时纠正实践偏向,推动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健康发展。详细>>
著者:龙宗智 来源:《中国法学》(京)2015年第20151期 第84-100页 2016-02-25
杨杰辉:二审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研究
二审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主要包括非法证据的排除对象、排除非法证据后如何处理原判决等问题。二审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对象原则上应该限于已经在一审程序中提出过排除请求的事项,但是对于明显错误以及当事人没有机会和能力及时提出异议的事项,也可以在二审程序中提出排除;并非只要发现一审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决有错误,二审法院都要撤销原判,而是只需要对属于有害错误的裁决,才需要撤销,并且对于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实体问题错误,二审法院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自行改判,而属于程序问题错误,二审法院则只能发回重。详细>>
著者:杨杰辉 来源:《法治研究》2014年第9期 2016-02-25
郭晶:刑事司法进程的四种调控模式评析
域外法治国家注重将诉讼及时性要素纳入司法审查,在法律程序内对悖离及时性的诉讼进程状态予以调控。我国法律程序虽也存在类似的制度要素,但仅具雏形却难以有效规制过慢或过快的进程状态,不得不过度依赖行政性的管理和监控予以补充。行政监控的强势与程序调控的乏力,诱发诉讼拖延、超期羁押、程序失灵等多方面问题,屡屡引发法学界、法律实务界乃至一般公众的质疑。对此,有必要结合域外经验与中国问题,通过审慎的理论反思与制度检讨,激活我国法律程序内的进程调控功能。详细>>
著者:郭晶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2016-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