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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萌、夏培芳、张宇航:犯罪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脱离机制

发布日期:2020-06-24  发表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2018年第4期 第17-24页  著者:张萌、夏培芳、张宇航  浏览次数:
犯罪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并不完全一致,道德推脱为解释这种脱离提供了视角。以犯罪青少年的道德推脱为切入点,对比犯罪青少年与普通男女青少年差异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道德合理化、有利比较、责任转移、歪曲结果和去人性化等道德推脱的5个维度上,犯罪青少年的得分不同程度地显著高于普通男青少年或普通女青少年;而在道德推脱的责任扩散维度上,未表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

 

  一、研究背景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困扰社会的一大难题,诸多学者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特征问题进行过探讨,这些心理特征涉及犯罪青少年的人格、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多种因素。[1-2]纵观这些特征,不难发现,研究较多关注各因素的独立内容,缺乏对于各因素间关系的探讨。很多青少年犯罪的案例表明,犯罪青少年的心理特征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比如有的是错误的观念导致了错误的行为,这种情况相对容易理解;有的即使是观念无错,却因为行为控制能力欠缺而依然产生错误行为,表现出一定的心理与行为相脱离的现象。[3]道德观念是心理认知的重要成分,道德推脱为解释犯罪青少年道德观念与犯罪行为间的上述脱离关系提供了一种视角。

  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最早是由班杜拉在社会认知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指的是一种个体用以分离自身非道德行为与内在价值标准,以避免道德自我制裁的认知机制。[4]在国内,有学者将其译作道德推脱,代表人物有杨继平等;[5-6]也有学者将其译作道德脱离,代表人物有潘清泉等。[7-8]不论是哪一种翻译方式,都体现出这个术语的同一解释功能:为何道德认知会与行为发生脱离,即使个体做出错误行为时也没有明显痛苦。因为“推脱”比“脱离”更能反映个体的主观意识,且国内该领域以“道德推脱”为名的研究成果明显偏多,故本研究采用“道德推脱”的说法。

  虽然有关道德推脱的研究肇始于对成年人负性事件的解释,但是国内外的道德推脱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少年领域。[9]有研究表明,道德推脱水平会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而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14至20岁),[10]这使得对于青少年道德推脱的研究更具价值。此外,道德推脱也表现出了性别差异,研究表明,男性的道德推脱水平要显著高于女性。[11]

  目前针对青少年道德推脱的探讨主要采用问卷法,班杜拉等人开发了最初的道德推脱问卷,[12]该问卷在西方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内学者潘清泉等人结合我国的国情,按照科学的问卷修订程序,对班杜拉等人编制的道德推脱问卷进行了修订,经过检验,问卷的信效度达到了心理测量学标准,表现出良好的适用性。[13]

  道德推脱作为一种影响道德行为表现的内在机制,与个体的道德问题行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即使个体头脑中持有某种正确的道德观念,但是处在具体情境之下,也不一定做出与之相对应的行为,特别是青少年错误行为的发生,往往不完全是青少年不了解相关的正确道德观念,而是出现了观念和行为之间的脱节,道德推脱恰恰可以帮助个体减少这种心理和行为脱离给个体带来的内疚感。班杜拉等人就发现,儿童的道德推脱与其攻击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14]佩尔顿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儿童的道德推脱、攻击行为和罪错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15]国外针对少年犯的研究也表明,在道德推脱上,少年犯要显著高于普通青少年。[16]

  由此可见,道德推脱能够为青少年问题行为提供一种道德认知与实际行为何以背离的解释,国外的研究已经从犯罪青少年群体身上获得了相关证据支持,目前国内对于青少年道德推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普通青少年,缺乏对于犯罪青少年群体的考查。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拟考查我国犯罪青少年群体的道德推脱状况,通过比较其与普通青少年群体的道德推脱异同,对其违法犯罪原因特别是心理与行为的脱离做出解释,以期提出更有效的心理矫治策略,真正促进其转化改造,早日回归社会。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犯罪青少年、普通男中学生和普通女中学生三组研究对象,通过施测道德推脱问卷,对其进行问卷调查。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最终研究对象包括三部分:河南省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犯罪青少年79人,均为男性,平均年龄17.68岁,平均入所时间0.27年,平均刑期3.12年;某中学高二年级普通男生90人,平均年龄为17.8岁;某中学高二年级普通女生57人,平均年龄为17.9岁。可以看出,三组青少年基本保持了年龄的同质性,可以进行组间比较;犯罪青少年入所时间较短,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原生道德推脱特征。为行文方便,下文分别将上述三组研究对象简称为犯罪组、普男组和普女组。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上文所述的潘清泉等人修订的青少年道德推脱问卷,问卷修订自班杜拉等人的道德推脱问卷,包括6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3道题目,整个问卷共计18道题目,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研究对象在每个题目(维度)上得分越高,说明其相应的道德推脱情况越严重。本研究计算道德推脱问卷各维度的得分,作为不同组别道德推脱的代表值。

  (三)研究程序

  研究分三个阶段进行,由研究者到不同地点主持道德推脱问卷调查。

  第一阶段,研究者进入某未成年犯管教所,对犯罪青少年进行问卷预测试,保证被测试群体明白问卷调查内容,能够做出恰当回答。同时,保证测试流程的科学化。鉴于该未成年犯管教所押犯数量较少且年龄偏大的事实,未将该阶段收集到的数据纳入最后的统计分析。

  第二阶段,由研究者进入某高中,在安静的环境中,以班级为单位,对三个班级的学生进行了道德推脱问卷的团体施测。统一发放并当场收回问卷,问卷的平均作答时间为10分钟。最终共收集到90名男生和57名女生的有效数据。

  第三阶段,由研究者进入河南省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该所押犯数量较多,符合组间对比条件的犯罪青少年数量充足。按照已确定的测查要求和测查流程,对相关犯罪青少年进行团体施测,平均作答时间为10分钟。最终共收集到79名犯罪青少年的有效数据。

  (四)数据的管理与处理

  通过施测道德推脱调查问卷,共获得226名不同类别青少年的相关数据。采用SPSS22.0和AMOS22.0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为证实道德推脱问卷的适用性,在进行正式的统计处理之前,基于所获得的数据,对道德推脱测量问卷进行了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所采用的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符合相应的心理测量标准;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经过模型修正,得到与潘清泉等人研究相一致的结果,即本研究的道德推脱同为六因素模型,模型拟合指标达到了相应统计学标准。这表明本研究采用的问卷符合相应的心理测量标准,能够作为测查青少年道德推脱的工具。

  (一)青少年道德推脱的描述性统计

  青少年在道德推脱问卷各维度的得分及相关关系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以看出,三组青少年在道德推脱问卷上的总体平均分相对较低(除责任扩散外,其他维度得分均值均小于中值3),说明青少年整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较低。道德推脱问卷大部分维度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仅有责任扩散维度与其他各维度两两之间未表现出显著相关,事后也证明三组青少年在责任扩散维度上未表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

  (二)不同组别青少年在道德推脱问卷各维度上的得分差异

  三个组别青少年在道德推脱问卷各维度上的得分情况如表4所示。

  犯罪组、普男组和普女组在道德推脱问卷各维度的大部分得分均小于中值(M<3),仅在个别项目上得分大于中值。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犯罪青少年,还是普通青少年,在道德推脱各维度的得分均相对较低,表现各异。

  为具体考查犯罪组、普男组和普女组三组青少年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基于表4中的数据,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对三组青少年在道德推脱问卷六个维度上的组间差异进行了考查。

  可以看出,三组青少年在道德推脱问卷道德合理化、有利比较、责任转移、歪曲结果和去人性化5个维度上,表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p<0.01)。这说明,三组青少年在上述5个维度上差异显著。但三组青少年在责任扩散维度上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为进一步确定各组青少年在上述存在差异的5个维度上的具体差异情况,对三组青少年的组间差异进行了事后检验(LSD)。结果表明,在道德合理化维度上,犯罪组得分显著高于普女组(p<0.001),犯罪组得分显著高于普男组(p<0.01),普男组得分显著高于普女组(p<0.001);在有利比较维度上,犯罪组得分均显著高于普男组和普女组(p<0.001),普男组和普女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在责任转移维度上,犯罪组得分显著高于普女组(p<0.001),犯罪组得分显著高于普男组(p<0.05),普男组得分显著高于普女组(p<0.01);在歪曲结果维度上,犯罪组得分显著高于普女组(p<0.001),犯罪组得分显著高于普男组(p<0.05),普男组得分显著高于普女组(p<0.01);在去人性化维度上,犯罪组得分显著高于普女组(p<0.05),普男组得分显著高于普女组(p<0.001),犯罪组和普男组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四、讨论

  (一)犯罪青少年的道德推脱表现

  犯罪组、普男组和普女组在道德推脱问卷各维度的大部分得分均小于中值(M<3),仅在个别项目上得分大于中值。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犯罪组青少年,还是普通组青少年,在道德推脱各维度的得分相对较低,在道德推脱上未表现出严重问题。即使如此,不同组别的青少年还是在道德推脱各维度上表现出了差异。

  在道德合理化上,犯罪组的得分显著高于普通青少年组,普男组的得分显著高于普女组。首先,犯罪组和普男组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普女组,表现出了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杨继平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在发生错误行为时,县生更倾向于对其进行重新解释,使伤害行为看起来是合理的。不论是犯罪组,还是普男组,作为男生,其道德推理关注的重点是“理”,自利性归因倾向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男生的道德认同感要稍低于女生,虽然他们也知道何为道德,但是也知道存在其他可能性解释,因而缺乏对道德的真正内心认同。当错误行为发生时,会利用别的解释理由来降低涉事道德对自己的“惩罚”程度。女生在道德判断时更多地关注“情”,如果道德标准是合理的,错误行为又给当事人带来了伤害,那么,女生就不会再给错误行为找其他道德借口解释。其次,犯罪组的得分又显著高于普男组,这说明,即使同为男生,犯罪组的道德合理化推脱水平仍高于普男组。对于犯罪青少年而言,他们比普男组的道德认同感更低,更容易从道德观念体系中找到推脱的“合理”理由,并善于利用这些理由来降低对自己错误行为的惩罚程度。

  在有利比较上,表现出犯罪组的得分显著高于两组普通青少年,两组普通青少年未表现出差异。这表明,犯罪组青少年在错误行为发生时,比普通青少年更倾向于将其与更有害的行为进行比较,让原本不可接受的错误行为变得看似可以接受。犯罪组青少年认识到多种错误行为的存在,在诸多错误行为中,他们知道错误程度高低,因为缺少道德判断底线意识,他们更倾向于用更错误的行为来为现有的行为开脱。而普通青少年群体所经历的错误行为数量相对较少,且存在一定的道德底线意识,在错误行为发生时,即使意识到可能有更错误的行为存在,但还是会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责任转移上,表现出与道德合理化相同的结果,即犯罪组的得分显著高于普通青少年组,普男组的得分又显著高于普女组。责任转移是个体将自己所做出不当行为的责任推给他人承担,而自己从中解脱。结果表明,责任转移首先存在性别差异,这说明,当不道德事件发生后,在涉事主体人员既定且责任相对可以界定的情况下,女生比男生更容易承担责任,而男生更容易推卸本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男生在这种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更容易自我保全,将自己置身事外。男生理性思考较多,也有更多的理由来推脱属于自己的责任;女生感性思维较多,当面临责任承担时,往往会选择主动承担,而不是回避。犯罪组的责任转移水平显著高于普男组,这说明,即使同为男生,犯罪组比普男组更倾向于明哲保身,更善于找到理由来推卸本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这与二者在道德合理化上表现出差异的解释趋同。

  三组青少年在责任扩散上的得分均在中值附近,均高于他们在其他5种道德推脱维度上的得分,但三组青少年在此维度上却未表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这说明,不论是犯罪青少年,还是普通青少年,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责任扩散问题上的道德推脱表现相一致,这样的表现可能是一种属于该年龄阶段青少年的整体性特征,属于他们的共同问题。还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自我意识较为强烈,当面对由集体引发的错误行为时,如果周围涉及的犯错人数很多,他们往往从自身角度出发,寻找推卸自身错误的理由,也会因自认集体人多需要“平均错误”而产生较为明显的去个性化,继而去降低他们自己在群体中应该担当的责任,努力将责任扩散到所在集体的其他人身上,而不是主动承担本该自己也有份的群体责任。

  在扭曲结果上,犯罪组得分显著高于普通青少年组,普男组得分又显著高于普女组。扭曲结果是对错误行为结果的歪曲,通过变化对结果的解释角度,减少不良后果带来的内疚和自责。在对不良后果的歪曲解读上,犯罪组青少年明显高于普通青少年,他们对错误行为特别是其后果的界定,往往较为宽泛,善于从多种角度给不良后果找新的解释。结果表明,男女两性也存在这种差异,较之女生,男生表现得更心安理得地为不良结果寻找别的解释,而不是主动承担因自己主观错误引起不良后果的责任。

  在去人性化上,表现出了显著的性别差异,犯罪组得分显著高于普女组,普男组得分显著高于普女组,而两个男生群体之间却未表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去人性化是对事件中的被害人贬低化,通过将其“非人化”,降低对其伤害带来的内心不适感。和女生群体相比,两个男生群体更多地表现出对他者非人化看待的倾向,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给他人带来伤害的可能性。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男女两性不同的道德判断侧重:在道德判断时,女生较之男生更多地关注关心和同情,而男生更为看重事件的结果。这种效应的存在,使女生可能会更尊重他者的人性,从而降低了去人性化程度;男生可能为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而忽视甚至放弃他者的人性,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去人性化。

  综上所述,在道德推脱的6个维度上,不同组别的青少年表现出三种类型的差异:犯罪青少年的得分均显著高于两个普通青少年组(道德合理化、有利比较、责任转移和歪曲结果4个维度);男生组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组(去人性化维度);三组青少年未表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责任扩散维度)。

  (二)对犯罪青少年再教育的启示

  1.对犯罪青少年道德推脱的认识

  道德推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个体为何在错误行为上表现出认知观念和实际行动的脱离。就本研究的结果而言,犯罪青少年在道德合理化、有利比较、责任转移和歪曲结果4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普通青少年组,体现出犯罪群体与普通群体的差异,表明犯罪青少年更善于运用以上4种机制对错误行为进行推脱;而犯罪青少年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并没有和两组普通青少年同时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即使是犯罪青少年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其道德推脱水平并非全部高于普通青少年,他们有的道德推脱成分得分较高可能是由客观的道德推脱性别差异引起,有的道德推脱成分得分较高可能是由青少年群体在特殊年龄阶段的共同问题引发,并非犯罪青少年身上独有。因此,需要理性认识犯罪青少年的道德推脱问题,既要认识到犯罪青少年在道德推脱问题上的特殊性,也要看到他们在该问题上的一般性。

  虽然犯罪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相对比较复杂,道德推脱也仅为他们开脱违法犯罪事实提供借口,但是道德推脱却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某些犯罪青少年言行不一而犯罪的原因,帮助了解青少年犯罪的复杂成因。在司法实践中,也可以通过了解犯罪青少年道德推脱的发展特点,对其实施有针对性的再教育和循证心理矫治,促进其转化改造,助其重归社会。

  2.对犯罪青少年道德推脱的心理矫治

  道德推脱在犯罪青少年认知和行为偏离中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对犯罪青少年进行相关心理矫治,有利于增强其转化改造。

  (1)增强犯罪青少年的道德认同

  道德认知不等于道德认同,道德认同可以发挥个体的认知和行动的动机效能。对犯罪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不单单要让其掌握相关道德知识,形成对应的道德观念,更要让他们从内心认同这些观念。如果思想道德教育仅仅落实为道德认知,不能形成道德认同,那么知道的道德观念越多,越能让犯罪青少年为自己可能的错误行为找到推脱的借口,也因此而负面助长他们的道德推脱。这就需要在对犯罪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采用他们理解的方式方法把相关道德知识植根到他们的脑海里,使其内化为他们道德观念体系中的一部分,真正从内心认同这些道德观念,成为指导他们行动的动机效能。只有这样,才能把道德观念落实到行动中,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2)提高犯罪青少年的移情水平

  移情是个体对他人感受的体察与同情,体现为设身处地理解他人处境的能力。移情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移情能力显得更为重要,直接影响着个体的人际交往。道德推脱一方面与认知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情感有关系。移情能力高可以使个体摆脱自我中心主义,克服损人利己的思想,减少对他人利益的损害。移情能力高的个体,往往可以做到与他人换位思考,而不是一味地从自己的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也因此较少发生道德推脱。[17]因此,对犯罪青少年进行情感教育,利用合适的方法开展移情训练,有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人际关系观念,从多元视角认识人际冲突,适时站在他人角度上考虑问题,以此减少道德推脱发生的概率。

  (3)采用团体心理辅导的形式集体训练

  道德推脱主要是在个体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时出现,因此,对于道德推脱的训练不能仅仅搞个体训练,使其失去针对问题的背景,丧失问题依附性。作为一种较新的心理咨询方法,团体心理辅导既可以对众多个体进行心理辅导,更快地导致积极改变的发生[18];也契合道德推脱面对的真实问题背景,在团体活动中解决因人际互动带来的道德推脱问题。利用团体间的互动,开展针对道德推脱问题的团体心理辅导训练,既有利于训练方式创新,也有利于高效解决问题。如果说上述的道德认同和移情训练为帮助犯罪青少年降低道德推脱提供了内容素材,那么团体心理辅导则提供了方式方法。内容和方法的创新结合有助于最终的道德推脱问题解决。

  (4)促进犯罪青少年的人际关系修复

  道德推脱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后天的环境对个体的道德推脱影响较大,而个体的人际互动模式可能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因素。犯罪青少年群体最主要的人际交往体现在家庭关系中。要改变犯罪青少年的道德推脱状况,需要提升其人际交往水平,修复其家庭关系,以减少因亲情关系不畅对其造成的道德推脱影响。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儿童的道德推脱,帮助犯罪青少年进行亲情修复,修缮其与家人特别是和父母的关系,可以有效地修正其错误的人际沟通方式,提高他们认识自己、家人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能力。同时,训练他们掌握必要的人际沟通技能,克服错误的人际交往观念,不为自己错误的人际沟通方式寻找借口。

  (三)后续研究展望

  本研究采用国内修订自国外的成熟道德推脱问卷,通过设置普通男女青少年对比组,对犯罪青少年的道德推脱进行了考查,得到了有价值的结论。即使如此,不得不承认,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不断提升。

  一是本研究三个组别的青少年虽然各自的人数数量均符合统计学大样本量大于30的基本要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样本的总体特征,但是,因为种种限制,各组的样本容量还是相对偏少,同时,所取的样本代表性有待增强。从这层意义上讲,本研究只能算对犯罪青少年道德推脱的特点做出初步的定性解释,以引起业内重视,后续还需要不断增强研究力度,提高研究结论的概括性。

  二是本研究的犯罪青少年仅仅选取了男性犯罪青少年,而未选取到女性犯罪青少年。这使得即使有普通男女青少年作为对比,对于犯罪青少年道德推脱特点的说明也缺少了一定的说服力。虽然男女青少年犯罪的人数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为了解犯罪青少年道德推脱的整体特征,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适当补充对犯罪女青少年道德推脱的考查,以应对日渐变化的女性青少年犯罪新形势。

  三是本研究仅仅是对犯罪青少年道德推脱研究的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只是描述犯罪青少年道德推脱的现象,与更深入的解释、预测甚至控制等科学研究功能还相去甚远。从这层意义上说,需要对犯罪青少年道德推脱的前因变量和后衍变量进行更为深入的考查,以此确定犯罪青少年道德推脱产生的前因后果,为更好地对犯罪青少年进行循证心理矫治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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