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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岚林:“柔性”矫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理论溯源与实践路径

发布日期:2020-10-07  发表于:《河北法学》2020年第10期  著者:李岚林  浏览次数:
“教育刑”“国家亲权”和“儿童利益最大化”等理论可以合理的诠释“柔性”矫正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在我国新颁布的《社区矫正法》里,“柔性”矫正的相关原则亦有具体的立法体现。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应当重视社会控制理论的应用,运用该理论“社会联系”中“依恋”“参与”“抱负”和“信念”四个要素,重新认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并分别从家庭治疗、社区融入、认知行为干预和重塑角色认同等方面矫正干预,充分发挥“柔性”矫正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效能。

   一、问题的提出

  “柔性”在《新华词典》中被解释为:“柔韧的、灵活的,可以改变或通融的。”可见,“柔性”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变化灵活和快捷的适应。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的刑事执行制度,当然具备刑罚的惩罚和威慑功能,我国《社区矫正法》[1]第4条亦明文规定:“社区矫正对象应当依法服从监督管理。”这体现出社区矫正作为刑事执行的“刚性”特性。但是,由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法律意义上有“质”的区别,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理念在国际上已达成共识,尤其体现在少年司法制度中,因为“少年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需要与成人全然不同的理念和规则来规范,继续用成人司法的标准来处置少年法律事务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居高临下、倚强凌弱的粗暴”{1}。因此,采取区别于成年犯的未成年人犯罪矫正措施,亦是联合国公约中“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司法体现,这些措施不能因为“成人社会”的话语霸权而遭到否认。质言之,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处遇应具备特殊的理念、特殊的法律、特殊的程序、特殊的机构和特殊的手段,而这一“特殊性”即可理解为柔性司法理念的体现。也就是说,在少年司法体系中应放弃成人司法中惯用的刚性司法理念,把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和健康发展作为少年司法的最高目标。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干预更应如此,在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时必须区别于成年矫正对象,采取针对性的矫正措施,遵循多元化矫正理念的“柔性”矫正策略,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矫治功能、教育功能、帮扶功能在未成年矫正对象中的积极作用。那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需要区别于成年犯采取“柔性”矫正是否有其理论依据?“柔性”矫正在我国《社区矫正法》现行规定中是否有所体现?“柔性”矫正在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实践中应当如何应用?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刑法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等相关理论出发,尝试探析上述问题,以期在我国“后社区矫正法”时代对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有效发展和实现法治化转型提供思路。

  二、未成年犯“柔性”矫正的理论溯源

  未成年犯是社会化的失败者,在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成长过程偏离了正常社会化的轨道,从作为“人”的需要考虑,他们是需要特殊保护的群体{2}。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只具有外在的或形式上的相似性,内在本质具有完全的“异质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犯罪的未成年人既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其犯罪行为根源于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不能按照成年人的标准去理解、评价、处置未成年人实施的与成年人犯罪有着相似外观的行为之意义和性质,亦不能采取和成年罪犯相同的矫正理念和措施。追溯未成年人犯罪矫正领域有关理论的冲突和演进,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未成年人采用“柔性”矫正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构建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正哲学体系。

  (一)从“报应刑”到“教育刑”

  犯罪学的发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古典主义犯罪学派,不同于前人对犯罪的宗教式和迷信式的解释,诸如犯罪是“违背上帝或神圣法律的罪恶”或“不道德的邪恶行为”,古典主义犯罪学派将犯罪理解为是在理性的自由意志支配下产生的行为,犯罪行为是理性人对风险(遭受惩罚的痛苦)与收益(通过犯罪获得的享受)权衡后做出的选择。基于功利主义原则,如果人们认为实施犯罪行为造成的痛苦大于刑罚处罚带来的痛苦,就会权衡利弊放弃犯罪,反之则会实施犯罪。所以必须提前以法律明文规定犯罪的法律后果,使人们能够事先预测犯罪后所受到的刑罚处罚带来的痛苦,从而预防犯罪,这即所谓的“报应刑”。

  报应刑的逻辑起点是假设人都是“理性”的,“理性人”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但在明知何为“对”何为“错”的情况下仍选择实施“错”的行为,故此应受到道义上的责难和刑罚上的惩罚。然而,未成年人由于其心智不成熟、社会化不足,难以符合“理性人”假设,更无法实现“意志自由”的“理性判断”,自然无法与成年人适用相同的理念和规则来规范,亦无法与成年人适用相同的惩罚措施来矫正恶习。可以看出,报应刑主义作为一种犯罪预防和矫正的理念,揭示了理性的、自我本位的个体通过计算利益得失而放弃犯罪动机的原因,而不具备“理性人”前提的未成年人当然无法通过“计算刑罚”来“权衡”犯罪的利弊得失。基于此逻辑,报应刑在未成年人犯罪矫正中是没有哲学依据的,未成年人不应当为他们的罪错行为受到报应和惩罚,只应得到教育和保护,让未成年人承担道义上的责难和惩罚自然也是没有依据和没有实效的。而将教育定位于刑罚的本质与目的,并在此基础上以教育理念贯穿和指导刑罚适用(行刑)全过程的“教育刑”{3}理念完全符合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本质特征,在此法理基础上,以“教育为本”的柔性矫正亦具备了理论依据。

  (二)从“罪责自负”到“国家亲权”

  罪责自负原则作为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涵义是犯罪人对自己的罪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刑罚不得连累无辜者。可见,刑事责任是一种严格的个人责任,只能由犯罪分子本人承担,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可株连,不能替代。但未成年人犯罪的“国家责任”否认了该原则在少年司法中的存在,成人司法中的“罪责自负”在少年司法中应被重新解读。根据少年司法中的“国家亲权”理论,国家亲权高于父母的亲权,国家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超越父母的亲权而对未成年人进行强制性干预和保护{4},避免未成年人因未得到有效监护和保护而陷入风险。这也表明,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国家、社会和家庭都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应该对未成年人犯罪处遇轻缓化。对未成年犯的从宽处罚,并非是对司法公正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破坏,而是因为国家、社会和家庭分担了一部分少年犯罪的责任,对未成年人理应从宽处罚。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称《北京规则》)第19条规定:“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是万不得已的处理方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的最短时间。”第29条第1款规定:“应努力提供帮助少年重获社会新生的半监禁办法,如重返社会训练所、教养院、日间训练中心以及其他这类适当的安排办法。”第18条第1款规定:“应是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由此可见,对罪错少年的刑事制裁是极其谨慎的,即使是短暂的剥夺自由的刑罚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也可能是重大的;并且根据“标签理论”,未成年人越早被标定为“局外人”,他们再次越轨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少年司法体系中“惩罚”是有严格限定的。同理,在少年司法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犯罪未成年人矫正领域,更应摒弃刚性的惩罚性措施,取而代之以教育感化为主的柔性矫正来寻求最适宜的矫正模式。

  (三)从“风险管控”到“儿童利益最大化”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犯罪风险作为一种极端的人为风险尤为需要控制和预防{5},“风险管控”成为犯罪矫正的首要目标,逐渐成为了刑罚执行领域的主流理论并占据重要地位。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将罪犯放置于社区中进行服刑的处遇方式,由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尚未消除,加之开放性的行刑环境使其对社会带来的潜在危害可能性更大,更需要保证矫正过程中的风险控制。而在传统矫正中对犯罪风险的控制主要通过消极预防和积极预防相结合的双向机制来实现。消极预防是通过行刑矫正的威慑机能使社区矫正对象和潜在犯罪人对法律规范形成尊重从而不敢违反;积极预防则是通过行刑矫正中的教育矫治使得社区矫正对象内心形成对规范的自觉遵守和接受从而不愿违反{6}。由此通过消极预防和积极预防双向预防机制达到对社会安全的防护。

  1990年生效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明确规定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从长远和根本来看,社会治理的功利需求和未成年人保护的道义责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也是消除社会问题的重要内容。但是,当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儿童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否应当将儿童利益优先考虑以达到“儿童利益最大化”?亦即,对于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而言,当犯罪风险防控的社会利益与保护未成年罪犯的权利发生冲突时,社会利益和儿童利益何者优先?对社会存在某种风险的未成年犯,社区是否应当为了使其得到更好地矫正效果而接纳他们在社区中服刑,并由此承担相应的风险?答案是肯定的。除了我国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和《北京规则》的签署国,应当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履行国际条约的义务外,社会理应为未成年犯罪造成的危害和风险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应当将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保护和健康发展作为矫正的最高目标,在这个目标下,基于“风险管控”的社会利益也必须做出让步,而不是超越这个目标。实际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就是对社会利益最好的保护,这也决定了即便是当代基于风险管控的社区矫正模式中,依然应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采取“柔性”矫正的逻辑基础。

  三、未成年犯“柔性”矫正的立法体现

  社区矫正制度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随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发展。在我国,由于人们思想观念、法制观念、行刑理念、传统行刑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较晚,长期以来对罪犯的改造主要以监禁刑为主。我国引进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后,自2003年开始在部分省市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2012年又在全国进一步全面实行[2]。2011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确立了社区矫正法律制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执行机构等基础性问题做出相应修改;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该法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布《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自此,我国正式进入社区矫正法治化时代。对于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柔性”矫正,除了有前文已述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外,在我国现今的“后社区矫正法”时代亦有规范性的原则体现。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载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我国现行宪法首次用一个概括性条款确认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规定写入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必然要求我国所有现行法律体系都应最大限度地尊重人权,最全面地保护人权。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人权更是应该得到保障。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强调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应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权、住宅权、通信权、婚姻家庭权、财产和继承权、知识产权、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受教育权、劳动权、文化活动权、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申诉权、控告和检举的权利、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诉讼上的相关权利等方面的基本权利。

  (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在我国的现有立法中,《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我国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以及事实上矫正工作应该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行为的习得既受生物学因素(如遗传因素和生理因素)的制约,又受到后天的经验环境的影响,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学习”,逐渐建立自己的精神结构和世界观,进而形成人格、能力和个性。尤其是对于14岁到18岁这个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不成熟,更易受社会环境影响而误入歧途。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家庭、学校、社会都应承担一部分相应的责任,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既是犯罪人,同时也是环境的受害者。未成年犯由于年龄尚小,思想尚未成型,更易于接受教育改造,更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完全可以通过教育的“后天习得”,重新构建健全人格。故此,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对未成年犯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潜移默化的教育,重塑其正向价值观,以非惩罚性的手段挽救失足少年,宽容地对他们实施矫正教育,促使其健康成长,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

  (三)区别对待原则

  《社区矫正法》第52条第1款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年龄、心理特点、发育需要、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家庭监护教育条件等情况,采取针对性的矫正措施。”该条第3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别进行。”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6条亦规定:“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这些法律规定均体现了对于未成年人矫正对象的区别对待原则,即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需要,严格按照与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分别进行的方式,对未成年矫正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思想、法治、道德教育和心理辅导等“柔性”矫正措施,充分体现矫正个别化的要求,促使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改过自新从而顺利回归社会。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尚未成熟,社会经验不足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与成年人一同实行社区矫正,其权益极可能受到侵害,成年人顽固的越轨观念和行为也可能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影响{7}。将未成年犯与成年犯区别对待,避免了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免受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不良影响,也有利于防止发生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不法侵害,方便开展区别于普通社区矫正的矫正项目{8}。

  (四)全面帮助原则

  我国《社区矫正法》第55条规定:“对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机构应当通知并配合教育部门为其完成义务教育提供条件。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年满十六周岁的社区矫正对象有就业意愿的,社区矫正机构可以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为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给予就业指导和帮助。”第56条规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应当依法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国家鼓励其他未成年人相关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依法给予政策支持。”第57条规定:“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与其他未成年人同等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有歧视行为的,应当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依法作出处理。”这些法律条文表明,为了保证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的再社会化,再就学、就业上协调各个有关部门实施“全面帮助”原则。

  在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过程中,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也是社区矫正制度的本身特点之一。在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实践中,不仅需要公、检、法、司等政法专职执法队伍,还可以广泛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吸纳社会上专业社工、志愿者、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基层群众性组织人员等共同参与发挥合力,全面帮助未成年犯,保证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专业知识,采取有益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柔性”矫正措施,帮助其改正犯罪恶习。除此之外,在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就学、就业、基本生活保障上,协调有关部门提供必要帮助。全面帮助原则不仅贯穿社区矫正整个过程,也体现在矫正结束后对未成年人以后生活、学习、发展等方面的关怀帮助和及时调查回访,帮助其顺利融入社会。

  (五)身份保护原则

  我国《社区矫正法》第54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和其他依法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对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未成年人身份信息应当予以保密。除司法机关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查询外,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档案信息不得提供给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获得的信息予以保密。”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保密制度是刑事司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依法对未成年人实行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必然会获得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份信息,这是正常工作需要,但为了避免标签化、污名化所产生的社会排斥,影响未成年人今后的就学、就业和正常生活,在进行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应当对其身份信息予以保密,不公开其身份信息,避免不必要的人员对此有所知悉,这一原则即“身份保护原则”。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实施身份保护,其目的在于避免未成年人被贴上“罪犯”标签,造成心理阴影,不利于其今后的社会融合。

  四、未成年犯“柔性”矫正的实践路径:基于社会控制理论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各学科专家针对这个问题在不同领域进行过研究。西方犯罪学理论研究渊源深远,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亦系统规范,运用多学科理论研究,形成了犯罪社会学派、犯罪生物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犯罪精神学派、犯罪人类学派等不同的学派。纵观众多犯罪学理论,美国犯罪学家特拉维斯·赫希于1969年出版的《少年犯罪原因》[3]一书中所提出的“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也称“社会联系理论”(Social Bonding Theory)[4],成为当代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地位最重要且引用最广泛的犯罪学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人进行违反社会准则的越轨与犯罪行为,当这种联系薄弱时,个人就会无约束地随意进行犯罪行为,因此,犯罪就是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薄弱或受到削弱的结果{9}。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会联系”(Social Bond),他认为个体犯罪是天生的,遵守规则却是后天习得的,个人与社会联系连结的强弱,是决定一个人是否遵守社会规范的主要原因。社会联系强即可阻止违反社会准则与犯罪行为产生,犯罪是个人与社会联系薄弱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人们不再受社会法律的控制与传统规则的教化时,则易倾向于犯罪。赫希认为“社会联系”的要素有四项:依恋(Attachment)、参与(Involvement)、抱负(Commitment)和信念(Belief)。社会控制理论中的“依恋”是指个人对他人、事物的注意和情感上的连结。当个人与他人之间产生的依恋越强,就越能够得到尊敬和认同。当个体依附于某一对象或团体时,就会在做出决定时考虑他人的情感和期待,这种感情联系越强烈,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就越有可能考虑其行为可能对这种感情联系带来的伤害;“参与”是指当个体集中精力和时间于某一活动时,投入到另一种活动的时间必然相对减少。在此概念下,参与即意味着个人将时间、精力投入于合乎一般社会所规定的传统活动,如学习工作、和家人相处、运动和业余爱好等,这样就会没有多余时间和心思从事越轨行为,于是便降低了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抱负”是指将时间、精力和努力投入到对传统目标的追求上。如果人们为了顺应传统的生活方式而花费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传统的生活、财产、教育、名誉等活动中,就不大可能从事危及其传统目标和地位的活动,因而也就不大可能从事犯罪活动。“信念”是指对代表共同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与道德观念的赞同、承认和接受。信念涉及个人对于其团体价值体系的忠诚和信任,当个体将社会化过程中的道德良知予以内化,并形成坚定信念的同时,越会顺从社会要求而遵守社会规范;相反,越是藐视法律和社会规范者,越是不易受法律和规则的约束从而破坏规则,从事越轨或犯罪行为。基于这一观点,当这种“社会联系”变得薄弱时,犯罪预防和犯罪矫正有义务承担起重建这一联系的诸要素所必需的责任。本文拟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从社会联系的四个要素“依恋”“参与”“抱负”和“信念”为逻辑起点,探索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采取“柔性”矫正的实践路径。

  (一)“家庭治疗”:增进情感依恋

  “依恋”在抑制和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依恋”分为三种:一是对父母的依恋;二是对学校的依恋;三是对同伴的依恋。家庭、学校和同伴是未成年人日常生活中最为密切的联系,是最为密切的依恋对象。未成年人与父母、师长、同伴之间若是自儿童期即长期处于依恋关系不佳的状态下,将会因此种生活中无效或负面的社会化过程,导致社会化不良而衍生低自我控制,致使偏差行为发生。此外,具有低自我控制特征的个体,他们的个人生活经验可能是短暂且不稳定的,家庭生活中父母和孩子没有形成有效的情感连结,在学校里没有良好的学业表现或师生关系不佳,其与同伴之间的交往也会是矛盾和冲突的{10}。家庭是通过血缘、婚姻或收养方式组成的生活共同体,是未成年人成长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对未成年人而言,家庭对其人格、价值观及行为习惯的养成至关重要。父母亲是子女行为的典范,子女从他们那里学会如何做人,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同时也学习他们的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生活习性、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在诸多实证研究中,除了社会控制理论外,运用其他诸如心理分析理论、社会解组理论或社会学习理论,都有非常丰硕的实证研究成果表明家庭因素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重要影响,如父母亲角色认知的偏差、家庭结构的异常、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家庭暴力等等。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罪错行为往往与其家庭因素关系密切,我国《社区矫正法》也规定:“应当根据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家庭监护教育条件等情况,采取针对性的矫正措施”。可见,根据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家庭监护教育条件,可以视需要介入家庭治疗。家庭治疗是指将家庭关系看成由多个亚系统组成的完整系统,由家庭治疗师通过改变家庭内部环境中成员之间不良的交往模式,改变家庭成员中个体的心理和行为问题{11}。对家庭进行心理治疗是一个基于观察、个案概念化和实施干预的过程{12}。对于需要进行家庭治疗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咨询师(通常是专职的社工)应该通过对其罪错问题的了解,邀请其家庭成员介入治疗。首先应该对其家庭进行评估,并与家庭成员友好协商,共同制定家庭治疗的干预策略,通过功能型家庭治疗、结构式家庭治疗、多维度家庭治疗或多系统家庭治疗等专业干预策略,经过数次心理干预后,改变其不良的家庭功能或结构,改进父母教养方式,帮助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增进与家庭的情感依恋,从而矫正恶性,回归社会。

  同时,在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家庭治疗过程中,对于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亦应强制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承担抚养、管教等义务。“监护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职责”{13},监护人有义务管教和矫正教育未成年矫正对象,这一义务是法定的,具有强制性。并且基于亲权之间的利益关联,监护人有抚养未成年矫正对象的义务。在我国《社区矫正法》中,对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法律也有相关的规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当督促、教育其履行监护责任。监护人拒不履行监护职责的,通知有关部门依法作出处理。”由此可见,社区矫正机构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监护人的监护活动有督促和教育的义务,必要时可以通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怠于行使监护责任的监护人,从而保障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最大化地保护未成年的利益,充分发挥监护人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中的作用。

  (二)“社区融入”:强化社会参与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区融入,具体是指在社区载体上,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通过社区交往,参与社区活动,享有社区服务,实现对新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适应,对新的角色认同,从而对社区有归属感。然而,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现象,并非单一因素可以实现,社区融入的目标即帮助未成年犯重返社会,如通过帮助就学就业、加强家庭联系、获得同伴支持,培训各项技能等,整合社区资源共同建立起挽救未成年矫正对象的配套体系,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按照社会控制中的“参与”理论,当个体集中精力和时间于某一活动时,投入到另一种活动的时间必然相对减少。以参与学习活动为例,学校是未成年人教育的重要渠道,增加未成年人对学校的依附,使其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参加学习这种符合他人期待和肯定的传统社会活动。在矫正过程中,使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重新建立起与学校、老师、同学(同伴)之间的紧密关系,可以发挥好学校教育和控制功能,这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和社会化有重要作用。具体来讲,对于处于上学阶段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学校不得开除其学籍,而应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并为他们犯罪历史和服刑现状保密;同时,教师应利用各种沟通渠道与他们沟通,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依恋关系,使他们愿意参与学校的学习活动,并借由学校的监督、管理和训练,施以专业的心理及行为辅导,以鼓励代替惩罚,提高未成年犯自我控制能力,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和价值感。

  除了增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对学校的参与和融入,对于年满十六周岁且具有就业意愿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应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和链接社会资源对未成年人提供就业帮助,包括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和推荐岗位等,帮助未成年人自食其力,使他们能够在工作或劳动中提升自我价值感,展现自我效能,从而控制与规范自我的偏差行为。我国《社区矫正法》也规定:“对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机构应当通知并配合教育部门为其完成义务教育提供条件。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年满十六周岁的社区矫正对象有就业意愿的,社区矫正机构可以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为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给予就业指导和帮助。”

  (三)“认知行为干预”:形成正向抱负

  根据“抱负”理论,如果一个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传统目标的追求上,他就越不可能从事越轨和犯罪行为,因为当一个人准备进行越轨行为时,他必须考虑为之付出的代价以及所冒的风险,甚至会使他失去在追求传统目标过程中的投入{14}。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追求学业、事业和社会交往上的成功是成长中青少年的重要梦想,也是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反映。美国社会学家托比(J·Toby)认为,如果一个孩子喜欢学校,重视学业表现,并经常得到父母和老师的鼓励,就会有“遵从危机感”(Stake in conformity),就不会有犯罪问题;相反,如果一个孩子未能形成“遵从危机感”,他就很可能依其原始本能行事{15}。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之网络的普及,各类新的休闲娱乐方式冲击着青少年的生活,而青少年由于其好奇心强、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以及猎奇的心理特性,许多人不愿意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传统的学习或工作等传统目标追求上。对于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来说,传统目标吸引力弱化、传统目标难以实现以及传统目标实现途径单一等原因都可以造成了他们对传统活动的兴趣减弱,而一旦失去对传统活动和价值观的抱负,则极易选择用违法犯罪行为来代替从事传统活动。从心理学和矫正学来讲,未成年犯由于缺失某种认知技能,所以不能以大众接受的方式来履行个人意愿,导致不断陷入困境。在风险和罪因性需求的情境下,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态度、认知和选择决定了他们矫正恶习的决心和是否会再次犯罪,具体矫正中需要采取认知行为干预措施,帮助他们树立对传统目标追求和奋斗的抱负,从而愿意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奉献在传统规范行为当中,减少从事越轨犯罪行为的可能性。

  认知行为干预是以美国心理学家阿伦·贝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展出的“认知疗法”为基础,与以沃尔普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们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开创的“行为疗法”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的一种系统性的心理干预方法。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过程是由情绪和行为共同决定的,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认知过程来改变自我观念,进而来纠正情绪和行为。行为疗法认为,行为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因此可以通过一些实际的操作方法来消退、抑制、改变和替代原来的不良行为{16}。认知行为干预则是二者的结合,通过矫正技术改变个人不合理的认知观念,从而纠正情绪和行为。未成年犯往往存在社会反向功能的思维,这些错误的思维方式,如认知扭曲、态度不端、价值观错位、信念缺失、认知技能水平低、决策力差、解决问题能力弱等问题,需要采取认知行为干预改变未成年犯的反社会思维模式,建立新的模式{17}。

  针对我国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特点,采取认知行为干预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干预措施:第一,社会交往技能矫正。如通过社会交往中的认知项目、情绪控制项目、与异性交往项目等提高未成年犯的社会交往能力,使其学会如何与他人有效且友好地交流、辨别与何人交往有益或有害,避免不当的错误归因以及解决交往不畅导致的暴力倾向等问题;第二,自我控制能力训练。如通过正念疗法、情绪疗法、非对抗性的苏格拉底式提问法等对消极思想进行自我监控,远离偏差,重新归因;第三,道德认知矫正。如通过关注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积极行为与自尊心,提高其道德与行为的自觉性,降低自私性,实现心理和行为的矫治{18};第四,理性化矫治项目。如通过改善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思维技巧,使用行为前思考替代已有的认知模式,使他们有更多的反思,对潜在的行为有更多的期望和计划,思维更具有理性和目的性。总之,通过认知行为干预,对未成年犯矫正和再社会化的过程中内化成正向抱负,形成正向的自我概念,包括内化的价值观、自我驱动力、高度的执著力等能与外在不当诱惑抗衡的力量,从而矫正恶习,实现社会融入。

  (四)“重塑角色认同”:保持坚定信念

  社会控制理论中的“信念”是决定个体是否从事偏差行为的重要因素,因为其越认可和信任社会规范时,越不可能从事偏差行为。社会有共同的约束与规范,以作为共同的价值、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的依据。如果社会成员不接受文化价值所树立的目标,或社会未能提供明确的社会规范来引导个体的行为,会使人们无所适从,形成无规范的状态{19}。通常来讲,合乎法律、习俗及道德的信念是一直存在且影响着个体,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讲,由于其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一旦遭遇所谓的“负向生活事件”如亲人亡故、父母离异、父母失业或家庭发生变故等,将会使其受到负面影响,进而导致紧张或愤怒情绪,由此失去一直以来信奉与遵守的“信念”,而失去自我控制从而发生偏差行为。一旦未成年人因触犯刑法被判处刑罚,在“罪犯”的负向标签下的未成年犯就会面临社会环境中的社会排斥,例如通过职业选择、受教育权利、社区融入及心理排斥等不同维度影响他们生活的社会支持系统及未成年人自身。负向标签下未成年犯角色认同过程中,在有前科的犯罪人被视为高危特殊人群的公众排斥(公众污名)环境下,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生活中社区矫正内外部相关人员直接或间接促使他们学习扮演罪犯的角色,加之社会排斥环境本身的影响,共同导致了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污名化,如此便动摇了遵守社会规范的“信念”,从而可能从初次越轨的“局外人”一步步走向“罪犯”甚至“累犯”“惯犯”的深渊,从而由公众污名到自我污名的角色习得并得到强化。

  由此,未成年犯罪人因为强化了自我污名的角色认同,就会产生消极的“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导致权利和权能的发挥产生障碍,这一障碍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个人和外部环境,严重影响未成年犯恶习的矫治。对于在社区中服刑的未成年犯,这种污名化的角色认同影响更为明显,来自各方的社会排斥也会更加直接。在矫正过程中,需要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增权”,即帮助其增强自我效能感、明确自我意识、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扩展社会参与,用“增权”后的“我”,替代作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被剥夺权利、被污名化的“我”,在矫正体系内部建立起尊重和接纳的关系,提供情感支持。增权模式通常分为个体主动增权和外力推动增权。个体主动增权模式,就是个体积极主动地增强自我能力建设,发挥个人潜能,注重从个体本身激发他的潜能,个体本身在增权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从而获得良好的自我认可和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外力推动增权模式,则是通过制度建设、资源供给、人际交往支持等改善个体所处的环境,强调外部力量的推动作用,扩大个体潜能的范围,激发和培养相关能力和技巧,帮助他们获得更多资源{20}。在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系统内部,通常由司法部门决定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角色内涵,社区矫正机构更新角色权责和期待,司法社工直接监管和规范角色行为,其他矫正参与者间接强化角色认知,各方共同作用促使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实现个体主动增权。在社区矫正系统外部,接纳和包容的家人、朋友等社会支持有利于淡化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殊身份表示,排斥、孤立的重要角色支持则会强化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标签,实现外部推动增权。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过程中,可以通过改变未成年犯所处的外在环境,激发他们的潜能,将社会行动与个体化视角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使他们获得正向的价值感并参与到正常社会活动中。

  由此可见,虽然塑造并强化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份意识”,是社区矫正重要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有利于矫正其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可以使其解矫后保持身份认同痕迹从而对以后选择守法行为产生影响,总体看来有助于维持社会安全和稳定。但这一切极有可能诚如卡斯东·斯特法尼所预见的:“我们用尽全力帮助犯罪人能够适应社会,他们本人也恢复了信念,但当结束刑罚时,真正的惩罚才刚刚开始,社会的排斥会使他们的全部生活都打上犯罪的烙印。”{21}根据特纳“角色理论”{22}的相关命题,角色扮演是一个修改、矫正的动态过程,因此可以协助这些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不断修改其原有标签化的角色认同,取而代之以更加个体化的积极角色认同。

  结语

  当前世界各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遇越来越向非刑事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的“柔性司法”方向发展。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是适合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的人道主义行刑方式;同时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过程中,采用与成年犯不同的“柔性”矫正的理念和措施亦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应当采取相对“柔性”的矫正理念和措施,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通过家庭治疗,增进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情感依恋;通过社区融入,强化个人对正常的社会传统活动的参与;通过认知行为干预,形成个体的正向抱负以对社会所提供的机会愿意付出努力;通过重塑角色认同,保持个人对社会法规和传统观念的尊重、信仰,使未成年犯愿意“依恋”父母和学校,可以“参与”正常健康的学习和社会活动,能够为此“抱负”而奉献时间,并在矫正过程中形成坚定的“信念”,从而矫治恶习重新回归社会。我国社区矫正在历经近二十年的发展后,由早期的“试点”到“试行”,再到目前全国“实行”,基本是以“法制治理”为指导方向,其着力点是完善社区矫正基本法律法规和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属于社区矫正在我国发展的“初级阶段”,该阶段任务目前已基本完成。然而,“法制治理”是刑罚执行的初级水平,远不能满足新时代法治社会的需要。《社区矫正法》的出台正式标志着“后社区矫正法”时代的到来,我国社区矫正开始由“法制化”向“法治化”转型。相应地,作为社区矫正重点工作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亟需积极应对此次转型,开启“法治化”的新时代,以《社区矫正法》为基础,逐步实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各项工作从“法制治理”向“法治治理”的转型和升级。

  (全文共15,912字)
    【注释】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法治社会背景下刑事禁止令在社区矫正中的应用研究》(17YJC820022);陕西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项目《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刑事法治》;本研究成果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201808765008)

  作者简介:李岚林(1979-),女,陕西商南人,西北政法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刑法学博士后,法学博士,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刑法学、社区矫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于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本法共63条,其中第七章中设立专章“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特别规定”。

  [2]社区矫正试行期间我国陆续出台的相关规范性文件有: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4年司法部制定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2005年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以及2009年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等文件。

  [3]该书中文版书名为《少年犯罪原因探讨》,吴宗宪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

  [4]或译为“社会键理论”“社会连接理论”。参见吴宗宪:《西方犯罪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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