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孙道萃: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的中国境遇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量刑从宽协商机制的司法供给不足、量刑建议协商的效率诉求攀升、量刑建议的正当性与精准化要求等问题交互叠加,亟待从理论本源上疏解供需矛盾,人工智能辅助预测量刑也应运而生。认罪认罚案件具备智能办案的规模化、类型化优势条件,与“预测”量刑的本质特征、量刑规范化理论、司法大数据蕴含的量刑规律与经验等,共同生成人工智能辅助精准预测量刑的知识体系。理论预测与数据预测作为体系双核相互验证,与必要的人工介入,齐力实现更精准预测量刑,提高量刑协商效率与量刑建议质量。详细>>
著者:孙道萃 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2(12) 第64-78页 2021-01-10
李奋飞:论认罪认罚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决的良性互动
要充分发挥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基石”作用,必须实现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决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既关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从宽”利益的兑现,也关乎认罪认罚案件能否实现快速处理,甚至关乎检法关系的未来走向。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决的良性互动,虽有理论根基、规范依据和检法关系的协同趋向作为逻辑起点,但也受制于量刑建议的方式选择、司法审查的宽严把握以及二审抗诉的理由认知等诸多因素。详细>>
著者:李奋飞 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12期 第50-63页 2021-01-03
甄航:人工智能介入量刑机制:困境、定位与解构
抽象有余而具象不足是当下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之现状,更为具体的表现为法学实证研究对司法领域专业型人工智能的研发理论供给不足,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法学专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技术知识没有深度融合。在智能爆炸不可预期的时空背景下,生命2.0阶段(文化阶段)仍是我们长期处于的阶段,故量刑人工智能仍应定位于辅助量刑地位,且基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价值内涵,应更进一步地定位于规范性辅助而非参考性辅助。详细>>
著者:甄航 来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时间:2020-12-18 2020-12-26
闫平超:量刑规范化体系下的量刑方法改革刍议
作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载体与重要成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了具体的量刑方法,对指导刑事审判工作、推动刑事司法实践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又有必要认识到,量刑方法存在的不足:创设的“量刑起点”“基准刑”等两个概念与刑法理论中“量刑基准”概念的关系难以厘清;创设的“特定量刑情节与一般量刑情节”概念的必要性和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创设的“多个特定量刑情节连乘”的基准刑调节方法的科学性尚需进一步论证。详细>>
著者:闫平超 来源:《法律适用》2020年第22期 第89-98页 2020-12-23
王越:量刑规范性水平的实证检验: 以故意伤害罪为例的分析
对303256份故意伤害罪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表明,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的裁量具有高度规范性,实务中法官的量刑方法遵循了“三步骤”方法的理论内核,量刑起点和基准刑的确定与规范规定保持了高度一致,仅少部分情节的适用与规范略有冲突。严密的规范体系、法官规避决策风险的需求和实务与规范的双向契合为高度规范性的实现提供了前提、动力和实现路径。但在规范未必正确的前提下,高度规范化的量刑反而可能造成错误的重复和经验的萎缩。详细>>
著者:王越 来源:《法学家》2020年第6期 第69-83页 2020-12-22
周佳璇:毒品犯罪量刑依据研究
在毒品犯罪的量刑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以毒品数量为主要依据,以自首、立功、毒品再犯等其他情节为其他依据的局面。通过规范与实践中对重要依据的毒品数量计算方法检视,我国目前对于单种毒品、异种毒品与混合毒品三者的计算方法均有明确规定,但存在计算规范冗杂无章、折算方法尚有不周以及折算基准毒品选取不当的问题。对此,需从制定统一的计算规范、完善毒品数量折算方法,以及构建毒品犯罪分级处罚制度三个方面来加以完善。详细>>
著者:周佳璇 来源:《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20 年第 6 期 第13-20页 2020-12-18
杜雄柏、史书:我国贪污犯罪缓刑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所登载的2017年1月1日到2019年9月1日全国贪污犯罪案件判决书中随机抽取
835份作为样本进行观察分析,发现我国对贪污犯罪适用缓刑存在随意性较大以及适用率偏高等问题。缓刑适用标准模糊、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不规范以及司法人员个人素质不高是导致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解决贪污犯罪缓刑适用存在的问题应当从制定明确且操作性强的缓刑适用标准、对从宽量刑情节的认定做出严格统一的规定以及加强对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管等方面作出努力。详细>>
著者:杜雄柏、史书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6期 第99-104页 2020-12-17
迟大奎:论认罪认罚“从宽”中的司法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从宽、自首从宽、和解从宽之间存在复杂的法条关系,导致从宽适用有些混乱。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在于,对“从宽事由”和“行为要素”进行规整,确定它 们之间是否存在包含关系、交叉关系以及中立关系,解决这些条文之间是择一适用、叠加适用还是 限制叠加适用的问题。在对条文关系进行解析的过程中,可以总结出一项基本原则: 独立从宽理由的数量决定了从宽的次数。“悔罪”“降低诉讼成本”以及“修复社会关系”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从 宽理由。详细>>
著者:迟大奎 来源:《法学杂志》2020年11期 第121-129页 2020-12-15
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
在传统的" 刑事诉讼第三范式" 之下,量刑很大程度上属于法官的职权范围,在一些国家,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是司法实践的产物;关于量刑建议的理论争议,其根本点在于是否应当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在" 刑事诉讼第四范式" 之下,量刑建议主要存在于协商性司法当中,并且量刑建议的实质从检察机关的求刑权转化为控辩双方之间的合意,但是保留了法官对量刑协议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量刑建议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应当从量刑公正、均衡、合理、效率等几个维度加以审视。详细>>
著者:熊秋红 来源:《中外法学》2020年第32卷第5期 第1168-1186页 2020-12-05
陈岚、顾杭杰:德国:量刑建议被视为适当量刑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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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陈岚、顾杭杰 来源:《检察日报》2020年11月19日第003版 2020-11-23
石经海、田恬:何为实体“从宽”: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顶层设计的解读
何为实体“从宽”,是困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实践,并影响相应程序制度设计与改革目标实现的关键问题。既有试点实践基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的顶层设计,将其视为一个新的量刑情节做法,是该制度在当前推行中遇到诸多困境的重要症结所在。事实上,本制度在顶层设计上不仅要“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而且还要承载缓解社会矛盾、转型重刑主义刑罚观念、避免短期自由刑适用弊端等时代使命。由此,“认罪认罚从宽”并非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而是对接刑法中相应定罪量刑制度并需有实体立法突破的激励性从宽处罚制度。详细>>
著者:石经海、田恬 来源:《北方法学》2019年第6期 第37-44页。 2020-11-23
王永茜:论猥亵儿童罪中的“其他恶劣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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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王永茜 来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020-11-17
郝川、左智鸣:冲突量刑情节适用原则的反思
刑事个案中多个量刑情节冲突为常见事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图通过量化的量刑范式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引,如此做法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在责任主义的视野之下,有效区分预防刑情节和报应刑情节在个案中的作用与影响,坚持罪刑均衡原则、一般与特殊相统一原则及基本公正原则是解决量刑情节冲突的可行之路。详细>>
著者:郝川、左智鸣 来源:《法学杂志》2020年第4期 2020-11-17
李麒:认罪认罚从宽确定型量刑建议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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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李麒 来源:《检察日报》2020年10月28日第003版 2020-11-11
陈学勇:更高水平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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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陈学勇 来源:《人民法院报》2020 年11月6日第003版 2020-11-11
托马斯·杜夫、周子实:克劳斯·罗克辛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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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托马斯·杜夫、周子实 来源:《量刑研究》2019年第1辑 2020-11-05
魏晓娜:冲突与融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土化
“余金平交通肇事案”揭示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施行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冲突。冲突的根源在于立法态度暧昧不明,没有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从宽”逻辑。在以调查模式和层级模式为建构原则的中国刑事诉讼框架下,“协商”承载的是与之不相容的纠纷模式和同位模式的基本逻辑。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进一步本土化的问题。对此有两种处理方案,一是管控冲突的烈度,重新定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性质与功能,使之实现从“案件处理机制”到“案件查明机制”的转型;二是管控冲突的范围,为“协商”施加适用范围上的限制。详细>>
著者:魏晓娜 来源:《中外法学》(京)2020年第5期 第1211-1230页 2020-11-05
石志军、张海峰、李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野下的刑事速裁程序改革探寻——以Z市速裁程序试点实践数据为切入点
Z市14个基层法院两次试点期间的司法数据显示,随着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改革适用标准的调整和适用范围的扩大,刑事案件诉讼效率得到了提升,被告人权益得到了强化。但实践中仍存在如下突出问题:公诉机关启动程序的内在驱动力不足,适用率难以持续提升;值班律师定位不清晰,作用发挥不佳;控审职责边界不清,诉讼衔接问题多发;等等。这些导致被告人权益缺乏实质性保护。由此,后续改革需构建平等参与的认罚协商正当性程序,实行有限书面审理模式,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以上问题。详细>>
著者:石志军、张海峰、李冰 来源:《量刑研究》2019年第1辑,第212-226页 2020-10-28
冯骁聪:2018 年度国内量刑研究综览及展望
2018年的量刑研究,在相关主要领域均取得一定理论进展。在整体上呈现理论实践相得益彰、思辨色彩较为浓厚、实证研究方兴未艾、密切回应时代现实等方面的鲜明特色。展望未来的量刑研究,应当在超越现有局限的基础上,致力于刑罚教义的本土对接,形成更加面向社会现实的学术视角,并且优化重整研究方法,从而凸显作为“刑法理论缩图”的重要学术地位。详细>>
著者:冯骁聪 来源:《量刑研究》2019年第1辑,第229-244页。 2020-10-28
陈瑞华:论量刑协商的性质和效力
量刑协商可分为消极的量刑协商模式和积极的量刑协商模式,前者属于一种最低限度的量刑协商,后者则属于可产生积极效果的协商模式,有待于通过必要的制度保障而加以激活。嫌疑人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属于控辩双方量刑协商的结果对于法官的裁判则不具有必然的法律效力。未来有必要通过对不同程序的分流和幅度型量刑建议的推行,逐步完善法院的司法审查方式。对于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裁决,被告人提出上诉的,要根据控辩双方量刑协议的内容来确定是否构成程序反悔。律师当庭作无罪辩护的,不影响控辩双方量刑协议的效力。详细>>
著者:陈瑞华 来源:《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 202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