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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大奎:论认罪认罚“从宽”中的司法适用

发布日期:2020-12-15  发表于:《法学杂志》2020年11期 第121-129页  著者:迟大奎  浏览次数:
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从宽、自首从宽、和解从宽之间存在复杂的法条关系,导致从宽适用有些混乱。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在于,对“从宽事由”和“行为要素”进行规整,确定它 们之间是否存在包含关系、交叉关系以及中立关系,解决这些条文之间是择一适用、叠加适用还是 限制叠加适用的问题。在对条文关系进行解析的过程中,可以总结出一项基本原则: 独立从宽理由的数量决定了从宽的次数。“悔罪”“降低诉讼成本”以及“修复社会关系”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从 宽理由。

  在总结两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18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将“认罪认罚从宽”作为法定诉讼制度予以确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被告人是否认罪为标识,构建繁简分流的刑事诉讼程序并给予认罪的被告人量刑优惠。虽然已经有先期的试点经验,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承袭“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传统,顶层设计与制度落实之间不可能实现无缝对接。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如何进行从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悔罪从宽、坦白从宽、自首从宽、和解从宽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务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9年10月11日印发《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后“从宽”的把握进行了解释。但是《指导意见》依然过于原则化,这就需要我们对相关解释进行深化理解、细化运用。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整合效应

  从全国的统计数据来看,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数量在逐年攀升。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数为例,2003年至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4692655人,比前五年上升32.8%;2013年至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717.3万人,较前五年上升19.2%。面对这种快速的犯罪增长,刑事司法系统必然需要增加工作人员或改变工作机制,否则检察机关和法院无法处理日益剧增的工作量。然而国家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投入总是有限量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增加始终不能与犯罪数量的增长相匹配,唯一可行的方式即改变工作机制,简化程序处理,加快刑事司法系统处理案件的效率。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做出了重大改革部署。

  所谓“认罪”,一般认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二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予以承认。实际上,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一直都存在,尤其是在频繁多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中更是占绝大多数。1996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将被告人认罪与不认罪的案件加以区分,简易程序只是审理三年以下轻微刑事案件和自诉案件。2003年“两高一部”发布《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司法解释,以区别对待“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案件,简化公诉案件普通程序审理(即学界所称“普通程序简化审”),将“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作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条件之一。2012年《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前两项司法解释的内容,重新界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范围,并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作为条件之一。

  对于被告人“认罚”而言,按照《指导意见》的解释,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在把握“认罚”的过程中,应当重点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并结合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因素来综合考量。因此,按照《指导意见》的解释,“悔罪”和“退赃退赔”等情节都成为了“认罚”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特别程序,被告人可以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以获得被害人谅解,双方当事人可以就此达成和解协议。因此,在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之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然存在对被告人“悔罪”并“认罚”这一因素进行考量的程序设计,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和解程序予以整合,并做一体化理解与适用。

  对于“从宽”而言,按照《指导意见》的解释,“从宽处理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罚,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理。”正确把握从宽幅度,应当“区别认罪认罚的不同诉讼阶段、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意义、是否确有悔罪表现,以及罪行严重程度等,综合考量确定从宽的限度和幅度。”因此,是否具有悔罪表现也成为了确定从宽幅度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就实体上的从宽而言,我国《刑法》有自首从宽、坦白从宽的规定,即对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也可以从轻处罚。此外,《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可以看出,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条文中存在众多从宽处罚的规定,并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综上所述,“认罪认罚从宽”的规定已经散布在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中,我们并不是要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是要完善该项制度。从刑事法律一体化的角度统筹规划,形成了“集刑事实体和诉讼程序多种具体法律制度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制度”。基于这一整合效应,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诸多问题都相互纠缠在一起,造成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的某些混乱局面。例如,将认罪认罚从宽、自首从宽、坦白从宽、和解从宽整合到一起,导致了从宽适用的混乱。再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具有明显的效率倾向,即提高诉讼效率是认罪认罚改革的核心目标。然而,将具有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和解程序一同整合,意图在同一制度内实现多个诉讼价值,势必会负累诉讼效率的实现,多元价值整合存在明显的不协调。

  二、认罪认罚“从宽”适用中的规范解释困境

  一般认为,“从宽”是一种政策性表达,其来源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从刑罚裁量的规范性表达来看,“从宽”主要是指刑法中“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量刑制度。“从轻”是指应当在法定刑的幅度内判处较轻刑罚,“减轻”是指可以突破法定最低刑进行刑罚裁量。“从轻”“减轻”“免除”分别对应不同的量刑情节,这些情节包括犯罪过程中的情节、犯罪后的表现以及行为人的生理特征,而认罪认罚从宽当属于“犯罪后表现”这一序列。

  情节类型

  自首

  坦白

 当庭认罪

 退赃退赔

  谅解

  和解

  量刑幅度

 40%以下a

20%~50%b

  10%以下

  30%以下

 20%以下c

  50%以下d

  备注如下:a犯罪较轻可以减少基准刑40%以上或免除处罚。b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减少基准刑20%以下;供述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可以减少基准刑10%~30%;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少基准刑30%~50%。c赔偿并谅解,减少基准刑40%以下;赔偿但没有谅解,可以减少基准刑30%以下;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可以减少基准刑20%以下。d犯罪较轻可以减少基准刑50%以上或者免除处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3),“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可以减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量刑指导意见》对常见量刑情节的幅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从宽的幅度一直都没有具体明确。按照实践中的做法,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量刑一般不能突破法定最低刑。同时司法机关也积极探索了量刑幅度“阶梯化”,将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设定为30%、20%和10%三个档次。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一是在从宽幅度不可名状、不能突破法定最低刑裁量刑罚的情况下,“从宽”对于激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作用如何实现?二是认罪认罚是否为独立的从宽事由,能否与自首、坦白叠加适用?三是悔罪、退赔退赃、多次再犯是否影响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

  首先,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要广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提高刑事诉讼处理案件的效率,就必须维持较高的认罪率,获取认罪必须给予被告人一定的外界刺激才能实现。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刑事处罚的轻重,给予量刑优惠则是实现这一刺激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从宽的幅度越高,对被告人认罪的激励性就越强。然而犯罪嫌疑人认罪究竟能够从宽到什么程度却难以名状,认罪与否的量刑差异不能够具体呈现。在一些案件中,由于不能够突破法定最低刑,犯罪嫌疑人认罪与否对刑期没有任何影响,都是适用法定最低刑。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没有量刑协商的筹码,被告人没有量刑协商的利益,控辩之间的“量刑协商”并没有实现。

  其次,对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坦白之间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检察机关叠加适用,有的检察机关则仅仅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中的“321阶梯量刑”幅度。按照有的检察官理解,叠加适用的理由在于,认罪认罚从宽中的“认罚”是一个新的、独立的从宽事由,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可以独立适用,不与自首、坦白相重叠,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这种解释很让人费解,“认罚”本身就是对从宽后刑罚的认可,在认可刑罚后又如何从宽?难道应该在具结的刑罚之下再行从宽?如果认为,只有同时“认罪认罚”才能从宽,这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对检察官拟议量刑建议必须认可,否则检察官不再将案件作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来办理,并提高量刑建议进行指控。因此,强调只有“认罪且认罚”才能从宽,就完全丧失了量刑协商的可能性,并进而强迫犯罪嫌疑人认可拟议量刑建议,因为即使不同意量刑也没有协商的余地。另一方面,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认罚”不仅指同意拟判处的刑罚,还包括退赔退赃、积极赔偿、同被害人达成和解等方面,而和解本身也是从宽处罚的事由。如果“认罚”本身包含了和解的内容,认罪认罚从宽与和解从宽又该如何适用?可谓“按倒葫芦起了瓢”。

  最后,针对第三个问题而言,部分检察官提出,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悔罪表现、没有退赃退赔并达成和解,或者属于多次犯罪的惯犯,在这些情况下是否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具结并从宽处罚?其一,一些检察官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应当以犯罪嫌疑人悔罪为前提。而实际上,检察官在具体办理案件中,很难分清哪些是基于真诚悔罪而认罪认罚,即由于“从宽”本身所具有的激励性,真诚悔罪与激励认罪交织在一起。即使能够对真诚悔罪进行甄别,以悔罪作为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也大大限制了该制度的适用。其二,由于《刑事诉讼法》有听取被害人意见的规定,针对没有进行赔偿、取得谅解、达成和解的案件,有的检察机关比较保守,认为不宜适用认罪认罚相关程序。有的检察机关分情况做出了不同处理,如果没有达成和解协议是由于被害人“漫天要价”,则检察机关依然可以适用认罪认罚相关程序;如果是因为犯罪嫌疑人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退还犯罪所得,只要犯罪嫌疑人愿意退赔,听取被害人意见后,认罪认罚相关程序也可以进行。也有部分检察院开展了“附条件量刑建议”的做法,即依照犯罪嫌疑人是否赔偿,分别提出两种轻重有别的量刑建议。其三,对于惯犯而言,由于其多次受到刑事追诉,谙熟认罪认罚从宽的套路,对此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部分检察机关存有异议。

  三、认罪认罚“从宽”适用中的法条规整

  与量刑轻缓化的趋势相适应,刑事法律中存有诸多从宽规定,使得从宽适用的法条关系错综复杂。“当构成要件所描述的案件事实存在,法效果就会发生,易言之,即应适用于该具体事件。”然而,“很多法条的构成要件彼此会全部或部分重合,因此,同一案件事实可以被多数法条指涉”,此即所谓的法条竞合。换句话说,“从宽”是法律效果,要发生从宽这一法律效果,必须满足相关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这些要件包括从宽理由(从宽根据)、行为要素(行为表现)等方面。同时,又由于很多法条都规定了相同或相异的从宽理由和行为要素,它们之间相互重叠,由此形成法条竞合关系。此外,如果构成要件之间不重叠,那么这些法条之间可能是中立关系,不属于竞合关系,就可以同时适用。

  (一)归纳构成要件要素

  根据以上思路,我们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在涉及到从宽的法律条文中,包含了哪些构成要件要素;二是这些构成要件要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即它们是包含关系、交叉关系还是中立关系?其三,基于它们之间的不同关系,我们最终要解决的是,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法条,究竟是择一适用、叠加适用还是限制叠加适用?

  与“从宽”这一法效果相对应的法律条文,主要包括:1.自首从宽,即《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坦白从宽,即《刑法》第67条第3款规定,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3.认罪认罚从宽,即《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4.和解从宽,即《刑事诉讼法》第290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

  面对以上条文及其规整,我们首先需要整理出构成要件的要素,即从宽理由和行为表现分别是什么。就行为表现而言,分别为主动投案、供述犯罪事实、承认指控事实、认可量刑建议、退赔退赃、取得谅解以及达成和解协议。另一方面,可能的从宽理由主要包括:1.悔罪,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承认罪责,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降低,基于“行为人刑法”的立场,罪责减轻进而导致从宽处罚。2.修复社会关系,即被告人修复了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基于刑事政策的立场,所以给予从宽。3.诉讼成本降低,即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配合,简化了程序,基于诉讼程序上的效率立场给予从宽处罚。

  (二)独立从宽理由的分离

  在规整构成要件要素之后,我们需要厘清独立从宽理由之间的适用关系。

  第一,所谓独立从宽事由,就是可以不依赖其它从宽理由而独立适用。因此,不同的独立从宽理由可以叠加适用,即基于不同的独立从宽理由可以给予多次从宽。因为性质不同的独立从宽理由之间是中立关系,一个独立从宽理由不会排除另一个独立从宽理由的适用(不存在互斥关系)。同理,各自独立的从宽理由之间也不可能存在包含和交叉关系。因此,只要从宽理由是独立的,原则上就可以叠加适用。

  第二,悔罪是人身危险性降低的唯一依据,并且悔罪是一个独立的从宽理由。悔罪可以与其它从宽理由同时存在,也可以单独存在,如果与其它理由并存,则可以同时适用多个从宽理由进行多次从宽。因此,在对认罪认罚进行从宽处理的过程中,都要综合考虑是不是存在独立的悔罪理由。相比较而言,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能否将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作为独立的从宽理由。如果“降低诉讼成本”能够成为独立的从宽理由,那么在没有悔罪、和解的情况下,就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从宽处罚。实际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都会导致犯罪追诉成本降低。但在我国实践中,由于强调“认罪”必须“悔罪”,“认罚”必须“赔偿和解”,所以导致并不是只要认罪认罚都会从宽,实践中并没有将“降低诉讼成本”作为独立的从宽事由。

  然而,按照《指导意见》规定,“应当区别认罪认罚的不同诉讼阶段、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意义、是否确有悔罪表现,以及罪行严重程度等,综合考量确定从宽的限度和幅度。”《指导意见》并没有强调“认罪必须悔罪”,而是要求采取“综合情况法”合理把握从宽幅度。不可否认的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存在明显的以效率为中心的导向,即使强调必须悔罪才能从宽,也掩盖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对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倾向。因为《指导意见》依然强调在不同诉讼阶段认罪认罚对从宽幅度的影响,亦强调认罪认罚“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降低诉讼成本”可以作为独立的从宽理由,根本没必要掩盖这一从宽理由。只是应当加以必要的限定:一是基于“降低诉讼成本”的理由“可以”进行从宽,而不是“应当”从宽,这是“综合情况法”的必然要求;二是从宽幅度可以相对较小,以突显“人身危险性降低”等罪责因素,以免偏离实体法上的目标。瑏瑠三是每个从宽理由的刑罚减让幅度应当单独设定,如果同时具备悔罪和“降低诉讼成本”两个从宽理由,则可以进行两次从宽。从宽幅度应当仅仅限制某一从宽理由的刑罚减让幅度,而不应当设定整体上的从宽下限,这样才能兼顾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目标。

  除此之外,不同于其它从宽理由,如何依据“降低诉讼成本”进行从宽,应当是程序上平等协商的结果,而不是实体上依职权裁量的结果。相比较而言,悔罪是刑罚裁量的情节,悔罪如何从宽,应当由法官在法定从宽幅度之内依职权自由裁量。之所以应当以协商的方式确定“降低诉讼成本”的从宽幅度,是因为通过“认罪认罚从宽”的政策宣示,激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获取量刑减让而放弃无罪抗辩的权利,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作才使诉讼效率得以提高,这一过程暗含了交易或协商的因素:提供利益以换取认罪。因此,作为“放弃诉讼权利”的对价,瑏瑡从宽幅度的确定应当以平等协商的方式确定,以实现“各取所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量刑减让,而国家降低追诉犯罪的诉讼成本。

  第三,如果一个客观行为,虽然只反应了一个独立从宽理由,但是该行为同时被两个法条所涵摄,这种情况的本质是立法技术出现了问题。例如,根据学界对“认罚”的解释,其包含两个方面的行为:一是狭义认罚,仅指对量刑建议予以认可;二是包含退赔退赃在内的广义认罚。瑏瑢也就是说,当被追诉人实施了退赃退赔行为,出现了修复社会关系这一个从宽理由,原本只应该进行一次从宽,但这一退赔退赃的行为却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和第290条两个条文予以指涉,并给出两个从宽结果。此问题并不是法律适用中的问题,而是立法技术的问题,或者说学界对“认罚”的解读存在失误,即不应当将认罪认罚与和解相“整合”。如果将“认罚”仅仅界定为“认可量刑建议”,那么自然就不存在这一人为制造的法条关系错乱。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指导意见》也是坚持了这种“认罚”的广义概念,这有可能引起从宽适用的混乱。因此,作为一项政策性解读,“认罚”可以笼而统之地包含“赔偿和解“的内容。但是,一旦具体到法律适用,认罪认罚与和解相“整合”,就会出现人为的法条关系混乱。

  第四,由于从宽理由并不直接规定于法律条文之中,从宽理由的获取需要根据客观行为表现综合认定,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从宽事由与行为表现的对应关系。和解对应的从宽理由是“修复社会关系”,这应该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认罪认罚、自首坦白对应的从宽理由为何?可以说,它们都是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提出来的,都是因为“放弃抵抗”而导致“诉讼成本降低”。我国学者解析认罪认罚、自首坦白的从宽根据时,以及美国学者为辩诉交易正当性作辩护时,都不约而同地将悔罪或者人身危险性降低作为唯一论据。然而,正如批评者所提出的,这是一种“让人震惊的伪善”,为认罪从宽的实用主义功能披上了悔罪的伪装,“虽然认罪可能被作为判断悔罪的标志,但它本身并不一定是悔罪的证据。”因此,认罪认罚、自首坦白的从宽理由是一致的,都以诉讼效率为中心。认罪并不意味着悔罪,而悔罪一般都会认罪,将“诉讼成本降低”作为认罪认罚、自首坦白的从宽理由,并不与悔罪相冲突,因为两种从宽理由可以同时成立。换言之,虽然将“诉讼成本降低”的程序性因素作为认罪认罚、自首坦白的从宽理由,但不排除在认罪认罚、自首坦白中包含悔罪、人身危险性降低等实体法上的从宽理由。认罪认罚、自首坦白可以同时包含实体上的悔罪理由和程序上的效率考量。

  (三)条文之间的适用关系

  根据前文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一项基本原则,即独立从宽理由的数量决定了从宽的次数。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构成要件所包含的行为要素进行比较,判断法条之间的具体关系,解决择一适用、叠加适用还是限制叠加适用的问题。

  第一,就认罪认罚与坦白的关系而言,它们属于同一从宽理由下的包含关系,即认罪认罚从宽能够涵盖对“主动供述犯罪事实”这一行为的评价。换言之,“主动供述犯罪事实”这一行为已经被“认罪认罚”所包含,不再单独将其评价为“坦白”。因此,一般情况下,只按照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进行处罚即可,否则就对“主动供述犯罪事实”这一行为进行了重复评价,即两次适用同一从宽理由对同一行为要素实施两次从宽。另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设定不应该低于坦白从宽幅度。因为,如果坦白从宽幅度高于认罪认罚从宽幅度,我们却仅对其按照认罪认罚的较低从宽幅度量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却享受不到应有的从宽幅度。换个角度而言,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包含了对“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评价,不再将其单独评价为“坦白”,但是当坦白从宽的幅度高于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应当选择适用坦白的从宽幅度。

  第二,就认罪认罚与和解的关系而言,它们属于完全的中立关系,不存在法条竞合。两者之间分别适用了两种独立的从宽理由,对两种不同的行为进行评价,互不干扰。被追人既认罪认罚,又达成和解,既降低了诉讼成本,又修复了社会关系,两个从宽理由可以同时适用。换言之,两个从宽理由是独立的,认罪认罚(狭义认罚)的行为要素与和解的行为要素又不存在竞合,当然可以合并适用。同时,这种中立关系也决定了,即使没有达成和解协议,也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

  第三,就认罪认罚与自首的关系而言,它们属于同一从宽理由下的交叉竞合。承认指控(A)、供述事实(B)和主动投案(C)分别是三个行为要件,交叉部分D为“认罪”,交叉部分E为“自首”。可以说,认罪认罚包含不了对“主动投案”的评价,而自首包含不了对“承认指控”的评价。当被追诉人同时实施了A、B、C这三个行为,不管是认罪认罚,还是自首,都不能同时涵盖对所有行为的评价。因此,需要我们同时适用认罪认罚和自首对三个行为做出评价。另一方面,由于认罪认罚的行为要件和自首的行为存在交叉竞合,如果同时适用认罪认罚和自首对三个行为做出评价,就会对“供述事实”这一行为进行两次评价。因此,为了矫正这一重复评价,在选择从宽适用的量刑幅度时,应当限制叠加适用从宽的幅度。按照《指导意见》的解释,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不作重复评价,但是认罪认罚与自首之间并不是包含关系,并不存在完全的重复评价。根据前文分析,认罪认罚与自首之间存在交叉竞合,它们之间并不是择一适用的关系,而应该是限制叠加适用。

  四、结论

  通过探究认罪认罚“从宽”的条文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解决从宽适用的困境,关键在于分离独立的从宽理由。争议最大的问题在于“节约诉讼成本”能否成为独立的从宽理由。仅就刑事实体法而言,“从宽”即意味着从轻或减轻刑罚处罚,而刑罚升高与降低的依据在于责任的升高与降低,这就是所谓的责任主义,“刑罚以责任为基础,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刑法学者一般认为,认罪认罚中的“从宽”是一个实体法上的问题,倾向于从刑事责任的角度论证认罪认罚从宽的根据。因此,将“节约诉讼成本”作为独立的从宽理由,根本找不到刑法上责任主义的依据。为了解决从宽的正当性问题,我们强调认罪认罚的“悔罪”属性,进而证成从宽处罚的正当性。但即便如此,也掩盖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效率价值的偏向。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改革,既要兼顾从宽的实体法依据,也应当适度发展程序法上的独立从宽事由。实体上的从宽依据(责任主义)与程序上的从宽依据(诉讼经济)可能存在不协调的方面,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但不悔罪,此时应当坚持实体上的依据优先。另一方面,如果实体上的从宽依据和程序上的从宽依据同时满足,原则上可以进行两次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