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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明:论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法治价值整合

发布日期:2020-11-19  发表于:《法律适用》2020年第17期  著者:  浏览次数:
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和新要求,黑恶势力犯罪治理面临着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为了坚守法治底线,妥善处理分歧,有必要从法哲学的高度和法治的视角,对政治价值与法律价值、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秩序价值与人权价值、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这四对价值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探寻整合进路,从而以更清醒地理论认知和更坚定的制度自信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法治轨道上向纵深发展。

  黑恶势力犯罪历来是政治、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直观来看,它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纵深来看,它侵蚀基层政权,动摇国家和社会的根基,严重危害政治安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历史交汇期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深厚炽热的为民情怀,深切体察社会痛点和群众疾苦,精准洞悉治国安邦的历史规律,审时度势、深谋远虑,作出了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将在我国开展了十余年的“打黑除恶”, [1]正式升级为“扫黑除恶”, [2]彻底将以往黑恶势力犯罪治理“重打轻建”的实践导向转变为“边打边治边建”的综合整治导向,[3]使犯罪治理的理念、方法和措施得到“脱胎换骨”般的升华,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犯罪治理新样本。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如火如荼向前推进的今天,作为事关政权稳固、社会安定、人民福祉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课题,势必会面临多元价值的碰撞与融合,从法哲学的高度和法治的视角,对如何坚守法治底线,妥善处理分歧,厘清价值关系,实现价值整合作深入探究,揭示黑恶势力犯罪治理多元价值间的关系与整合进路,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政治价值与法律价值的统一

  放眼世界,无论是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英国、意大利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抑或是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黑恶势力犯罪都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社会痛点和严重犯罪形式。至于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黑恶势力犯罪先后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销声匿迹期、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迅速发展期,以及21世纪初至今的多元形式演变期,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都深受彼时彼刻的政治环境、法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氛围浓厚,国家从上到下建立了严密庞大的党团组织,在基层有治保组织,农村还设有人民公社,人民群众生活、工作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之中,黑恶势力犯罪没有滋生发展的空间。另外,当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厉批判是社会的主流思潮,它不仅深入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更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灵魂中,在这个意义上,高度政治化对黑恶势力犯罪的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分崩离析,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停滞多年的法制建设也重新起步,但随着国门的打开,境外各种思潮不断向国内渗透,加之城乡人口流动增大的影响,国内犯罪率激增,社会治安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黑恶势力犯罪得以迅速发展。在这个时期,我国对黑恶势力犯罪实行了富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运动式治理——“83严打”, [4]以及90年代实行的在党委政法委领导下,以公、检、法等政法各机关为执行主体的专项行动——“严打整治”,在黑恶犯罪治理的治标层面上取得了一定成效。犯罪与经济发展是共生关系,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犯罪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反而犯罪的形式和手段会不断花样翻新。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而与之相应的,黑恶势力犯罪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特别是黑恶势力犯罪组织对经济领域以及基层政权的渗透问题更加突出。在这一阶段,我国先后开展了数次打黑除恶专项行动,黑恶势力犯罪与党和政府的高压态势,亦即“犯罪—治理”之间呈现此长彼消的博弈局面。2018年1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5]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开始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当前,黑恶势力犯罪治理又呈现出“黑恶势力企图隐身变色、躲避锋芒”“扫黑除恶难度累积、瓶颈显现”等新动向和新特点,[6]形势依旧严峻复杂,离实现良法善治还有不短的距离。

  纵观我国黑恶势力犯罪治理实践,政治和法律是两个永远无法回避的话题。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和法律,在一个国家的某一特定时期内,都是由同一种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政治价值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主要载体,而法律价值则以法律和司法解释等制定法为规范载体。在我国,政治价值和法律价值在内容和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二者有共同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阶级本质和经济基础,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实现政治价值时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而法律价值本身也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在新时代黑恶犯罪治理的实践中,要平衡好政治价值与法律价值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本文认为,需要重点关注并正确处理以下两个方面关系。

  一方面,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党的政策是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完成一定任务而作出的政治决策。[7]党中央作出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就是党关于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基本政策,它是党中央根据党内法规设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的,体现了全党的意志。该政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文件载体。《通知》明确规定了治理黑恶势力犯罪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工作方式,是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权威指引,也是全国上下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根本遵循。除《通知》以外,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政法委等机关也就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关具体问题作出决策部署,建立了一系列工作制度机制,下发了通知、方案、意见等政策性文件,这些具体政策均以《通知》为基本依据,对《通知》规定的工作任务进行具体化,明确阶段性工作目标,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工作责任。同时,又根据情势变化和专项斗争开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时予以回应,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在实践中能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既定的轨道上得到落实,实现治理目标。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的基本政策与具有灵活性和及时性的具体政策共同构筑起了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政策体系。在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中,国家法律扮演着“刀把子”的角色。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机关承担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工作,本质上属于法律活动,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程序进行。纪检监察机关对黑恶势力组织“保护伞”“关系网”的打击也需要在《监察法》等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交通、水利、自然资源、金融监管等行政管理机关参与扫黑除恶综合治理,也应当遵守有关的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加强行业管理,铲除黑恶势力犯罪滋生土壤。在黑恶势力犯罪治理过程中,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一方面,党的政策对法律的实施起指导作用。鉴于国家法律的滞后性,在犯罪治理实践中,难免会有一些漏洞或是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情况,所以,在执法司法过程中要密切结合党的政策来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以更好地实现法律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政策为由突破法律的规定进行执法司法。另一方面,法律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制约作用。无论党关于黑恶势力犯罪治理基本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政策的出台,都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政策当然无效。在当今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政策的具体内容和贯彻执行更要充分彰显法治精神,时时处处要体现“依法”,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谋划推动工作。

  另一方面,正确处理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的关系。所谓刑事政策,是防控、治理犯罪的刑事策略。囿于法律与生俱来的滞后性、抽象性和稳定性,具备及时性、具体性和灵活性的刑事政策成为法律治理的重要补充,正如卢建平教授所言,“刑事政策是人类社会用来解决犯罪问题的智慧结晶”。[8]刑事政策存在的目的在于使犯罪防控和治理更加合理、高效,降低法律治理的消极效果,实现秩序与人权保障双重价值的平衡。刑事政策指导有关机关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通过在实体法上明确犯罪构成要件及刑罚,在程序法上确定维护秩序和保障人权的诉讼规则,在刑事执行上适用宽严有据的措施,优化犯罪防控策略,达到犯罪治理的基本目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央政法委组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先后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针对黑恶势力犯罪的新形势,结合新时代的新要求,提出了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新的具体刑事政策。上述文件对刑事法律中关于黑恶势力犯罪法律适用、“套路贷”“软暴力”等新型违法犯罪的法律认定和惩罚、涉黑恶财产处置等困扰实务界多年的问题进行了明确、细化,对提高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办理质效,震慑和预防黑恶势力犯罪,确保黑恶势力犯罪治理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刑事司法是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刀锋”所在,也是刑事政策在犯罪治理中的重要着力点,主要包括刑事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诉讼活动。在实践中,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具有“把关”性技术调控功能。一是对犯罪认定进行技术调控。刑事司法活动本质上是刑事司法官释法的活动,也是价值判断的过程,其最权威的依据就是刑事政策。刑事政策通过影响司法官刑事法律解释规则的选择与使用,直接影响实行行为的定性、责任归属、共犯认定等犯罪论体系诸问题的解释,发挥技术性调控功能,划定犯罪标准的松紧,实现犯罪治理的目的。二是对刑罚裁量进行技术调控。在刑事司法阶段,刑事政策在法律适用的具体裁量中可因时、因案对刑罚种类与量刑幅度予以调控。比如,为了体现“依法严惩”的刑事政策,刑罚裁量会更侧重于实刑,宣告缓刑会相对较少。三是对刑罚执行进行技术调控。刑罚执行的方式对犯罪治理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执行措施的选用同样也应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比如,对黑恶势力犯罪罪犯的会见、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狱应当从严掌握。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是否应当发挥能动作用,我国理论界尚无定论,本文认为,就新时代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而言,刑事政策应当谨慎作为,绝不可突破罪刑法定的底线。虽然刑事政策对避免刑事司法官机械适用法律条文,追求实质正义具有积极作用,但刑事政策毕竟是政策,不是法律,其天生带有行动恣意的倾向,如果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毫无限制,必然导致裁判的恣意甚至擅断,最终将与正义目标背道而驰。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司法正义最后的堡垒,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一旦涉及到罪刑法定下的裁判结果问题,再符合治理目标的刑事政策也要为其让路,谨慎作为,坚守法治的底线。

  二、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的协调

  通知》指岀:“既坚持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统一,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9]由此可见,依法办案,实现个案公平与“快侦、快诉、快审”,提高办案效率都是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基本要求。

  效率是法律运行的基本价值,也是法治的重要目标。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效率是指行为效果与时间成本之间的关系。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法治实践的不断发展,经济分析法学名家科斯、波斯纳的核心观点逐渐为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接受,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大量引入对法律现象的研究分析之中,效率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扩大,法的效率分析、法经济学研究也成为了理论界的热点问题。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对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条法律条文都采用了“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进行解释和评价。[10]国内学者对法的效率价值的意义、内涵、表现形式、研究方法、制度构建和实现路径等有着较为全面的研究,如王利明教授指出,任何一套法律程序,之所以是公正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效率原则的,至少和这一原则是不冲突的;[11]姚莉教授认为,可以用时间效率、成本效率和边际效率三个层面的价值内涵来分析法的效率价值,[12]等等。本文认为,在法理学的语境下,法的效率价值是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法治主体投入成本与法治效果产出的最优化关系。在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课题中,效率价值意味着党和国家对治理的法治资源的投入与产生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关系,这里的法治资源,包括办案的时间成本和实体成本。时间成本需要获得时间效率,它需要通过执法、司法机关加快办案速度,“快侦、快诉、快审”,尽快地恢复法律秩序,实现社会公正。实体成本是人力、财力、物力这些看得见的成本的集合体,实体成本效率要求对有限的人财物资源,包括人力(办案人员、专业人员等)、财力(人员工资、差旅费、办案经费等)、物力(办公场所、设备、车辆等)以及要付岀的机会成本(人财物资源本来可以用于其他用途而可能获取的收益)等,进行有效整合,获取最大的效益。一言以蔽之,党和国家投入在黑恶势力犯罪治理中投入有限的法治资源,获得的收益越大,就越能实现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效率价值。

  公平是对于同类主体或事项的同等对待。[13]真正和真实意义上的公平是法律的精神和灵魂,[14]它是法律的指导,是人类活动的理想和目标。在一定意义上,法律是为实现和保障公平而生的。但是到底什么是“公平”?理论界和实务界莫衷一是,要给公平下一个精准的定义十分困难。马克思告诫我们,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中公平观念和标准,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对公平的衡量方法不尽相同。[15]可见,对公平的认识,要结合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结合时代背景去把握。在新时代,公平的内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平建设,从经济公平、政治公平,再到文化公平、社会公平和生态公平,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无不渗透着公平的思想。特别是在法治领域,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16]明确将实现公平作为政法机关执法司法的中心任务和基本目标。当然,黑恶势力犯罪治理自不例外。一方面,公平是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根本指导。公平既是目标,也是路径。[17]它指导国家机关在犯罪治理中如何正确行使公权力。从本质上来讲,黑恶势力犯罪是社会生活中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相互碰撞所造成的,不同主体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形成了不公平的关系,这就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法律的介入。国家通过法律手段调整不公平的社会关系,平衡多元利益,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最终达到公平状态。当前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依法治理正是在法律公平理念的指导下产生的,同时也在其指导下发挥作用。没有公平作为指导,治理者会与法治渐行渐远,其对待犯罪人权利的态度会发生扭曲,治理程序、实体处理都可能偏离治理的初衷,导致不公平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保障公平是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重要目标。保障公平、实现公平是法律的重要任务和理想。[18]黑恶势力犯罪本身是由不公平所导致的,其实行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平状态,国家依法对其进行惩罚是对公平的修复和捍卫。国家行使公权力对黑恶势力组织成员的制裁只能依法进行,要做到执法依据合法,执法程序合法和执法措施合法,否者就是用违法的方式来惩罚犯罪,它本身也构成犯罪,表面上看是维护公平,而实质上是对公平的二次伤害。所以,黑恶势力犯罪治理要实现的公平既包括程序公平、结果公平,也包括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

  黑恶势力犯罪治理领域的公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同类主体受到同等对待。当事人都应享有法定的诉讼权利,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增加额外的义务。二是同类情形同等对待。不同的黑恶势力犯罪如果具有相似的犯罪情形、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应当得到同等的处罚,犯罪人被判处的刑罚应当基本均衡。三是不同的情形不同对待。司法是法律现实化的过程,是最严格的适用法律的过程。[19]执法司法者应当根据案件的事实情况,准确选用适当的法律,严格依法执法和司法,不同的案情应当是不同的处理结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结果公平、实质公平。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既相协调又相矛盾的法律价值形式。[20]公平是法治的基本目标,效率是实现法治的必要条件,正如法谚所云: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在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中,科学认识并有效平衡二者的关系意义重大。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公平与效率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犯罪人公平对待,充分保障其各项诉讼权利,从根本上可以节省执法司法成本,可以避免不公平带来的申诉、信访等“后遗症”,提高治理效率。同时,加快办案进度,提高执法司法效率,可以更快地修正和改变不公平的状况,恢复公平的社会秩序。但公平和效率毕竟属于不同的价值范畴,二者各有侧重,公平更注重权利的保障、程序的完备和结果的公正,而效率更强调资源的节约、获得收益的速度。其次,公平与效率不可偏废。在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中,公平和效率都是必须追求、重视的价值,无论是忽视公平,一味的追求“快侦、快诉、快审”,还是执着的追求公平,不放过每一个细枝末节,不顾执法司法效率,都是片面的,终将与党中央决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初衷背道而驰。再次,找准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平衡点。无论是在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宏观决策部署还是个案的办理中,找准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平衡点至关重要,二者的平衡是动态的,黑恶势力犯罪的形势和特点在不断变化,这个平衡也会因时因势而变,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公平已相对达到一定的标准和要求,效率逐渐成为制约治理活动的主要矛盾时,“天平”就要向效率一方倾斜,反之亦然。

  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的价值位阶来看,公平是法律的追求的基本目标,其位阶要高于效率,本文赞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公平优先,兼顾效率”[21]原则,认为,应当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治理进程的深入发展,因时因地因势,结合个案实际,动态调整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平衡点,实现价值整合,从而使黑恶势力犯罪治理在价值冲突的不断发生和解决中迈向更高的法治水平。

  三、秩序价值与人权价值的整合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是新时代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治理黑恶势力犯罪的意义所在。[22]建立并维护安全、稳定、公平的社会秩序是法治的根本任务。在黑恶势力犯罪治理中,加大保护合法权益、惩罚违法犯罪的力度,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同时,对被治理的对象——违法犯罪行为人的人权保障,不应被束之高阁,法的人权价值和秩序价值都应在治理活动中得到充分的重视,通过国家机关的积极作为,得到有效整合。

  秩序是维系人类共同生活的必需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对秩序和与之相对的无序作出了经典的论述,“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的某种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无序概念则表明存在着断裂(或非连续性)和无规则性的现象”。[23]本文认为,秩序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事物存在和发展中具有的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规律性、条理性的结构、过程、状态和模式。基于存在的领域不同,秩序可分为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和思维秩序。自然秩序是指自然界中的自然现象、物质结构的有序性和规律性。社会秩序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通过人们交往、互动形成的为大众所认可的稳定、规律、连续的社会关系和状态,它包括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还包括生产秩序、生活秩序、教学秩序、科研秩序等。而思维秩序则是指人们思想和思维的有序性和规律性。黑恶势力犯罪组织通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恶劣影响,对经济秩序、政治秩序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等社会秩序会造成严重危害。[24]

  秩序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也是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核心价值追求。法是阶级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为了建立和维护阶级秩序而生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亦然。国家通过以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行使着秩序保障的神圣职责。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在中华大地如火如荼的进行,全国齐动员、上下齐动手的局面已经形成。从时代背景看,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大对黑恶势力犯罪的治理力度,对于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推进伟大历史进程,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从犯罪形势来看,虽然历史上对黑恶势力犯罪开展过多次专项打击行动,但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犯罪仍打不尽,除不绝,极易死灰复燃,反弹回潮,且呈现出向政治领域渗透、向新兴行业扩张、向隐蔽化转型等新动向、新特点,对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的损害依然十分严重。从人民期待来看,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25]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不仅要求现实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得到有效保护,而且还期待更长远的安全预期,期待更加稳定、公平的工作、生活秩序。可见,新时代对黑恶势力犯罪进行治理,是实现法的秩序价值的迫切需要和必由之路。

  “人权”是当今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建设实践领域最炙手可热的词汇之一,理论界对人权有关问题的研究成果极其丰硕。理论界公认,人权作为法的核心价值,是其他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标准。近年来,我国人权事业飞速发展,从2004年人权入宪,到2007年人权写入《党章》,人权保障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行为准则。特别是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将其作为整个刑事司法活动的根本原则,为以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以及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律价值指引。经过2012年和2018年的两次重要修改,《刑事诉讼法》强化了人权保障的具体举措,使其不仅是追究犯罪的利器,更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法宝。具体表现在:2012年所作的修改中,在辩护权行使方面,增加了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参与的规定,完善了律师的会见权和阅卷权,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等;在证据制度方面,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进行了规定;在强制措施方面,规定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告知制度,确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完善了强制措施的变更和解除方式;在侦查程序方面,对讯问的地点、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作了硬性规定,完善查封、扣押、冻结的强制措施的运行规则,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在2018年修改后的刑诉法中,新增的缺席审判制度特别强调对程序适用的控制和辩护权的保障,规定被告人除了享有委托辩护律师或者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有提出上诉的权利外,还有到案后获得重新审判的权利,对生效裁判执行以前还可以提出异议的权利等;新写入刑诉法的速裁、认罪认罚从宽、值班律师制度也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建构与完善的最新成果。

  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是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其面对的是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所以,需要国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强力推进,迅速遏制犯罪高发多发势头,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对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的人权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犯罪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片面地强调维护秩序价值,忽视犯罪分子的人权保障,这与法治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驰。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维护秩序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人权,它与保障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的个人人权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所以,在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中,要突出人权保障,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准确划定人权边界,综合施策,既保障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审判,又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实现秩序价值和人权价值的动态平衡。

  第一,制定完善执法司法操作规程。当前,《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有关指导意见对国家有关机关惩罚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方法、标准、程序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毕竟属于国家法律层面和刑事政策层面的规定,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所以,执法司法主体在实践中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存在不少适用难题。本文认为,公安、检察、法院等执法司法机关可结合自身在犯罪治理中的地位和本系统的实际,根据法律和有关刑事政策的规定,制定完善更加具体的执法司法操作规程,细化行为标准,规范公权力行使。同时,也可在规程中引入比例原则,[26]权衡秩序和人权的比例关系,明确秩序与人权的边界,将对某项执法司法行为的实施可能对违法犯罪人的个人人权造成的损害与其保护的社会秩序价值进行比较,只有其保护的社会秩序价值大于其可能对违法犯罪人的个人人权造成的损害时才符合实施的标准。从而把握好公私权力之间的“度”,廓清社会秩序和个人人权的边界,以确保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良法善治。

  第二,大力培养执法司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改革开放以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黑恶势力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受当时政策和舆论压力的影响,公、检、法机关更多关注的是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业绩考核指标,执法司法人员人权保障意识薄弱,甚至有时为了破案“不择手段”,冤假错案时有发生,对我国人权事业发展乃至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推进造成了不小负面影响。执法司法人员具有执掌国家公权力的天然优势,在犯罪治理中,其与犯罪人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虽然这具有理论必要性和现实合法性,但如果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发生异化,一味的追求表面的秩序价值,置违法犯罪人的人权于不顾,最终伤害的仍是法的秩序价值。所以,当今党和国家在加强人权法治建设,调整、取消一些不科学、不符合执法司法规律的考核指标,[27]转变政策导向的同时,应当加大对执法司法人员人权保障意识的培养,解决价值观这个根本问题,使其从管理者回归人民的服务者的根本定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公正司法。

  第三,健全权力监督及人权救济机制。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高位推进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执法司法活动受到的监督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执法司法主体面对着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林林总总的监督。但是,监督形式过散,发现问题处置不力等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所以,本文认为,要积极回应新时代对犯罪治理提岀的新要求,改革完善执法司法权力监督机制,使执法司法主体时刻处于监督之下,加大对于程序性违法、侵犯违法犯罪人基本人权的执法司法人员的处罚力度,倒逼人权保障制度的落实。同时,要健全人权救济机制,依法赋予并充分保障违法犯罪人的人权救济权,将违法犯罪人的申请非法证据排除、获得国家赔偿等权利及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法定权利落到实处。

  四、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一体

  所有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的问题,都无法绕开对正义价值的探讨。正义是法的核心价值,也是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必须贯彻始终的价值追求。正如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8]黑恶势力犯罪治理课题中的正义价值的内涵十分丰富,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主要就与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核心环节——刑事司法联系最为紧密,也最具根本性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展开论述。

  实体正义是法的正义价值的基本范畴,是评价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类社会制度是否正义的核心价值目标,如果一项社会制度对权利和义务的配置等实体方面内容的规定都不正义,其他方面的正义则无从谈起。关于实体正义概念的界定,卓泽渊教授认为,“实体正义是法律实体权利、义务分配上的正义,包含着法对社会生活权益与责任的分享和分担的制度设计”。[29]何家弘教授指出,“所谓实体正义,是指司法活动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作的裁决或处理是公正的”。[30]本文赞同上述观点,综合来看,实体正义应当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法律权利和义务被公正地分配,二是司法主体在实践中依据能够体现社会一般正义的“良法”查明案件事实,并据以作出合理、合道德的裁判结果,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实体正义是结果导向,其关注的是裁判结果是否合乎客观事实,是否依法作出,是否最大程度的维护了国家利益和被害方利益,是否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是否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评价实体正义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正当性原则,即“合法合规”,裁判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范本身制定主体、目的、程序和内容都是合法的,与宪法和上位法不相冲突,是“良法”,裁判结果所维护的社会秩序也合乎实体法律规范,能够获得社会普遍的支持和认同;二是合理性原则,即符合科学规律和理性逻辑,实体法对权利和义务的设定是正义且均衡的,当不正义事件发生后,司法机关作出恢复正义的举措及最终裁判结果与正义的权利义务分配具有逻辑的一致性。所以,只有当一项社会制度同时具备正当性和合理性时,才能被评价为实体正义。近年来,特别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中央政法各家就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办理联合下发了一系列办案指导意见、通知等政策性文件,为坚持依法严惩要求,破解执法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准确适用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时精准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实现实体正义起到了重大积极作用。

  程序正义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的重要价值取向。英国著名法学家丹宁勋爵的名言“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已深入人心,逐渐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进行国家治理普遍奉行基本原则,反对以实现个案正义为名而牺牲程序正义也已成为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根本保障和重要补充,它强调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程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或法律原则,要求司法应当在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做到司法过程公平正义。关于程序正义概念的界定,卓泽渊教授认为,“程序正义是社会冲突解决上的正义”。[31]按照罗尔斯的观点,程序正义是指“类似的情况得到类似的处理,有关的异同都由既定的规范来鉴别”。[32]本文认同上述观点,从司法的角度来看,程序正义是指公平适用法律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办理案件。它与实体正义各有侧重,前者强调司法权运行过程中过程的正义,注重以正义的方式实现正义,而后者更强调的裁判结果的正义,关注点在于何为正义的问题。程序正义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合法性原则,即司法主体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案件,该原则是实现程序正义乃至司法正义最基本的原则,这里的法定程序主要指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诉讼程序;二是平等性原则,即在司法活动中,诉讼各方当事人在同等情况下应当被同等对待,该原则要求每一个诉讼主体在程序法面前都是平等的,平等地享有程序法所赋予权利和平等地承担程序法所规定的义务,该原则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包括司法主体本身;三是中立性原则,即司法主体不偏不倚、居中裁判,该原则要求司法主体严格按照程序法的逻辑特点和运行规则进行司法活动,不受外界因素所影响,切实维护程序的独立价值和司法权威性,同时要求司法主体在裁判时必须极力避免主观恣意和好恶倾向,始终保持客观中立,坚持以客观事实和证据为基础,准确适用法律,履行好居中裁判者的职责;四是公开性原则,即非因法定原因,任何案件的司法活动一律公开进行,该原则要求除法律有特殊规定之外,整个司法的过程,包括审核证据、听取当事人意见、辩论、宣判等都要对社会大众公开,通过程序正义的公开,不仅有助于提升司法在社会大众心中公平正义的形象,树立法治权威,而且还会增强其对裁判结果的认可与信赖。在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实践中,追求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已深深融入这场伟大斗争的精髓之中,正如《通知》所指出的,“要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33]

  实体正义是基本的正义,程序正义是必要的正义,[34]二者都是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重要价值追求。没有程序正义,实体正义的实现就没有保障,没有实体正义,程序正义也将没有归宿,终将陷入虚无。关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理论界莫衷一是,实体正义本位观,程序正义本位观,程序正义优先观,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并重观等等,不一而足。本文赞同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并重观,就黑恶势力犯罪治理实践而言,囿于犯罪治理特别是刑事司法活动的复杂性,二者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并非简单的择一性问题,需要结合个案实际作出符合正义标准,并为社会大众广泛接受的选择,使二者处于最优化的平衡状态,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本文认为,在犯罪治理中,可通过深化以程序正义为导向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和规范以实体正义为导向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度构建路径共同发挥作用,平衡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实现价值整合。

  一方面,深化庭审实质化改革。庭审实质化改革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抓手。改革的本意是使控、辩、审三方在庭审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避免某一方受到压抑,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目的是让庭审在保障诉权、查明事实、解决争议、公正裁判以及裁判文书说理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35]只有庭审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真正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实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36]才能在最大程度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实现实体正义,从而赢得公信、树立权威。2017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深化庭审实质化改革的“三项规程”,即《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并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实现程序正义提供了具体操作指引。在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办理中,法官要结合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要求,严格执行“三项规程”,切实增强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既确保黑恶势力犯罪分子受到严惩,又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实现实体正义。

  另一方面,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现实社会复杂多元,情势瞬息万变,现行成文法难免存在概念界定不周延、情形范围不穷尽之情形,基于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出现,极大的弥补了成文法的固有缺陷,允许法官秉持自身道德良知和审判经验,运用司法逻辑和理性思维,灵活的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从而实现个案的实体正义。虽然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实现实体正义重要保障,但该权利的行使更多倚仗的是法官个人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判断,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不同法官对同一案件的意见不尽相同,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时期不同心境时对同一案件的观点亦会有所变化,由此导致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倘若不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规范和指引,定会导致司法恣意和权利滥用,实体正义将无法真正得以实现。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往往被告人数多,犯罪事实起数多,犯罪时间跨度长,案情复杂程度数倍于普通刑事案件,且经常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若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极易造成冤假错案,损害司法权威。因此,必须加强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的规范,本文就此问题有如下建议与思考:一是制定出台黑恶势力犯罪量刑指导意见,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迥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量刑标准可行性不大,故建议在一省范围内统一量刑尺度及法律适用标准,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常见恶势力犯罪案件的量刑标准、方法和规则,使类案法律适用有相对稳定的参考标准;二是建立案例指导制度,通过公布一批典型黑恶势力犯罪案例,为本级和下级法院在办理同类案件时提供参考,使法官从先例中领悟解决同类问题的正确思维模式和方法,从而达到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标准的统一,做到“同案同判”;三是加大法官培训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或省高级人民法院可就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政策理解把握及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对全国或辖区法院刑事审判干部开展针对性、系统性的专题培训,通过培训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办案标准,促进提高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审判质量和水平;四是完善法官履职监督机制,健全和完善符合司法权运行规律的司法责任制、错案追究制等制度机制,整合包括上级法院层级监督、本级法院内部监督等在内的内部监督资源和包括党组织监督、人大监督、检察院监督、当事人监督、媒体与民间力量监督等在内的外部监督资源,构建多维立体监督机制,形成合力,督促法官廉洁、公正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案件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有机统一。

  (责任编辑:李琦)

  【注释】

  *李俊明,武汉大学法学院2016级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1]中央先后于2000年、2006年部署开展了两次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另外,2001年4月至2002年12月在全国开展了以“打黑除恶”为龙头的严打整治斗争。

  [2]2018年1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专门下发通知,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3]“打黑除恶”是中央政法委主导和直接部署的专项行动,其以维护社会治安为根本目标,以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为执行主体,突出“点对点”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而“扫黑除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其要求集全党全国之力,整合各部门力量,动员全社会参与进来,以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为出发点,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对黑恶势力犯罪的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但要“严打”,更要注重“密防”。

  [4]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同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及《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这标志着“从重从快”的严打刑事政策正式形成,也为新中国第一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拉开了序幕。

  [5]《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载《人民日报》2018年1月25日,第1版。

  [6]《陈一新在全国扫黑办第四次主任会议上强调把握好“时度效”推动全面纵深发展掀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一轮强大攻势》,载《法制日报》2018年12月7日,第1版。

  [7]李龙、汪习根:《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2页。

  [8]卢建平:《我国的刑事政策研究》,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11期。

  [9]同前注[5]。

  [10]参见薛军:《效率与效率分析——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核心思想的透析》,载《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1]参见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12]参见姚莉:《司法效率:理论分析与制度构建》,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

  [13]卓泽渊:《法的价值论(第二版)》,法律岀版社2006年版,第413页。

  [14][美]金勇义:《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陈国平、韦向阳、李存捧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15]同前注[7],第497页。

  [16]《党的十九大辅导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17]同前注[13],第414页。

  [18]同前注[13],第414页。

  [19]同前注[13],第422页。

  [20]同前注[7],第498页。

  [21]同前注[7],第501页。

  [22]同前注[5]。

  [2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4页。

  [24]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所维护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秩序,故本文所涉及的“秩序”,若无特殊说明,均指社会秩序。

  [25]同前注[16],第11页。

  [26]比例原则泛指国家权力行使要妥当、必要、均衡、不过度、符合比例,不得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非法侵犯。该原则是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之间关系应坚持的一项基本准则,也已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普遍性且具有根本性的指导原则。参见郑海、姚川:《试论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冲突解决机制》,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7]参见《严禁下刑事拘留数等不合理考核指标》,载《法制日报》2019年4月16日,第3版。

  [28][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29]同注[13],第437页。

  [30]何家弘:《司法公正论》,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31]同前注[13],第437页。

  [32]同前注[28],第58页。

  [33]同前注[5]。

  [34]同前注[13],第438页。

  [35]《“三项规程”背景下的庭审实质化——“庭审实质化模拟审判暨高峰论坛”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5月16日,第6版。

  [3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法发〔2015〕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