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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志军、张海峰、李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野下的刑事速裁程序改革探寻——以Z市速裁程序试点实践数据为切入点

发布日期:2020-10-28  发表于:《量刑研究》2019年第1辑,第212-226页  著者:石志军、张海峰、李冰  浏览次数:
Z市14个基层法院两次试点期间的司法数据显示,随着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改革适用标准的调整和适用范围的扩大,刑事案件诉讼效率得到了提升,被告人权益得到了强化。但实践中仍存在如下突出问题:公诉机关启动程序的内在驱动力不足,适用率难以持续提升;值班律师定位不清晰,作用发挥不佳;控审职责边界不清,诉讼衔接问题多发;等等。这些导致被告人权益缺乏实质性保护。由此,后续改革需构建平等参与的认罚协商正当性程序,实行有限书面审理模式,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以上问题。

  随着扒窃醉驾行为入刑和劳动教养制度废除,轻微犯罪数量不断增加,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刑事速裁程序改革应运而生。从2014年的刑事速裁试点到2016年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我国历经了近四年的“改革试水”,适用标准也先后进行了调整,受案范围从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扩展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从数据看,18个试点地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刑事案件91121件103496人,占试点法院同期审结刑事案件45% ,其中适用速裁程序审结的占68.5% 。[1]改革所确立的繁简分流目标得以实现。而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刑事速裁程序,在实现繁简分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实践中速裁程序存在着速 而不简、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混同、被告人权益没有切实得到保障等问题。Z市作为试点城市之一,在全国成立首家速裁审判庭,积累了大量实践数 据。本文以Z市实践数据为样本,借鉴域外经验,提出改革路径,以期真正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立法目的。

    对比分析:速裁程序改革的实践之路

  随着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颁布,[2]北京、天津等18个城市作为首批试点地区正式开始进行改革。从全国试点数据看,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周期平均缩短至5.7天,法院10日内审结的占94.28% ,当庭宣判率达95.16% ,被告人上诉率仅为2.10% ,比简易程序低2.08个百分点,[3]审判效果和诉讼效率明显提升,全流程简化诉讼模式得到实践证实,这一试点效果也在李本森教授的调查问卷分析中得到印证。[4]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受案范围过窄,限制了整体诉讼效率的提升;过于注重提升效率,弱化了被告人权益保护。

  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5]从实体上从宽、程序上从简两个要素入手,在总结两年速裁程序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速裁程序适用标准进行了调整规范,更加强化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期望在提高审判效率、促进繁简分流的同时,兼顾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那么,速裁标准调整后的试行效果如何及现行适用标准对被告人权益保护所起到的作用如何?下面以Z市实践数据为样本,对两次试点中速裁程序的适用标准、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得出结论。

  (一)速裁程序调整前后的适用标准对比分析

  2014年开展的速裁程序试点工作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在速裁程序的受案范围、适用条件、审理期限、被告人权益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调整,扩大了受案范围,规范了量刑建议的提出,增设了被告人获得法律帮助和权利义务告知程序,延长了审查起诉和审理期限。

  (二)速裁程序调整前后的数据对比分析

  调整后,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总量提升,适用率提高28.8个百分点;10天内审结率提高6.17个百分点;上诉率减少0.39个百分点;适用缓刑、管制,判处单处罚金、拘役,免于刑事处罚的人数占总体适用速裁程序人数的比例基本持平。从目前试点运行的数据分析,调整后的速裁程序运行效果进一步凸显,司法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促进了刑事诉讼效率的明显提升,繁简分流的改革目标得到初步实现。

   (三)调整后的适用标准对被告人权益保护的影响

  调整后的适用标准,对保护被告人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1)适用范围的扩大使更多愿意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能够得到及时判决,并享受到从宽优惠。随着适用范围的扩大,Z市同期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占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事案件的60.3% ,大量轻刑犯罪案件进入速裁程序,更多自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享受到从宽处罚优惠。及时高效的诉讼程序,较好地解决了刑期倒挂难题。

  (2)法律帮助全程化为被告人提供了智力支持。试点中,各诉讼阶段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律师的全程参与,为被告人提供智力支持,使被告人能够做出较为理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确保了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真实性。

  3)量刑建议精准化、规范化更好地保障了被告人实体权利。量刑建议精准、规范,能够减少上诉的发生。以Z市的A、B 两个法院在速裁适用标准调整前后的上诉案件的对比为例。2014年试点期间,Z市速裁上诉案件为30件30人,其中A法院被告人上诉14人,B法院被告人上诉7人,上诉案件相对较多。通过分析发现,两地区共同存在量刑建议幅度过大的问题,部分案件量刑建议直接引用法条,由于大部分被告人无法正确、全面地认识到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继而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导致判决结果低于被告人的预期,引发被告人上诉。2016年试点期间,A、B法院量刑建议逐步规范,量刑建议幅度缩小,拘役刑最高刑与最低刑之间的浮动区间在1~2个月,有期徒刑浮动区间在6个月以内,截至6月,两法院仅13名被告人提出上诉,上诉率有明显下降。

   改革困境:公正与效率冲突和实现程序公正的二维难题

  理念上的程序公正,要求通过制度设计和程序运行,对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能准确地定罪量刑,近而实现百分之百的正义。这种理想化的目标显然并不追求效率,或者说与效率有着本质的冲突。调整后的速裁程序,为保护被告人权益增加了相应程序设置,对实现程序公正起到一定作用,但加剧了效率与公正的冲突,同时又因高速运转的程序,桎梏了程序公正的有效实现。

  (一)驱动力不足以及影响适用率提升的潜在决定性因素

  速裁程序的核心设置是认罚协商,而控辩双方是认罚协商的主体,这就决定了程序启动的主体是公诉机关。Z市90%的速裁案件由公诉机关建议启动的,10%的案件是由法院和检察院协商启动。从数据表象看,现行速裁程序的适用率得到显著提高。然而,通过走访和座谈了解到,公诉机关启动程序的自发性并不高,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

  1)程序简便度。程序的简便度越高,承办人员自愿启动速裁程序的概率越大。经与全市基层法院法官、检察官座谈,大部分检察官倾向于适用简易程序[6],认为简易程序的诉讼模式较速裁程序的诉讼模式更加便捷。将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从审理期限、庭审程序、证据标准、裁判文书制作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发现,速裁程序较简易程序,增加了量刑建议的提出、提供法律帮助、认罚协商等环节,部分案件需要多次协商,而文书制作的难易程度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庭审程序的简化对工作量的减少不足以抵消程序增加带来的影响。

  2)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量刑协商时,被告人希望公诉机关提出更加有利于自己的较为轻缓的处罚,追求缓刑的执行方式。刑罚越轻的案件,控辩双方就越容易达成量刑协议,公诉机关启动程序的比率就越高。Z市判处缓、管、免、拘役及单处罚金刑的被告人5833人,占适用速裁程序被判罚被告人数的93.34%。

  3)案件数量。选取Z市四个法院进行对比。其中A、B法院属Z市区,两法院受理刑事案件数量分别位居全市第一、第二位,平均年受案量达1200~1400件,A 法院的速裁程序适用率达38.1% ,B法院的速裁程序适用率达42.4% 。C、D法院属Z市辖区的县(市)法院,平均年受案量均在700件左右,C法院的速裁程序适用率达58.5% ,D法院的速裁程序适用率达70%以上。根据数据分析,案件多的地区适用率反而不高。通过座谈了解,案件多的地区,检察官名下案件较多,无法在10天内完成工作,导致未启动速裁程序。例如,A市法院的检察官曾一次收到29个案件,在10天内基本无法完成量刑协商工作,导致部分案件按照简易程序审理。同时,诉讼效率的提高,也意味着单位时间内的工作量、工作压力增大,导致动力不足。比如,集中起诉15起案件,一般在一个星期内要完成阅卷、送达、制作文书、认罪协商、通知辩护人参与等工作,法院可以集中开庭审理,减少工作量,但检察院必须要分别会见,其工作强度大大增加。

  4)指标考核。2014年速裁程序试点期间,Z市对速裁程序的适用设置了一定的考核指标,要求适用率占三年有期徒刑以下案件数的30%以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期间,虽没有设定具体考核指标,但各政法机关相继多次召开推进会议,大力推动工作开展,并在案件评选等方面予以倾斜。适用率的提高与绩效考核和专项工作的持续推动有密切关系,具有很强的被动性。

  综上,笔者认为,虽然影响内在驱动力不足的因素有多方面,但主要因素是程序简便度和指标考核。现行速裁程序并没有明显增加审判阶段的工作量,特别是律师全覆盖改革的试行,[7]反而抵消了工作量增加带来的冲击,除工作强度增加以外,高速运转的程序使大量案件得到快速处理。然而,审查起诉环节的工作量却明显增加,导致内在驱动力不足,出现了案件量多的地区适用率反而不高的现象。速而不简的程序设置,可能会导致大量符合速裁程序标准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办理。依靠绩效考核和专项工作的推动,难以维持改革的持续良好运转。2016年10月至12月试点工作开展的空档期,Z市法院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仅18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速裁程序启动的自愿性和自发性不足。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诉辨交易制度,其诉讼程序的设置与大陆有类似之处,同样适用率较低。依2006年台北地方法院发布的“刑事诉讼新制实施现状分析及成效初探”报告,地方法院刑事协商程序适用率仅为6.15% 。[8]

  (二)多重因素,限制值班律师作用发挥

  速裁程序中,大部分被告人选择从“值班律师”处获得法律帮助,Z市在审查起诉阶段,值班律师为3222名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在速裁案件中的比例达51.56%。值班律师在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解值班律师作用发挥的情况,笔者对10个案件进行了跟踪调研,发现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均存在一定问题。审查起诉阶段,部分机关仅向律师口头介绍案情,允许查阅起诉书;部分机关提供证据目录;协商过程,值班律师不在场,仅在签订具结书时允许其在场见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值班律师仅在签订具结书时得以会见,并当场向犯罪嫌疑人分析认罪认罚可能带来的后果,协商前后犯罪嫌疑人并未获得法律帮助。审判阶段,一般在开庭当日,指派值班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允许其查阅卷宗,但时间因素导致律师实际上无法查阅卷宗,仅能根据被告人陈述提供有限的帮助,这种情况的发生以判前羁押的被告人为主。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值班律师的定位不清晰、职责不明确。部分人认 为值班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不能等同于指定辩护人,仅能起到见证人作用,对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时所能获得的法律权利应当进行限制。导致值班律师在充分了解案情方面受到限制,具结书签订前后,单独会见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和行使。深层次原因则是对协商难度增加的忧虑。审判阶段,部分法院和律师认为被告人已经认罪认罚,提供法律帮助的意义不大,造成法律帮助的形式化问题。二是诉讼时效的限制。由于速裁程序审查起诉时间仅有10个工作日,在案件量较多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急于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订具结书,挤压了律师提供有效帮助的时间。三是律师刑事专业素养及经费保障的不足。部分律师虽然执业时间较长,但担任刑事辩护的经验较少,缺乏实践经验,且值班经费与其收入悬殊,导致优秀律师不愿参与这项工作。

  (三)职责边界不清,导致诉讼衔接问题多发

  速裁程序并非仅是对简易程序的再简化,其中,认罚协商程序的设计突破了原有诉讼理念,给控诉、审判职能带来了改变。目前,不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依然依照传统的诉讼理念进行起诉和审判,出现了权责不明晰的问题,导致诉讼衔接问题多发,也给被告人权益带来了一定损害。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量刑建议是否应当向法院提供附加依据存在争议。虽然,“两高三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罪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简称《试点办法》)第20条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部分检察官认为量刑权归属审判职能,量刑建议并不具有约束力,且不应承担相应责任,出现了量刑建议的提出是否应当向法院提供相关依据的争议,导致了量刑建议随意性较大、适用缓刑的社区调查评估委托主体存疑及法院依据量刑建议判罚后检察机关又以 “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不当”提起抗诉等问题。

  其次,协商过程中形成的笔录及值班律师意见是否应当移送法院存在争议。《试点办法》第10条规定,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就指控的罪名及适用的法律条款等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记录在案并附卷。实践中,在移交审判机关的关于量刑协商的材料中,仅有权利义务告知书、具结书,庭审中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也往往通过这两份材料及被告人的当庭陈述呈现。而协商过程中形成的笔录及值 班律师意见并未纳入移送范围,部分检察院认为上述材料属内部材料,并不能移送。这就使得在协商过程中被告人被胁迫、欺诈情况的发生无法避免。

   继承与变革:问题导向下的公平与效率兼容性建构

  笔者认为,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需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加强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合法性的保护,构建平等参与的认罪协商程序;在现有诉讼模式下,进一步寻求突破,实行有限的书面审理模式,简化程序设置,提升内在驱动力,并厘清控、审职能,这或许有助于更好地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实现案件繁简分流的价值目标。   

  (一)平等参与:认罚协商正当性程序建构的基点

  “平等参与”是程序正当性价值的取向之一。量刑协商的正当性是保障被告人自愿认罚的核心环节,也是速裁程序启动的本源。其程序设置也应建立在平等参与的基础之上,其要素包括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平等谈判能力[9]和辩方拥有获得程序启动的平等地位。保障平等谈判能力,离不开律师提供的有效智力支持;程序启动的平等地位,需要构建双向的启动模式。

  确保被告人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是保障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基本制度保障。[10]而在诉讼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值班律师的法律权利在立法层面的缺失、不明确,为有效帮助带来潜在的风险。如何确保值班律师在诉讼中为被告人提供有效法律帮助,对此笔者认为,首先,明确值班律师阅卷权。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仅仅依据被追诉人的陈述,做出的分析判断是不客观、不全面的。应当结合证据,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为被追诉人提供准确、全面的法律帮助。其次,赋予值班律师在场权。[11]律师在场的目的在于防范逼迫、欺诈犯罪嫌疑人接受量刑意见的情况发生,有助于减少地位不平等可能导致的程序不公正。值班律师仅在签订具结书时在场,则无法充分保证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美国、法国等国家都设立了律师在协商中的在场权的规定。再次,赋予值班律师单独会见权,对于判前被羁 押的被追诉人,值班律师有随时单独会见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值班律师与被追诉人有充分的交流,单独会见更加有助于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权利的保障离不开配套制度的建立,在保障值班律师法律权利的同时,也应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例如适当延长诉讼期限,给值班律师提 供法律帮助预留较为充足的时间,同时降低审查起诉机关的工作强度;将值班律师费用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确保足额发放或探索设立公职律师制度。

  双向协商启动模式。《试点办法》虽并未对量刑协商程序的启动做出明确规定,但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公诉机关在程序启动中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控制权。上述影响公诉机关启动因素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使愿意认罪且愿意通过认罚协商获得从轻处罚的被告人,丧失了法定从宽处罚的机会。而在审判阶段,由于法院处于中立地位,审、辩之间的协商使裁判者陷入“未审先判”的尴尬境地。因此,削弱公诉机关的绝对控制权,使被追诉人或其辩护人获得平等启动的权利显得尤为重要。对符合认罪条件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值班律师提出认罪认罚申请的,应当设置强制启动认罚协商程序,听取辩方提出的量刑意见,公诉机关认为量刑意见合理的,应签订具结书。辩方获得平等的启动权利,也有助于减少因量刑问题引发的上诉案件。

  (二)域外经验借鉴:有限制的书面审理模式创新

  罪行的严重程度及控辩双方的合意程度决定了程序简化的程度。[12]以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进一步简化速裁诉讼程序,实行有限的书面审理,解决内在驱动力不足问题,减缓公正与效率的冲突,或许是值得探索的途径。

  部分学者认为书面审理会造成潜在的实体非正义和损害程序上的正义,担忧书面审理无法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然而,各国因程序传统、组织文化、司法资源和犯罪率的差异,都会限制在一种诉讼模式的程序设计中导入另一种诉讼模式。[13]德国基于其诉讼模式、诉讼理念,而产生了类似于书面审理模式的刑事处罚令程序,即对判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科处罚金刑的违法行为,检察院认为没有必要提请法庭审判的,检察院可以提出书面申请,法官通过审阅卷宗材料,形成内心确信,不必要事先听取被指控人的陈述,直接做出处罚令。[14]笔者认为,我国有借鉴德国处罚令的必要性,且实行有限制的书面审理模式,在我国有着现实正当性的需求和程序正当性的诉讼保障。首先,速裁程序由于省略法庭调查、辩论环节,庭审已趋于形式化,法官对于证据、事实、量刑的认定,也并非通过庭审,而是通过庭前阅卷完成,公诉人在庭审中仅宣读起诉书,公诉人出庭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装点,实际上并没有增强庭审的对抗性和公正性。同时,在未对被告人认罪认罚撤回权进行限制的情况下,公诉人出庭的意义值得商榷,花费法官大量精力来安排庭审、协调开庭,对检察官启动程序的积极性也造成一定影响。同时,在员额制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司法资源配置也应进一步优化。面对当前现状,实行书面审理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其次,我国刑事诉讼吸纳了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部分功能,形成了混合型诉讼模式,[15]但我国刑事诉讼是在传统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理论基点上创新发展而来的,依然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因此,我国的速裁程序改革仍带有很强的职权调查原则,未突破诉讼基本原则,并不因被追诉人“口头”的自愿认罪认罚,而丧失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职能,被追诉人的自愿认罪仅是以证据的形式出现。《试点办法》第2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该条文确立了法院在适用速裁程序审理 案件时的证据裁判原则。书面审理也正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其正当性基础在于,有罪供述降低了案件证明难度,通过相对简化的程序即可达到证明标准[16]将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前置至庭前以及讯问时,只是形式变换,而并未改变诉讼架构和证据裁判原则,并未损害程序的正当性。

  我国的书面审理制度在借鉴德国处罚令的基础上,应当加以完善,即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没有必要开庭的,可以向法院提出书面审理建议,并附详细的量刑建议书,法官通过书面审查、讯问被告人,确认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指控事实的正确性后可以直接做出判决。这样的诉讼模式,在没有公诉人在场的情况下,更有利于被告人表达内心真实想法,而非对被告人权益的损害。如被告人对指控罪名或量刑建议,在讯问时提出异议,根据异议的不同可分别采取不同的庭审模式,对被告人否认指控犯罪事实的,转换程序开庭审理;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可仅就量刑部分进行审理,控辩双方可就量刑展开辩论,法官根据案件需要决定对影响量刑的证据开展调查。Z市在实践中,规定对检察机关提出的不确定量刑建议,控辩双方可以就量刑展开法庭辩论,实践证明增设量刑辩论环节 对维护实体正义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对庭审效率的提升影响较小,反而能够保障被告人权益。当然,建立律师提供法律帮助、量刑建议的规范等 配套制度,才能更好地保护被告人权益不受损害。公平与正义并非绝对的,在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价值目标情况下,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诉讼制度,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转变理念:厘清控诉、审判职能边界

  刑事诉讼职能是刑事诉讼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和任务,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功能。按照诉讼主体划分,包含了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17]速裁程序的改革带动了控诉职能、审判职能的变动。速裁程序中的控诉职能改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诉机关具有了强制性的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更具体、细化,包括刑罚的种类、执行方式的细化,且法院在一般情况下应予以采纳,具有了一定的强制性。二是赋予了控辩双方开展认罚协商的权利,设置了认罚协商的程序性规定,强化了律师参与,保障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控诉职能不再仅仅是在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的基础上向法院提起公诉。审判职能方面,赋予了法院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职能。法院的审查内容实质上由原来的程序、实体审查及实施量刑转变为对程序、实体、量刑建议的审查。随着职能的变动,实质上,法院将量刑主导权部分让渡给公诉机关,被告人的量刑请求权对象实质化前置转移。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的变动,诉讼理念也应当随之发生改变。厘清职能边界,建立权责分明的诉讼体系,树立新的诉讼理念,将会促使法、检两院的工作衔接更加顺畅,那么,公诉机关与被告人认罪认罚协商 所做笔录是否移送、社区调查评估由谁委托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结语

  刑事速裁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是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通过近4年来的试点,成效已经凸显。然后,面对实践中存在的速而不简、内在驱动力不足、被告人权益保护不完善等问题,探索有限书面审理模式、构建平等参与的认罚协商程序、厘清职能边界是解决当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路径选择。

  注释: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告》,http://npc.people.com.cn/n1/2017/1225/c14576-2972696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日。

  [2] 罗灿《刑事速裁程序是及时实现公平正义的创新》,《人民法院报》2015年3月27日,第4版,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03/id/157433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日。

  [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https://www.npc.gov.cn/npc/xinwen,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2月5日。

  [4] 参见李本森《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研究报告——基于18个试点城市的调查问卷分析》,《法学家》2018年第1期。“视点”栏目通过问卷调查得出,99%的法院认为速裁程序提高了审判效率,被调查法官速裁审理周期平均为6天。

  [5]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http://www.npc.gov.cn/npc/xinwen/syxw/2016-09/03/content_1996815.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日。

  [6] 此处所指简易程序不包括认罪认罚案件适用的简易程序。

  [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6291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日。办法要求,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8] 参见张汉荣《台湾辩诉交易制度的生成与争论》,《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4页。

  [9] 参见马明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程序》,《苏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6页。

  [10] 参见陈瑞华《“认罪认罚”改革的理论反思》,《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第6页。

  [11] 参见陈在上《比较法规视域下的律师在场权悖论释义与制度建构》,《河北法学》2017年第3期,第1页。

  [12] 参见闵春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程序简化》,《苏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3页。

  [13] Turner,Supra Note,Atl596.

  [14] 参见宋世杰《国外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15] 参见谢佑平《“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评论——<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随想》,《法学》1996年第5期,第3页。

  [16] 参见卞建林、谢澍《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的认罪认罚从宽——以中德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为线索》,《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第9页。

  [17] 参见汪建成、王明达《刑事诉讼职能研究》,《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