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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迈克尔·塞罗塔 、高山林:犯意比例与刑法典改革的未来

发布日期:2020-10-12  发表于:《量性研究》2019年第2辑,第27-59页。  著者:[美]迈克尔·塞罗塔 高山林译  浏览次数:
大致来说,犯意比例原则是指:如果犯罪人心理的可谴责性较强,那么相应的,他应接受的刑罚也较重;如果其心理的可谴责性较弱,他所应接受的刑罚也应该较轻。犯意比例原则在执法活动中应具有核心地位,然而却常被美国刑事司法政策所忽视。对这一原则的忽视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刑法典改革确有必要,还为未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时它也向我们展示,基于犯意比例原则构建的刑法典改革计划(刑法典其实本该如此)怎样才有可能实现。

  导论

  在历史上,犯意(mens rea)对刑法典改革往往有着重要的推动与指引作用。《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的犯意总则(general mens rea provisions)便是一大例证。《模范刑法典》由美国法学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制定,它是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刑法典改革项目之核心。犯意总则主要解释并规定了,构成《模范刑法典》分则[1]中各罪所需要达到的罪责(culpability)[2]要求。《模范刑法典》起草者的想法是,用总则中所谓的“要素分析法”(element analysis)去解决犯意这一司法概念所引发的“多样,不一致以及困惑”(variety,disparity and confusion)[3]——这些问题在20世纪前半期愈演愈烈(proliferated)。而正是因为《模范刑法典》起草者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在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连串的刑法典改革计划。这些改革都建立在《模范刑法典》犯意总则部分的基础之上。

  近来,这种以《模范刑法典》为基础,以犯意为核心的刑法典改革计划逐渐减少。即便如此,不少讨论刑法典改革的学术文献还是会关注与犯意相关的话题。但绝大多数文献所提出的改革方案,要么相对较窄,仅是对以《模范刑法典》为基础的犯意总则进行微调要么就过于激进,认为许多法典区分罪与非罪的入罪犯意(threshold mens rea)[4]要求都需要改进。不过,无论在理论模型还是在现实的刑法典中,我们在对待犯意这一概念时,始终存在一个更加基础(fundamental)且有错误(flaw underlying)的态度大家普遍忽视了犯意的比例原则。简单来说,这个原则就是行为的应受谴责性与刑罚成正比,前者越强,后者即应越重反之亦然——但吊诡的是,对这一原则不当的忽视并没有引起大家的争论。

  笔者认为,目前立法机关制定的量刑原则中,尚未包含能够体现犯意主要区分(key distinctions in mens rea)的条文,这是一个失败。从几个不同角度看,对它的忽视都是有问题的。这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刑法典改革确有必要,更为其指明了方向。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犯意比例原则以及刑事立法的相关理论,它们是本文的基础。第二部分集中讨论美国的刑法典以及广义上的量刑政策与这一规范性基准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第三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了刑法典改革的两个主要方案,笔者分别称之为全面方案(think model)和简洁方案(thin model)。通过这两个方案,我们可以努力让刑法典更好地体现犯意比例原则。

    犯意比例理论与刑事立法

  对于谴责(blame)与惩罚(punish)这两种社会现象而言,其核心是道德可谴责性(moral responsibility)[5]这个概念在英美法系中,这一概念又被称作犯意(mens rea)[6]某些负面性的反应(如生气、义愤以及它们所蕴含的不满),也是基于这一概念而产生的。犯意规范性(normative)理论,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7],已成为英美法学研究以及案例法的重要任务(mainstay)。目前,讨论犯意本质的文献已经有许多,但在刑罚实践中,犯意应有怎样的地位?对此,学界尚未达成共识行为人道德心理的某一个特定方面,可否转化为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法律责任(liability)与刑罚长期以来,对该问题一直具有争议。[8]不过,在围绕刑事责任(criminal responsibility)所展开的广泛争论之下,有一个基本观念为大家所普遍认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犯罪人心理的可谴责性较强,那么相应的,他应接受的刑罚也较重如果其心理的可谴责性较弱,他所应接受的刑罚也应该较轻。

  犯意的比例原则乃是“根深蒂固”于英美“法律传统”[9]之中的。很显然,它是一切传统报应理论(theories of retributivism)[10]的核心,且仍然被刑罚学者[11]认为是论证刑罚正当性的“主要观点”(the majority view)。然而,许多坚持刑罚功利理论的学者也会赞同这一原则,因为大家认为,它具有威慑(deterrence)[12]、失能(incapacitation)[13]和表达谴责(expressive condemnation)[14]之功效。犯意比例原则在司法上具有广泛影响英美法院“在很久之前就认定,被告的意图——也就是他的道德罪过(moral guilt)——对于其‘罪责程度’之认定甚为关键”[15]。最近一则针对民众正义直觉(intuition of justice,“justice intuitions”)的调查强烈认为,民众也支持这种观念。这项调查的范围仍在不断扩大。[16]

  由于犯意比例原则有着极富生命力的社会-法律根源(pedigree),所以,民众和专家至少都在抽象层面上支持它,也就并不稀奇。但这种观念上的统一,有一点却有些奇怪:这种统一的实质(nature)似乎既细微(nuanced)又全面(comprehensive),而且,涵盖了刑事责任几乎所有主要内容。比如,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常人在对行为人的罪过(blameworthiness)进行评估时,总是围绕着某些概念展开,这些概念对于犯意理论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而这些评估甚至最终包含了这些概念风险与原因[17],规范性能力(normative competence)[18],以及对情景的控制(situational control)[19]不仅如此,民众似乎还一致认为,这些概念与刑事司法中的量刑相关,并且可以提出一致的解决方案——这就与学者对某些关键问题的广泛争执形成了鲜明对比。[20]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以上这些事实应该对现实刑事司法中的量刑产生什么影响?正义直觉对于刑罚政策的基本影响——这常被称作经验报应(empirical desert)——近年来已经为一些重要的学术讨论所关注。[21]目前,正义直觉与刑法的必然联系(deontological valence)已经为人所注意但人们关注的焦点仍是这样一个问题正义直觉与抽象层面“真正的”正义(real justice)存在怎样的关系。[22]的确,这个问题永远都是那么吸引人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想要确定,正义直觉是否且在多大程度上必须被刑事司法所认可,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太恰当。[23]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从大多数关于代表制的规范性理论来看(normative theories of representation),那些由选举产生,承担建立并监管刑事司法系统之职能的官员,并非从这样一个不受阻碍的角度(such an unencumbered perspective)来行使自己的权力。[24]恰恰相反,这些“公共受托人”(public fiduciaries)是在一个关系情景(relational context)下工作,其中包含了各种义务与责任(cross cutting duties and obligations)。这就使得,在进行政策制定方面的考量时,民众的想法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privileged place)。[25]

  如果从政治代议制(political representation)的角度来审视正义直觉之争论,笔者认为,我们就可以得到关于犯意比例原则的两个观点。第一,因为民众对犯意比例原则表示支持,所以那些民选官员必须保证刑事司法系统认可这一原则——这一点基本没什么争议。我们对罪过(blameworthiness)进行评估时,需要依赖一些关于选择和理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在生活中对于表达(mean)或构建(create)价值非常重要。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我们给公众受托人施加了一个表面上的义务(defeasible obligation),即要求受托人确保国家的刑罚政策能够包含那些概念。这种义务,源自民主和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内在品质。[26]这当然并不是说,合法的政治代表制需要在每个问题上都令政策与民众意见一致。[27]不过,像犯意比例原则这样,既然民众与专家的看法在某个基础性原则上达成统一,选举产生的官员就更加需要满足这种需求。[28]

  第二个观点就更富有争议如果想要让犯意比例原则在现实中运作,我们可以认为,正义直觉构成了某一可行方案(或许是唯一可行的方案)的必要部分。专家意见本来是引导政策制定的指南针,但学者对于刑事责任的许多内容都存在争论,这便意味着,他们的意见现在无法给立法者提供一个可靠基础,去把犯意比例原则转化为量刑方面的具体政策。鉴于学者间存在争论,为打破僵局,我们可以使用正义直觉来解决这一与犯意相关的问题并且,正义直觉在此是符合民主要求的(democratically legitimate)。[29]人们或许会想到一个重要的政治代表制理论在处理相关的量刑问题时,如果专家对于犯意比例的看法能够合理地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应该重视他们的看法但如果专家的看法各不相同,而正义直觉却是很确定的(其实很多问题都存在这一现象),就应该尊重民众的感受(community sentiment),把它作为恰当的默认规范(normative default)。[30]

  我们暂且假设,选举产生的代表有义务确保在刑罚系统(penal system)中,刑罚的分配与之前提到的犯意比例原则相适应。这样一来,在设想的可行性问题上,反而出现了一系列疑难问题。试想一下两个最重要的问题:(1在犯意问题上,立法机关应该直接享有而不是授权给其他机构多大的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policy discretion)?(2对于那些立法机关选择亲自规定的犯意问题来说,这种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又该如何行使呢[31]

  由于在刑事司法政策制定中,存在很多可能的政治设计(political arrangements),它们会让对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变得复杂。[32]从理论上说,只要立法机关愿意,它想运用立法手段解决多少(无论是多还是少)刑事司法政策问题都可以,这是立法机关的自由。而在现实中,选举产生的官员并没有资源(resources)通过立法解决(legislate away)全部的实体刑法问题,更没有动机去这样做。[33]

  鉴于这些基本的政治现实,立法机关就应该自觉地厘清,哪些问题是值得它们花时间立法的,哪些应该交给其他机关解决——比如,司法机关以及量刑委员会(sentencing commission)。假设立法机关决定解决某个刑事司法政策问题,事实上,它们有多种法律架构可以选择。比如,若要在立法层面解决任何一个实质刑法问题,立法机关可以制定非常明确的规则,也可以采用灵活的标准,即根据不同的法律效果来决定文本的明确程度。[34]

  显而易见,如果立法者认为犯意比例原则乃是理所应当的,并且要施行它,其实有不同的制度和架构选择。与此同时,究竟选择哪一种政治设计才是正确的呢这对立法者来说并不明确。这是由于,不同的设计有不同的公共价值(public values),很难作出取舍权衡。[35]在这种不明确的处境之下,合法性原则(legality principle)以及相关的“自由主义社会核心价值”[36](前者即奠基于后者之上)就能够给我们提供有效的规范性指引。[37]

  尽管有其他不同的表现,合法性原则常被理解为,运用成文法(statute)去推动以立法的方式直接解决刑罚政策中最紧要的议题。[38]这一事实说明了,恰当实施法律会产生一些初步成果(比如,其政治正当性,陪审团得到授权,促进统一的取向),进而又会推动一系列公众价值在不同语境下的实现如民主、公平、自由、平等[39]尽管犯意政策的法条编写,在传统上并不被视为与合法性原则相关不过也有一些著名的例外[40]),但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犯意问题的处理实际上与合法性原则密切相关。

  这是为什么呢请思考,下面的两个法典编纂基本标准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性原则相关价值如民主、公平、自由、平等的一部分。

  标准一刑法典应该明确规定入罪犯意的基本框架,同时以成文法的方式规定,达到入罪犯意的行为人应该接受的刑罚范围。入罪犯意的基本框架包括,各罪每个客观构成要件所应该具有的罪责心态(culpable mental state),与这些罪责心态相对应的基本罪责原则,以及完全否定某人可谴责性的辩护事由。

  标准二刑法典应该通过成文法设计一个非常细致的量表(grading scheme),对某些犯意的重要差异作出明确规定。这些差异可以增强或减轻某个有罪行为人的行为可谴责性以及相应的量刑———也就是这些差异对成文法规定的刑罚区间的影响。

  标准一显然是符合民主要求的。“民主决策的价值取向,要求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决定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41]入罪犯意之评估对于作出这种区分非常重要同时,这种评估也契合行为可谴责性评价内在的社会本质。所以,民主的价值取向要求立法机关以成文法的方式明确它们。[42]

  那么,标准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民主要求呢?这一问题虽然也很重要,但它的答案就没有那么明显了。[43]这是因为,具体施加的刑罚量乃至施加刑罚这一决定本身,都与“共同体的道德谴责”[44]密切相关。这种等价性决定了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想要确保个案中刑事司法系统所决定的刑罚量能反映选举产生的代表所阐明的共同体规范(community's norms),那么首要的办法就是,制定某种量表,凸显出犯意中某些关键差别所具有的刑罚意义。[45]

  民众总是喜欢公平且准确地评估这样一个问题在某一案件中,这些犯意上的关键区分是否存在至少,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在本质上区分了审判事实(trial facts)以及量刑事实(sentencing facts),并给予了不同的对待。而标准二恰恰证明了,民众的这种关切是正当的。在属于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许多地区中,都存在这样的双轨制区分。这就能说明一些问题:审判事实由陪审团处理,其证据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而量刑事实由法官处理,并且采取优势证据这一较低的标准。[46]在施行这种“程序上的区分”[47]时,犯意量表就有两个作用,具体而言,它能够确保(1)陪审团作为“被告人道德可谴责性的公平裁断者”[48],借此量表,能够评价相关的差异(2)评价这些差异时,遵循了恰当的自由最大化标准(liberty-maximizing standard),即排除合理怀疑。[49]

  或许最重要的,其实是以上两个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平等所带来的利益。这种关系的核心,乃是这样一个事实:还有一种实现以上两个标准的方法,即起草一个“不完全详细的”[50]成文刑法,但对犯意对评价法律责任(liability)是否存在及其大小所起到的作用,却只字不提。这种立法方法,就把相关的政策问题交给了法院解决。[51]不过,这种动因(dynamic)就会使得司法立法(judicial lawmaking)陷入一个极为恶劣的状况法院一直不能很好地制定清晰而又连贯(clear and coherent)的犯意政策[52]并且司法机关在制度设计上的其他特点也决定了,法院在这样的过程中缺乏统一性(uniformity)———比如下级法院在决策制定时,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decentralized nature);诉讼单(trial orders)[53]仅有部分是公开的下级法院有时并不遵从自己判处的先例(lack of horizontal stare decisis)。[54]

  与此同时,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标准二明显受到了大家不平等的忽视。刑法典对解决入罪犯意问题的不同司法思路没有作出规定,但若上级法院对相关的政策发表意见,这些不同司法思路的争议就会被削弱(dissipate)。但是,在量刑上,犯意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立法对这一问题的缺位,恰说明了量刑问题上存在的不平等。这一问题的成因是对于之前提到的犯意之差别,无论是其基本内容还是其价值意义(weight),都没有在上下级法院系统内得到关注。[55]在司法实际中,立法机关并没有对量刑活动中犯意的意义作出规定,这就把相关的政策问题下放给了审判法院,让它们去寻找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体现在每个具体案件之中,且常常是随意的(unguided)、无法审查的(unreviewable)[56]——一个决策机关竟然引入了这种“散漫、主观、互相矛盾以及或明或暗的偏见”,这些都是合法性原则所不能容忍的。[57]

  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机制去缓解这种不平等,与此同时还能强化其他与合法性原则相关的价值,如民主、公平和平等——这就是遵循上面提到的两个基本原则,去起草一些成文刑法(criminal statutes)。以此为目标,接下来笔者将考察美国刑法典与宽泛意义上的量刑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相关标准。

    犯意比例与美国刑法

  第一部分探讨的犯意比例以及刑事立法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借此框架,我们可以把扎根于众多自由主义价值之中的,立法机关对犯意诸问题的解决进行概念化(conceptualize)。吊诡的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美国刑法典,不仅会发现美国刑事司法接受了这一框架,同时也会发现,普遍都没有实现这一框架。想要了解这一问题中存在的不一致(dissonance),只需要看美国刑法理论与实践的蓝图:《模范刑法典》。

  模范刑法典项目致力于确保在犯意政策中立法权的首要地位(primacy)。[58]20世纪中叶,当《模范刑法典》的起草者开始工作时,美国司法政策制定基础较为广泛(broad-based regime of judicial policymaking)。这是因为,当时立法对犯意等问题的处理还较为分散(sparse)。[59]《模范刑法典》起草者意识到这一处境所带来的与合法性概念相关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损害了这样一个原则立法(而不是司法)应该确立下来,在刑事责任的本质中,最基本的道德决策(moral decisions)是什么。更大的问题是,这种处境导致了法官常常随意设法解决犯意问题在适用那些司法确立的本身“存在矛盾且令人困惑”的政策时,也是五花八门(disparately)。[60]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起草者设计了一个成文法框架(statutory framework),它常被称作“要素分析”(element analyze)。想要清晰、全面地表达对刑法典各罪要件的罪责要求,这一工具是必需的。它包含四个主要部分。(1)罪责心态(culpable mental state),其定义方式与案件的客观要件相关联。罪责心态从高到低又可分为:故意(purposely)、明知(knowingly)、轻率(reckless)、疏忽(negligently)。[61](2)法条的解释规则,以此确定案件是何种罪责心态(在必要的时候,也要规定哪些情况属于哪种心态)。[62](3)基本的罪责原则。厘清罪责心态与一系列刑事责任关联问题之间的关系。[63](4)基本的辩护条款,它基于罪责心态阐明了正当化事由(justification)和可宽恕事由(excuse)的基本内容。[64]

  长久以来,这些条款逐渐确立了立法权在犯意政策上拥有的优先性。这就给罪责心态提供了一个完善(或许并不完美)的基础,借此阐明所有犯罪中的入罪犯意。[65]问题是,这种对立法权优先性的声明或许是不完善的:《模范刑法典》的分级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犯意比例原则。然而,它又清楚地承认了以犯意为核心的分级设计是有价值并且是可实现的。想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把《模范刑法典》中对杀人罪(homicide offences)[66]的分级处理(grading)与它对其他犯罪的处理作对比。

  《模范刑法典》对杀人罪条款有两类主要的犯意区分。第一个区分着眼于狭义的犯意。比如,想要构成杀人罪,入罪罪责心态(threshold culpable mental state)是犯罪过失(criminal negligence)[67],这样一来,一个人轻率杀人,就要承担过失杀人罪(manslaughter)的较重法律责任(liability)[68];如果一个人是故意、明知甚至极端的轻率,那么就要承担谋杀罪(murder)的较重法律责任。[69]

  前述以罪责心态为基础的分级差异(grading distinctions)并不完善。《模范刑法典》精细地处理了“有限辩护事由”(partial defenses)[70],弥补了前者的不足,并解决了广义上的犯意问题。比如,《模范刑法典》在分则部分明确提出,当某人以谋杀罪(murder)的罪责心态实施了杀人罪(homicide),但在实施行为时,处于“心理或情绪上的极度紊乱(disturbance)”状态,且对这种心理状态“能够对此提出某种合理解释或申辩”,那么就应该被判处过失杀人罪。[71]其他有限辩护事由,比如,行为人因某种应承担罪责的事实认识错误(如,行为人错误地判断了使用武力或杀人之手段的必要性)使用了武力或实施了杀人行为,进而导致对方使用了自卫性的武力,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结果的出现负有罪责,他应该被置于一个复杂的“变动标准”(sliding scale)[72]之中进行处理在确定杀人罪之等级时(grade of homicide),需要关注行为人面对这种错误认识或因果时的罪责心态。[73]

  《模范刑法典》对杀人罪进行了分级,其中反映出了它对犯意相对细致的处理(nuanced treatment)。但这与《模范刑法典》对其他犯罪的分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stark contrast)在其他犯罪中,类似于杀人罪的这种犯意差异几乎完全被忽视了。不过,或许最让人惊讶的是,尽管《模范刑法典》的起草者想要建立罪责心态之等级,但其分则对犯意差别分级的承认非常有限,它仅仅关注某个罪名的客观要件(actus reus)是否以构成该罪的最低罪过心态实施。[74]在这一问题上,《模范刑法典》之分则也没有承认极端心理或情绪上的紊乱可以减轻罪责,而这在过失杀人罪的规定中已经得到认可。与此同时,《模范刑法典》所采用的变动标准方法(为的是解决杀人类犯罪中存在的有限辩护事由),在其他犯罪中也适用。但相关的规则,仅仅用于阐明构成犯罪的最低犯意之内容,而不是在这些罪名中起到一个分级的作用(grading function)。[75]

  客观来说,在《模范刑法典》制定的时期,当时实际流行的理论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在量刑上具有支配地位(privileged role)。[76]这从《模范刑法典》只规定了5种犯罪等级(一级重罪,二级重罪,三级重罪,轻罪,以及微罪)就可以看得出来。[77]时至今日,这种观点已经基本被美国的立法机关所否定(至少在理论层面上否定)。现在量刑上的主导理论是将受限的司法自由裁量权(limited judicial discretion)置于可操作的法律约束之下。这种约束包括众多机制,比如更加精细的区分类别(more refined grading categories)[78],以及量刑委员会(立法机关批准设立)公布的量刑指南。[79]

  奇怪的是,现代立法虽然削弱了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但这并没有推动美国刑法实现犯意比例这个原则。很多地区(jurisdictions)都对《模范刑法典》在某些部分对该原则的处理进行了适当改进。[80]但从整体上看,那些最接近《模范刑法典》的美国刑法典基本也最终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犯意比例原则。[81]

  这一问题的成因有两个。首先,许多基于《模范刑法典》立法的地区都会运用立法修正与司法管理双管齐下的方法,对其中相对粗糙(relatively robust)的入罪犯意要求进行调整。[82]这主要反映为以下几点否定“主客观一致原则”(principle of correspondence)[83];常把疏忽作为法律责任的基础[84];确定所有辩护事由的界限[85]其次,多年以来,许多基于《模范刑法典》的法域[86]在法典推荐的罪名之外又增加了不少彼此重合(overlapping)的罪名。[87]

  降低入罪犯意就增加了达到某个条文刑罚上限的犯罪人数量,而如果从这些地区内实行的形式合并处理的规则(formalistic merger rules)来看,那些新增的彼此重合的罪名,则是增加了这些犯罪人达到刑罚上限的条文之数量。[88]二者都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对量刑的影响,明显高于犯意区分的基本内容及意义。[89]

  可以确定的是,虽然法官在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提升,但至少在理论层面,这种提升已被量刑指南所抵消(最起码抵消了一部分)。而在《模范刑法典》完成之后,不少地区都使用了量刑指南。[90]第一部分中,我们讨论了一些涉及犯意比例原则的问题。然而在实践中,美国现存的量刑指南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实在有限。[91]

  尽管这些指南的实质彼此不同,但基本上,它们都是由量刑委员会提出,由法官进行适用,并以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来考察相关的量刑事实的。[92]鉴于这些特征,运用量刑指南来解决犯意比例原则之问题必然会违反合法性相关原则———民主[93]、公平[94]、自由[95]

  可是,美国量刑指南把所有对犯意的考量都以同一方法来对待,把犯意之考量当作偏离因素(departure factors)[96],这就违背了平等这一与合法性相关的价值,而平等恰恰是量刑指南本可实现的目标。[97]比如,以这种方式将犯意上的差异概念化,必然无法为“法官应判处行为人的刑罚量,反映了他的偏离”这样的标准提供指引。[98]在实践层面,它往往让法官拥有不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是否采用那些与犯意相关的加重或减轻情节。[99]

  从整体上看,后《模范刑法典》时代的美国刑法无论是在立法还是行政层面,都异常缺乏对犯意比例原则的尊重。

  结束这一部分之前,我们来看看这种忽视所体现出的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那就是,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相对不多。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犯意理论中,学者们的注意力基本都放在犯意对入罪刑事法律责任(criminal liability)的影响上。某种意义上,这其实并不奇怪。厘清罪与非罪行为之间的界限是必需的同时,在现实中,因为犯罪这一标签会给人带来一些间接影响(collateral consequences)和恶名(stigma),因此厘清刑事犯罪与完全无罪之间的实际区别相当重要。

  不过,归根结底,国家是否判处刑罚固然重要,但施加给犯罪人的刑罚量同样重要,二者都是刑事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至少在某些方面,犯意在量刑过程中能够起到作用———应该说,这一观点争议并不大。[100]当下,学界似乎出现了新的动向(这体现在晚近的学术作品之中),与上面那些想法一致,它也在强调犯意的量刑意义(distributive dimension)。[101]因此,本文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将探讨,如何透过刑法典改革来实现这种日渐增多的关注。

    犯意比例与刑法典改革的未来

  正是因为英美刑法对犯意问题的处理无法令我们满意,《模范刑法典》的起草者以及相关的刑法典改革工作才有动力和方向。即便如此,由于第二部分讨论的原因依旧存在,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在20世纪,关于入罪犯意评价的问题存在混乱(disarray),这推动并塑造了刑法典改革运动与之类似,今天我们对犯意之于量刑之意义的忽视,或许也会为21世纪的刑法典改革指明方向。接下来,笔者将讨论刑法典改革工作开展的两个基本模型(笔者分别称之为全面方案和简洁方案[102]),同时考察,在两个模型中分别如何贯彻犯意比例原则。

  根据笔者的构想,刑法典改革的全面方案应当对某地区实体刑法进行系统而又全面(comprehensively)的重写(rewrite)。这种修订会让大家对该州现存刑法典进行全面的反思,同时这种修订也会引发对基本价值(无论是第一位的还是第二位的价值)的思考;实际上恰恰是这些价值才使得该地区的刑事司法实体政策得以实施。因此,这些价值必须被纳入一个全面的刑法典。所谓全面的刑法典,应该包括:总则、各罪定义,以及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当然,有必要的时候也要化解二者存在的冲突)刑罚条款。这样的工程显然需要大量的资源,尤其需要一个甚至多个专家团队的协助。比如,美国法学会这种专业组织就曾为改革提供规划;同时,政府指派的委员会也会对规划进行仔细调整(fine-tuning),以此来协助立法机关。[103]《模范刑法典》是全面改革方案最典型的例子,许多州以它为基础开展的刑法典改革也是如此。[104]

  刑法典改革的简洁方案就非常不同。它提倡的是一种目标明确但逐步开展(piecemeal)的思路。与全面方案类似,简洁方案的第一步也是对那些可以让某地区刑事司法实体政策运行的关键价值进行思考。不同的是,全面方案强调全面性,因此试图对刑法典的每个方面都进行修订而简洁方案着眼于刑法典的先存结构(preexisting structure),并且试图找出最有问题但也最容易通过某个目标明确的方案解决的刑事司法实体政策。为什么要把关注的问题进行收缩呢?这是因为,简洁方案关注的是效率(efficiency),这也是它的典型特点。因此,简洁的改革方案可以由非营利组织或智库之类的机构来开展———当然也可以让它们彼此合作,如所谓的“巧对犯罪”(smart on crime)运动,就由不同派系组织进行合作,开展工作。[105]简洁方案改革的另一个范例是第114届国会中,美国参众两院探讨的联邦量刑改革立法(federal sentencing reform legislation)。[106]

  那么,这两种方案如何推动这一意在实现犯意比例原则之改革对于全面方案来说,结局是显而易见的制定一部各罪不再彼此重合的法典,同时在法典中规定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犯意为基础的分级方案(它应当遵从笔者在第一部分中提出的,建立于合法性基础之上的那些标准)。这个方案可以使各罪都获得类似于《模范刑法典》杀人罪诸条文的精细区分。[107]

  不过,与此同时,专家的综合评价与民众对犯意的评估(这恰恰是第一部分中所言之政治代表理论的要求)也必然会让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背离《模范刑法典》(some material departures from the MPC)。比如说,这种评估或许会促使我们重构《模范刑法典》中的部分辩护事由(这些事由在杀人罪以及其他罪名中都适用)[108],这样就使得《模范刑法典》在整体上对犯意的分级更加有连续性,更加完整,并且更加成比例。[109]这也会推动我们修改《模范刑法典》中对未完成罪[110]以及共同犯罪[111]非此即彼(all-or-nothing)的二元(dichotomous)划分,而用一个对犯意之分级更加细致的方案。这一方案应该更好地反映出,民意调查和学者文献中对相关可谴责性连续且有梯度的区分。[112]最后,这种评估可能也会减少《模范刑法典》中广义上替代对犯罪主观要件一般规定的法条,如罪责错误(culpable mistakes)[113]、主客观结果的不一致(divergence)[114]、自愿陷入醉态(voluntary intoxication)[115]。这是因为,运用某些相关的归罪政策(relevant imputation policies),最终导致了与罪责不相当的结果。[116]

  我们无论最终采用哪些犯意上的区分(mens rea distinctions),有个事实是非常清楚的用全面方案去实现犯意比例原则,工作量相当大。对于改革者来说,《模范刑法典》虽然是现代刑法改革的既有蓝图(established blueprint),但若想要在各罪中加入诸如前述的区分,我们会发现《模范刑法典》缺乏完成这项工作需要的一些基本概念。[117]这样一来,倘若我们不想重新制定一部《模范刑法典》[118],那么全面改革的地区就需要自己设计对犯意进行分级的制度。[119]除了法典设计上的问题,改革在定位(localization)上还存在一些挑战充分地衡量(assess)正义直觉会带来一系列操作上的困难想要把正义直觉与专家意见协调起来并最终把结果融入具体的改革措施之中,也是有困难的。[120]

  这些数量多且具有难度的挑战,立法机关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事实上,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借助一个独立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具有一定的自治权(autonomy)、一定的人员配备(staffing),以及充分的时间。可是,仅仅建立并维持(每年重新任命)这样一个委员会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而委员会制定好了法典,在实际推行的时候,同样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资本。而且,这些投入最后可能全部作废全面的刑法典改革,是一件要么全赢要么全输(all-for-nothing)的事情。联邦层面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改革方案到头来可能换来的只是一场空。[121]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全面方案时,其实还存在一个被忽视的成本:用于管理并维护法典的开支。比如说,颠覆(upending)数十年的司法实践转向新的刑法典,短期来看容易导致严重的“法典制定后的转变成本”(post-code retooling costs)[122]。当然,从长期来看,全面改革带来的行政上的收益远高于这些短期成本。[123]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长期问题是政治层面的:如何保持这些行政层面的收益,以及全面改革所带来的基础性的第一位、第二位价值。这就要求立法者不能根据新闻报道(news cycle)来进行刑事立法———虽然这样做可以带来一些短期的政治利益,但立法者必须放弃它们,从法律的真正问题(actual shortcomings)出发来进行立法。[124]幸运的是,英联邦国家早已设计出了一个持久的机制,以确保一部完善的刑法能够远离“刑法的病态政治”(pathological politics of criminal law)[125]。这一机制就是成立刑法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riminal Law Commission)[126]之类的机构,来不断地监测并审核未来的刑法改革。[127]但笔者要再次指出,建立这样一个由学术型官员组成的政府机构,用以负责刑法改革,它所需要的物质和政治资源都是巨大的,而一个长期存在的机构所需要耗用的资源就更多了。[128]

  全面方案既然有如此高昂的成本,我们就应该看看简洁方案这个更加高效的替代方案能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犯意比例原则相契合。因为美国刑法典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抽象地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限于本文的写作意图,笔者还是着眼于探讨简洁方案对联邦刑法“典”[129]改革能够起到何种作用。联邦刑法典是一套异常庞大且杂乱无序的成文刑法,它主要有以下四个基本特点(1)对各罪的定义较为宽泛,且存在重合(2)对罪责心态的要求较为模糊,或者根本不存在(3)法定刑罚上限(statutory maxima)过高(个别情况下,也会出现过高的法定刑罚下限)(4)没有规定罪责问题(culpability issues)的基本适用范围(比如未完成罪中法律责任与辩护事由的基本内容)。[130]

  从整体上看,这些特点意味着,美国国会已经基本上不会通过直接制定政策来解决联邦法律中存在的犯意问题(无论是入罪犯意还是量刑犯意)。我们对犯意政策如此忽视,而对入罪犯意进行评估是量刑犯意评估的先决条件。鉴于以上两点,如果某一立法改革选用了简洁方案,无论它采用何种形式,都需要包含一种自洽的策略(self-contained strategies),以此确保联邦刑法的个别方面与第一部分探讨的合法性相关标准一致。

  最直截了当的改革方案就是,对常用罪名的定义及其刑罚框架(penalty structure)实施有针对性的改革。具体而言,应当明确规定入罪、刑罚两个层面的犯意差别(包括狭义和广义的犯意差别),并且它们不依赖于总则条文(general provisions)即能运行。[131]一个更宽的路子是,国会提出(或重新提出)一个或多个一般性的默认规则(generally applicable default rules),以此规定罪责心态。[132]在规定这些规则的同时,还应该提出一个“一般性、学说性的、减轻部分责任的可宽恕事由(excuse),这将适用于所有罪名,并且在事实审理阶段就可以被确定”。[133]但是,还有一条值得议会进行研究的路径,那就是设计一个针对共同犯罪进行量刑的成文法。其中,“对正犯与共犯的量刑,应该与其犯意成比例,这一点也是现在杀人罪所要求的”。[134]

  联邦立法改革集中于法律责任阶段的犯意问题,根据笔者在第一部分所言的一些理由,这是一个规范性的理想(normative ideal)。不过,作为一种次优(second-best)选择(简洁方案也正是一种次优选择),对量刑阶段的犯意进行立法改革仍然值得我们考虑。

  一个现实可能性是,采用一个能够补充形式合并规则(formalistic merger doctrine)的量刑成文法。所谓的补充,是在形式合并规则的基础上,以犯意比例为基础的方法来加以完善。这种方法允许法官,让他们为实现正义而把一个或多个数罪(multiple convictions)架空(vacate)。[135]另一个值得研究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成文法改革来指引以下三者的部分或全部联邦系统中,拥有犯意政策裁量权的初级代表(primary delegees),美国量刑委员会以及联邦地区法官。在量刑阶段,给予犯意更重要的地位。[136]

  事实上,让简洁方案与犯意比例原则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至少在第一部分提出的合法性相关问题的范围内是可以做到的。但,要把任何整体规划或理想转变为具有完善规范性且可操作的立法,这就有难度。这种立法还要遵循第一部分所提出的政治代表理论。

  比如说,要把与犯意相关的正义直觉纳入简洁方案改革语境之中,这会是困难的。因为正义直觉的首要价值(primary values)要符合对相关可谴责性的判断。[137]而简洁改革只涉及了一部分(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刑罚政策,所以,从更大的背景来看,想要让改革方案的具体部分真正反映这些判断是很难的。[138]

  然而,改革所要面对的,是一个颇具广度且多样化的联邦刑法。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想要确定这种更大的背景是什么,或者,准确地预测某一特定改革应该怎样运作,是非常困难的。[139]所以,使用简洁方案来解决犯意问题(主要是解决它们的基本可行性问题)很有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逐步发展(piecemeal)的联邦立法比较适合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如果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就需要我们在改革中进行大量的思考与关注。

  不过最大的问题其实是,那些参与联邦层面简洁改革的关键利益团体,愿不愿意投入它们的时间、经历,来实施改革并推行最终的立法,甚至,它们究竟应不应该这样做。[140]忽视犯意比例原则,其实并不是联邦刑事司法系统存在的唯一问题,它甚至都不是其中最大的问题。[141]从政治宣传(political messaging)的角度看,这种改革也不具备直觉上的吸引力,虽然它背后的问题本身是直觉性的。近来联邦对于入罪犯意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解决该问题的方案都会带来派系上的积怨(partisan rancor),进而阻碍派系间的合作,而这种合作本可以增大立法的机会——这其实是最糟糕的问题。[142]

  因此,最终的分析结论是无论采用简洁还是全面的改革方案,围绕犯意比例原则展开的改革很容易导致严重的政治、社会以及组织上的(organizational)难题。[143]但这些问题都是值得面对的。

  结论

  本文指出,立法对犯意比例原则存在忽视,这是未来刑法典改革应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重要,而且为人轻视。改革应该如何开展?本文对此也进行了大致的勾画,也讨论了改革背后的原则。犯意比例原则与刑法典彼此交叉,这篇简短的文章提出了其中暗含的重大规范性、概念性、描述性问题——当然,本文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希望,无论是实务界还是学术界,都能从这篇讨论刑法改革的文章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展开进一步思考,最终,迈向一个更加公正(fairer)、更加高效的刑事司法系统。

  

  注释:

  [1] 可参见《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下文缩写为MPC)§§2.02,04,08(美国法学会1962年官方稿)。

  [2] 在英美刑法中,“责任”往往会用以下词语表示:culpability,liability,responsibility,blameworthiness。笔者将它们分别翻译为:responsibility——责任,liability——法律责任,culpability——罪责,blameworthiness——可谴责性或罪过。——译者注

  [3] Morissette v.United States,342 U.S.246,252(1952).

  [4] 直译应为入罪门槛性犯意,即要构成某罪,在犯意层面所需要达到的最低要求。——译者注

  [5] 可参见P.F.Strawson,“Freedom and Resentment”,in Freedom and Resentment and Other Essays1,1-2(2008);Sanford H.Kadish,“Complicity,Cause and Blame:A Stud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octrine”,73 Cal.L.Rev.323,329-331(1985)。

  [6] 犯意这个词,在本质上确实“像变色龙”(chameleon-like)。可参见Francis Bowes Sayre,“The Present Signification of Mens Rea in the Criminal Law”,in Harvard Legal Essays 399(1934)。从广义上说(也就是传统的定义),犯意的定义是这样的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某一具有可谴责性且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那么,他决定实施这个错误(wrongful)且有害(harmful)的行为的想法,以及决定该行为轻重的想法,都是犯意。而狭义(也即更现代)的定义则认为,犯意仅仅包含故意(purpose)、明知(knowledge)、轻率(recklessness)或疏忽(negligence)这些罪名证成所必需的要素。参见Douglas Husak,“‘Broad’Culpability and the Retributivist Dream”,9 Ohio St.J.Crim.L.449,454-460(2012);Sanford Kadish,“The Decline of Innocence”,26 Cambridge L.J.273,274-275,1968。若无另行说明,本文所用的皆为广义的犯意概念,不过笔者对它作了一点调整:笔者关注的主要是,在实施违禁行为时,行为人心态的相关特点。犯意的狭义概念并不包含心理现象(或者类心理现象),诸如懊悔以及之前的犯罪行为(prior criminal acts)。这些心理现象与行为人的可谴责性有关,但与罪名证成之本身并没有核心关联。

  [7] 参见Larry Alexander&Kimberly Ferzan,Crime and Culpability:A Theory of Criminal Law(2009);George P.Flether,Rethinking Criminal Law(2000);Jerome Hall,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2d ed.,1960);H.L.A.Hart,Punishment&Responsibility(2d ed.,2008);Douglas Husak,The Philosophy of Criminal Law(2010);Michael S.Moore,Placing Blame:ATheory of the Criminal Law(1997);Francis E.Sayre,“Mens Rea”,45 Harv.L.Rev.974(1932);Kenneth W.Simons,“Rethinking Mental States”,72 B.U.L.Rev.463(1992)。

  [8] 因疏忽大意而没有尽到注意某一事实(negligent inadvertence)的责任,是否可以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构成刑事法律责任(criminal liability)?就这一问题,学者们争执不下。参见Douglas Husak,“Negligence,Belief,Blame and Criminal Liability:The Special Case of Forgetting”,5 Crim.L.&Phil.199(2011);Michael S.Moore&Heidi M.Hurd,“Punishing the Awkward,the Stupid,the Weak,and the Selfish:The Culpability of Negligence”,5 Crim.L.&Phil.147(2011);Kenneth W.Simons,“Culpability and Retributive Theory:The Problem of Criminal Negligence”,5 J.Contemp.Legal Issues 365(1994)。

  [9] Tison v.Arizona,481 U.S.137,156(1987).

  [10] Douglas Husak,“‘Broad’Culpability and the Retributivist Dream”,9 Ohio St.J.Crim.L.453(2012).

  [11] Paul H.Robinson et al.,“Empirical Desert,Individual Prevention,and Limiting Retributivism:A Reply”,17 New Crim.L.Rev.312,353(2014).

  [12] 参见Richard A.Posner,“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Criminal Law”,85 Colum.L.Rev.1193,1221-1228(1985);Morris B.Hoffman,The Punisher's Brain:The Evolution of Judge and Jury,66(2014);Ernest Van den Haag,“Punishment as a Device for Controlling the Crime Rate”,33 Rutgers L.Rev.706,713(1981)。另参见Kyron Huigens,“The Dead End of Deterrence,and Beyond”,41 Wm.&Mary L.Rev.943,945(2000)。

  [13] 参见Mark H.Moore et al.,Dangerous Offenders:The Elusive Target of Justice,65-66(1984);Glanville Willams,Criminal Law:The General Part 30(2d ed.,1961)。另参见A.von Hirsch,Past or Future Crimes:Deservendness and Dangerousness in the Sentencing of Criminals,77-91,128-138(1985)。

  [14] 参见Dan M.Kahan&Martha C.Nussbaum,“Two Conceptions of Emotion in Criminal Law”,96Colum.L.Rev.269,352-354(1996);Guyora Binder,“The Culpability of Felony Murder”,83Notre Dame L.Rev.965,1032-1059(2008)。另参见Alan Brudner,“Agency and Welfare in the Penal Law”,in Action and Value in the Criminal Law 21,43(Stephen Shute et al.,eds.,1993)。

  [15] Enmund v.Florida,458 U.S.782,800(1982)(quoting Mullaney v.Wilbur,421 U.S.684,698[1975]).

  [16] 参见Paul H.Robinson&Robert Kurzban,“Concordance and Conflict in Intuitions of Justice”,91Minn.L.Rev.1829(2007);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Justice,Liability,&Blame:Community Views and the Criminal Law(1995);Norman J.Finke,l“Commonsense Justice,Culpability,and Punishment”,28 Hofstra L.Rev.669(2000);Norman J.Finkel et al.,“Equal or Proportionate Justice for Accessories?Children's Pearls of Proportionate Wisdom”,18 J.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229(1997)。

  [17] 在许多刑罚学者看来,某人对他人施加损害风险之原因,以及行为人对该风险的认知(比如所谓的具有罪责的疏忽)是犯意的基础。可参见Larry Alexander,“Insufficient Concern:A Unified Conception of Criminal Culpability”,88 Cal.L.Rev.931,938-939(2000);Kimberly Kessler Ferzan,“Holistic Culpability”,28 Cardozo L.Rev.2523,2532-2534(2007);Guyora Binder,“Making the Best of Felony Murder”,91 B.U.L.Rev.403,408-410(2011)。有一些经验性的论著认为,民众也有类似的观点,如Robinson&Darley,“Community Views”,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Justice,Liability,&Blame:Community Views and the Criminal Law(1995)(Studies 5,6,8,9,and 16);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Testing Competing Theories of Justification”,76 N.C.L.Rev.1095(1998);Janice Nadler&MaryHunter McD onnel,l“Moral Character,Motive,and the Psychology of Blame”,97 Cornell L.Rev.255(2012)。注意,最近的两个研究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1)非专业的陪审员是不是真的能够精细地区分出每个行为人对可预知风险的认知程度;(2)即便非专业的陪审员真的能够作出区分,那么这种实质上的差异是不是真的可以加大行为人的罪过。参见Matthew R.Ginther et al.,“The Language of Mens Rea”,67 Vand.L.Rev.1327(2014);Francis X.Shen et al.,“Sorting Guilty Minds”,86 N.Y.U.L.Rev.1306(2011);另参见Francis X.Shen,“Minority Mens Rea:Racial Bias and Criminal Mental States”,68 Hastings L.J.1007,1017-1042(2017)(本文开展了一项研究,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非专业的陪审员很难区分出行为人在可预知风险认知程度上的实质差异。但研究也发现,这种罪责心理上的评估对于潜在的种族偏见是很抵触的)。Iris Vilares et al.,“Predicting the Knowledge-Recklessness Distinction in the Human Brain”,114 Proceedings Nat'L acad.Sci.3222(2017),这篇佳作运用神经影像以及机器学习技术探究可预知风险认知程度中的神经相关物(neural correlates)。

  [18] 不少刑罚学者认为,对于罪责评价而言,行为人是否具有区分对错的行为与决断能力,是否具有让自己遵守这种规范性知识的决断能力是很重要的。如Antony Duff,Answering For Crime: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In the Criminal Law,39-40(2001);David O.Brink&Dana K.Nelkin,“Fairnes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Responsibility”,in Oxford Studies in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285(David Shoemaker,ed.,2013);Stephen J.Morse,“Excusing and the New Excuse Defenses:A Legal and Conceptual Review”,23 Crime&Just.329,340(1998)。有一些经验性的论著认为,民众也有类似的观点,参见Robinson&Darley,“Community Views”,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Justice,Liability,&Blame:Community Views and the Criminal Law(1995)(Studies 12&13)。

  [19] 如果超出行为人控制范围的情景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阻碍了其规范性能力(normative capacities)的发挥,如行为人区分对错的能力或者控制自己、作出正确行为的能力,被一个“艰难的选择”或者其他根本超出行为人控制范围的因素所压制,很多刑罚学者认为,此时对行为可谴责性的评价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参见Brink&Nelkin,David O.Brink&Dana K.Nelkin,“Fairnes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Responsibility”,in Oxford Studies in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285(David Shoemaker,ed.,2013);Morse,Excusing,David O.Brink&Dana K.Nelkin,“Fairnes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Responsibility”,in Oxford Studies in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285(David Shoemaker,ed.,2013)。有一些经验性的论著认为,民众也有类似的观点,参见Robinson&Darley,“Community Views”,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Justice,Liability,&Blame:Community Views and the Criminal Law(1995)(Studies 13&14)。

  [20] 当然,这并不是说民众对个案中所判处的刑罚毫无争议。众所周知,民众对个案中刑罚是过重还是过轻总是争议不断。“但是无论是轻还是重,民众总是会在众多案件中,对该案可谴责性大小有个较为一致的定位。这就是说,民众对于刑罚区间的上限有所争议,但对于诸多案件在区间内的各自定位,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Justice,Liability&Blame:Community Views and the Criminal Law(1995),1854-1855.

  [21] 参见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The Utility of Desert”,91 Nw.U.L.Rev.453(1997);Adam J.Kolber,“How to Improve Empirical Desert”,75 Brook.L.Rev.433(2009);Christopher Slobogin&Lauren Brinkley-Rubinstein,“Putting Desert in its Place”,65 Stan.L.Rev.77(2013)。对“经验报应”(empirical desert)这一标签的批评,这一论文颇具启发性:Youngjae Lee,“Desert,Deontology,and Vengeance”,42 Ariz.St.L.J.1141,1142-1144(2011)。

  [22] 参见Kenneth W.Simons,“The Relevance of Community Values to Just Deserts:Criminal Law,Punishment Rationales,and Democracy”,28 Hofstra L.Rev.635,650-658(2000);Christopher Slobogin,“Is Justice Just Us?Using Social Science to Inform Substantive Criminal Law”,87J.Crim.L.&Criminology 315,323-326(1996)。所有“报应理论”与“常人道德直觉”二者最终都是密不可分的,对于这一观点的细致探讨可参见Youngjae Lee,“Desert and the Eighth Amendment”,11 U.Pa.J.Const.L.101,105-110(2008)。

  [23] 想要对这种观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可参见Mark Kelman,“Intuitions”,65 Stan L.Rev.1291,1322-1323(2013)。

  [24] 参见Vincent Price,“The Public and Public Opinion in Political Theories”,in The Sage Handbook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Michael Traugott et al.,eds.,2007);Bernard Manin et al.,Introduction to Democracy,Accountability,And Representation(Adam Przeworski et al.,eds.,1999)。近来,出现了两种针对规范代表(normative representation)的概念重构(re-conceptualization),参见Jane Mansbridge,“Rethinking Representation”,97Am.Pol.Sci.Rev.515(2003);Andrew Rehfeld,“Representation Rethought:On Trustees,Delegates,and Gyroscop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103 Am.Pol.Sci.Rev.214(2009)。

  [25] 参见Ethan J.Leib,Michael Serota,David L.Pone,t“Fiduciary Principles and the Jury”,55Wm.&Mary L.Rev.1109(2014);Ethan J.Leib,David L.Ponet,Michael Serota,“A Fiduciary Theory of Judging”,101 Cal.L.Rev.699(2013)。

  [26] 有观点认为,对于刑事司法体系内外的犯意,我们都应该表示尊重(respect for)。这是构建生命的意义(meaning),以及为人生创立价值的首要方法。参见Samuel Pillsbury,“The Meaning of Deserved Punishment:An Essay on Choice,Character,and Responsibility”,67 Ind.L.J.719(1992),and Stephen J.Morse,“Inevitable Mens Rea”,27 Harv.J.L.&Pub.Pol'y 51(2003)。如果我们认可正义直觉,这本身就响应了民主价值。这一观点可参见Andrew E.Taslitz,“Empirical Desert:The Yin and Yang of Criminal Justice”;Matthew Lister,“Desert:Empirical Not Metaphysical”,In Criminal Law Conversations(Paul H.Robinson et al.,eds.,2009)。

  [27] 诚然,在某些情况(比如种族、性别或其他可能影响正义直觉的偏见)下,立法者可以认为我们应该完全把民众的情感放到一边。比如,Vera Bergelson认为“在强奸罪中,民众对责任的分配其实对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官依靠民众的情感去进行判决,就会支持行为人提出的“迷你裙”之类的辩护事由。Vera Bergelson,“Victims and Perpetrators:An Argument for Comparative Liability in Criminal Law”,8 Buff.Crim.L.Rev.385,428-430(2005).在美国,如果被强奸的女性有衣着暴露、举止带有挑逗意味等情况,民众甚至陪审员一般会认为这些女性自己应该承担(至少一部分)责任,故而有时会给行为人减轻刑事责任(如定较轻的罪名)甚至直接免罪。——译者注

  [28] 刑事立法应该与犯意轻重成比例,这一观点不仅为广大民众所支持,在宪法上我们也可以找到理由,可参见Youngjae Lee,“Why Proportionality Matters”,160 U.Pa.L.Rev.1835,1836(2012)。

  [29] 这种观点源于一种道义论(而非一个结果主义的)的政治道德概念。可参见Michael Serota&Ethan J.Leib,“The Political Morality of Voting in Direct Democracy”,97 Minn.L.Rev.1596(2013)(本文研究了直接民主选举中政治道德的义务概念)。因此这种观点并不取决于“与民众对正义的理解相契合的量刑理论”是否在根本上“与社会对合法行为的规定更加契合”。可参见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The Utility of Desert”,91 Nw.U.L.Rev.456(1997)。不过,笔者要提醒大家的是,尽管结果主义者对经验主义应得概念有一些批评(empirical desert),却没能提出一个具体而又全面且可以取而代之的量刑方案。不过,对于这一点可参见Christopher Slobogin,“Prevention as the Primary Goal of Sentencing:The Modern Case for Indeterminate Dispositions in Criminal Cases”,48 San Diego L.Rev.1127(2011),同时,在笔者所了解的范围内,没有一个学者能够有力且清楚地证明这种量刑方案可以增加广义上的社会福利,最终超过另一方案带来的社会福利,即把民众对犯意的看法纳入量刑的方案。笔者认为他们似乎也做不到这一点。不过,近来有学者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的确对“刑事司法系统应该更轻缓(less punitive)、刑罚圈更小(less expansive)”之观点进行了一些论证,可参见Darryl K.Brown,“Cost-Benefit Analysis in Criminal Law”,92 Calif.L.Rev.325(2004)。我们目前对经验方法(empirical methodologies)的运用,似乎并没有精确到能够证明:在确定刑罚区间的上限之后,如果我们的量刑与民众对犯意的理解相悖,会带来更多的收益,且大于所付出的成本。参见Sonja B.Starr,“Evidence-Based Sentencing and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zation of Discrimination”,66 Stan.L.Rev.803(2014)(研究了以证据为基础的量刑所存在的经验性问题);Sonja B.Starr,“On the Role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Criminal Justice Policy:A Response to the Imprisoner's Dilemma”,98 Iowa L.Rev.Bull.97(2013)(指出了刑事司法政策制定过程中,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所存在的现实问题)。

  [30] 注意,本文对正义直觉的探讨,仅限于对“在量刑问题上,犯意具有何种意义”这一问题的直觉。其实本文的观点可以延伸到刑事责任其他问题(都是学者们长期争执不下,但民众看法颇为统一的问题)上的正义直觉,比如因果关系(以及结果的一般相关性),参见Michael Moore,“Causation and Responsibility:An Essay in Law”,Morals And Metaphysics(2009);Robinson&Darley,“Community Views”,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Justice,Liability&Blame:Community Views and the Criminal Law(1995)(Studies 17,33&34);David Pizarro et al.,“Causal Deviance and the Attribution of Moral Responsibility”,39 J.Exp.Soc.Psyc.653(2003)。不过,对于那些并不符合这些标准之问题,笔者对它们的看法就不是那么确定。正义直觉是否与这些问题相关?对此笔者不发表评论。此类问题如:入罪与非罪行为的界线;刑事司法系统在整体上的严厉程度;对社会损害大小进行排序。

  [31] 当然,因为“刑法规则的设计直接影响了刑事司法系统各部门间权力的制衡”,这些问题因此在本质上是互相关联的。参见Michael T.Cahil,l“Attempt,Reckless Homicide,and the Design of Criminal Law”,78 U.Colo.L.Rev.879,888(2007)。

  [32] 想了解这些可能的设计,可以参阅Paul H.Robinson&Barbara A.Spellman,“Sentencing Decisions:Matching the Decisionmaker to the Decision Nature”,105 Colum.L.Rev.1124(2005)。

  [33] 想要了解在刑事司法政策制定中立法者受到的约束,Dan M.Kahan,“Is Chevron Relevant to Federal Criminal Law?”110 Harv.L.Rev.469,474-475(1996)是一个不错的探讨。

  [34] 在刑事司法政策制定过程中,对规则和标准的运用,下文较有启发性:Russell D.Covey,“Rules,Standards,Sentencing,and the Nature of Law”,104 Cal.L.Rev.447(2016);Alan C.Michaels,“‘Rationales’of Criminal Law Then and Now:For a Judgmental Descriptivism”,100 Colum.L.Rev.54(2000)。关于规则与标准之间的争论,可参见Pierre Schlag,“Rules and Standards”,33 Ucla L.Rev.379(1985)。

  [35] 功利主义者对“最佳”政治设计的构想与分析,参见Paul H.Robinson&Barbara A.Spellman,“Sentencing Decisions:Matching the Decisionmaker to the Decision Nature”,105 Colum.L.Rev.1124(2005);Louis Kaplow,“Rules Versus Standards:An Economic Analysis”,42Duke L.J.557(1992)。“流动的自由裁量权”(hydraulic discretion)这一概念或许使人困惑,可参见Terance D.Miethe,“Charging and Plea Bargaining Practices Under Determinate Sentencing:An Investigation of the Hydraulic Displacement of Discretion”,78 J.Crim.L.&Criminology 155(1987)。

  [36] Francis A.Allen,The Habits of Legality: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15(1996).

  [37] 可参见Herbert Packer,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79-80(1968);Douglas N.Husak&Craig A.Callender,“Wilful Ignorance,Knowledge,and the‘Equal Culpability’Thesis:AStudy of the Deeper Signific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1994 Wis.L.Rev.29,30-33(1994)。

  [38] 可参见John Calvin Jeffries,Jr.,“Legality,Vagueness,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enal Statutes”,71 Va.L.Rev.189,190-191(1985);Paul H.Robinson,“Fair Notice and Fair Adjudication:Two Kinds of Legality”,154 U.Pa.L.Rev.335,332-366(2005)。

  [39] Michael Moore,Act and Crime:The Implica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Action for the Criminal Law,239-240(1993).

  [40] 参见Douglas N.Husak&Craig A.Callender,“Wilful Ignorance,Knowledge,and the‘Equal Culpability’Thesis:A Study of the Deeper Signific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1994 Wis.L.Rev.34(1994);Paul H.Robinson,“Fair Notice and Fair Adjudication:Two Kinds of Legality”,154 U.Pa.L.Rev.365(2005)。

  [41] Michael Moore,Act and Crime:The Implica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Action for the Criminal Law,239-240(1993).

  [42] 犯意对于区分入罪与非罪行为有何意义?近期一个较好的论述是:Elonis v.United States,135 S.Ct.2001(2015)。

  [43] 参见Gerard Lynch,“The Sentencing Guidelines as a Not-so-Model Penal Code”,7 Fed.Sent.R.112,114(1994)。

  [44] United States v.Bass,404 U.S.336,348(1971).

  [45] 参见Dan M.Kahan&Martha C.Nussbaum,“Two Conceptions of Emotion in Criminal Law”,96Colum.L.Rev.364-365(1996)。

  [46] Kevin R.Reitz,“Proof of Aggravating and Mitigating Facts at Sentencing”,in Mitigation and Aggravation at Sentencing 231-234(Julian Roberts ed.,2011).一个例外是:Blakely v.Washington,542 U.S.296(2004)案中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审议的量刑事实。The exception is those“aggravating facts that increase the penalty above an otherwise prescribed‘statutory maximum’which include[s]the upper limit of an enforceable sentencing guideline”under the U.S.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Blakely v.Washington,542 U.S.296(2004).

  [47] Kevin R.Reitz,“Proof of Aggravating and Mitigating Facts at Sentencing”,in Mitigation and Aggravation at Sentencing 231(Julian Roberts ed.,2011).

  [48] Michael T.Cahil,l“Punishment Decisions at Conviction:Recognizing the Jury as Fault-Finder”,2005 U.Chi.Legal F.91,95(2005);参见Stephen J.Morse,“Diminished Rationality,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1 Ohio St.J.Crim.L.289,299(2003)。

  [49] 参见Andrew Ashworth,Sentencing and Criminal Justice,375-376(5th ed.,2010)。

  [50] Dan M.Kahan,“Lenity and Federal Common Law Crimes”,1994 Sup.Ct.Rev.345,348(1994).

  [51] 这一结果其实是由一个事实导致的:司法裁量权就“像是面团里的一个洞”——“如果没有周围的约束,司法裁量权也就不存在”。参见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 31(1977)。需要注意的是,量刑委员会也具有这种“被下放的自由裁量权”(delegated discretion)。美国量刑委员会对待犯意差别的方式,可参见第46页脚注(5)~(7)、第47页脚注(1)~(6)及随附文本。

  [52] 对于法官制定的犯意政策之混乱,参见Robert Batey,“Judicial Exploitation of Mens Rea Confusion,at Common Law and Under the Model Penal Code”,18 Ga.St.U.L.Rev.341(2001);Michael Serota,Mens Rea,“Criminal Responsibility,and the Death of Freddie Gray”,114Mich.L.Rev.First Impressions 31(2015)。

  [53] 诉讼单是法院送达诉讼参与人的单据,上面写有开庭时间、递交诉讼材料的截止日期、证人名单、陪审员指南等内容。——译者注

  [54] 参见Dan M.Kahan,“Is Chevron Relevant to Federal Criminal Law?”110 Harv.L.Rev.470,495(1996);United States v.Harriss,347 U.S.612,635(1954);Michael Serota,“Stare Decisis and the Brady Doctrine”,5 Harv.L.&Pol'y Rev.415,422(2011)。

  [55] 参见Anders Kaye,“Excuses in Exile”,48 U.Mich.J.L.Reform 437,452-458(2015);Allan Manson,“The Search for Principles of Mitigation:Integrating Cultural Demands”,in Mitigation and Aggravation at Sentencing;Kevin R.Reitz,“Proof of Aggravating and Mitigating Facts at Sentencing”,in Mitigation and Aggravation at Sentencing 231-234(Julian Roberts ed.,2011)。

  [56] 正如下文所言,理论上讲,量刑指南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在实际层面,基本是做不到的。

  [57] Anders Kaye,“Excuses in Exile”,48 U.Mich.J.L.Reform 437,457(2015).当然,除了合法性的考量,应该被纳入刑法典的犯意差别数量,还取决于陪审团的能力。“比如,陪审团会发现,想要把减轻百分之三十责任的部分责任能力(diminished capacity),与减轻百分之三十五责任的部分责任能力完全区分开,比较困难”,Anders Kaye,“Excuses in Exile”,48 U.Mich.J.L.Reform 437,487-488(2015)。就是说,标准二只是要求刑法典在“宽泛意义”上解决犯意差别的问题。Anders Kaye,“Excuses in Exile”,48 U.Mich.J.L.Reform437,488(2015).

  [58] 参见Paul H.Robinson&Markus D.Dubber,“The American Model Penal Code:A Brief Overview”,10 New Crim.L.Rev.319,331-332(2007);David Wolitz,Herbert Wechsler,“Legal Process,and the Jurisprudential Roots of the Model Penal Code”,51 Tulsa L.Rev.633,637(2016);Herbert Wechsler,“Codification of Criminal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Model Penal Code”,68 Colum.L.Rev.1425,1436(1968)。

  [59] 参见Martin R.Gardner,“The Mens Rea Enigma:Observations on the Role of Motive in the Criminal Law Past and Present”,1993 Utah L.Rev.635,668-683(1993);Richard G.Singer,“The Resurgence of Mens Rea:Ⅲ-the Rise and Fall of Strict Criminal Liability”,30 B.C.L.Rev.337,339,340-373(1989)。

  [60] Peter W.Low et al.,Criminal Law:Cases and Materials,198-199(2d ed.,1986).

  [61] MPC§2.02(2)。

  [62] MPC§§2.02(3),(4)。

  [63] MPC§§2.04(1),2.08(2)。

  [64] MPC§2.09。

  [65] 基本上,《模范刑法典》总则部分“完成了任何法系都不曾做到的一件事”:“把罪责(culpability)这个混乱的概念编成了一个合理统一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Francis X.Shen et al.,“Sorting Guilty Minds”,86 N.Y.U.L.Rev.1315-1316(2011)。即便如此,《模范刑法典》对入罪犯意问题的处理也是有缺陷的。想要对这些缺陷有基本的了解,可参见Paul H.Robinson&Jane Gral,l“Element Analysis in Defining Criminal Liability:The Model Penal Code and Beyond”,35 Stan.L.Rev.681(1983)。近来有人试图弥补这些缺陷,参见D.C.Criminal Code Reform Commission,Report No.2,First Draft Recommendations For Chapter2 of the Revised Criminal Code-Basic Requirements of Offense Liability(December 16,2016),可到https://ccrc.dc.gov/node/1208152进行查阅。

  [66] 在美国刑法中homicide指的是一类犯罪,包括murder、manslaughter等众多罪名。——译者注

  [67] MPC§210.4。

  [68] MPC§210.3。

  [69] MPC§210.2。

  [70] Douglas Husak,“Partial Defenses”,in The Philosophy of Criminal Law,311(2010).

  [71] MPC§210.3。

  [72] Paul H.Robinson et al.,“The American Criminal Code:General Defenses”,7 J.Legal Analysi37,73(2015);Paul H.Robinson,1 Crim.L.Def.§102.1(Westlaw,2017).

  [73] 参见MPC§§2.02(10),2.09(2),3.02(2)。有学者对这些及相关条文提出了批评,如Paul H.Robinson et al.,“Making Criminal Codes Functional:A Code of Conduct and a Code o Adjudication”,86 J.Crim.L.&Criminology 304,325(1996)。

  [74] 不过,另参见MPC§§220.1(1)-(2),220.2(1)。

  [75] 这是因为这些条文乃是基于罪责心态间的固有区分(preexisting distinctions)而存在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规定在分则当中),其意义在于起到分级的作用(grading function)。Paul H.Robinson et al.,“The American Criminal Code:General Defenses”,7 J.Legal Analysi37,73(2015);Paul H.Robinson,1 Crim.L.Def.§102.1(Westlaw,2017)。除了这些区分,它们仅仅阐明了承担法律责任所需要的条件(the threshold for liability)。

  [76] Paul W.Tappan,“Sentencing Under the Model Penal Code”,23 L.&Contemp.Probs.528,529-538(1958).

  [77] Michael Cahill所言:“把所有的罪名分成仅仅五类,《模范刑法典》把法律责任分配过程(liability-assigning process)中分级(grading)潜在且应有的作用给削弱了。”Michael T.Cahil,l“Offense Grading and Multiple Liability:New Challenges for a Model Penal Code Second”,1 Ohio St.J.Crim.L.599,602(2004).

  [78] 比如,许多地区把《模范刑法典》的分级类别(grading categories)数量增加到了它的两倍。参见Paul H.Robinson,Michael T.Cahill,and Usman Mohammad,“The Five Worst(and Five Best)American Criminal Codes”,95 Nw.U.L.Rev.1,52-53(2000)。

  [79] 参见Richard S.Frase,“State Sentencing Guidelines:Diversity,Consensus,and Unresolved Policy Issues”,105 Colum L.Rev.1190(2005)。从美国司法实践来看,“最有可能的量刑方案是,围绕一套较为灵活且可预测的量刑指南展开,通过立法确定量刑上限,同时灵活处理有限的假释释放”。参见Robert Weisberg,“How Sentencing Commissions Turned out to Be a Good Idea”,12 Berkeley J.Crim.L.179,180(2007)。

  [80] 有学者提到了一些较重要的例外,如(1)有的地区“把故意帮助(knowing aid)的条文变成了一个单独的犯罪帮助之罪名。若触犯该罪名,就会判处一定的刑罚”。如Sanford H.Kadish,“Reckless Complicity”,87 J.Crim.L.&Criminology 369,389-390(1997)。(2)有“一部分州规定,如果被害者挑起了行为人的攻击,或者行为人属于激情犯罪,那么可以被判处较轻的罪名”,Bergelson,Vera Bergelson,“Victims and Perpetrators:An Argument for Comparative Liability in Criminal Law”,8 Buff.Crim.L.Rev.432(2005),第432页。笔者还可以补充以下几点:(1)对于攻击类犯罪(assault offences),至少有一个州把其分级区分完全建立在罪责心态之上,如Or.Rev.Stat.Ann.§§163.165-185(2017);同时,(2)至少有一个州出于刑罚目的,明确区分了实质步骤之未遂(substantial step attempts)与危险可能性的未遂(dangerous proximity attempts),如N.D.Cent.Code§12.1-06-01(2017)。

  [81] 更不必说,有一部分美国刑法典还从未经过基于《模范刑法典》的全面修订,这些法典深知没有办法澄清某个罪名的入罪犯意,因为它们缺乏诸如罪责心态定义、法律解释规则、基本的罪责原则以及出罪事由条款之类的基本规定。参见Paul H.Robinson,Michael T.Cahill,and Usman Mohammad,“The Five Worst(and Five Best)American Criminal Codes”,95Nw.U.L.Rev.35-63(2000)。

  [82] Darryl K.Brown,“Criminal Law Reform and the Persistence of Strict Liability”,62 Duke L.J.285(2012).

  [83] Andrew Ashworth,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76(6 ed.,2007).

  [84] 这包含几个不同背景下对疏忽(negligence)的运用:如重罪谋杀(felony murder liability),自然与盖然结果规则(natural and probable consequence rule)以及Pinkerton原则。参见Guyora Binder,“Felony Murder and Mens Rea Default Rules:A Study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4 Buff.Crim.L.Rev.399(2000)(涉及重罪谋杀);Matthew A.Pauley,“The Pinkerton Doctrine and Murder”,4 Pierce L.Rev.1(2005)(涉及自然与盖然结果规则);Kimberly R.Bird,“The Natural and Probable Consequences Doctrine:‘Your Acts Are My Acts!’”,34 W.St.U.L.Rev.43(2006)(涉及Pinkerton原则)。

  [85] 参见Paul H.Robinson et al.,“The American Criminal Code:General Defenses”,7 J.Legal A-nalysis 37,72(2015)。

  [86] Michael T.Cahil,l“Offense Grading and Multiple Liability:New Challenges for a Model Penal Code Second”,1 Ohio St.J.Crim.L.605-607(2004).

  [87] 参见William J.Stuntz,“The Pathological Politics of Criminal Law”,100 Mich.L.Rev.505,519(2001);Paul H.Robinson,“The Rise and Fall and Resurrection of American Criminal Codes”,53 U.Louisville L.Rev.173,178(2015)。这种罪名重合会带来公诉滥用(prosecutorial abuses),参见Darryl K.Brown,“Prosecutors and Overcriminalization:Thoughts on Political Dynamics and a Doctrinal Response”,6 Ohio St.J.Crim.L.453,465(2009)。

  [88] 参见Douglas Husak,“Is the Criminal Law Important?”1 Ohio St.J.Crim.L.261,270(2003)。审判法官在处理重合罪名时,可以定多个罪名(multiple convictions)。这里法官所享有的自由(latitude)同时也会缓解其中的某些问题。不过,除了刑期长短,“定罪本身就是一种处罚:它是一种社会恶名,更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障碍”。参见Vera Bergelson,“Victims and Perpetrators:An Argument for Comparative Liability in Criminal Law”,8 Buff.Crim.L.Rev.444(2005)。

  [89]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罪名有了严厉的法定刑罚下限(harsh mandatory minimum),但它们也有非常低的入罪犯意要求。这样一来,刑罚就变成“峭壁而非平滑的缓坡”,实际上,法官就无法把犯意上的区分纳入量刑。参见Stephanos Bibas,“Plea Bargaining Outside the Shadow of Trial”,117 Harv.L.Rev.2463,2487(2004);Adam J.Kolber,“The Bumpiness of Criminal Law”,67 Ala.L.Rev.855,877(2016)。

  [90] 参见Richard S.Frase,“State Sentencing Guidelines:Diversity,Consensus,and Unresolved Policy Issues”,105 Colum L.Rev.1191(2005)。

  [91] 有学者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量刑指南”都存在类似的错误,参见Andrew Ashworth,“Re-Evaluating the Justifications for Aggravation and Mitigation at Sentencing”,in Mitigation and Aggravation at Sentencing 21-23(Julian Roberts ed.,2011)。

  [92] Richard S.Frase,“State Sentencing Guidelines:Diversity,Consensus,and Unresolved Policy Issues”(20);Kevin R.Reitz,“The Enforceability of Sentencing Guidelines”,58 Stan.L.Rev.1195-1206(2005).不过也存在一些例外:“一些刑罚加重事由(aggravating facts)能够使得刑罚量超过原本法定刑罚上限(statutory maximum)”,根据美国在最高法院的观点,这就“包含已生效的量刑指南规定的上限”。参见That is,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sentencing facts subject to the U.S.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Blakely v.Washington,542 U.S.231(2004)。这种量刑事实需要由陪审团审理,而且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93] 参见Dan M.Kahan&Martha C.Nussbaum,“Two Conceptions of Emotion in Criminal Law”,96Colum.L.Rev.364-365(1996)。

  [94] 参见Stephen J.Morse,“Diminished Rationality,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1 Ohio St.J.Crim.L.28。

  [95] 参见Paul H.Robinson,Michael T.Cahill,and Usman Mohammad,“The Five Worst(and Five Best)American Criminal Codes”,95 Nw.U.L.Rev.19(2000)。

  [96] 参见Carissa Byrne Hessick&Douglas A.Berman,“Towards a Theory of Mitigation”,96 B.U.L.Rev.161,162-163(2016)。

  [97] 比如,量刑指南可以使用某些行为人的特定特征来确定量刑区间,某些法典已经有效地做到了这一步。Gerard Lynch,“The Sentencing Guidelines as a Not-so-Model Penal Code”,7Fed.Sent.R.112-115(1994),讨论了为什么联邦量刑指南的运作和法典类似。

  [98] 这便是说,应该修改被告人的刑罚,以反映偏离因素所体现的犯意层面的差异。Anders Kaye,“Excuses in Exile”,48 U.Mich.J.L.Reform 454(2015).有观点认为,法官“往往对各种量刑因素(various sentencing factors)的意义与重要性有所争论”,对相关经验性研究的总结,参见Julian V.Roberts,“Punishing,More or Less:Exploring Aggravation and Mitigation at Sentencing”,in Mitigation and Aggravation at Sentencing,1-3(Julian Roberts ed.,2011)。

  [99] Anders Kaye,“Excuses in Exile”,48 U.Mich.J.L.Reform 454-455(2015);美国量刑指南之下,审判法官对量刑的上诉意见,可参见Richard S.Frase,“State Sentencing Guidelines:Diversity,Consensus,and Unresolved Policy Issues”(20);Kevin R.Reitz,“The Enforceability of Sentencing Guidelines”,58 Stan.L.Rev.1198-1200(2005)。

  [100] Stephen F.Smith,“Proportional Mens Rea”,46 Am.Crim.L.Rev.127,146-147(2009).

  [101] 相关的当代作品如:Paul H.Robinson,“A Sentencing System for the 21st Century?”66 Tex.L.Rev.1(1987);Paul H.Robinson,“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Criminal Law”,88 Nw.U.L.Rev.857(1994);Vera Bergelson,“Victims and Perpetrators:An Argument for Comparative Liability in Criminal Law”,8 Buff.Crim.L.Rev.(2005);Stephen F.Smith,“Proportional Mens Rea”,46 Am.Crim.L.Rev.127,146-147(2009);Stephen J.Morse,“Diminished Rationality,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1 Ohio St.J.Crim.L.289(2003);Douglas Husak,“‘Broad’Culpability and the Retributivist Dream”,9 Ohio St.J.Crim.L.453(2012);Anders Kaye,“Excuses in Exile”,48 U.Mich.J.L.Reform(2015);Adam J.Kolber,“The Bumpiness of Criminal Law”,67 Ala.L.Rev.855,877(2016)。相关问题,还可以参考以下著名的早期讨论:G.E.Dix,“Psychological Abnormality as a Factor in Grading Criminal Liability:Diminished Capacity,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and the Like”,62 J.Crim.L.Criminology&Police Sci.313(1971)。

  [102] 这个术语见于Michael T.Cahil,l“Attempt,Reckless Homicide,and the Design of Criminal Law”,78 U.Colo.L.Rev.938-956(2007)。该文区分了厚的刑法典和薄的刑法典。

  [103] 参见Paul H.Robinson&Markus D.Dubber,“The American Model Penal Code:A Brief Overview”,10 New Crim.L.Rev.326-327(2007)。

  [104] 参见Darryl K.Brown,“Democracy and Decriminalization”,86 Tex.L.Rev.223,252-253(2007)。

  [105] Roger A.Fairfax,Jr.,“From‘Overcriminalization’to‘Smart on Crime’: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Legacy and Prospects”,7 J.L.Econ.&Pol'y 597,608(2011).

  [106] 对这一立法的概述,可参见Jared P.Cole&Charles Doyle,“Sentencing Reform:Comparison of Selected Proposal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October 26,2015)。

  [107] 这就是说,根据罪责心态上的关键差别对法典中的所有罪名全部进行分级。同时,把众多具有减罪作用的有限辩护事由(partial defenses)纳入法典。

  [108] 《模范刑法典》对这些部分辩护事由的规定,可参考generally Douglas Husak,“Partial Defenses”,in The Philosophy Of Criminal Law 311(2010);Model Penal Code§210.3;Paul H.Robinson et al.,“The American Criminal Code:Generaldefenses”,7 J.Legal Analysis 37,72(2015);Paul H.Robinson,1 Crim.L.Def.§102.1(Westlaw,2017);Model Penal Code§§2.02(10),2.09(2),3.02(2)。For a critique of these and similar provisions,参见Paul H.Robinson et al.,“Making Criminalcodes Functional:A Code of Conduct and a Code of Adjudication”,86 J.Crim.L.&Criminology 304,325(1996)。

  [109] 《模范刑法典》对部分辩护事由的不同规定(包括法典对相关犯意差别的基本规定与评价)与民众情感有时会有所差异,参见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Justice,Liability,&Blame:Community Views and the Criminal Law 54-71,128-155(1995),(Studies 5,6,12-14)。也有一些文献认为,在部分辩护事由这一问题上,民众和专家的看法可能会有很多一致。如Carissa Byrne Hessick&Douglas A.Berman,“Towards a Theory of Mitigation”,96B.U.L.Rev.177-197(2016);运用成文法改革来消除相关领域内的不协调,对此的大范围研究如Paul H.Robinson et al.,“Making CriminalCodes Functional:A Code of Conduct and a Code of Adjudication”,86 J.Crim.L.&Criminology 317-332(1996)。

  [110] MPC§5.05(1).

  [111] MPC§2.06(3).

  [112] 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Justice,Liability&Blame:Community Views and the Criminal Law208-210(1995).例如,对于如何修改《模范刑法典》对未完成罪的整体处理,从而让它更好地体现犯意判断上的区别,我们可以考虑如下所述区分:法典把所有犯罪未遂的行为人都置于同一法定刑罚之下,但是民众和学者都认为,完成犯罪行为的未遂犯(已经成功地实现行为人犯罪计划中的伤害风险)与没完成犯罪行为的未遂犯(没能成功地实现行为人犯罪计划中的伤害风险,因此最终不会实现犯罪),二者所具有的犯意是不同的,所体现出的罪过大小也是有明显差别的。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Justice,Liability,&Blame:Community Views and the Criminal Law14-28(1995),(Study 1);Stephen J.Morse,“Reason,Results,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2004 U.Ill.L.Rev.363,389(2004).共同犯罪也有类似问题。我们可以把《模范刑法典》对共同犯罪所采取的非此即彼(以及衍生出的)的立法模式,与立足于犯意的罪过大小的立法模式进行比较。前者认为,教唆犯和帮助犯与主犯应该适用同样的法定刑;后者认为,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刑罚,取决于他们教唆与帮助行为所体现的故意(intentionality)。第二种立法模式与民众和部分学者的看法是一样的。参考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Justice,Liability,&Blame:Community Views and the Criminal Law 96-105(1995),(Study 9);Stephen J.Morse,“Reason,Results,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2004 U.Ill.L.Rev.399(2004)。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和部分学者认为,在共同犯罪这一问题上,其实是某些关键的客观要件(actus rea)上的差异(取决于帮助行为的程度)导致了这一原则。参见Paul H.Robinson&John M.Darley,Justice,Liability&Blame:Community Views and the Criminal Law 33-48(1995),(Study 3);Joshua Dressler,“Reforming Complicity Law:Trivial Assistance as a Lesser Offense?”5 Ohio St.J.Crim.L.427(2008)。

  [113] MPC§2.04(2).

  [114] MPC§2.03(2).

  [115] MPC§2.08(2).

  [116] 为了替换犯罪主观要件,《模范刑法典》采用了一个过宽的思路,这也导致了涉及罪责比例的问题。相关分析以及成文法的解决路径,可参见Douglas N.Husak,“Transferred Intent”,10 Notre Dame J.L.Ethics&Pub.Pol'y 65(1996)(打击错误);Paul H.Robinson,“Imputed Criminal Liability”,93 Yale L.J.609(1984)(罪责错误);Gideon Yaffe,“Intoxication,Recklessness,and Negligence”,9 Ohio St.J.Crim.L.545(2012)(自愿陷入醉态)。

  [117] Michael T.Cahil,l“Offense Grading and Multiple Liability:New Challenges for a Model Penal Code Second”,1 Ohio St.J.Crim.L.601-605(2004).

  [118] 有论者认为,“如果我们不依靠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草的《模范刑法典》而想要重新设计一部刑法典(总论),地方刑法政治的动因(dynamics of local criminal law politics)会让这一想法变得遥不可及”。Paul H.Robinson&Michael T.Cahil,l“Can a Model Penal Code Second Save the States from Themselves?”1 Ohio St.J.Crim.L.169,173(2003).请注意,美国法学会正在重写《模范刑法典》的性犯罪部分,却似乎并没有把犯意纳入罪名分级之考量。参考《模范刑法典:性犯罪与相关罪名》(美国法学会,2017年第三稿)。

  [119] 让刑法典变得更薄,同时仍然具有反映犯意差别的能力,这样的刑法典早已有至少一个例证。参见Paul H.Robinson et al.,“Making Criminal Codes Functional:A Code of Conduct and a Code of Adjudication”,86 J.Crim.L.&Criminology 332-365(1996)。但是,这种“简洁”(thinness)会不会让这部法典和一般的立法要求差别太大,甚至让法典的起草者不再依赖于它?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开放的。参见Michael T.Cahil,l“Attempt,Reckless Homicide,and the Design of Criminal Law”,78 U.Colo.L.Rev.945-947(2007)。关于法典起草方面所存在的多种考量,下文是对此的绝佳讨论:Stuart P.Green,“Prototype Theory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ffenses in a Revised Model Penal Code:A General Approach to the Special Part”,4Buff.Crim.L.Rev.301(2000)。

  [120] Deborah W.Denno,“The Perils of Public Opinion”,28 Hofstra L.Rev.741(2000);Mark Kelman,“Intuitions”,65 Stan.L.Rev.1291,1318-1320(2013).

  [121] Ronald L.Gainer,“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Past and Future”,2 Buff.Crim.L.Rev.45(1998);Robert H.Joos,t“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Is It Possible?”1 Buff.Crim.L.Rev.195(1997).

  [122] Kathleen F.Brickey,“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Hidden Costs,Illusory Benefits”,2 Buff.Crim.L.Rev.161,188(1998).

  [123] 参见Ronald L.Gainer,“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Past and Future”,2 Buff.Crim.L.Rev.45(1998);Jeffrey S.Parker&Michael K.Block,“The Limits of Federal Criminal Sentencing Policy;or,Confessions of Two Reformed Reformers”,9 Geo.Mason L.Rev.1001,1056(2001)。

  [124] 可参见Sara Sun Beale,“What's Law Got to Do with It?the Political,Social,Psychological and Other Non Leg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Federal)Criminal Law”,1Buff.Crim.L.Rev.23(1997);Philip Petti,t“Is Criminal Justice Politically Feasible?”5 Buff.Crim.L.Rev.427(2002)。

  [125] William J.Stuntz,“The Pathological Politics of Criminal Law”,100 Mich.L.Rev.505(2001).

  [126] 参见England and Wales Law Commission,http://www.lawcom.gov.uk,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2月;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http://www.alrc.gov.au,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2月。

  [127] Paul H.Robinson&Michael T.Cahil,l“The Accelerating Degradation of American Criminal Codes”,56 Hastings L.J.633,653-654(2005);Darryl K.Brown,“Can Criminal Law Be Controlled?”108 Mich.L.Rev.971,979-981(2010);Philip Petti,t“Is Criminal Justice Politically Feasible?”5 Buff.Crim.L.Rev.442-449(2002);这些委员会在制度上的设计(institutional design),可参见Rachel E.Barkow,“Administering Crime”,52 Ucla L.Rev.715(2005)

  [128] 对于已经有量刑委员会的法域,控制成本的一个方法是扩大量刑委员会的权限和增加人员,使其包含刑法典改革工作。

  [129] Julie R.O'sullivan,“The Federal Criminal‘Code’Is a Disgrace:Obstruction Statutes as Case Study”,96 J.Crim.L.&Criminology 643(2006).

  [130] 对这些特点的描述,参见Paul H.Robinson,“Reforming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A Top Ten List”,1 Buff.Crim.L.Rev.225(1997);Michael T.Cahil,l“Punishment Decisionsat Conviction:Recognizing the Jury as Fault-Finder”,2005 U.Chi.Legal F.91,95(2005)(emphasis added);Jeffrey Standen,“An Economic Perspective on Federal Criminal Law Reform”,2 Buff.Crim.L.Rev.249(1998)。当然,因为任何地区的刑法典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下面对于简洁方案问题的思考,也同样适用。

  [131] 联邦成文刑法以为有较重的法定刑罚下限,这样一来,实际上法官就无法区分拥有不同犯意的行为人。这些成文法适合于研究此类问题。参见Dean v.United States,556 U.S.568,585(2009)(Stevens,J.的反对意见)。Adam J.Kolber,“The Bumpiness of Criminal Law”,67 Ala.L.Rev.878-880(2016).

  [132] 这种条文应该是什么样的?可参见Darryl K.Brown,“Criminal Law's Unfortunate Triumph Over Administrative Law”,7 J.L.Econ.&Pol'y 657,671-672(2011)。第114届国会也作了一些努力,来制定这些条文,相关介绍参见Richard M.Thompson Ii,Mens Rea Reform:A Brief O-verview,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April 14,2016)。对引申出来的“罪责不足辩护”,即陪审团在考察过“相关的(犯意)因素”后,认为“辩护人缺乏承担刑罚所必需的罪责条件”的,就有权“否定检方对被告的有罪控诉”,参见Kenneth W.Simons,“Understanding the Topography of Moral and Criminal Law Norms”,I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Criminal Law 228,250-251(R.A.Duff&Stuart P.Green eds.,2011)。

  [133] Stephen J.Morse,“Diminished Rationality,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1 Ohio St.J.Crim.L.289(2003).

  [134] Stephen J.Morse,“Diminished Rationality,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1 Ohio St.J.Crim.L.399(2003).注意,在共同犯罪之量刑的背景下,这些以犯意为核心的渐进式的制度设计对于联邦司法系统(而不是《模范刑法典》)来说更加重要。因为联邦司法系统仍然承认自然和盖然结果规则以及Pinkerton原则,但《模范刑法典》已经不再承认。例见Pinkerton v.United States,328 U.S.640,646-647(1946);United States v.Walker,99 F.3 d 439,443(D.C.Cir.,1996)。在许多例子中,这两个原则会让因疏忽而加入犯罪的共犯(negligent coparticipant)完全为他人的故意犯罪承担刑事责任,Joshua Dressler,“Reforming Complicity Law:Trivial Assistance as a Lesser Offense?”,5 Ohio St.J.Crim.L.428(2008)n.4;另参见Michael Heyman,“Losing All Sense of Just Proportion:The Peculiar Law of Accomplice Liability”,87 St.John's L.Rev.129,130(2013)。

  [135] 参见Paul J.Larkin,Jr.,“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Overcriminalization”,36 Harv.J.L.&Pub.Pol'y 715,785-786(2013)。其中的一种方案,可参见Michael T.Cahil,l“Offense Grading and Multiple Liability:New Challenges for a Model Penal Code Second”,1 Ohio St.J.Crim.L.605(2004)。注意:提出的方案似乎还是仅仅集中于对犯罪成立要件的比较,“并没有参考某些案件的特定事实”。参见Michael T.Cahil,l“Offense Grading and Multiple Liability:New Challenges for a Model Penal Code Second”,1 Ohio St.J.Crim.L.607(2004)。但定多个罪名(以及刑罚)是不是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te)?这似乎取决于一个事实层面的考量,比如在绑架罪和其他暴力性犯罪中,法官创立的合并规则(merger rules)。参见Wayne R.Lafave,3 Subst.Crim.L.§18.1(Westlaw,2017)。有的州法院已经创立了普遍适用的基于事实的合并规则(fact-based merger Rule),从而把一些与犯意比例相关的考量纳入其中。参见State v.Tate,216 N.J.300(2013)。

  [136] 美国量刑委员会和联邦法官,对犯意及其与(可修订的)联邦成文法之关系的处理存在缺陷。可参见Carrie Legus,“Quantitive Justice:Have 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Forsaken Quality?”21 Vt.L.Rev.1145(1997);Dan Honold,“Quantity,Role,and Culpability in 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51 Harv.J.On Legis.389(2014)。联邦层面量刑实践与(可修改的)联邦刑法成文法18 U.S.C.§3553(2012)之间的关系,可参见William W.Berry Ii,i“Discretion Without Guidance:The Need to Give Meaning to§3553 After Booker and Its Progeny”,40 Conn.L.Rev.631(2008)。

  [137] 对改革的简洁方案而言,非政府组织适不适合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来准确、可靠地评估正义直觉?这一问题尚无定论。

  [138] 可谴责性评估的关系实质(the relational nature of blameworthiness assessments),可参见Paul H.Robinson,“Punishing Dangerousness:Cloaking Preventive Detention as Criminal Justice”,114 Harv.L.Rev.1429,1442-1443(2001);A.Von Hirsch,Past or Future Crimes:Deservedness and Dangerousness in the Sentencing of Criminals 40(1985)。

  [139] 最近联邦按照这些思路,开展了一些可操作的犯意规定改革,可参见以下两位学者的评论:Orin Kerr,“A Confusing Proposal to Reform the‘Mens Rea’of Federal Criminal Law,the Volokh Conspiracy(2015-10-15)”,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Volokh-Conspiracy/Wp/2015/11/25/Aconfusing-Proposal-To-Reform-The-Mens-Rea-Of-Federal-Criminal-Law/?Utm_Term=.a8f4e83e2912;Alex Sarch,“How to Solve the Biggest Issue Holding up Criminal Justice Reform,Politico:The Agenda(May 16,2016)”,http://Www.Politico.Com/Agenda/Story/2016/05/Criminal-Justice-Reform-Mens-Rea-Middle-Ground-000120。

  [140] 有学者建议,在联邦层面成立一个刑法改革常务委员会来承担这项工作,参见“Reining in Overcriminalization:Assessing the Problem,Proposing Solutions:Hearing Before the H.S.Comm.on Crime,Terrorism and Homeland Security”,111th Cong.62-65(2010)(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Law School Stephen F.Smith教授的发言)。另参见Darryl K.Brown,“Criminal Law's Unfortunate Triumph Over Administrativelaw”,7 J.L.Econ.&Pol'y 657-658(2011)。

  [141] 参见Marie Gottschalk,“Bring It on:The Future of Penal Reform,the Carceral State,and American Politics”,12 Ohio St.J.Crim.L.559(2015)。在大多数联邦游说团体看来,首要问题是不少人被判处了相当长的监禁刑。尽管犯意比例原则要求根据不同的犯意把行为人区分开,并以此为基础找到最应该减刑的那部分人,但施行犯意比例原则并不必然会削弱联邦刑事司法系统在整体上的严厉性。

  [142] 参见Gideon Yaffe,“A Republican Crime Proposal that Democrats Should Back,N.Y.Times(2016-2-12)”,https://Www.Nytimes.Com/2016/02/12/Opinion/a-Republican-Crime-Proposal-That-Democrats-Shouldback.Html?_r=0。

  [143] 40年前,Louis Schwartz就清晰地阐明,联邦刑法改革是“一个涉及面广且复杂的工程。它不仅仅包含法律层面的考量,更牵扯到国家的历史、政治、社会心理、刑罚学、宗教、民族以及经济问题”。参见Louis B.Schwartz,“Reform of the Federal Criminal Laws:Issues,Tactics,and Prospects”,41 Law&Contemp.Probs.1,15(1977)。时至今日,这个论断无论从各州还是联邦的角度看,显然都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