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樊卓然:法定刑升格标准地域冲突的量刑规则
【裁判要旨】跨省实施两次敲诈勒索,因法定刑升格标准存在地域差异,原则上不累计犯罪数额,可根据犯罪地标准分别评价,依照处罚较重事实确定基准刑,较轻事实作为量刑情节。当两次行为均未达所在地升格标准,但累计数额符合升格标准较高省的规定时,应按照累计的数额以该省标准论处。详细>>
著者:樊卓然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20年第17期 第31-33页 2020-08-04
付涵:性侵幼女案中被害人谅解情节的量刑考量
【裁判要旨】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及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角度出发,在处理性侵幼女案件时,不应过分看重被害人谅解在量刑中的作用,要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详细>>
著者:付涵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20年第17期 第13-15页 2020-08-04
傅惟惟:量刑减让原则在诱惑侦查毒品案件中的适用
详细>>
著者:傅惟惟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20年第17期 2020-07-29
左卫民:量刑建议的实践机制:实证研究与理论反思
实证研究表明,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推行精准量刑建议的效果已经显现,逐渐成为主流。其通过主动学习量刑知识、与法院沟通及与被告人交涉等实践机制确保精准量刑建议的接受度和采纳率。关于量刑建议的若干认识分歧需要澄清与归正。应当注意到精准量刑建议并非公诉或审判权的减让,在推行精准量刑建议的基础上允许幅度量刑的存在。同时,应当认识到量刑建议的推行可能并不会显著提升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如何通过量刑建议实现效率与公正,在未来仍需进一步思考。详细>>
著者:左卫民 来源:《当代法学》2020年第4期 2020-07-29
高通、金春笛:建议完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量刑规则
详细>>
著者:高通、金春笛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2020年7月9日 第006版 2020-07-20
张金科:认罪认罚从宽视阈下的量刑困境与优化路径
认罪认罚的从宽后果并没有在实体法上得到追认。认罪认罚从宽无法获得与自首、坦白等法定情节的同等法律地位。试点过程中“程序从简有余、实体从宽不足”的弊病在全面施行之际仍然存在并不断放大。值班律师为被追诉人提供帮助的“缺乏实质化”并不会因辩护律师的身份获得而明显改观。辩护人提出量刑意见的“议刑权”无法与公诉人发表量刑建议的“求刑权”等质齐观。应将认罪认罚确立为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控辩审三方需建立沟通机制。律师应加强量刑辩护预期管理。法院应当坚守量刑裁判的主导权。详细>>
著者:张金科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第119-128页 2020-07-20
陈洪兵:“情节严重”司法解释的纰缪及规范性重构
有关“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普遍存在将曾受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等反映特殊预防必要性大小的预防刑情节作为责任刑情节对待,将导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自杀、自残、精神失常之类的小概率事件,将事前、事后的超出本来构成要件评价范畴或者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事实,将不能反映法益侵害程度的违法所得数额,将不能为违法性提供根据的国家工作人员等特殊身份,将极具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所谓“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认定为“情节严重”的现象。详细>>
著者:陈洪兵 来源:《东方法学》2019年第4期 2020-07-15
郝川:论量刑情节对追诉时效的影响
量刑情节能否作为计算追诉时效的依据是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刑法分则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从犯、未遂犯等量刑情节,但从罪刑法定的原则要求以及法定刑规定的宽泛性等特征来看,构成要件中包含量刑情节,因此适用量刑情节计算追诉时效的法定刑并未僭越立法权。法定刑的配置作为一种立法活动只能以报应为基础,责任刑情节决定法定刑的轻重,人身危险性没有存在的空间。详细>>
著者:郝川 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2020-07-15
臧德胜:以案例指导制度规范量刑协商的思考
量刑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所在。缺乏规范性的量刑协商不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并有损司法公正。案例指导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契合了规范量刑的需要,有利于促进量刑协商结果的公正性。建立量刑案例指导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从案例的选取、编撰、发布和运用四个环节展开,发挥指导案例的指导作用。详细>>
著者:臧德胜 来源:《法律适用》2020年第6期 第33—39页 2020-07-06
黄京平:幅度刑量刑建议的相对合理性———《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刑法意涵
在提出和采纳量刑建议应遵循的规则体系中,量刑建议有效规则是基础规则;量刑建议效率规则是派生规则。量刑建议适当(不包括一般不当)是采纳标准;量刑建议基本适当是备选标准;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是调整标准。幅度刑量刑建议是达到备选标准的基本方式。不存在对审判机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般应当采纳规则;规范文件也不认可具有司法约束力的一般应当采纳规则。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是采纳量刑建议的唯一法定除外情形;其他法律明定情形,排斥继续适用认罪认罚审理程序。详细>>
著者:黄京平 来源:《法学杂志》 2020年第6期 第100-111页 2020-07-06
石经海:量刑建议必须尊重量刑的基本原理和刑法规定
详细>>
著者:石经海 来源:正义网 2020-07-03
高松林、肖尚成:构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机制
详细>>
著者:高松林、肖尚成 来源:《检察日报》(京)2020年7月2日 第003版 2020-07-03
蒋璐如、甘文婷: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相关罪名辨析及量刑规范
详细>>
著者:蒋璐如、甘文婷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京)2020年第11期 第30-34页 2020-07-03
周习武、张宝印: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实现路径
详细>>
著者:周习武、张宝印 来源:《检察日报》 2020年6月8日 第003版 2020-06-21
彭新林:认罪认罚从宽中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详细>>
著者:彭新林 来源:《人民法院报》2020年5月21日 第006版 2020-06-21
方海涛:认罪认罚量刑从宽规则的构建
认罪认罚量刑从宽规则,是认罪认罚量刑从宽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流程和计算方式。量刑从宽规则应是基础规则和个案评估的结合,即对被追诉人量刑从宽时,应先根据基础规则确定一个笼统的量刑从宽幅度,然后再根据个案情况对这一量刑从宽幅度进行适当的修正(扩大或者限制)。为实现量刑从宽幅度在宽泛和具体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强化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保障被害人的参与权并实现量刑建议的精准化。详细>>
著者:方海涛 来源:《贵州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2020-06-16
沈言、夏青:认罪认罚案件中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审查
详细>>
著者:沈言、夏青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20年第2期 2020-06-16
刘晓林:唐律中的“罪止”:通过立法技术表现的慎刑与官吏控制
“罪止”出现于律文中皆与具体刑种、刑等连用,指示了立法针对犯罪行为所设之量刑上限。作为立法技术的表现形式,“罪止”将司法官吏针对具体犯罪行为的量刑限定于明确的范围内,即立法根据犯罪行为的不同情节规定了确定的刑种与刑等,并将刑等累加的计算标准一并规定于条文当中。律内涉及“罪止”的条文包括立法的直接规定与引述直接规定两类,未出现具体表述的条文中也通过技术性手段直接表现出立法意图。律设“罪止”表现出对于犯罪者的慎刑和对于司法官吏裁判权力的控制,两者统一于维护中央集权和专制皇权的基本逻辑。详细>>
著者:刘晓林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92-200页。 2020-06-09
郭烁:控辩主导下的“一般应当”:量刑建议的效力转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典带来诸多结构性的问题,有关量刑建议的效力是其中重要争点之一。控辩主导下的量刑建议效力转型与审判权统一归属法院并不矛盾,对《刑事诉讼法》第201条“一般应当”的理解,主要体现在没有法律规定事由,法院不得在量刑建议的建议刑期之上进行量刑。以协商性司法的转型角度观察量刑建议的确定效力,进而理解“一般应当”的规范意蕴,是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符合制度逻辑的研判思路。详细>>
著者:郭烁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2020-06-09
董坤: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与法院采纳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法院的量刑裁判权没有根本改变,但量刑建议是控辩协商的合意,具有司法公信力,对法院的裁判形成一定的拘束。未来,法院应更新认识、转变观念,自觉接受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必要约束。同时,检察机关也应与法院协同推进量刑指导意见的罪名扩充和内容完善;保障辩方权利,增强量刑协商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确保协商的有效性;加强量刑建议的文书说理;不断提升量刑建议的质量和公信力,以增加法院的认可度和采纳率。详细>>
著者:董坤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20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