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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永忠:量刑协商须以控辩平等为基础

发布日期:2020-09-09  发表于:《人民检察》2020年第16期  著者:顾永忠  浏览次数:

  2020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2020年1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其中已办理的审查起诉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618999人,占同期审查起诉案件审结人数的82.2%。如此之多的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方面意味着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可以从简从快并从宽处理,既节约司法资源,又提高诉讼效率,还获得当事人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应引起各级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即如何确保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建立在控辩双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为此,笔者就量刑协商对于量刑建议之意义展开讨论。

  一、量刑协商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特征

  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一方面不排除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包括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要素,另一方面则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特色。对比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两者最大的区别是,适用辩诉交易制度过程中,控辩双方可以在犯罪是否成立、罪名和罪数确定以及量刑轻重等三个方面进行协商,“从宽”也体现在上述三个方面。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则不允许控辩双方在犯罪是否成立、罪名及罪数确定上进行协商,即不允许在定罪问题上进行协商并“从宽”。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基础上,允许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因此,从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比较来看,量刑协商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特征。

  关于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辩双方量刑协商的认识,理论界和实务界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之前,笔者就曾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名称上可表述为“认罪认罚协商从宽制度”。但无论是其后的相关试点文件规定中,还是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都没有出现“协商”或“控辩协商”的文字,以致理论上不少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办案机关依职权单方行使司法权的制度,实务中则表现为一些办案人员不愿意甚至根本不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进行交流沟通,更谈不上与他们进行量刑协商。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的正式突破,体现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其第三十三条规定,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前,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尽量协商一致。这一规定不仅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就量刑问题与辩方进行协商,而且还要“尽量协商一致”,对于深入推进并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窗户纸”虽已捅破,但要控辩双方在量刑问题上真正做到“尽量协商一致”,还需要检察机关树立量刑协商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重要特征的理念。具体来讲:

  第一,量刑协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应得回报,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没有认罪的法定责任或义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建立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基础上的,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认罪,就不会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虽然没有完全卸载检察机关依法应当承担的证明犯罪的举证责任,但大大减轻了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无论是审查起诉还是出庭支持公诉,检察人员的工作量都会大大增加,而且还会带来很大挑战。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不认罪的案件应当依法进行庭审实质化审判,控方要严格履行举证责任,经法院通知,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辩方的质证,非法证据将被依法排除,法庭要对指控证据进行严格审查,依据法定证明标准衡量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凡证据不足的案件将面临指控失败的风险。反之,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只要检察机关严格审查把关,则不再需要进行庭审实质化审判,可以适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审判。即便适用普通程序审判,也会明显简化程序。同时,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自愿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历来都是“宽”的对象。综上,检察机关应欢迎和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并积极与其进行量刑协商,以形成能够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量刑建议。

  第二,量刑协商是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与其他案件在提出量刑建议上的根本区别。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并非始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早在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其第三条规定,检察机关对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可以提出量刑建议。但是,此处的量刑建议与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提出的量刑建议不同。以往的量刑建议并不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为前提条件,即无论何种案件,检察机关都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并且所提出的量刑建议除死刑、无期徒刑以及附加刑外,一般都是幅度刑。更重要的是,提出量刑建议完全是检察机关单方的职权行为。《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二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应当遵循依法建议、客观公正、宽严相济、注重效果四项原则,其中并没有体现协商原则或相关精神。同时在具体操作上,其第八条规定,公诉部门承办人在审查案件时,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承担的刑事责任和各种量刑情节进行综合评估,并提出量刑的意见,其中并没有案件承办人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或与对方进行协商的规定。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要求量刑建议的提出必须与辩方协商,且应“尽量协商一致”。由此,检察机关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应当树立量刑协商的理念,并充分做好量刑协商工作。

  第三,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罚”并不完全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单方行为,实际上是控辩双方量刑协商的结果。《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七条对“认罚”作出专门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并进一步提出“认罚”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其中在审查起诉阶段表现为接受检察机关拟作出的起诉或不起诉决定,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该规定虽然没有“量刑协商”的文字表述,但实际上已经渗透着“量刑协商”的要求,因为要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就必须以平等协商为基础,以协商结果为内容。

  二、量刑协商以控辩平等为基础

  其一,协商的本质是平等,没有平等就没有协商。协商就是共同商量,即两方以上的主体就共同涉及的事项进行商量,并且能够得出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其必须以各方地位平等为基础。量刑协商也应如此,检察人员首先应调整心态,避免产生高高在上的心态,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平等相处。

  其二,平等协商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认可量刑建议的重要条件。如前所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不是单方职权行为,而是控辩双方协商的结果,必须取得辩方的认可才具有法律意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认罪认罚案件起诉到法院后,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有权提出异议,异议一旦成立,法院在法定程序下可以依法作出不同于量刑建议的判决。为此,检察人员在提出量刑建议前,应当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量刑的意见,对于对方的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重视并尽量采纳。如果不能采纳,也应向对方充分说明不采纳的理由和根据,以获得对方的理解和接受。

  其三,平等协商是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必要条件。量刑建议说到底仍是“建议”,只有被法院采纳变成量刑裁判后才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对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法院是“一般应当采纳”而不是“一律应当采纳”。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检察机关可以调整量刑建议。检察机关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显然,对于经过平等协商后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被告人、辩护人提出异议的概率较低,法院采纳的概率也较高。反之,法院采纳的概率则较低。

  三、量刑协商需要检察机关做到“三个确保”

  一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能够获得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帮助。严格地讲,量刑问题是比定罪问题更为复杂的法律问题。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自愿认罪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对于如何实施或参与犯罪能够讲清楚,但对于量刑问题则难以讲清楚。因此,在量刑协商中必须确保犯罪嫌疑人能够获得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帮助。这也是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值班律师制度的主要原因。在审查起诉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也没有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的,办案机关应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

  二是确保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或值班律师能够充分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尤其是涉及量刑的有关事实和证据。为此,确保辩护人、值班律师相关执业权利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通过会见和阅卷,充分掌握与量刑有关的事实和证据,辩护人或值班律师才能为犯罪嫌疑人与检察人员进行量刑协商提供实质性帮助。为此,《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值班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为值班律师会见提供便利。自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值班律师可以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法院、检察机关应当为值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提供便利。

  三是确保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案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能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接受且于法有据、公正适当的量刑建议。

  “三个确保”,前两个是手段,第三个才是目的。具体到量刑协商上,不只是检察人员单方听取辩方意见,更重要的是应对辩方的意见予以反馈,表明控方的态度和意见,双方进行充分交流,在交流中达成共识或求同存异,形成量刑建议。当然,既然量刑协商是控辩双方的事情,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应当积极配合,真诚合作。这里面既包括在办案时间上配合检察机关抓紧快办,也包括应在协商内容上开诚布公、善意交流。一旦协商达成一致,辩方应当认可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审判阶段,只要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提出反悔或异议的情形,辩方应当诚实守信。

  有必要指出的是,提出量刑建议是公诉权的范畴,量刑裁判则是审判权的范畴。量刑建议可以影响量刑裁判,但不能决定量刑裁判。因此,即使是控辩双方平等协商并在达成一致条件下形成的量刑建议,法院在审判阶段也应进行实质审查。《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四十条规定,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准确,量刑建议适当的,法院应当采纳。可见,即使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标准依然是刑事诉讼一贯坚持的“量刑适当”标准。只要法院坚持这一审查标准,无论其是否采纳量刑建议,控辩双方都应予以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