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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菲:美国矫正型少年司法的科学回归
发展型少年司法

发布日期:2020-08-27  发表于:《青少年犯罪问题》(沪)2020年第3期 第57-66页  著者:夏菲  浏览次数:
发展型少年司法是美国继矫正型少年司法、严惩型少年司法之后出现的最新的少年司法模式,其以有关青春期个体生理、心理发展的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成果为基础,重申刑事司法体系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应当区别对待,要关注青春期个体的特殊性。同时,认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与保障公共安全并重以及宪法正当程序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重要性。

  根据美国科学院2013年发布的报告,美国少年司法经历了四次变革,分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革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正当程序改革阶段,20世纪80、90年代的严惩未成年犯罪人阶段以及21世纪开始的新的反思、变革阶段。[1]最新的变革从形式上看和第一次变革有相似之处,重申刑事司法体系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应当区别对待,然而其社会背景、理论基础及具体制度有较大差异,不是简单的历史回归,有学者称其为发展型少年司法(Developmental Juvenile Justice)。

  一、美国矫正型少年司法的兴起与衰落

  (一)矫正型少年司法的兴起

  1899年,美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在芝加哥设立,至1925年,美国每一个州都设立了专门的少年法庭。[2]这种针对未成年犯罪人个体特征施以治愈性处置的、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当时具有全球领先性,为很多国家所借鉴、学习。此项变革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的一部分,改革的核心理论依据是“儿童权益(Children’s rights)名义下的”“国家亲权(Parens Patriae)”理念。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家庭是父权制单位,家庭中父亲具有绝对统治地位,正如国王在其领地中的地位,孩子只是父母(特别是父亲)的私有财产。[3]虽然“国家亲权”法则在16世纪就经由英国衡平法院而开始对家庭中需要特殊帮助的人员施以援手,但这种干预仍极为有限。[4]因此,家庭中儿童的成长完全由其父母负责,公权力一般不介入。

  然而,儿童完全属于父母的观念在进步主义时代受到挑战。首先,对于父权的合法化依据从早期的宗教神授变化为国家制定法,从父母天然地拥有对其子女的各种权利转变为父母的权利是基于其对子女所尽的抚养义务。其次,诸如废除奴隶制、女性获得独立法律地位并更多就业、公共教育的发展、大量移民等美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也对家庭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至19世纪末,儿童成为社会改革者关注的焦点。[5]在进步主义改革者推动的“拯救孩子”运动中,“国家亲权”以制度化形式被确认。随着强制接受公共教育、禁止使用童工等法律的颁布,父母不再具有对其未成年子女所有事务的决定权。在司法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少年法院体系的建立。

  少年法院的设立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对“国家亲权”理论的实践与捍卫,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二元”刑事司法体系,并对未成年人“罪错”采用“矫正”方式予以处置,而非惩罚。正如1905年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法官所言:(少年司法体系的)目的不是惩罚,也不是监狱监禁,而是采取比父亲对孩子那种管制更严厉一些的措施,在每个个案中措施的严厉程度要依据个案中个体的具体需求而定。[6]波士顿少年法院法官朱利安·林赛(Julian M. Linsey)充满激情地宣称:政府的责任不是决定某个男孩或女孩构成何种犯罪,而是了解他的生理、心理和道德状况、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不是惩罚和改造而是对其负责;不是压制而是发展,让他成为合格的公民而不是犯罪人。[7]

  依照1899年4月21日伊利诺伊州通过的《少年法院法》,纳入少年法院管辖的儿童包括16岁以下的罪错儿童以及无人抚养儿童、被忽视儿童。1925年美国缓刑协会发布的《少年法院标准法案》建议少年法院管辖所有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案件,至20世纪中期,2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以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立法采纳了此建议。[8]

  对于罪错儿童,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采用一种与成人法院不同的、非正式的、谈话式的方式,法官根据罪错儿童的实际情况做出针对性的处理决定,主要是保护性、矫正性措施。根据美国劳工部儿童局1927年发布的有关少年司法最早的全国性数据显示,在42个少年法院正式处理的2万多起少年罪错案件中,案件被撤销的为35%,被采取观护措施的占39%,进入少年矫正机构的占15%。另外,据推算,正式处理的少年罪错案件不到案件总数的四分之三,也就是说还有不少案件是法官或者观护人以非正式方式处理。[9]

  矫正型少年司法以心理学对于个体心理发展研究理论为基础,认为儿童尚处于心理不成熟阶段,其与成人犯罪在主观恶性方面是有本质区别的。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未成年人的身份是社会的孩子,而不是成年犯罪人那样是社会的敌人,政府的利益和孩子的权益是一致的,少年法院履行的是类似于父母的职责,不是追责或惩罚,因此不需要像成年法院那样采用对抗制等正式程序。然而,恰是少年司法最具特色的非正式、特殊化程序使其后来备受诟病。

  (二)矫正型少年司法为严惩型少年司法所取代

  “保护”为宗旨、盛行一时的矫正型少年司法在20世纪中期开始受到各方质疑,之后又因为青少年犯罪数量上升、美国整体刑事政策变化而最终发生巨大转向,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严惩型少年司法阶段。

  批评者对矫正型少年司法最初的质疑恰恰也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进步主义改革者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美好的,但是少年司法实际运行的情况却与理想有很大差距,这种巨大落差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少年矫正机构中。大部分少年教养学校(reform school)、训练学校(training school)采用的是与监狱管理类似的威吓、压制模式;所谓取代报复、惩罚的矫正、挽救仅仅是口头承诺而已。[10]

  矫正型少年司法在程序上没有采取成人刑事案件中的对抗制,律师辩护、陪审员庭审等都不适用。其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罪错少年在少年司法中获得的不是惩罚,基于惩罚为最终结果而设计的诉讼程序对罪错少年不适宜。然而,当大部分罪错少年最终和成年犯罪人一样是在“监狱”服刑时,非正式程序的合理性显然就失去了根基,各界对于少年司法体系中被告人缺乏宪法正当程序保障这一弊端纷纷予以批评。美国最高法院在1966年肯特案(Kent v. United States)中肯定了批评者的观点:有证据显示,被指控违法的儿童所获得的是两个司法体系中最糟糕的待遇:既没有成人刑事司法体系中的正当程序保护,也没有少年司法体系承诺的关护和成长指导。[11]次年,最高法院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尔特案(Inre Gault)判决,明确少年法院在审理少年罪错案件中要保证被告人基本的宪法正当程序权利以及公正待遇,包括知情权、获得辩护律师权,不得自证其罪,质证和交叉询问以及申请上诉审查权,[12]此后最高法院又有若干判例进一步规范少年司法的宪法性程序。[13]

  当少年司法程序逐步向普通刑事法院靠近,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就受到了挑战。更为糟糕的是,矫正型少年司法原来向社会承诺的治愈罪错少年、防止其再犯也被证实没有实现。根据一项由斯坦福研究中心主持的针对哥伦比亚特区犯罪问题的研究报告,1965年进入少年司法体系的人员中61%是第二次被法院处理,42%是第三次。[14]由此引发关于少年法院存废之争。[15]虽然,独立的少年司法最终得以保留,而且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大部分被指控犯罪的未成年人仍然是在少年法院体系中被处理,但其目的以及所依据的理论已经不如之前那样清晰,矫正少年司法模式实际上已经以失败落幕。

  与此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青少年犯罪数量不断上升,1965至1980年间,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和杀人犯罪的数量都成倍增长,1986年至1994年间呈现第二次高峰。[16]这其实是美国整体社会治安状况发生变化的局部体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犯罪数量持续上升,电视的普及使公众对犯罪的恐惧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特征,犯罪问题是普通大众关注的焦点,也因此变成政治活动中的重要话题。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任总统,不久就提出“向毒品开战”,美国的刑事政策整体转向严厉打击犯罪,此后历届总统候选人都害怕被公众指责对犯罪太软弱而坚持严惩模式。在这种大背景下,严惩少年司法模式顺其自然地取代了矫正模式。

  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严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扩大普通刑事法院对未成年犯罪案件的管辖范围;少年法院对自身管辖案件的处理更为严厉。在传统矫正少年司法体系中,对于18岁以下未成年人案件,法官仅将极少数、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案件移送普通刑事法院,而且需经少年法院审查才能最终决定移送,即通过司法弃权(judicial waiver)来实现。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很多州立法明确规定涉案未成年人达到一定年龄或者实施某类犯罪的,必须由普通刑事法院管辖,即法定弃权(statutory waiver)或者由检察官决定向哪类法院起诉,即起诉弃权(prosecutorial waiver)。即便是传统的司法弃权,少年法院放弃管辖的年龄也不断降低,大部分州为13至14岁,对于谋杀等严重犯罪,个别州甚至可以将10岁、12岁的儿童移送普通刑事法院。[17]根据美国少年司法与少年犯罪预防局(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OJJDP)2011年发布的一个专门报告显示,45个州的法律规定了司法弃权,29个州有法定弃权,15个州规定有起诉弃权。

  据统计,2007年约有8500名未成年人经司法弃权从少年法院转至普通刑事法院受审,这个数字在1994年时最高,达13100人,而这并不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在普通刑事法院受审的总人数。2007年时,有13个州规定少年法院受理案件的被告最高年龄为16岁甚至15岁,也就是说在这些州,被告是16或者17岁未成年人的话,案件直接由普通刑事法院管辖。另外,在规定有起诉弃权的州,检察官可以直接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起诉至普通刑事法院。关于后两种情况的数据,由于没有完整的报告统计,没有准确数据。但是2007年六个州报告的非经司法弃权而由普通刑事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就达5096件。[18]有研究估计,每年在普通刑事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最多可达25万件。[19]

  当未成年人在普通刑事法院受审,其所获刑罚就与成年人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最高法院在1988年汤普森诉俄克拉何马州案(Thompson v. Oklahoma)中否决了州法院对一名15岁少年的死刑判决,认为对16岁以下个体适用死刑违反宪法修正案第8条和第14条。[20]次年,最高法院在史丹佛诉肯塔基州案(Stanford v. Kentucky)中正面肯定了大部分州有关对于16、17岁个体适用死刑的合宪性。[21]

  在少年法院中,法官办案理念和诉讼程序也更接近普通刑事法院。法官关注的是“犯罪行为”而非“犯罪人”,即做出决定的依据是罪错少年的犯罪行为性质、严重程度以及其是否有前科,而不是罪错少年的个体需求。许多州有关少年司法的立法中充分体现“严惩”政策,改变以往少年法院多采用不确定刑的做法,对某些犯罪规定强制性最低量刑标准并扩大定期刑适用范围,对于一些严重犯罪施以更严厉处罚甚至是长期监禁,将实施严重犯罪或多次犯罪的罪错少年置于成人监狱服刑等。在程序方面,1984年最高法院审理的沙儿诉马丁案(Schall v. Martin)认定,少年法院对罪错少年适用审前羁押是符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要求的,是合宪的。[22]少年法院越来越像普通刑事法院的一个分支,让犯罪人“罪有应得”(Just Deserts)也成为少年司法体系的工作目标之一。

  二、发展型少年司法是对矫正型少年司法的科学回归

  虽然学界对于少年司法向严惩模式发展一直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进入21世纪后,政界、法律执业群体以及普通公众普遍开始反思严惩模式。一方面,包括未成年人犯罪在内的美国整体犯罪数量下降为各界理性思考犯罪问题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严惩刑事政策的种种弊端充分显现。

  (一)严惩型少年司法模式负面效果显现

  严惩模式的结果必然是将导致更多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体系,其中实施较严重犯罪或者特定犯罪(如毒品犯罪)的未成年人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相应的有更多未成年人被羁押于少年矫正机构或成人监狱。据统计,1999年美国各执法部门共逮捕涉罪未成年人约280万,其中占较高比例涉罪原因的是盗窃、一般打架斗殴、毒品犯罪和违反秩序行为(如流浪、违反宵禁规定等),与1988年相比,几大类严重犯罪的逮捕数量上升了35%。[23]

  在处罚方面,1973年1月1日至1998年10月31日间,有164名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被判死刑,1999年有14名未成年人被判处死刑。[24]更多的未成年人被判处不得假释无期徒刑,也就是所谓的终身监禁。据统计,未成年人实施杀人犯罪的,其被逮捕与被判处不得假释无期徒刑之间的比例在1980年至1993年间为1%至2%,1994年至1999年间持续上升,1999年为11%,[25]至2007年,有2484个未成年人在服此刑罚,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对未成年人适用不得假释无期徒刑的国家。[26]

  关于青少年被羁押情况,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审前被羁押;二是法院判决后的执行。根据统计局就1997年10月29日单日的统计数据显示,约有10万余名21岁以下青少年在少年矫正机构,其中26%是审前羁押,76%是执行判决,极少量是自愿进入机构;1992年至1996年间,根据36个州提供的数据,每年经普通刑事法院判决入狱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在5千到6千人之间,其中约60%是侵犯人身权利犯罪;22%是侵犯财产犯罪;11%是毒品犯罪。[27]

  大量采用监禁处罚,对实施某些类型犯罪的未成年人处以极刑,这种完全忽视未成年人特殊性、有违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做法遭到国内外儿童权利保护者的强烈批评。然而,儿童权利保护是进步主义改革的旗帜,在司法领域的实践后来被证实是失败的,因此对政治家而言很难有说服力。真正触发新一轮改革的因素是有关严惩型少年司法成本收益计算以及生物学、心理学专家对个体青春期生理、心理发展的科学研究成果。

  (二)科学研究为发展型少年司法理念形成提供理论基础

  21世纪初,华盛顿州立法部门委托华盛顿州公共政策研究院从成本与收益角度对州少年司法体系进行评估。该项研究的结论是:华盛顿州未成年人犯罪自90年代初以来持续下降,但是少年司法体系的费用持续上升;监禁刑惩罚可以降低犯罪数量,但是成本较高,而采用以科学评估为基础的干预项目(Evidence - based Intervention)可以在减少州政府开支的同时有效防止再犯。[28]之后,其他许多州也有类似实证研究,不仅证实监禁未成年犯罪人成本高,而且在预防重新犯罪方面没有什么成效。纽约州的报告显示,用于少年矫正机构中个体的年均费用约为21万美元,而对1991年至1995年间少年司法体系中被处理人员的跟踪调查显示,有62%的人被再次判定有罪,45%的人在释放后3年内重新被监禁。[29]

  另一个更为重要、影响力更大的研究领域是个体“青春期”问题。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不成熟,这似乎是为公众普遍认同、无需论证的常识。然而,近二十余年来,美国心理学、医学及生物学家关注“青春期”发展研究,以科学方法证实青春期个体与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存在差异,很多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这些研究结论已经为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及政治家所接受,成为少年司法改革以及新政策形成的科学依据。

  关于“青春期”问题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成果一直以来都是少年司法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研究在方法上采用实验、实证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更具体化,如对青少年在进行危险行为、寻求刺激、长远观发展、对权威的态度、自我控制力、同龄影响、做出决定的过程等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医学界对青春期个体的脑部结构和神经发育研究兴起。研究证实,人的大脑结构,特别是皮质至20岁早期仍然在向成熟发展,神经纤维通路在儿童晚期和青春期逐步发育成熟。[30]心理学家则利用大脑发展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青春期个体在做决定,特别是承担风险问题上的抉择取向。其结论是,虽然青春期个体的认知能力已接近成人,但其做出决定的过程仍然与成人不同,心理成熟进程比认知发展更为缓慢,在做出决定方面的年龄差别反映的是青春期个体和成人社会的情绪差异,这种差异在青春期中期仍然存在。在计算风险回报率时,青春期个体和成年人的最大区别可能不是对风险的计算,而是对回报的计算,青少年更看重风险带来的回报,即更愿意冒险,这与青春期神经生物性变化有关。[31]由此可见,青春期个体的违法犯罪问题与其特定年龄阶段的生理、心理特征密切相关,大部分人在获得稳定的自我认知、对未来有更多关注并具有成熟的判断力后就会停止犯罪活动。

  上述关于青春期个体大脑和心理发展的理论在21世纪初为最高法院所认可,在有关少年司法最重要的三个判决中,法官均强调了要注重未成年人发展性的特征,在刑罚适用上应当与成年人相区别。

  2005年最高法院在罗珀诉西蒙斯案(Roper v. Simmons)中认定对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适用死刑违宪。犯罪人西蒙斯犯罪时17周岁,审判时18周岁,依照密苏里州法律规定,犯罪人犯罪时为17周岁以上的,在普通刑事法院受审。被告犯罪手段非常残忍,在入室盗窃被女主人发现后将其捆绑投入河里淹死。而且其在案发前就扬言要杀人,并宣称因为自己未成年,所以可以逃脱法律制裁。最高法院做出该决定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有关“青春期”研究成果,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认为,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三个方面有显著区别:未成年人发展不成熟,特别是在责任感方面;未成年人容易受到同龄群体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个性尚未定型。因此,在承担刑事责任方面,未成年人和成年人要区别对待。[32]

  2010年最高法院在格雷厄姆诉佛罗里达州(Graham v. Florida)一案中认定,依据“禁止残酷和非常刑罚”之宪法原则,禁止对非杀人犯罪未成年人适用不得假释无期徒刑。除了从罪刑相适应原则、各州实际情况等角度进行分析外,肯尼迪大法官再次提到了未成年人在身心发展上与成年人的区别,并援引美国医学协会有关未成年人在青春期晚期大脑仍然在发展以及美国心理协会提出的未成年人比成年人更容易实施危险行为的研究结论。[33]

  2012年的米勒诉阿拉巴马州案(Miller v. Alabama)进一步明确,即使是杀人犯罪,对未成年人适用强制性不得假释无期徒刑是违反宪法原则的。大法官艾蕾娜·卡根(Elena Kagan)在陈述其理由时再次肯定了上述判决中对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殊性的观点,并指出,法官在量刑时要考虑年龄因素,特别是由年龄本身决定的身心特征。[34]

  (三)发展型少年司法内涵及近期主要改革举措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丽莎白·斯科特(Elizabeth S. Scott)提出的发展型少年司法以公正惩罚(fairpunishment)和有效减少犯罪(cost - effective crime reduction)为目标,以下述三个基于研究形成的认知为基础:青春期个体实施犯罪行为与其身心不成熟有关,因此其罪责性比成年人小;由于不成熟,青春期个体容易卷入犯罪活动,但大部分会随着其发展成熟而远离犯罪;社会认知与互动对个体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矫正项目要有家庭、社区参与。[35]由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身心成熟性方面有区别,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的存在仍然是合理的,但是少年法院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同样要遵守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据罪错少年的行为及个体刑事责任能力做出不同的处置决定。少年司法体系对于大部分罪错少年是以发展型矫正项目帮助他们度过向成人发展的转变期,而对于那些年纪很小就实施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要有强有力的干预,防止其发展为惯犯。斯科特教授还提出,关于少年法院管辖案件的范围从未成年人年龄角度看一般宜为犯罪时10岁至17岁,但法院作出处理决定的年龄可以延长至24、25岁,对于转为普通刑事法院管辖的案件应当是15岁以上、以前因严重暴力犯罪被处理过的。[36]

  美国科学院提出的发展型少年司法的三项基本原则为:青少年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政府和社会各界应有效预防罪错青少年再犯,同时对于进入刑事司法体系的青少年应确保其获得公平待遇。[37]刑事司法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干预不再是单纯的“保护”,而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并且需要为此承担相应责任。在处置上结合其身心尚未成熟的特征,以科学的个体危险性和发展需求评估为基础,主要采用社区和家庭参与的矫正项目,必要时采用监禁措施。同时,对于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未成年人要确保其获得律师代理、具有参与诉讼的能力等各项程序性权利。

  显然,发展型少年司法以发展心理学、脑发育理论为科学基础,坚持矫正少年司法模式所主张的刑事司法应当区别对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但不是简单地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保护性处置,而是要在坚持宪法原则和刑事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力图实现公正处理未成年犯罪人并兼顾社会公共利益。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变化主要还是对严惩型模式的纠正,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减少对未成年人适用最严厉的惩罚。自米勒案至2015年,有6个修改立法,完全禁止对未成年人适用不得假释无期徒刑,使有类似立法的州达到15个,[38]其他州则严格限制其使用,一般仅对极个别被认为其杀人犯罪与青春期身心变化没有关联的未成年人犯罪适用。2016年,最高法院在蒙哥马利诉路易斯安纳州案(Montgomery v. Louisiana)中明确2012年米勒案的决定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要求各州为那些犯罪时未成年而被判处该刑罚的人犯提供申请假释的机会。[39]这也就意味着,不仅对未决的未成年人犯罪案尽量不适用不得假释无期徒刑,还要就在执行的案件进行审查。

  二是将部分身份犯罪去罪化。长期以来,很多未成年人因为轻微违法行为而被少年法院处理,比如逃课、饮酒、逃票等。而被卷入刑事司法体系的未成年人往往会面临很多负面影响,包括被逮捕甚至羁押带来的不良体验以及由此给未来就学、就业造成的困难。近几年,一些州立法将此类行为去罪化。德克萨斯州2015年9月1日开始生效的新立法将逃学界定为民事违法行为,对此类行为的处理强调家长管理职责,只有那些在短期内多次逃学的未成年人才会交由法院处理。密歇根州2018年1月1日生效的法律将未成年人首次非法持有酒类界定为民事违法行为,再犯的才构成轻罪。2016年加利福尼亚州立法则将逃票行为界定为行政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40]

  三是扩大少年法院管辖权。在严惩型少年司法模式时期,很多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各种形式转移至普通刑事法院管辖,近期的改革则是反向回归,主要方式是州立法提高少年法院管辖案件的未成年人年龄上限。至2015年,有4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将该年龄界定为17周岁。[41]纽约州和北卡罗莱纳州于2017年立法将该年龄从15周岁提高到17周岁,并于2019年开始生效执行。

  四是改革执行方式,更多采用经评估有效的社区矫正项目。很多实证研究显示,将未成年人监禁于少年矫正机构或者成人监狱根本起不到有效矫正或预防再犯的作用。[42]而关于“青春期”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也再次证明与家庭成员、同龄群体交流互动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剥夺父母监护而由国家机构来履行“国家父权”应当是最后采用的手段。一些州尝试改革少年矫正机构的空间环境和管理模式,将原来那种规模庞大、以简单监禁为主的场所改为小型的、强调心理评估治疗、教育以及与家庭成员经常见面交流的散状分布的机构。联邦和州政府在资金投入方面也强调,对那些经实证评估有效的项目予以倾斜。

  三、美国少年司法模式演变带来的启示

  (一)独立少年法院的出现在美国具有现实必要性

  美国独立少年司法体系的出现固然是进步主义改革者大力推动的结果,但是这一倡议之所以能够获得立法者和大众的认同,与其刑事法体系自身的特征密切相关。

  首先,独立少年司法体系建立之前,美国各州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低,进步主义时期,儿童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的处遇问题凸显。美国各州的刑法或者依照普通法传统以7岁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有些州则规定为10岁或者12岁。[43]因此,那些违反刑法的儿童就与成年人一样被逮捕、审判并在监狱服刑。这种状况经由进步主义改革者公布于众,自然引起公众关注与同情。改革者提出的建立一套不同于成人的少年司法体系显然具有必要性、合理性。也正是因为独立少年司法体系的建立,美国各州刑法有关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规定没有大的变化。依据美国国家未成年人辩护中心(The National Juvenile Defender Center)所做的最新统计,在美国各州(地区)中,有22个州(地区)的法律就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最低年龄做了规定,有两个州规定的是12岁,一个州规定的是11岁,十三个州(地区)规定的是10岁,一个州规定的是8岁,两个州规定的是7岁,一个州规定的是6岁;剩余一半以上的州(地区)没有就最低年龄做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下,一般会默认普通法传统,即最低年龄为7岁。[44]

  其次,美国刑法中犯罪概念广泛,且少年法院还管辖未成年人身份犯罪,法院管辖案件数量巨大。美国各州刑法规定有所不同,但基本都分为重罪、轻罪、违法类犯罪,后两类中有很大一部分在我国是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而由行政机关直接查处。1996年美国少年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近180万件,身份犯案件16万多件,分别比1987年上升了49%和101%。[45]2010年,美国少年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近140万件,身份犯案件约13.7万件。[46]

  相较而言,我国法院审理的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要少得多,2018年不到3.5万件,从历史上看,案件数量最高峰是2008年,逾8.8万件,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47]因此,我国少年司法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方向必须结合我国刑事法律特色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情况。

  (二)传统矫正型少年司法的失败源于其若干基本观念上的错误

  以少年法院为中心的矫正型少年司法是进步主义改革者“拯救儿童”运动中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变革,然而所谓以非刑罚方式帮助罪错少年改变思想和行为方式,实际上却难脱惩罚属性。从这一点上来讲,其失败早在严惩型模式盛行前就已注定。有评价认为少年法院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其观念而非执行,[48]这确实直击要害,进步主义改革者在实现其理想的过程中犯了若干严重错误。

  首先,过度依赖刑事司法体系,使其集犯罪控制和社会福利功能于一身,结果却是两头落空。刑事司法体系的功能是发现犯罪,惩罚犯罪人,最大程度上实现人们对正义的诉求。就现有的司法资源而言,仅实现此一项功能尚且远远不足,需要通过辩诉交易等牺牲程序正义的方式保证效率。矫正型少年司法强调少年法院的社会福利功能,这显然超出了刑事司法体系所应承担、所能承担的功能范围。其结果是,这个以原有刑事司法体系为基础创建起来的独立少年司法体系在本质上还是犯罪控制体系,却又因其倡导的对犯罪人要予以“保护”而遭到公众质疑。

  其次,盲目相信人的作用,摈弃正当程序之制度保障,最终反而侵害了未成年人基本的宪法权利。少年法院案件审理的经典模式是法官以慈父慈母的态度面对罪错少年,并最终根据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原则做出相应决定,是谈话型、教育型的模式。的确,在改革浪潮中涌现出一些极有爱心的法官,但是少年司法体系是包括警察部门、观护机构、法院、矫正机构在内的庞大体系,缺乏制度监督,最终,罪错少年获得了刑事惩罚却没有刑事诉讼权利。

  第三,在理念上单纯强调保护未成年人权利,制度设计中却未将儿童与青春期未成年人区别对待,忽视了社会公众的安全需求。进步主义运动的杰出成之一就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将儿童与成人区别开,儿童被描述为无辜、弱小的群体,是需要予以保护的。青春期未成年人在这种二分法体系中也被归入儿童行列。这种划分明显忽略了一个事实:接近18岁的青春期个体犯罪与年龄小的儿童犯罪,其在罪责性上是有区别的。[49]上世纪70~80年代,公众指责少年法院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太过仁慈,这些“超级掠夺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重新犯罪率高,对社会造成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州在立法中明确少年刑事司法体系要兼顾儿童福利和公共安全,在1984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未成年人法》中明确将保护公共安全作为少年司法体系的首要工作宗旨。[50]

  (三)少年司法发展与变革必须注重科学性

  美国最新发展型少年司法在基本内容、制度设计等方面与传统矫正型少年司法有较多不同,但有一个相同的认知前提——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不同,其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也类似——尽量少使用监禁惩罚,就基本理念而言,可以说是对矫正模式的回归。在这个进程中,科学研究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普遍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并更多采纳医学、生物学研究成果。

  有关青春期问题的研究是近二十年美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的重点领域。虽然发展心理学早就有相关结论,但是近期的研究多用实验、实证方法就具体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尤其是关于青春期个体的脑结构与脑神经发育,这种通过核磁共振等仪器检查获得的结论因其直观性而更具有说服力。

  严惩型模式的推行以否定矫正模式为前提,这个过程也伴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矫正模式实际运行中存在的弊端。在犯罪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政府没有选择改进矫正模式而是启动严惩模式,这个转变却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因此,本轮改革也汲取了上一次转变的教训,不仅仅是对严惩模式的纠错,而且是以科学结论为依据的新发展。

  【注释】*夏菲,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Reforming Juvenile Justice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3,pp.33-45.

  [2] Id.p.34.

  [3] Barbara Woodhouse, Who Owns the Child?Meyer and Pierce and the Child as Property, 33 Wm.& Mary L. Rev.995

  [4]张鸿巍:《“国家亲权原则”的衍变及其发展》,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5期。

  [5] Barbara Woodhouse, Who Owns the Child?Meyer and Pierce and the Child as Property, 33 Wm.& Mary L. Rev.995(1992),p.1040.

  [6] Commonwealth v. Fisher, 213 Pa.48,LEXIS 372,p.6.

  [7] Julian W. Mack, The Juvenile Court, 23 Harv. L. Rev.104(1909),p.107.

  [8] Charles L. Chute, The Juvenile Court in Retrospect, 13 Fed. Probation 3(1949),p.5.

  [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Children’s Bureau, Juvenile - Court Statistics, Based on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42 Courts, http://fggi3694aff19a034184b2b3531a0e95330bsoccbx00cpk5b6qnq.fbch.oca.swupl.edu.cn/ojstatbb/njcda/pdf/jcs1927. pdf, 2020年2月26日访问。

  [10] Albert Deutsch, Our Rejected Children,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50,p.xix, 162.

  [11] Kent v. United States, 383 U. S.5411966 U. S. LEXIS 2015,pp.14-15.

  [12] In re Gault, 387. U. S.11967 U. S. LEXIS 1478.

  [13]具体内容参见姚建龙:《美国少年司法变迁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改革及其借鉴》,载《求是学刊》2009年第3期。

  [14]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Crime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1966),p.773.

  [15]姚建龙:《美国少年司法严罚刑事政策的形成、实践与未来》,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3期。

  [16] Barry C. Fe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uvenile Court -- Part II: Race and the CrackDown on Youth Crime, 8 Minn 4. L. Rev.327(1999). p.362.

  [17]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tional Report Series, Juvenile Justice: A century of Change, http://fggiba65fa6a190647a5801c01c197f92b4dsoccbx00cpk5b6qnq.fbch.oca.swupl.edu.cn/pdffiles1/ojjdp/178995. pdf访问时间:2020年2月26日。

  [18]相关数据见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venile Offenders and Victims, National Report Series, Trying Juveniles as Adults: An Analysis of State Transfer Laws and Reporting, September 2011,http://fggiba65fa6a190647a5801c01c197f92b4dsoccbx00cpk5b6qnq.fbch.oca.swupl.edu.cn/pdffiles1/ojjdp/232434. pdf, 2020年2月26日访问。

  [19]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Reforming Juvenile Justice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3,p.40.

  [20] Thompson v. Oklahoma, 487 U. S.815,1988 U. S. LEXIS 3028.

  [21] Stanford v. Kentucky, 492 U. S.361;1989 U. S. LEXIS 3195.

  [22] Schall v. Martin, 467 U. S.253,1984 U. S. LEXIS 96.

  [23]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venile Offenders and Victims, 1999 National Report, http://fggi77a25e107354444fa60688e72d5ab77bhoccbx00cpk5b6qnq.fbch.oca.swupl.edu.cn/pdf/1999%20natl%20report.pdf, p.115,117,188.

  [24] Peter J. Benekos; Alida V. Merlo, A Decade of Change: Roper v. Simmons, Defending Childhood, and Juvenile Justice Policy, 30 Crim. Just. Pol’y Rev.102(2019),p.105.

  [25] John R. Mills, Anna M. Dorn, Amelia Courtney Hritz, Juvenile Life without Parole inLaw and Practice: Chronicling the Rapid Change Underway, 65 Am. U. L. Rev.535(2016),p.562.

  [26] Connie de la Vega & Michelle Leighton, Sentencing Our Children to Die in Prison: Global Law and Practice, 42 U. S. F. L. Rev.983(2008),p.985.

  [27]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venileOffenders and Victims, 1999 National Report, http://fggi77a25e107354444fa60688e72d5ab77bhoccbx00cpk5b6qnq.fbch.oca.swupl.edu.cn/pdf/1999%20natl%20report.pdf访问时间:2020年2月26日,pp186-187,pp.209-210.

  [28] Washington Stat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In Washington State: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Cost - effectiveness, http://fggi507297e9ac004e488659bc7b51452686hoccbx00cpk5b6qnq.fbch.oca.swupl.edu.cn/ReportFile/806/Wsipp_The - Juvenile - Justice - System - in - Washington - State - Recommendations - to - Improve - Cost - Effectiveness_Full - Report.pdf.

  [29] Charting a New Course A Blueprint for Transforming Juvenile Justice in New York State, A Report of Governor DavidPaterson’s Task Force on Transforming Juvenile Justice, December 2009,http://fggia65a24faffcc4a559e5256154c96d8f9soccbx00cpk5b6qnq.fbch.oca.swupl.edu.cn/downloads/Publications/charting - a - new - course - a - blueprint - for - transforming - juvenile - justice - in - new - york - state/legacy_downloads/Charting- a - new - course - A - blueprint - for - transforming - juvenile - justice - in - New - York - State.pdf, 2020年3月13日访问。

  [30] Jay N. Giedd et al.,Brain development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MRI study, Nature Neuroscience 2,(1999);Tomá?Paus et al, Structural Maturation of NeuralPathways in Children andAdolescents: In Vivo Study, Science, Vol.283,Issue 5409,(1999).

  [31] Laurence Steinburg, Risk taking in adolescence: New perspectives from brain and behavioral science, 16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Laurence Steinberg, A social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on adolescent risk - taking, 28 Developmental review, 2008.

  [32] Roper v. Simmons, 543 U. S.551,2005 U. S. LEXIS 2200.

  [33] Graham v. Florida, 560 U. S.48,2010 U. S. LEXIS 3881.

  [34] Miller v. Alabama, 567 U. S.460,2012 U. S. LEXIS 4873.

  [35] Elizabeth S. Scott, Laurence Steinberg, Rethinking Juvenile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p.223-224.

  [36] Id.pp.223-235-245.

  [37]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Reforming Juvenile Justice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3,pp.10-11.

  [38] Peter J. Benekos, Alida V. Merlo, A Decade of Change: Roper v. Simmons, Defending Childhood, and Juvenile Justice Policy, 30 Crim. Just. Pol'y Rev.102(2019),p.108.

  [39] Montgomery v. Louisiana, 136 S. Ct.718,2016 U. S. LEXIS 862.

  [40]相关立法改革参见Andrea L. Dennis, Decriminalizing Childhood, 45 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 (2017).

  [41] Peter J. Benekos, Alida V. Merlo, A Decade of Change: Roper v. Simmons, DefendingChildhood, and Juvenile Justice Policy, 30 Crim. Just. Pol'y Rev.102(2019),p.118.

  [42] Barry C. Fe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uvenile Court—Part II: Race and the CrackDown on Youth Crime, 84 Minn. L. Rev.327(1999). pp.379-380.

  [43] Julian W. Mack, The Juvenile Court, 23 Harv. L. Rev.104(1909),p.106.

  [44] Minimum Age for Delinquency Adjudication—Multi - Jurisdiction Survey, http://fggib3bddcd3aa0b4c45ab306f71bc1457d3soccbx00cpk5b6qnq.fbch.oca.swupl.edu.cn/practice - policy - resources/state - profiles/multi - jurisdiction - data/minimum - age - for - delinquency - adjudication - multi - jurisdiction - survey/.

  [45]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venileOffenders and Victims, 1999 National Report, http://fggi77a25e107354444fa60688e72d5ab77bhoccbx00cpk5b6qnq.fbch.oca.swupl.edu.cn/pdf/1999%20natl%20report.pdf访问时间:2020年2月26日

  [46]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JuvenileOffenders and Victims, 2014 National Report, http://fggi3694aff19a034184b2b3531a0e95330bsoccbx00cpk5b6qnq.fbch.oca.swupl.edu.cn/ojstatbb/nr2014/downloads/NR2014. pdf访问时间:2000年2月26日

  [47]中国统计年鉴2019,《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罪犯情况》,http://fggi94442ed5cbe145a591ea42720b90e29choccbx00cpk5b6qnq.fbch.oca.swupl.edu.cn/tjsj/ndsj/2019/indexch.htm2020年3月19日访问。

  [48] Barry C. Fe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uvenile Court -- Part II: Race and the CrackDown on Youth Crime, 8 Minn4. L. Rev.327(1999). p.381.

  [49] Elizabeth S. Scott,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Adolescence, 29 Hofstra L. Rev.547(2000),p.582.

  [50] Julianne P. Sheffer, Serious and Habitual Juvenile Offender Statutes: ReconcilingPunishment and Rehabilitation within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48 Vand. L. Rev.479(1995),p.486.

   

  【参考文献】{1}姚建龙:《犯罪的第三种法律后果:保护处分》,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1期。

  {2}于沛鑫:《美国少年司法分流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中州学刊》2017年第6期。

  {3}刘建利:《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2期。

  {4}刘军:《该当与危险:新型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影响》,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

  {5}陈晓明:《论修复性司法》,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6}盛长富、郝银钟:《论少年司法处遇个别化原则——基于相关国际准则的分析》,载《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