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李山河:犯罪构成的性质:事实认识方法抑或规范解释模型
犯罪构成性质问题是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性和方向性问题。从事实与规范关系视角考察,目前世界范围内对犯罪构成性质的定位有案件事实认识方法与规范解释模型两种。从应然的立场,基于事实与规范关系的法理、犯罪构成理论的目标以及犯罪构成的实际内容等方面的考量,应将犯罪构成性质定位于刑案事实认识的方法而非法律规范解释的模型。这一犯罪构成性质的新定位有着法教义学的重大意义,体现在这一新定位能够深刻体现犯罪构成的本真、合理择定犯罪论体系建构完善的方向和路径、有效推进犯罪认定的司法实践等方面。详细>>
著者:李山河 来源:《政法论坛》2020年第2期第60-72页 2020-10-14
李岚林:“柔性”矫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理论溯源与实践路径
“教育刑”“国家亲权”和“儿童利益最大化”等理论可以合理的诠释“柔性”矫正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在我国新颁布的《社区矫正法》里,“柔性”矫正的相关原则亦有具体的立法体现。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应当重视社会控制理论的应用,运用该理论“社会联系”中“依恋”“参与”“抱负”和“信念”四个要素,重新认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并分别从家庭治疗、社区融入、认知行为干预和重塑角色认同等方面矫正干预,充分发挥“柔性”矫正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效能。详细>>
著者:李岚林 来源:《河北法学》2020年第10期 2020-10-07
梁根林、陈尔彦:中国死刑民意:测量、解构与沟通
基于三万余个样本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中国主流民意对死刑的认同已经发生了明显松动,不再绝对认同死刑,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已经无条件地支持或有条件地接受废除死刑。一旦提供了恰当的死刑替代措施,近八成一般性地支持保留死刑的民众转而同意废除死刑。应当运用沟通商谈模式对死刑民意进行理性引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文明和谐,发挥政治精英的关键少数作用,科学设计死刑替代措施,普及死刑知识,借助大众传媒平台,与民众进行沟通商谈,为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死刑改革奠定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详细>>
著者:梁根林、陈尔彦 来源:《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 2020-10-07
张亚平:认定诈骗罪不需要处分意识
处分行为是诈骗罪的必备构成要素,也是诈骗罪区别于盗窃罪的关键特征,但处分行为是否要求处分意识,则存在根本分歧。我国多数学者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但是此说面临的问题是,其内涵不清晰,内容不明确,难以实现其作为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个别化功能,不能明确区别诈骗罪和盗窃罪。诈骗罪的认定不需要受骗者具有处分意识。从受骗者的角度看,诈骗罪的核心要素包括两方面内容,即错误认识和处分行为。错误认识体现了作为诈骗罪不法特征的交往沟通的过程,处分行为只要求受骗者客观上直接转移占有,便体现了诈骗罪的自损性特征。详细>>
著者:张亚平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第169-178页 2020-09-29
石聚航:司法解释中的出罪事由及其改进逻辑
我国司法解释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出罪事由。从类型上可分为但书模式、罪后情节模式和预防必要性降低模式。然而,司法解释中出罪事由的逻辑存在一系列瑕疵,主要表现为:过度夸大但书的功能,导致构成要件的虚化;刑事政策不当渗透刑法规范引发出罪评价基准混乱;坚持整体危害评价的立场,导致现有的出罪事由无法有效解决共犯等问题。应当基于区分“不法与责任”“责任刑与预防刑”的立场,对司法解释中的出罪事由予以重构。详细>>
著者:石聚航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 第101-116页 2020-09-29
付立庆:“论轮奸的限制性认定”
刑法对轮奸的加重处罚规定是“严打”的产物,其根据存在疑问。为了与过重的法定刑相适应,有必要严格限制轮奸的认定,这除了需要将轮奸规定理解为结果加重犯之外,还需要考察强奸的实行行为的内容和性质。强奸罪虽一般被理解为复行为犯,但手段行为仅是预备行为,只有奸淫行为才是其实行行为。同时,奸淫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强奸罪属于亲手犯。轮奸这一加重法定刑的选择应该以发生遭受轮奸的法益侵害事实为前提,而各犯罪人的既未遂形态应个别判断。在轮奸认定上,要寻求刑法的基本立场、教义学逻辑和刑法的价值判断之间的融通。详细>>
著者:付立庆 来源:《法学》2020年第4期 2020-09-25
刘艳红:人性民法与物性刑法的融合发展
人性民法与物性刑法相生相成,两者都是整体法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法总则为引领的民法典,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并充满人性关怀,是为人性民法。刑法作为有形或无形的犯罪打击工具,具备物性或工具主义的形而上学本质特征,是为物性刑法。在公私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法治时代背景下,人性民法有助于强化刑法的人性色彩,并据以形成人道化的刑法立法、人本化的刑法制度、人文化的刑法解释,实现对物性刑法的人文化成。公私法的同源性与共通性决定了物性刑法对人性民法的发展也有着强化保障的重要作用。详细>>
著者:刘艳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第114-137页 2020-09-17
马春晓:区分行政违法与犯罪的新视角:基于构成要件之质的区别说
行政违法与犯罪的界分应当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完成,法益侵害的实质考量应内嵌于构成要件的目的解释、实质解释之中。违法性是行为与整体法秩序之间的冲突,而非单一刑法规范的违反。法秩序统一原则不影响构成要件符合性的独立判断。刑法在法益保护上的辅助性并非体现刑事不法判断的从属性,而恰恰是独立性。我国犯罪构成要件是定性与定量的统一,中外学理上形成共识的质与量二元区分的方法论,在我国表现为基于构成要件的质的区分标准,量的差异蕴含在质的区分中。详细>>
著者:马春晓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1期第81-98页 2020-09-17
石经海、时永超: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易制毒化学品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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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石经海、时永超 来源:《中国禁毒报》2020 年 9 月 4 日第6版 2020-09-09
曾文科:论毒品再犯规定中的“被判过刑”
关于《刑法》第356条中的“被判过刑”,应从毒品再犯从重处罚的根据、禁止重复处罚原则与文义边界三个角度进行实质理解。通过反面判断方法辨别是否重复处罚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即围绕涉嫌重复处罚的争议事实,考虑为了否定其中一项评价,在必要最小限度内应当取消哪些案件事实;再考虑取消这些事实后,另一项评价是否还能成立。若能成立,则不构成重复处罚;若不能成立,则属于重复处罚。同时构成一般累犯与毒品再犯的,应当从重处罚两次。详细>>
著者:曾文科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2020-09-08
陈泽宪: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唐雪案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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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陈泽宪 来源:《检察日报》2019年12月31日第3版 2020-01-12
程龙:再评陆勇案:在法定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之间
陆勇案中实质上是法律形式逻辑与实质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冲突。在处理陆勇案时,应当以法理而非情理为本位,在合法性解释的价值取向下,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体系化解释,得出符合国民期待的结论。但以非罪化处理的思路存有瑕疵与漏洞,难以妥当、周密地对出罪理由进行论证。因此,有必要从公诉裁量出发,以程序法方案即以酌定不起诉的方式对陆勇案加以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发挥犯罪的宣示性机能,间接保护医药生产商和病患利益,维护侦查机关的办案积极性;同时,对酌定不起诉的申诉权可以充分保障陆勇的合法权利。详细>>
著者:程龙 来源:《河北法学》(石家庄)2019年第1期 第73-85页 2020-01-01
张明楷 :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案的刑法适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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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张明楷 来源:正义网 2019-04-15
徐宏:共享单车“押金池”现象的刑法学评价
共享单车的押金模式由传统的“一物一押”变“一人一押”,又以“一人一押”破传统的“一用一押”,使得押金由传统的担保物权变身为金融产品,因而被诟病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解释无视“存款”概念对该罪所应具有的限制意义。详细>>
著者:徐宏 来源:《法学》(沪)2017年第12期 2018-06-08
屈学武:中国刑法上的免责机制反思
随着“不知法绝对不免责”的立法原则,逐渐由“不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可免责”的刑事立法例所取代,刑法责任主义所昭彰的刑法正义性,已日渐成为各国刑罚权得以发动的重要“根据”。在此背景下,我国近年来先后发生的系列“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刑法评价案所折射出的问题本质正是:刑法的威权性与刑法的正义性即功利主义的与责任主义的刑法观之抵牾。但刑法的功利主义与责任主义并非绝对的二律背反:二者相互冲突也相互依存并促进。而上述系列碰撞也表明:我国现行刑法依然坚守的绝对的“不知法不免责”的刑法规制已然滞后。详细>>
著者:屈学武 来源:《法治研究》2018年第1期 2018-03-27
陈兴良:刑法指导案例裁判要点功能研究
“指导”的内含非常丰富,包括参照、示范、引导、启发、规范、监督等多重含义,需要进行全面理解和把握。随着指导案例的逐渐累积,裁判要点成为司法规则的重要载体,并且进入法学研究的视野。通观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13个刑法指导案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案例的裁判要点,是司法机关此后应当参照适用的规则。详细>>
著者:陈兴良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 2018-05-31
叶小琴、赵忠东:立法与司法的互动:以650份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刑事判决书的定量分析为例
以2014-2016年判决生效的650份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判决书为样本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出台后,随着网络向纵深发展,静态的刑法文本并不能涵盖复杂的犯罪样态,存在处罚漏洞。司法机关在罪刑法定原则约束下谋求处罚必要性与文字核心含义距离之间的平衡,通过解释法律弥补处罚漏洞的作法有“造法”之嫌。详细>>
著者:叶小琴、赵忠东 来源:《法治社会》(广州)2017年第3期,第30-39页 2018-04-13
刘本露交通肇事案
行为人因无证驾驶导致交通事故,受伤在医院治疗时,其谎报身份,且拒不向公安机关如实交代肇事经过,其行为是否构成肇事逃逸。详细>>
著者: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 来源:《刑事审判参考》2012年第4集(总第87集) 2018-03-10
李长战故意杀人、抢劫死刑复核案
行为人出于报复心理,与同案犯共谋抢劫、杀害被害人。行为人除向同案犯提供相关信息外还驾车将同案犯送达犯罪现场。之后,同案犯暴力劫取财物并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行为人并未直接实施杀害被害人的行为,能否认定行为人在此次犯罪中系主犯。详细>>
著者: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法庭 来源: 2017-12-29
花荣盗窃案
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携带凶器进入受害人家中实施盗窃行为,能否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判处行为人有期徒刑。详细>>
著者: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2014)沪二中刑终字第285号 2017-12-29
卫梦龙、龚旭、薛东东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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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来源:最高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第36号 2017-12-28
董亮等四人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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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来源:最高检指导案例第38号 2017-12-23
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时间从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时起算。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详细>>
著者: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第71号 2017-12-23
合同诈骗罪的特殊类型之“两头骗”:定性与处理
在“两头骗”中,存在前后两个欺骗行为:行为人通过第一个行为骗取财物以后,又以此为工具,实施第二个欺骗行为。“两头骗”并不是两个欺骗行为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两个欺骗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两头骗”具有民刑交叉的性质,其法律关系较为复杂。详细>>
著者:陈兴良 来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4期 2017-12-13
王钢:德国近五十年刑事立法述评
自1969年德国刑法大改革至今的五十年间,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非常频繁。整体而言,德国立法者在过往半个世纪中日趋侧重功能主义的积极刑事立法观,导致德国刑法逐步从传统法治国背景下的法益保护法和市民防御法转向以社会控制为主导的国家干预法和社会防卫法,造成了诸多难以与现有法律体系和学说理论相协调的象征性立法。我国应当从德国近五十年的刑事立法中吸收其先进经验,对其中的弊端也要引以为戒。详细>>
著者:王钢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20年第3期 第94-112页 2020-06-04
姜敏:危害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比较研究
危害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均产生于启蒙思潮,且二者核心要素的内涵均指向“利益”。利益的范畴和内涵的差异,决定了两个原则的运转目标、价值诉求和功能的差异。危害原则具有的批判和反思功能,使其成为刑法立法的伦理工具,而法益保护原则以教义学路径对注解刑法规范提供智识。基于此,应把超越实证法且具有自由法治血统的危害原则,作为刑法立法的正当化根据。 详细>>
著者:姜敏 来源:《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 2020-03-20
桥爪隆:论盗窃罪中的占有 |王昭武译
被害人占有财物,是成立盗窃罪的前提。有无这种针对财物的事实性支配的占有,应根据社会一般观念进行判断,以占有的事实这种客观状态为中心,同时补充性地考察占有的意思。具体而言,(1)对被害人排他性支配的场所内的财物,能认定被害人的占有;(2)被害人虽忘记拿走财物,但能马上恢复对财物的直接性支配的场合,能认定被害人占有的持续;(3)在被害人有意识地将财物放置在特定场所的场合,宜承认被害人的占有。盗窃罪与侵占罪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自己是否存在占有,而在于是否侵犯了对方的占有。详细>>
著者:桥爪隆 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1期第172-186页 2020-01-15
姜敏:正当防卫制度中的“城堡法”:渊源、发展与启示
中国于欢案和美国“于欢案”的比较均应置于两国对应的法律框架中进行。美国类似案件所依据的是其正当防卫中的“城堡法”,而依“城堡法”的规定,司法对其或不起诉或作出无罪处理,几乎没有悬疑和分歧。借美国刑法正当防卫中的“城堡法”这一微观之角,反思我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而产生的要义是:我国正当防卫的立法应根据不同侵害对象或法益进行类型化,确立“防卫权本位”价值取向,并应为司法确立明确的判断标准,从而避免正当防卫的司法判决严重违背国民规范意识和差异较大的结局。详细>>
著者:姜敏 来源:《法学评论》(武汉)2018年第5期 第47-60页 2020-01-12
李永升:我国与域外刑法总论的研究内容和体系述评
关于世界各国刑法总论的研究内容和体系,无论是从我国新旧刑法颁布前后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世界各国刑法研究的情况来看,它们的侧重点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因此,对于这一问题加以研究,不仅可以弄清它们之间的共通性,也可以弄清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使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刑法发展的走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 详细>>
著者:李永升 来源:《海峡法学》 2019-12-13
苏永生: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在德国刑法理论上,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理论主要经历了费尔巴哈、李斯特和罗克辛三个发展时期,但始终未能突破李斯特所设定的“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的著名论断。在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时,德国刑法理论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刑事政策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运行,相应地,严格区分了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功能及思考方式,且前者优先于后者。详细>>
著者:苏永生 来源: 2018-11-10
张桂荣、刘富斌:美国各州矫正政策新趋势
为减少刑事司法给犯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司法成本效益,支持罪犯顺利重返社会,美国各州自2009年开始,对量刑和矫正政策进行改革,大多数州都通过了旨在减少监狱人数,扩大和改善社区监管,改善罪犯重返社会效果并将持续的数据驱动式分析纳入政策制定过程的法律。2014年和2015年,在数据驱动式研究和分析成果指导下,有46个州启动了至少201项法案、行政命令和公投议案,以变革其量刑与矫正系统的一个或多个方面。详细>>
著者:张桂荣/刘富斌 来源:《犯罪与改造研究》(京)2017年第11期 2018-05-04
李倩:“中断医疗型”安乐死在德国的刑法教义学考察
安乐死在中国是否可以允许,是法律界和伦理界一直争论的话题。主流观点是否定实施安乐死,认为安乐死是以协助的方式终结他人生命,侵害了病人享有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应该按照故意杀人罪来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疑似安乐死案件,是不能简单地根据故意杀人罪来定案的。德国刑事司法实践将安乐死分为“中断医疗型”安乐死、主动直接安乐死、间接安乐死。详细>>
著者:李倩 来源:《北方法学》(哈尔滨)2017年第5期 第61-71页 2018-05-01
郭自力:论美国刑法中谋杀罪的几个理论问题
美国刑法中的谋杀罪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而不是简单的“故意杀人”。谋杀罪的理论不是单纯的刑法理论,它吸收了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尤其是医学方面的知识。为了对谋杀罪进行正确的定罪量刑,必须掌握谋杀罪理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尤其是存在第三人或被害人的介入因素时;人的生命从何开始,即胎儿是否可以作为“人”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胎儿是否可以作为谋杀罪的对象;如何准确认定行为人的杀人行为是基于恶意的预谋,以衡量其刑事责任。详细>>
著者:郭自力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2018-03-24
郭栋磊:日本规范违反说之规范本质学说述评
在德国刑法理论中,违法性的实质、实质的违法性、不法的实质是完全不同,但是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范畴。而日本学者在建构自己的刑法理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个性:首先,学者通常将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放置在违法性的实质的问题域中探讨,这和德国的刑法教义学是偏离的;其次,日本理论将规范违反说和法益侵害说与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几乎可以替换使用,这也和德国通说有别;再次,关于规范违反说中的“规范”的理解,当代日本持规范违反说立场的学者,在理论上逐渐将社会伦理主义逐出犯罪论,有往德国通说回归的趋势。详细>>
著者:郭栋磊 来源:《刑事法评论》第39卷(2017年) 2017-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