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明、武景磊: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规范化适用研究

来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52-67页。 发布时间:2022-03-24 12:00

【摘要】

酌定量刑情节是我国目前控制暴力犯罪死刑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因其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不利于严格控制死刑。实践中,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以及犯罪动机卑劣情况,都无统一认定标准;被害人过错和民间矛盾的内涵不清导致认定混乱。为规范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犯罪后果严重程度应严格按照具体死亡人数和其他侵害后果来认定。手段残忍程度的界定应综合实质意义和形式标准来把握。只有随意选择作案对象,滥杀无辜,以达到反社会、反人类犯罪目的而产生的动机才可以认定为卑劣犯罪动机。被害人过错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在于其使被告人的可谴责性降低。民间矛盾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是被告人的预防必要性小。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酌定量刑情节的规范意义和法理依据来认定,并综合全案量刑情节慎重考虑是否有必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关键词】

酌定量刑情节;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

自贝卡利亚对死刑正当性提出疑问以来,废除死刑的声音就一直未曾消失。从当今世界各国死刑立法状况看,废除或保留较少死刑成为死刑改革的主要发展趋势。与世界其他保留死刑的国家相比,我国死刑执行数量也较多。鉴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需要和国民对废除死刑所持的消极态度,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彻底废除死刑的条件。因此,“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被确立为基本刑事政策。

从我国死刑制度改革历程来看,通过立法逐步削减死刑罪名和司法严格限制适用死刑的死刑控制思路值得肯定。现存的46个死刑罪名可分为暴力型犯罪和非暴力型犯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看,经济、职权等非暴力型犯罪的死刑可继续通过立法方式削减乃至废除。而暴力犯罪因其具有较大的反社会伦理性,通过立法限制死刑适用不符合民众期待,也不利于社会尖锐矛盾的解决,通过司法途径控制死刑适用更为妥当。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包括程序控制和实体控制两个方面,随着司法程序的不断完善,以及人们对程序问题的日益重视,因程序方面原因而减少死刑适用的空间已经愈来愈小,而通过量刑的规范化来限制暴力犯罪死刑的适用,逐步成为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的方向。量刑情节是刑罚裁量的关键。法定量刑情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明文规定,内容比较明确,适用也比较规范。鉴于酌定量刑情节内容的广泛性且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通过充分发挥其在死刑司法控制中的效用来减少死刑适用尤为重要。然而相关司法解释和参考案例的指导意见并未就具体酌定量刑情节的内涵、严重程度的划分标准和适用的法理依据给出规范、合理的指导。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过程中存在着排斥、错误理解和滥用酌定量刑情节的做法。目前学界对争议较大酌定量刑情节的探讨较少,现有理论观点也未能充分结合司法实践的合理经验和刑罚正当化根据妥当处理上述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以选取的244份裁判案例作为研究素材,分析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同时参考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基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从责任刑与预防刑的视角,探究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法理依据和适用机制,进而构建相应的规范化适用方案。在244件暴力犯罪死刑案例中,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状况如表1。

由表1可知,在暴力犯罪死刑案件中适用的酌定量刑情节主要有:犯罪后果、犯罪手段、被害人过错(责任)、民间矛盾、民事赔偿、救治被害人、犯罪动机、认罪、悔罪、被害人家属谅解、前科、初犯、偶犯、预谋、社会影响、犯罪对象这些种类。虽然从表1的统计数据来看,犯罪后果、犯罪手段、被害人过错(责任)、认罪、民间矛盾、民事赔偿、悔罪、犯罪动机这些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频率较高,但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其中适用差异较大、争议较多的酌定量刑情节主要集中于犯罪后果、犯罪手段、犯罪动机、被害人过错(责任)、民间矛盾这五类。囿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围绕上述五类酌定量刑情节展开讨论。

二、常见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中的应用

犯罪后果、犯罪手段、犯罪动机这三类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过程中通常作为加重情节发挥作用,而被害人过错和民间矛盾则作为从轻情节发挥作用。为了方便总结适用规律和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性质酌定量刑情节存在的问题,下文以是否有利于暴力犯罪死刑控制为标准将这五种量刑情节分为两类来讨论。

(一)常见不利性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第一,犯罪后果。在搜集的裁判案例中,犯罪后果被应用了128次。其通常表现为“后果严重(严重后果)”“后果特别严重/极其严重”。司法实践中对不同严重程度后果的界定标准如表2。

由表2可知,造成1人死亡犯罪后果的案件,66.67%被评价为“后果严重”,29.17%被评价为“后果特别严重”,4.16%在不同审级被评价为不同严重程度;造成2人以上(包括2人)死亡犯罪后果的案件,14.81%被评价为“后果严重”,85.19%被评价为“后果特别严重”;仅造成严重伤残后果的5例案件中,有2例被评价为“后果严重”,其余3例被评价为“后果特别严重”。

第二,犯罪手段。本文搜集的裁判案例中涉及犯罪手段的有105件,其表现形式有“手段残忍、凶残、恶劣、卑劣”和“手段特别残忍、极为残忍、极其凶残”两种。通过对这105件案例的梳理发现,司法实践中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来界定犯罪手段残忍程度。

一方面,通过犯罪工具、侵害部位、侵害次数或侵害持续时间这些犯罪手段自身要素界定手段的残忍程度。

从表3数据来看,83.15%的相关案例至少包含一种锐器或钝器类犯罪工具,剩余案例的犯罪工具是锐器和钝器以外的其他类型。这表明,锐器和钝器类犯罪工具是界定犯罪手段残忍的关键,其他类型犯罪工具在界定犯罪手段残忍时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从表4数据来看,头部、颈部、胸部这三类人体要害部位在界定犯罪手段残忍时运用频率较高(约81.6%的相关案件至少包含三者之一);这三者以外的其他人体非要害部位运用频率则相对较低(剩余18.4%的案件涉及的侵害部位是这三者以外的其他非要害部位)。在相关案例中,除了这些侵害部位外,在手段特别残忍这类犯罪手段中还包含对人体敏感、羞耻部位的侵害,如火烫、刀划、刀割女性的乳房、乳头、阴部,切割男性的阴茎等。另外,有案例将砍切人体的肢体躯干或开肠破肚致人死亡的也界定为手段特别残忍。

在搜集的53件相关案例中,侵害次数或侵害持续时间主要有两种表述形式:一种为笼统表述,主要有数下、数刀、多次、反复、经常性、连续砍击/追击,其中数下、数刀这两种表述占据统计案例的绝大多数。另一种是具体次数表述,主要有一下、一刀、两刀、三刀、连刺十余刀、二十余刀、十余脚,其中十余刀、二十余刀的情况较少,大多数都在五刀/次以下。被评价为手段残忍的案件通常只有一个侵害对象,仅就打击次数进行表述,且大多数情况是数下、一刀、两刀这样的表述。被评价为手段特别残忍的案件通常对多个侵害对象的侵害次数或持续时间进行逐个表述,主要是十余刀、二十余刀或连续性和持续时间的直接或间接表述,有的案例还强调被害人在丧失反击能力的情况下加害人持续攻击。

另一方面,通过犯罪对象和犯罪后果这两类犯罪手段自身以外的要素界定手段的残忍程度。在对象上,对儿童、老人、父母亲属这三类抵抗能力弱或具有人伦关系人群的侵害,一般被评价为手段特别残忍。在犯罪后果上,先奸后杀,抢劫过程中强奸或杀害他人,绑架过程中强奸、猥亵被害人,杀人后肢解尸体、焚尸、奸尸、侮辱尸体等这些造成数个不同法益侵害后果的,通常也被评价为手段特别残忍。

第三,犯罪动机。从搜集的31件相关案例来看,犯罪动机有动机不属卑劣、动机卑劣,卑鄙、动机十分,极其卑劣三种评价形式。其中动机不属卑劣的有2例,动机卑劣的有26例,动机十分卑劣的有3例。结合具体案例,动机不属卑劣的内容分别为因感情纠纷和家庭经济纠纷而激愤杀害配偶;动机卑劣的内容主要有因婚恋纠纷而杀人的、图财害命的、为逃避债务而预谋杀人的、因奸淫被害人暴露而杀人灭口的、因奸情败露而杀人的、发生性关系不成报复杀人的、为报复而杀害无辜的、为勒索钱财而杀害无辜的、为侵占遗产而杀人的等;动机十分卑劣的内容有为报复而杀害幼儿的、为寻求刺激诱骗校友并杀人的、为了奸淫而杀人的。

(二)常见有利性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第一,被害人过错或责任。搜集的案例中,涉及被害人过错的有52例,涉及被害人责任的有20例。其中,在裁判理由中将被害人过错和被害人责任作为酌定情节予以采纳的分别有10件和9件。被害人过错在案例中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被害人对案件引发有一定过错、被害人在案件中有明显过错、双方对案件引发均有一定过错。其中,被害人有一定过错的具体案由主要有:虐待被告人并骗取被告人祖母房产;因琐事数落、殴打被告人;因琐事殴打、纠缠和威胁被告人;拦砸被告人车辆;调戏被告人女友;等等。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具体案由主要有:多次扇被告人耳光并辱骂被告人、虐待被告人并当被告人面与他人通奸。双方均有一定过错的具体案由主要有:因让路发生口角,双方互殴。被害人责任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有一定责任;案件双方对案件发生都负一定责任;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有一定责任,但不构成过错;双方对案件发生都负一定责任,但被害人不构成过错。其中,被害人对案件发生有一定责任的具体案由有:司机和乘客途中因行驶线路等事由发生争执;被害人因琐事至被告人家引发争吵;因琐事数落和踢打被告人;屡次言语侮辱被告人;双方相撞后发生口角并互殴;因赌博引发矛盾抢走被告人财物。案件双方对案件发生都负一定责任的具体案由有:双方因为权属纠纷互殴。被害人对案件引发有一定责任,但不构成过错的具体案由有:被告人因琐事与女友发生争吵,女友亲朋得知后欲教训被告人,双方争执下被告人挥刀杀人;酒后跳舞双方发生肢体碰撞,后产生口角,被害人称要报警抓人,被告人遂持刀杀人;双方因赌场利益分配产生纠纷,在处理纠纷过程中,被害人阻拦被告人搬走赌博机并扣押被告人车辆,后双方发生打斗。双方对案件发生都负一定责任,但被害人不构成过错的具体案由有:因房屋修缮双方素有矛盾,后又因修建房屋两家再次发生矛盾,协商过程中矛盾激化;双方因琐事发生争吵并厮打,被人拉开后被害人又追至被告人家中辱骂被告人,后被告人杀害被害人。

此外,还有三例案件在不同审级对案件中是否存在被害人过错或被害人过错的程度存有争议。翁见武故意杀人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害人离婚后要求与前妻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不属于被害人过错,二审法院则认为被害人对案件的引发存在明显过错。王勇故意杀人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害人无故纠缠被告人父亲,让被告人父亲为其买酒并打伤被告人父亲的行为对案件的引发具有明显过错;二审法院则认为被害人的行为对案件的引发仅具有一定的过错责任。周元军故意杀人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被害人刘秀妮在婚姻家庭纠纷中没有过错,再审则认为被害人周会珍、刘秀妮无明显过错。

第二,民间矛盾。就相关的44例案件来看,民间矛盾主要有婚恋纠纷和邻里纠纷两大类,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感情,婚恋,婚姻家庭纠纷、民间纠纷,矛盾。婚恋纠纷类案件的主要事由为:被害人长期与有夫之妇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争风吃醋杀伤他人、男女朋友不愿分手、求爱不成、夫妻一方不愿离婚、离婚后一方要求复婚另一方不同意、夫妻间因生活琐事而激化矛盾。邻里纠纷类案件的具体事由则较为多样,有邻里间因生产生活产生的矛盾、商家与顾客在买卖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老板与员工的矛盾、债权债务纠纷、工友间的工作纠纷、朋友间的琐事纠纷等。

三、不利性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中存在的问题及规范适用思路

(一)三类不利性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中存在的问题

由司法实践状况来看,犯罪后果、犯罪手段、犯罪动机这三类不利性酌定量刑情节主要存在以下两大问题。

一是犯罪程度(犯罪后果严重程度和犯罪手段残忍程度)和犯罪动机卑劣性评价标准较低,不同程度间的认定界限模糊混乱、标准不一。由表2数据可知,大约29%的案件将造成1人死亡的后果评价为严重程度较高的“后果特别严重或极其严重”;大约14.8%的案件将死亡2人及以上的后果评价为严重程度较低的“后果严重”,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司法实践经验,这两种情况通常应分别评价为“后果严重”和“后果特别严重”。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实践中存在着不当加重犯罪后果严重程度评价的现象。虽然通过犯罪工具、侵害部位、侵害次数或持续时间界定手段残忍程度具有规范性,也符合大众对犯罪手段的理解,但从统计数据来看,找不到手段残忍与手段特别残忍在犯罪工具、侵害部位、侵害持续时间上的界定规律。由表3、表4可知,实践中界定“手段残忍”与“手段特别残忍”时未在犯罪工具和侵害部位上体现出明显差异。这导致两种不同残忍程度的犯罪手段没有形式上的差别,进而使司法人员裁量犯罪手段残忍程度的随意性变大。因此,仍需通过三类要素对两种不同残忍程度的犯罪手段予以进一步构建。由不同卑劣程度犯罪动机的应用频率和具体内容来看,犯罪动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卑劣与否的界定上,而非卑劣程度的判断上。从具体案例来看,对犯罪动机卑劣的界定标准较低和过于随意。正如张明楷老师认为的那样,实践中较多情况下是在犯罪动机的常态下认定犯罪动机卑劣的,这会不当加重行为人的责任刑。图财害命、报复杀人本属于暴力犯罪犯罪动机的常态,若被评价为卑劣动机,那么暴力犯罪的犯罪动机恐怕没有不是卑劣的了,这样会使犯罪动机这一酌定量刑情节被滥用。

二是司法实践中,对三类不利酌定量刑情节运用随意、界定混乱。这三类情节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是每个案件所必须具备的,但由统计数据看,三类情节的运用次数都低于统计案例的数量。具体考察未适用三类情节的案例发现,不少案例的裁判理由部分运用“情节极为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大/主观恶性大”“人身危险性大”这些概括性评价来代替案件中的具体量刑情节。这说明,实践中对三类情节适用的随意性大。该做法不仅限制了具体量刑情节在死刑裁量中的作用,而且会使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风险加大。

由常见不利性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应用的进一步分析可知,司法实践中有通过三者中的一个去涵盖另外两个或犯罪对象等其他量刑情节的现象。如闫光富故意杀人案、焦祥根等故意杀人案、张广岐故意杀人案,这三个案件均只造成1人死亡的后果,但在裁判理由中都予以“后果特别严重”的评价,该评价通常仅针对造成2人死亡的后果,其中缘由何在?具体分析这三个案件,不难发现,法官对“后果特别严重”的评价中实际都包含对犯罪手段或犯罪动机这些酌定从重处罚情节的强调。又如索和平故意伤害案,被告人采用踢踹的方式致被害人死亡。通常情况下,踢踹行为很难被认定为特别残忍的犯罪手段。经对比、分析发现,本案与其他类似未被评价为“手段特别残忍”案件的区别在于本案被害人是被告人的父亲。在邓启英、张春燕抢劫、故意杀人案中,两被告人用枕头将被害人捂死并劫取财物,单从作案手段上看,很难将此案界定为通常以血腥、残暴为内容的“手段特别残忍”。究其原因,主要是两被告人在完成犯罪后将被害人的尸体肢解并抛弃。在段某绑架案、郝振星绑架案、杜成军故意杀人案和冯秀娟故意杀人案这四件案例中,它们的犯罪动机均被评价为“卑劣”。从动机的内容上看,这四件案例与同类绑架和故意杀人案的动机无异,均为勒索财物和报复他人,唯一的区别在于这四例案件的犯罪对象均为无辜婴幼儿或青少年。孙连义故意杀人案和王宪梓故意杀人案属于典型的民间纠纷类案件,此类案件绝大多数情况下因为犯罪事出有因而不会被认定为犯罪动机卑劣。从两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来看,它们的犯罪动机与同类案件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在于都造成了多个犯罪后果:前者杀害两人;后者杀害被害人后,肢解尸体并藏匿。犯罪后果、犯罪手段、犯罪动机与犯罪对象是相互独立的酌定量刑情节,它们各自的认定没有必然联系。上述案件对三类不利性酌定量刑情节的认定不仅偏离了各自应有的内涵,导致情节界定混乱,使量刑情节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易造成对同一量刑情节的重复评价,从而不当加重刑罚。

(二)三类不利性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中的规范化适用思路

关于犯罪后果,学界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在笼统意义上界定犯罪后果严重程度。如彭新林教授认为:“应力戒死刑适用‘唯后果论’,物质性危害后果不严重时可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危害结果发生系介入因素的场合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项谷、高帆等学者则认为,应从作案的频繁度、犯罪发生的场所、对象、性质三方面来判断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这种观点未将犯罪后果严重程度评价聚焦在死伤、财产损害等具体犯罪后果上,只是空泛地表达了对犯罪后果适用要注意的“问题”,且这些“问题”脱离对犯罪后果严重程度自身的界定。如彭新林教授认为危害结果发生的介入因素,项谷等学者认为的作案频繁度、犯罪对象、犯罪发生的场所都是影响犯罪后果严重程度的因素。然而,介入因素只是表明危害结果产生的过程,它和犯罪对象、犯罪发生的场所都不能直接表明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作案频度是数罪、累犯或影响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判断的因素,主要对案件预防刑的裁量产生影响,而犯罪后果严重程度则是仅就案件自身的法益侵害后果进行评价,是影响责任刑裁量的因素,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另一种观点认为,应结合构成要件结果来认定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在构成要件以内的结果是犯罪的常态结果,不能认定为犯罪后果严重,因而不能据以加重刑罚。只有超出构成要件以外的犯罪后果才是非常态的犯罪后果,才可以影响犯罪后果严重程度的评价,增加责任刑的裁量。这种观点立足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法益侵害后果来界定犯罪后果严重程度,具有合理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值得借鉴。

本文认为,犯罪后果严重程度要根据具体罪名构成要件的法益侵害后果来确定。从五类典型暴力犯罪的罪状来看,它们都规定了死亡这一犯罪后果。所以,在这五类犯罪中造成1人死亡的犯罪后果应是构成要件后果,不得加重犯罪后果严重程度的评价。因为这些犯罪规定的较重法定刑已经考虑过这一犯罪后果,若仍对犯罪后果加重评价就会重复评价,不当加重刑罚。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只有造成1人死亡以上的犯罪后果才可以加重后果严重程度的评价。结合表2数据和相关司法解释,本文将暴力犯罪“犯罪后果严重”的认定标准界定为造成1人死亡的同时造成其他严重伤残后果或重大财产损害,“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界定为造成2人以上(包括2人)死亡后果。

犯罪手段是指,犯罪行为实施的方式、途径和步骤。《刑法》对犯罪手段的规定说明,犯罪手段残忍程度是影响死刑裁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均未详细说明犯罪手段残忍程度的界定标准。司法解释也仅仅对“手段特别残忍”的表现进行简单列举,并未对其本质予以说明。

学界界定犯罪手段残忍程度的代表性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是列举式,具体又可分为通过侵害部位列举和通过具体行为方式、打击部位、打击次数、侵害持续时间、伤害决意列举。这种观点部分地揭示了犯罪手段残忍的特征,尤其是或多或少从犯罪工具、打击部位、打击次数这些犯罪手段自身要素对手段残忍进行界定,但都没能揭示出手段残忍的内涵。毕竟具体的残忍手段不能被完全类型化,这会导致法官在界定手段残忍时没有本质上的遵循。如陈兴良教授认为的那样,现有的理论大多是通过列举的方式界定手段残忍,这种界定方式因未能揭示手段残忍的内涵和法理依据而有所不足。第二种观点是抽象概括式。陈兴良教授认为:“手段残忍是指,在杀人过程中,故意折磨被害人,致使被害人死亡之前处于肉体与精神的痛苦状态。”车浩教授认为:“手段残忍”是一个以社会一般观念为判断基准的规范性概念,其不仅表现为对具体被害人的侵害方式,而且代表着对善良风俗的严重违反和对人类恻隐心的极端挑战。”这种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陈兴良教授将手段残忍的判断加入了犯罪人的主观追求,这样的界定超出了犯罪手段的常识,使犯罪手段的界定主观化,偏离了犯罪手段固有的内涵。另外,如孙智超博士质疑的那样:“如果采用陈兴良教授的解决方案,将手段残忍限缩在追求额外的痛苦之上,那么‘手段残忍’这一已经被司法实践所认可并成熟化的评价用语将失去用武之地而被虚置,我们需要发展出另一套评价语言再作为新的量刑情节,这在无形中会增加司法的成本。”车浩教授从社会一般观念角度界定手段残忍,有利于司法判决回应社会大众的期待和增加裁判结果的说服力,具有一定可采性。但仅通过抽象概括来界定犯罪手段残忍程度未免显得空泛,仍不利于法官具体把握和形成共识。第三种观点是以抽象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对手段残忍进行界定的。“以一般人难以接受的方法杀人的,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手段特别残忍。如用多种工具杀害被害人;用一种工具多次杀戮,使被害人长时间经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或杀害被害人,使被害人面目全非、身首异处等。”此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具体表现方面仅列举了犯罪工具和打击时间,不够周延,不能全面揭示手段残忍的本质。

除上述观点外,部分学界观点和裁判案例将碎尸、焚尸、奸尸等对尸体做出的行为也视为手段残忍。然而,犯罪手段残忍的界定应聚焦在伤害过程中所运用的犯罪工具、打击部位、打击次数或持续时间这些犯罪手段所必备的要素中。构成要件以外的行为、结果应作为独立评价要素,通过其他量刑方式或其他量刑情节发挥作用,否则将会导致犯罪手段的外延不当扩大,界定泛化。正如陈兴良教授认为的那样,“故意杀人罪的手段残忍是指将人杀死的手段残忍,不包括将人杀死后针对尸体所做的行为”。

本文认为,犯罪手段残忍程度应综合实质方面和形式方面进行界定。实质内容为手段残忍提供一般性判断依据,因其判断较抽象,范围不够明确,故需要辅之以形式判断使其范围更加明确。形式判断同时也为不同残忍程度的犯罪手段提供区分依据。关于手段残忍的实质性界定,车浩教授的观点值得借鉴,即从社会一般观念看,犯罪手段严重违反善良风俗和极端挑战人类恻隐心。手段残忍的形式标准构建应借鉴司法实践中的合理做法。具体而言,通过犯罪工具、打击部位、打击次数或侵害持续时间这三类要素的组合构建不同残忍程度的犯罪手段。结合上述案例数据,手段残忍的形式判断标准如下:通常情况下,最少采用一种锐器或钝器对被害人的要害部位打击3次以下。手段特别残忍的形式判断标准为:通常采用多种锐器或钝器,对被害人的要害部位或羞耻部位进行3次以上打击,或在被害人完全丧失反抗能力的情况下仍持续打击,或采用肢解、开肠破肚、火烧等较为血腥残暴的手段侵害被害人。

犯罪动机是指:“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或内心起因。”对犯罪动机卑劣的理解,学界有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列举说明何为犯罪动机卑劣,如行为人出于贪利动机而抢劫、杀人;出于反人类、仇视社会的动机,以杀人或虐杀某种人为乐趣;为泄愤、报复、消除竞争对手而杀人;为掩盖罪责、逃避惩罚而杀人。第二种观点从犯罪动机的常态角度界定其卑劣与否。该观点认为,卑鄙或不良都是犯罪动机的常态,不可作为酌定从重量刑情节,只有动机明显超出常态才可以增加犯罪人的非难可能性。第一种观点只是列举了犯罪动机卑劣的具体内容,未对动机卑劣的本质抽象概括,不能给法官提供一般性判断依据。第二种观点具有合理之处,值得借鉴。

本文看来,凡是事出有因、有特定犯罪目的和犯罪对象的犯罪动机为常态犯罪动机,比如出于贪利、贪恋美色、报复等内心冲动而实施暴力犯罪的。只有出于变态心理,无缘无故随意选择作案对象,以达到反社会、反人类的犯罪目的而产生的动机,才属于卑劣的犯罪动机。常态犯罪动机作为推动犯罪行为实施的内心起因,在确定犯罪基准刑时已经将其作为考量因素之一,不可将其作为加重情节进行二次评价。只有在犯罪动机异常,即卑劣时,其才可以作为酌定从重情节加重行为人的责任刑。当出现大义灭亲、见义勇为等值得宽恕的犯罪动机时,法官应降低被告人责任刑的裁量。

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和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体现着犯罪行为的不法程度,犯罪动机的评价影响着行为人的可谴责性程度,故而这三类情节决定着暴力犯罪责任刑的裁量,进而影响暴力犯罪死刑的裁量。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上述标准认定犯罪后果、犯罪手段和犯罪动机。当案件中的从重量刑情节仅具有“犯罪后果严重”“犯罪手段残忍”“可宽恕的犯罪动机”三者之一时,一般不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仅具有“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动机卑劣”三者之一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四、有利性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中存在的问题及规范适用思路

(一)两类有利性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中存在的问题

1.被害人过错或责任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中存在的问题。由被害人过错或责任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状况来看,该情节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对该情节挖掘、运用不充分。搜集的案例中涉及被害人过错或责任的有72例,其中有53例案件在最终的判决中未认定被害人过错或责任,剩余19例案件最终将被害人过错或责任认定为酌定从轻情节。在未被认定的53例案件中,有一部分案件因被告人为了逃避罪责编造被害人过错或责任事由而不应当认定,但也有一部分案件明显应当认定为被害人过错或责任而未认定。如宋健故意杀人案的裁判理由认为“被害人卢某虽有刺激性言语,但并未对被告人宋健人身构成危害”,故而未认定被害人过错或责任,由此可知该案法官认为仅当被害人的行为对被告人造成人身危害时才可以认定被害人过错或责任。然而,认定被害人过错和责任的案例中有一部分将被害人的言语刺激认定为被害人过错或责任,如毛再大故意杀人案、刘洪涛故意杀人案。此外,有的案例未回应被告人提出的“被害人过错”的上诉理由。如刘世伟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被告人在一审和二审均提出是被害人先动手打人,有一定过错,然而一审和二审的裁判理由都未针对这一辩护理由做出回应和说明。有的案例以被害人不存在重大过错而直接放弃对该情节的适用。从司法实践来看,除了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外,还存在将被害人具有一定过错和案件双方均有一定过错作为酌定从轻情节予以适用的先例。在徐建平故意杀人案中,被害人扇被告人一巴掌的行为即便不构成重大过错,也应认定其存在一定过错或者责任,与其他情节共同对最终的刑罚裁量产生作用。还有的案例因犯罪后果特别严重或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等加重情节而不认定被害人过错。在该情节的运用上,被认定为同样的过错(责任)类型,有的最终被作为酌定从轻情节减轻被告人的刑罚,有的则未被认定为酌定从轻情节。如包某某故意杀人案和刘洪涛故意杀人案都被认定为“被害人对案件的引发负一定责任,但不构成被害人过错”,然而前者的裁判理由未采纳被害人责任这一情节,后者则将被害人责任作为酌定从轻情节。

第二,被害人过错的内涵和不同程度被害人过错间的界限不清。翁见武故意杀人案一审判决认为被害人与被告人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性侵并持刀威胁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被害人过错,最终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二审则认为一审判决未认定被害人有过错的这一情节存在不当,改判被告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周元军故意杀人案一审和二审法院都认为被害人刘秀妮在案件中没有过错,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再审认为刘秀妮无明显过错、案件起因系民间矛盾、被告人认罪态度好,改判被告人死刑缓期执行。这里“无明显过错”与“无过错”是何关系,前者是否应当对刑罚产生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从最终的裁判理由来看,“无明显过错”没有对刑罚产生影响,改判的理由在于案件起因系民间矛盾、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如果被害人在案件中确实不存在过错,就应用“无过错”这一肯定性评价,用“无明显过错”难免会让人产生被害人有过错的嫌疑,同时也会让法官在适用该情节时无所适从。王勇故意杀人案一审法院认为被害人殴打被告人父亲的行为具有明显过错,二审法院则认为被害人对案件的引发仅具有一定过错,该参考案例的裁判理由认为被害人有严重过错。同一案件事实,司法实践中竟出现了三种评价,即便可以认为“明显过错”与“严重过错”没有明显的程度之分,但“一定过错”与“严重过错”间必然存在着程度差异。这表明实践中对不同程度被害人过错的界定缺乏明确的标准。

第三,被害人过错与被害人责任间的关系不明。不少案例的裁判理由认为被害人对案件的引发有一定责任或案件双方对案件的引发均负一定责任,但不构成被害人过错。在宋利海故意杀人案中,辩护意见认为两名被害人在案件的起因上负有一定责任,审理法院则认为两名被害人在案件的起因上有一定过错。由认定的被害人过错和被害人责任的具体事由来看,二者在案件事实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仅具有行为不当程度之分。从本质上来看,二者都是被害人在案件发生过程中实施的不当行为。实践中将二者分别开来,致使被害人应承担责任行为的认定形式纷繁复杂。这不仅不利于法官对该情节的认定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也使不同程度被害人过错或责任的界限模糊,从而不当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2.民间矛盾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中存在的问题。从统计案例来看,民间矛盾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实践中不当扩大民间矛盾中案件双方身份关系的范围,使民间矛盾的外延过大。由相关司法解释来看,民间矛盾仅包括存在血缘关系或亲密情感的家人、亲属、恋人和共同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乡邻这些身份关系比较紧密的熟人在生产或生活中产生的矛盾。吴某某故意杀人案将城市中的商贩与顾客间的矛盾认定为民间矛盾。然而,城市中商贩与顾客身份关系的紧密程度和情感基础并不符合司法解释对熟人身份关系认定的指导精神。还有部分案例将具有雇佣关系的老板与员工和具有工友、老乡关系的案件双方当事人间产生的矛盾认定为“民间矛盾”。如果将这些并不一定都是“熟人”关系的案件双方间的矛盾,甚至将寻衅滋事也界定为民间矛盾,那么认定民间矛盾的一项重要标准“熟人关系”将失去对民间矛盾界定的限制作用,规范和限定民间矛盾范围的案件双方身份关系将会通过类比被无限扩大。另一方面,在矛盾内容的认定上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侯红利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猜测、怀疑的事由能否构成本案中作为酌定从轻情节的民间纠纷,存在疑问。在本文看来,本案的事实不能构成民间矛盾。因为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事实”是被告人怀疑的事由,也即被告人自认为损坏他家瓦片的是被害人。被告人单方面怀疑的“事实”不能构成民间矛盾的事出有因。因为猜测、怀疑的“事实”一旦可以作为判断民间矛盾的依据,必然会导致被告人以猜测、怀疑的“事实”作为抗辩理由,逃避罪责。这会不当降低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导致案件裁量失去公平。张栓厚故意杀人案的疑问在于被告人具有过错的民间矛盾是否也可以作为从轻量刑情节?刑事审判参考认为:“考虑到张栓厚杀人系因农村奸情未能依法及时妥善处理,致矛盾激化而引发的,与社会上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杀人案件相比,虽然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但在起因上、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大小上有所不同,其社会危害性和个人危险性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对这一类犯罪判处死刑也就应当从严掌握。”据此来看,本案俨然将这种“民间矛盾”作为酌定从轻情节。然而,被告人事先身处具有严重败坏道德和过错的“民间矛盾”中,若以此种“民间矛盾”作为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定会助长社会不正之风,同时也会伤害大众朴素的法情感,更难以令被害人家属服判息诉。相较而言,同类案件龙华故意杀人案就未将包含被告人通奸的案件事实认定为民间矛盾。

从学界观点来看,被害人过错和民间矛盾适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实践中迫于“死者为大”的压力,为避免被害人家属上访和舆论攻击,法官不敢或不愿认定这两类从轻情节;二是认为二者的内涵不清,影响死刑裁量的法理依据不明,司法实践中对这两个情节的适用比较混乱。

(二)两类有利性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中的规范化适用思路

由上述分析来看,两类情节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内涵不清、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不明。因此,在构建二者的规范化适用思路前,应先明确二者的内涵和适用的法理依据。除此外,还应对被害人过错进行恰当的分类。

1.被害人过错或责任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中的规范化适用思路。在被害人过错的内涵和分类上,有两类代表性观点:一类是刑事审判参考案例中的观点,另一类是学者们的观点。刑事审判参考第344号案例官其明故意杀人案认为,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做出的,与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发生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应受非难的行为。”其范围由以下四个条件来限定:“第一,被害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第二,被害人实施了相应的行为;第三,被害人实施的是一种违反法律或道德的行为;第四,被害人的过错是被告人实施相应犯罪的原因。”第556号参考案例刘宝利故意杀人案认为,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故意,实施违背社会伦理或违反法律的行为,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或者正当利益,引发被告人实施犯罪或者激化加害行为危害程度的情形。”其范围由以下五个认定条件来限定:“第一,过错方系被害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针对的必须是有过错行为的被害人;第二,被害人必须出于故意;第三,被害人须实施了较为严重的违背社会伦理或违反法律的行为;第四,被害人的过错行为须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或者正当利益;第五,被害人的过错行为须引起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或者提升加害行为的危害程度。”前者还依过错程度或其在诱发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将被害人过错分为重大过错和一般过错,依过错的内容将过错分为故意过错和过失过错。从被害人过错的内涵和认定条件来看,二者都认为其应是违反法律或伦理道德的行为,且被害人的这种行为要与犯罪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被害人做出过错行为时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且过错应是具体的行为(包括言语);后者认为犯罪行为必须是针对有过错的被害人,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必须是出自故意以及侵害被告人的行为应具有失当性,同时还强调被害人实施的违反法律或伦理道德的行为要具有严重性。

比较而言,上述两种观点都指出了被害人过错应具备的关键内容,即过错行为的性质和其与犯罪行为间的因果关系。但从认定条件来看,二者均存在不恰当之处。第一种观点的前两个认定条件没有存在的必要。首先,若被害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就不具备谴责的必要性,故而也不能成为被害人过错;其次,认定被害人过错的第三个条件已经强调了被害人过错是违反法律或道德的行为,故而没有必要再单独设立一个条件来说明被害人过错是客观行为。在后一种观点中,第一个认定条件搞错了问题的重点,认为犯罪行为的对象应是具有过错的被害人,这跟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没有必然联系。第二个条件认为被害人过错必须出于故意,这会不当限缩被害人过错的认定范围。被害人过错的认定应立足于客观方面的内容,故意和过失只应作为适用该情节的自由裁量因素。第三个认定条件不利于该情节的合理适用。凡是违背社会伦理或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应认定为被害人过错,然后依其严重程度分类适用。第四个条件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其与第三个条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第一种观点对被害人过错的第一种分类方法不够全面。因为从相关案例来看,被害人过错除了重大过错和一般过错这两种情况外,还存在轻微过错的情形。第二种分类方法如上所述,没有存在的必要,将其作为自由裁量因素即可。

关于被害人过错的内涵,学界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害人针对被告人或与被告人有直接关系的第三人实施的严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或者违法行为(包括一般违法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在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第二种观点认为:“它常常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产生以后,被害人的违法行为、不道德行为或者不当行为激化了矛盾,对矛盾的升级负有主要责任,进而引起被告人实施加害行为,被害人激化矛盾的行为必须与加害行为的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对激化矛盾负有直接责任’,就应指一种达到让行为人不可期待去实施合法或理性行为的被害人过错。如严重殴打行为、正在实施的与他人的通奸行为、极具羞辱性的反复谩骂等。”以上观点部分揭示了被害人过错应有的内涵,但这些细化的观点过于繁杂,大大限缩了被害人过错的范围。这不利于发掘案件中可以降低被告人罪责的事实,从而不当加重被告人的刑罚。首先,“过错”不应仅局限在被害人违法和违背伦理道德的范畴,凡是对犯罪人加害行为的产生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失当行为都可以认定为被害人过错。其次,不应在内涵中限定失当行为的严重程度,不同程度过错可以分类适用的形式对刑罚裁量产生影响。

被害人过错,学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分类。第一种将其分为罪错、严重过错、一般过错、轻微过错和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第二种将其分为罪错、重大过错或明显过错、一般过错、轻微过错;第三种将其分为罪错、重大过错、轻微过错。这三种分类都将罪错作为被害人过错的一类,由于该类案件的被告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成立正当防卫,因此其限制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故而该类过错不作为本文讨论的重点。前两种观点将被害人责任也作为被害人过错的一种(第二种观点将其作为“一般过错”的内容)有所不妥,为了避免适用上的混乱,应将二者合并讨论,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具体构建方案待下文详述。第三种观点,除了罪错外,仅将被害人过错分为重大过错和轻微过错的做法容易使该情节的适用走向两个极端。

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根据主要有分担责任说和谴责性降低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被害人过错部分引起了犯罪行为,加害人与被害人过错共同造成危害结果,被害人因自己的过错应分担部分责任,从而减轻了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后者认为,犯罪人犯罪决意产生的原因之一是被害人过错,故而犯罪人的应受谴责性降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减小,从而减轻了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另有折中的观点认为,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根据应依据其与犯罪行为或危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来判断。当被害人过错仅与危害结果的产生有因果关系时,其影响量刑的根据为责任分担;当犯罪行为由被害人过错引起时,其影响量刑的根据不仅在于责任分担,还在于被告人可谴责性降低。分担责任说认为被害人过错是犯罪行为产生的诱因,其加功了犯罪行为,从而共同导致犯罪后果发生。但从客观方面看,犯罪后果的产生始终都是因为犯罪行为,而不是因为犯罪行为+被害人过错行为。正如有观点认为:“不是因为被害人过错减轻了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被害人过错作为外界诱因,其意义仅在于可以从侧面反映、揭示或征表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因此,第一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不可取,第二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综上,本文认为,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实施的,对犯罪人加害行为的产生具有因果关系的失当行为。为了使被害人过错的分类更加周延,避免出现两个极端,其应分为严重过错、一般过错和轻微过错三类。其中,严重过错是指被害人主动实施的违法或严重不道德(如通奸,轻微肢体冲突,长时间的羞辱、谩骂等)行为,一般过错是指被害人主动实施的一般不道德(轻微的辱骂、故意造成他人利益轻微损害等)行为,轻微过错是指被害人主动实施的违反法律或道德以外的失当行为。被害人过错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在于犯罪人的可谴责性低。因为该类案件的犯罪人事先可能并没有杀人的动机和预谋,而是受到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刺激产生情绪的失控,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犯罪,故而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具有可宽恕性,其可谴责性理应有所降低。基于被害人过错与被害人责任本质上的一致性、影响刑罚裁量法理依据的相同性,为规范、统一该情节的适用,本文将被害人责任作为被害人过错的应有之义,其对刑罚裁量的影响通过被害人过错来确定。若在案件矛盾的激化过程中,被害人的责任大于被告人或被告人对矛盾激化无任何责任,则应认定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若在案件矛盾的激化过程中,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责任程度相当,则应认定被害人具有一般过错;若在案件矛盾的激化过程中,被害人的责任小于被告人,则应认定被害人具有轻微过错。

2.民间矛盾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中的规范化适用思路。关于民间矛盾,有不少司法解释对其适用​进行指导,但均未概括其内涵,只是对其外延进行了列举。如《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均认为民间矛盾包括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认为民间矛盾包括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引发的矛盾。除了司法解释,也有不少参考案例和学界观点对民间矛盾的内涵和适用的法理依据予以探讨。

具有代表性的参考案例是吴江故意杀人案和张俊杰故意杀人案。前者的裁判理由认为:“民间矛盾,是指公民个人之间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对生活琐事、债权债务、相邻关系等民事关系或民事交往中发生的纠纷。”后者的裁判理由认为:“这里的民间纠纷,包括但不限于邻里纠纷,也包括那些因为工作、生活等矛盾引起的纠纷;也不限于农村的民间纠纷,城市中发生的民间纠纷也可以适用《纪要》规定的精神。”以上两个参考案例对民间矛盾的理解不尽相同。仔细推敲,两种理解均有不合理之处。前者将债权债务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作为民间矛盾的一种,会使民间矛盾的范围以此类推扩大解释到所有跟生产、生活相关的民事法律关系中。若将此作为民间矛盾而减轻犯罪人的刑罚,势必会挑战司法权威,破坏民事判决定分止争的法律效果。后者将民间纠纷发生的地域扩大到城市中,但由于城市居住环境的集约性和居住地的不定性,邻里之间未必都相识,更难以达到农村邻里间的熟识程度和在生产、生活上相邻关系的稳定程度。

学界关于民间矛盾内涵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本应属于民事范围解决的,均可归为民间纠纷的范围。除婚姻家庭、邻里纠纷之外,因恋爱、雇佣劳动、买卖合同、一般债权债务等引起的纠纷均应作为民间纠纷对待。此外,因一般赌债催讨(职业讨债、黑社会性质讨债除外)、非法同居、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引发的暴力犯罪,如果针对的是特定对象,也应纳入民间纠纷范畴。”第二种观点从民间矛盾主体的相对固定性、民间矛盾引发原因的日常性和民间矛盾产生到激化有较长时间的积累和演变过程这三个方面将民间矛盾的范围限缩在婚姻、家庭、恋爱、邻里等引发的纠纷上,而把劳动纠纷、债务债权纠纷、管理失当引发的纠纷排除在外。第三种观点从案件双方相互间身份关系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持续性这两个方面界定民间矛盾的内涵和外延。具体而言,通过案件双方情感上的亲密关系或地缘上的相近关系与案件双方互不相识的故意杀人案件区分开来;通过案件起因系长期性矛盾的积累来区分陌生人间无任何缘由故意杀人的案件。第一种观点同样只是在经验层面对民间矛盾进行归纳列举,且该观点对民间矛盾的解释超出了“民间”所蕴含的“熟人关系”这一内涵。其将买卖合同、赌债催讨、非法同居、卖淫嫖娼这些并非都是熟人间的工作行为、非法行为均纳入民间矛盾中,严重背离了刑事政策的指导精神,也有违善良风俗。第二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具有相同之处,即都认为应从矛盾主体的关联性、犯罪动机与矛盾的关联性、矛盾演变的过程性对民间矛盾的内涵进行探究。不同之处在于:第二种观点仅就民间矛盾的特点做出了说明,第三种观点则通过身份关系和矛盾特点将民间矛盾构建成为一个规范的概念。这两种观点均有一定合理性,但都不足以完全采纳。虽然第三种观点相较第二种而言更全面、规范地揭示了民间矛盾的本质,但该观点将身份关系界定为“情感上的亲密关系或地缘上的相近关系”过于笼统,对矛盾内容的概括也不够全面。

民间矛盾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学界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一方面,民间矛盾类案件犯罪动机具有可宽恕性,主观谴责性低;另一方面,该类案件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小,需罚性低,特殊预防性较小。第二种观点认为,民间矛盾影响死刑适用的法理依据仅仅在于被害人对矛盾激化具有过错。第三种观点认为,该类案件犯罪起因和犯罪对象的明确性、矛盾的琐碎交织性、犯罪动机与双方矛盾的关联性使犯罪人的不法程度、主观可谴责性以及预防必要性都有所降低,故而应严格限制对该类案件适用死刑。第一种观点认为民间矛盾类案件犯罪动机具有可宽恕性,存在疑问。犯罪动机值得宽恕一般存在于行为人出于良善目的,迫不得已或者是在被害人过错的刺激下激愤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从搜集的案例来看,存在民间矛盾的案件并不必然包括上述两类因素。第二种观点将民间矛盾与被害人过错混为一谈。从相关案例看,民间矛盾与被害人过错属于两个独立的情节,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第三种观点过于牵强,不法程度由犯罪的客观方面所决定,民间矛盾并不必然影响犯罪后果、犯罪手段、因果关系这些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

本文认为,民间矛盾是指具有熟人身份关系的案件双方在生产和生活中发生的矛盾。但熟人身份的范围仅限于存在血缘关系或亲密情感的家人、亲属、恋人和共同生活在一定地域,生产或生活上具有相邻性的乡邻。矛盾的特征除了主体的直接关联性,引发原因的生活性、琐碎性,犯罪动机与矛盾的关联性,矛盾积累的持续性、演变的过程性外,矛盾的内容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将怀疑、猜测的事由作为民间矛盾的内容。另外,即便是符合前述身份关系和矛盾特征,若被告人案发前存在严重违背道德或违法、犯罪的行为,这类纠纷不能认定为民间矛盾而减轻被告人的刑罚。民间矛盾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仅在于此类案件被告人的预防必要性小。因为此类案件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以不特定人为犯罪对象的暴力犯罪案件相比,民间矛盾所蕴含的熟人身份关系使犯罪发生的场所和犯罪对象相对固定、有限,其引发社会恐慌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后者。从犯罪人的罪后态度来看,他们往往会有积极抢救被害人,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认罪、悔罪的举动。故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小,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小。

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过程中,应严格依照上述认定条件来检视案件中是否存在被害人过错和民间矛盾。在适用两类情节时,要严格遵循其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当案件具有“被害人严重过错”时,一般不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具有“被害人一般过错”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仅具有“被害人轻微过错”时,其不影响死刑适用,但有其他从轻情节应当慎用。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暴力犯罪,若案件的犯罪后果不是特别严重、犯罪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犯罪动机不属卑劣,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五、结语

暴力犯罪死刑的控制,一方面要通过具体死伤结果、犯罪手段残忍的实质内涵和形式标准以及犯罪动机卑劣的应有之义来从严把握犯罪后果、犯罪手段、犯罪动机这三类从重情节的界定标准,另一方面要严格依照被害人过错和民间矛盾的内涵、适用的法理依据充分发掘案件中存在的两类从轻情节。仅当案件存在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或犯罪动机卑劣的情节时,才可以考虑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当案件中存在被害人过错和民间矛盾这两类情节时,要综合全案其他从轻情节审慎考虑是否有判处死刑的必要。上述规范化适用思路,不仅可以厘清五类酌定量刑情节在理论上存在的争议,而且可以统一法官适用酌定量刑情节的标准,合理约束法官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而控制暴力犯罪死刑的数量。尽管本文对这五类酌定量刑情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仅针对的是常用的且争议较大的情节,实践中仍有不少其他酌定情节值得进一步研究。受限于篇幅,这些遗留问题有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同仁继续共同努力解决。同时,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持续、深入关注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控制中的作用,并将司法实践中常用的、影响较大的酌定量刑情节通过规范文件的形式明确化、规范化。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确保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控制中作用的发挥,从而更加有力地限制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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