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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实录 | 刘仁文、冯卫国、付玉明、谭堃、李岚林:“从‘立体刑法学’到‘关系刑法学’”——刑法学研究方法漫谈

发布日期:2021-02-08  发表于:  著者:刘仁文、冯卫国、付玉明、谭堃、李岚林  浏览次数:

  2020年11月12日晚,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陕西省刑事法学青年创新团队以及北京德恒(西咸新区)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创新论坛第二季“名家讲座系列”第十一期在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研究生综合楼二楼报告厅成功举办。本次讲座主题为“从‘立体刑法学’到‘关系刑法学’ ——刑法学研究方法漫谈。”

  本次讲座由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仁文教授担任主讲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付玉明教授、谭堃副教授以及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岚林副教授担任与谈人。陕西省刑事法学青年创新团队成员及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部分教师、研究生同学参加本次讲座。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冯卫国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一、主持致辞环节

  讲座伊始,冯卫国教授致欢迎辞,对刘仁文教授的到访表示感谢,并就本次讲座的主题背景、环节、意义等基本情况进行介绍

  

  尔后,王政勋教授回顾了刘仁文教授与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科之间的深厚渊源,详细阐述了刘仁文教授的学术生涯、学术标签、学术创新及成果。讲座由此进入正题。

  

  二、主题讲解环节

  刘仁文教授从立体刑法学的回顾、立体刑法学和关系刑法学的几个关键词、刑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等角度展开此次讲座。

  首先,刘仁文教授回顾了“立体刑法学”的由来。刘仁文教授介绍说:我于2003年初得时任《法商研究》刑法编辑的田国宝先生告知,他们准备就进入21世纪后“中国刑法学向何处去”组织一期笔谈稿。当时我一方面对储槐植教授的“刑事一体化”思想产生强烈共鸣,对我国刑法学忽视犯罪学和行刑学的研究很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又不止于此,对当时学界已经开始讨论的刑法的合宪性问题“心有戚戚焉”,并深感我国刑法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要使宪法对刑法的制约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对当时司法实践中频繁发生的刑民交叉案件,到底是该“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或还是要分情况而论也颇为困惑。于是,我以刑法为中心,尝试着从不同角度来看刑法,最后提交了一篇3000余字的笔谈稿,题目就叫“提倡‘立体刑法学’”。该笔谈稿提出了立体刑法学的基本框架。这组笔谈稿后来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刑法》全文转载。

  2009年《东方法学》特邀编辑游伟教授盛情向我约稿,我在原来的基础上完成一篇2万多字的论文,以“构建我国立体刑法学的思考”为题,发表在《东方法学》2009年第5期。该文除了对各部分以具体问题切入并展开较深入的讨论外,还对某些内容作了一些修正,如把“内外结合”中原来的“对外给刑法的解释设立必要的边界”改为“对外要重视刑法的运作”。此外,该文还提出“立体刑法学”的两个理论基础:一是系统论和普遍联系的哲学基础,二是刑法效益的经济学基础。随后,这篇发表于并非核心期刊的论文相继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2010年,我把自己与立体刑法学这一主题相关的论文编辑成《刑法的结构与视野》—书,收入陈兴良教授主编的《中青年刑法学文库》。陈兴良教授在给该书所做的序言中指出:“立体刑法学的核心是不能孤立地研究刑法,而要把刑法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研究,从而拓展刑法学研究的视野。因此,这一命题正好切合该书书名中的‘视野’一词。”该书出版后,立体刑法学进一步引起学界关注,《学术动态》以及《法制日报》《北京日报》均以“我为什么要提倡立体刑法学”等为题约稿并发表了我的相关文字。储槐植教授表示,很高兴看到该书在突出刑法主体性的基础上拓展了“刑事一体化”。

  2011年,我以《立体刑法学研究》为自选课题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课题组运用“立体刑法学”的思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分别就《刑法修正案(九)》《反恐法》《社区矫正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证券法》等多部法律提交立法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中的多篇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报告”一、二、三等奖等若干奖项。与此同时,课题组形成了40余万字的《立体刑法学》书稿,并顺利获得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的免检结项。

  近年来,“立体刑法学”又相继获得学界和社会的一些肯定和鼓励。2016年,我的“立体刑法学”论文荣获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17年《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认为该研究有创新价值,约稿并集中推出“立体刑法学”课题组的部分成果。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刊《人民检察》也对我们的研究成果非常感兴趣,对我作了专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负责人莫纪宏教授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所作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报告中,也充分肯定立体刑法学的思想,认为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等观点。至2018年,《立体刑法学》得以出版。

  就立体刑法学具有生命力的原因即立体刑法学的哲学基础,刘仁文教授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和系统论是立体刑法学的哲学基础,尤其是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本身就有着天然的联系,二者在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一致的。正如现代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所言“虽然起源不同,但一般系统论的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类似则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系统科学的先驱钱学森也指出“局部与全体的辩证统一,事物内部矛盾的发展与演变等,本来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常理,而这就是‘系统'概念的精髓。”法学和法治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刑法学和刑事法治作为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既具有相对整体性﹑层次性,又有自己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对内有其自组织系统的原理,对外有和环境的关系及其沟通,立体刑法学正是刑法作为一个系统及其隶属于一个更大系统的思维反映,符合系统运作的规律性要求。

  二是中国刑法发展的时代要求。在2003年提出立体刑法学命题时,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规范化、专业化的时期,但如当时所指出:“随着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学科间日渐形成壁垒,学术研究‘碎片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以及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的时候,我们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刑法学专业的建立和刑法学知识的自身发展,但经过20多年的积累和耕耘后,打破学科壁垒、树立系统思维就又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正所谓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文随世转是也。科学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在笛卡尔时代,科学家的思维是把自己所考虑到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至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解决为止。这种“分析程序”对人类的科学进步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却发现这种研究范式忽略了事务的整体性,特别是它的有序结构和普遍联系,以致把整个世界以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被分析到极限的不变实体(微粒、质点)的机械聚焦。辩证唯物主义正是看到了这一逻辑的缺陷,指出事物存在的矛盾性质及其普遍联系和转化的辩证过程,为辩证逻辑向系统逻辑的发展创造了思维上的条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系统法学因当时法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法教义学的恢复和深化而难免昙花一现的命运,那么当法教义学体系建立起来后,系统法学的再次勃兴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我国刑法学研究的面向单一化、言必称德日等弊端展开反思,呼吁回应型刑法学的研究路径。刑法学研究本该是多面向的,特别是今天,我们更应多关注中国丰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注意从本土的经验中提升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而不要只满足和甘心做国外理论的介绍者和引进者。

  三是反映了刑法运行的实际状况。立体刑法学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刑法运行实际状况的反映。例如,甲乙两人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分别实施了容留卖淫的行为,甲被所在的区法院以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乙则被所在的区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15日拘留、5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为什么性质完全相同的行为,结果会如此不同呢? 原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与《刑法》第359条对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表述是完全一样的。根据《刑法》第359条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只是一般情节或较轻情节的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的规定,情节较轻的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以5日以下的拘留或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上述行为,应该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情节严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作了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如此深度竞合的规定,即便是完全出于公心办案,也难以达到执法的协调。但这种法律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不仅对当事人不公,也会对法秩序的统一造成损害。这就要求对《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无缝对接进行研究。又如,交通事故的行政责任认定与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认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涉及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在目的、功能、归责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复杂关系。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交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该司法解释,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行为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行政责任与交通肇事罪的成立与否紧密联系起来,且成为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因此,分清事故责任就成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重要依据,甚至可以说,事故责任的大小直接决定着交通肇事罪的成立与否。但行为人对交通事故负有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上的行政责任是否就直接导致其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却不可一概而论,还需要考察行为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主观上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刑法上的过失等。再如,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刑事和解等事实上起到了刑法上的除罪化作用,这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总之,刑法在关系中运行,刑法在动态中运行,它与相关法的界限、融合和相互协作,是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四是打造中国特色刑法学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抓手。当今,我们都在强调构建中国的法学话语体系,提高设置议题的能力。因而,立体刑法学就是一个较好的议题,它立足中国,从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既服务于中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推动我们的刑事法治不断走向良法善治,又面向世界发出中国刑法学的声音,使中国刑法学不致成为“无声的刑法学”。以交通肇事罪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是司法解释确立的过失犯以共犯论处的特例。另外,该司法解释还全面实行“客观归责”,弃用自然的因果行为论和心理责任论。不管理论上如何看待这些规定,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在影响着中国刑法的运作。笔者相信,与那些西方已经耳熟能详的理论、学说相比,这些生动的中国实践更能引发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兴趣。再如,中国惩罚危害行为采取行政罚和刑事罚的二元体系,与此相对应,司法机关出台大量的“立案标准”以及其他司法解释,为刑事司法提供具体而详细的标准,以便区分违法和犯罪,这使得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之前的劳动教养) 、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区分与衔接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妥当处理,不仅对中国的法治有直接意义,而且也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刑法学声音的绝好素材。

  就立体刑法学的具体内涵,刘仁文教授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立体刑法学”的基本主张是,刑法学研究要前瞻后望(前瞻犯罪学,后望行刑学),左看右盼(左看刑事诉讼法,右盼民法等部门法),上下兼顾(上对宪法和国际公约,下对治安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内外结合(对内加强对刑法的解释,对外重视刑法的运作环境)。如果从多元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刑法,《立体刑法学》英文书名中的Three-dimensional翻译为Multidimensional更为合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立体刑法学”对于打通刑法教义学和社科刑法学的隔阂,回应本土刑法问题,使中国刑法学在国际上成为“有声的刑法学”等方面,都有其积极意义,并能给人以想象空间。

  所谓“前瞻后望”,即前瞻犯罪学,后望行刑学。刘仁文教授指出刑法的根本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通过有效地惩罚犯罪来达到保护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的目的。无论是惩罚的有效性还是预防的有效性,都需要搞清楚犯罪的原因,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设置出科学的刑罚种类,确立适当的刑罚强度。刑法学研究还应关注行刑的效果。只有建立科学的行刑机制,才能提高对犯罪人的改造质量,有效减少再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功能。从行刑效果反过来检视现行刑罚制度的利弊得失,是促进刑罚改革的一个重要视角。

  所谓“左顾右盼”,即左看刑事诉讼法,右盼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刘仁文教授认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乃实体与程序的关系,两者不要说在历史上原本一家,就是在当代,也是彼此密切相连的。刘仁文教授指出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两者的沟通和发展,如管辖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前,《刑法》修改在后,这本身就违背了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刑法》中的不少问题都与程序直接相关,如死刑执行、减刑、假释等;而《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刑法》来落实,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哪些案件属于“告诉才处理”,有赖于刑法来规定。同时,刘仁文教授通过举例更形象地说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我国《刑法》上的伪证罪主体与《刑事诉讼法》上的证人是否应为同一概念?一种观点认为,伪证罪发生在刑事诉讼中,包括被害人在内,只要是了解案情并负有作证义务的人,都是该罪的主体。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区分了“证人证言”与“被害人陈述”两个概念,但是,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都属于证据范畴,且被害人完全可能做有利于自身的虚假陈述,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因此,伪证罪主体中的证人范围应当包括被害人,不能用程序法中的概念限制实体法中的概念。另一种观点认为,应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与被害人的区分,被害人不能成为伪证罪中的证人主体。在刘仁文教授看来,刑事法中证人概念还是应作统一理解。否则,不利于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因为,无论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是用来处置刑事案件的,两者之间在针对具体案件时关系十分密切,如果相同字样的概念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作不同理解,必然给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造成困惑。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对证人概念作统一理解,也有利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沟通与交流。刘仁文教授就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作了阐释,将其定义为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进而指出刑法既不能越过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过早地介入社会生活,也不能在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需要刑法提供保障时刑法却到不了位。

  所谓“上下兼顾”,即上对宪法和国际公约,下对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宪法是一国之母法,作为宪法之子,刑法应当在落实宪法精神、建立宪政国家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刘仁文教授看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深入,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执法的合宪性追问必将提上日程,我国刑法要真正实现现代化,非得走这一步不可。同时刘仁文教授还强调,对于那些我国已经签署并批准的公约,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国际公约要通过国内法转换这样一种机制,因此对于国际公约中涉及的国际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问题,国内刑事立法如何衔接,也是刑法学界不容回避的课题。对已经签署但还没有批准的公约,必须把其中有关的内容与国内刑法进行比较,找出国内法的差距,以便为下一步批准时做准备。在刑法和治安处罚和劳动教养的关系上,刘仁文教授指出,我国《刑法》在结构上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其中最显著的是将国外刑法中的违警罪和部分轻罪排除于刑法外,另归入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刘仁文教授指出认识到这一点,至少有三方面意义:一是在进行比较研究时,不能因外国刑法中有某某罪名,就简单地认为我国刑法也要增设此罪名,因为在我国,刑法之下还有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二是在考虑将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犯罪化时,应注意其与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的协调;三是在进行刑事法治的改革和思考时,不应局限于狭义的刑法,而应把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一并纳入。

  所谓“内外结合”,即对内加强对刑法的解释,对外要重视刑法的运作。就刑法解释而言,刘仁文教授认为完美的刑法典永远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加上刑法典不应过于频繁地修改,由此决定了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同时,刑法的适用也无时无刻不需要司法者对法条甚至文字作出解释。学者的使命除了发现和指出法典的缺陷并提出改进意见,还要在既有情形下合理地解释法律,为法律的适用找出适当的路径。至于刑法的运作,刘仁文教授指出,储槐植教授也曾经指出,刑法在运作中存在和发展,刑法的本性是动态的和实践的,这一富有洞见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从实践理性的视角来考察和研究刑法。

  其次,刘仁文教授指出“立体刑法学”为刑法学研究提供了从平面到立体、从一维到四维的视角,但其仍处于静置的状态,因此“关系刑法学”应运而生。关系刑法学更强调动态的一面,强调从四维到多维。刘仁文教授从“立体刑法学”和“关系刑法学”本体出发,认为二者本为一体,“多维”“系统”“沟通”“耦合”和“互动”五个关键词即为“立体刑法学”和“关系刑法学”内在逻辑的基点。刘仁文教授对五个关键词分别进行了解读。

  “多维”:立体”译成多维,“关系”亦如此,强调不能孤立的研究刑法,刑法的运作及其结果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我们如果只研究刑法规范,满足于做一个狭义上的刑法法条专家,可能对实现良法善治的贡献有限。“立体刑法学”的基本主张是,刑法学研究要前瞻后望,左看右盼,上下兼顾,内外结合。如果从多元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刑法《立体刑法学》英文书名中的Three-dimensional翻译为Multidimensional更为合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立体刑法学”对于打通刑法教义学和社科刑法学的隔阂,回应本土刑法问题,使中国刑法学在国际上成为“有声的刑法学”等方面,都有其积极意义,并能给人以想象空间。

  “系统”:“立体刑法学”立足系统论,把刑法看作整个法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里至少包含四重含义:其一,刑法是一个拥有自己边界的子系统,它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其二,刑法这个子系统与民法、行政法等其他子系统存在一个相互衔接、结构耦合的问题;其三,刑法的运作不是封闭的,它受到外部环境的“刺激”,并要作出反应;其四,无论是刑法内部各要素,还是刑法与其他子系统和环境的互动,都需要借助沟通这个工具,而且这种沟通是双向的。

  “沟通”:无论是刑法内部各要素,还是刑法与其他子系统和环境的互动,都需要借助沟通这个工具,而且这种沟通是双向的;刑法的运作不是封闭的,它受到外部环境的“刺激”,并要作出反应,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近年来一系列引起社会关注后得以改判的案件。如天津的“大妈卖气枪案”、内蒙古的“农民收购玉米案”以及山东的“于欢刺死辱母者案”等,这些案件在一审后,通过媒体报道出来,引起众声喧哔,这一“刺激”通过一定的作用机理,使得司法机关重新作出反应,将这些案件改判无罪或者从轻处理。总的来看,由于改判结果更加符合天理国法人情的综合考量,因而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刑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融合,正是外部环境的刺激,引发司法机关对刑法条文的重新解释,吸收人情与社会认知,对法律的形式性和严峻性进行调和,再把这些用法律的语言和程序表现出来,填充不完善的法条。

  可见,沟通实乃“立体刑法学”的一个关键词,正是沟通强化了“立体刑法学”的生命力,使刑法(学)成为封闭与开放的结合体。如果说封闭赋予了刑法(学)的自我地位,那么开放则赋予了刑法(学)的超我地位。过去几十年来,刑法学在发展自我、建立“专业槽”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在开放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如有关国际公约直接刺激并促进了我国刑法对国际犯罪的补充规定。但从当前刑法学发展以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所面临的瓶颈性问题来看,还需要继续在加强与相关学科的沟通上下功夫,像近年来刑事诉讼法领域所发展起来的刑事和解、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强制医疗的司法化程序等,就对刑法制度和学说提供了“刺激”和启发,其实,与其静态探讨刑法上犯罪圈的大小,不如结合刑事诉讼法建立起动态的刑事诉讼“过滤”机制。同时,强制医疗的司法化程序及其对刑法中强制医疗制度的激活,应当为改革收容教养、收容教育等制度提供方向和启迪。

  “耦合”:刑法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同民法、行政法等其他子系统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就刑法这个子系统与民法、行政法等其他子系统的互动与耦合而言,总的思路当然是刑法应当接受宪法的指导与制约,同时刑法应当成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但具体到每个领域,则有许多复杂而细致的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刑法中的术语含义究竟可以有别于其他法还是应当与其他法保持-致?从现实情况看,无论立法还是法律解释和学说,都是可以不一致的,如我国刑法对“信用卡”的定义就不仅包括了民法、经济法上的“信用卡”,还包括了民法、经济法上的“借记卡”;我国刑法中的“证人”概念“近亲属”概念也与刑事诉讼法、

  “互动”:即沟通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以刑法与宪法的关系为例,正如德国学者库伦所言,“原则上讲,所有刑法问题都可以从宪法角度来解释”。可喜的是,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宪法学者深入到刑法具体问题中讨论,如入户抢劫与侵犯住宅自由、对刑法相关制度的比例性原则审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如何从宪法上进行限缩解释等,他们的意见对刑法学者颇有启发。需要指出的是,我国1979年的刑法典颁行于现行宪法(1982年)前,1997年的新刑法典又颁行于“依法治国”写入宪法(1999年)前,因此,刑法秩序的合宪性调整应当成为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为此需要进一步加深刑法与宪法、理论与制度的对话和沟通。

  最后,刘仁文教授表示刑法学的研究方法不应当是“独木桥”,而应当走向多元化。立体刑法学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说明它有其价值,特别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即我国刑法学在解决了专业槽的基础上,不能满足于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刘仁文教授认为刑法学知识应当是开放的、立足本土的。学术研究得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当然也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国际的视野,中国的视角,自己的方案。”刘仁文教授强调文本一旦公开,就成为公共产品,每个人都可以去设想自己心中的维度和关系,完全可能超出的本意,这正是科学的魅力之所在,就如环境修复成为带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之一种。针对个别学者对立体刑法学的简单批评,刘仁文教授也借台湾学者甘添贵先生的一句话加以回应:“任何學術上不附理由的批評都是不負責任的批評。”

  至此,主报告环节结束。

  

  三、与谈总结环节

  与谈环节,付玉明教授从“关系刑法学”的历史意义及本土化意识必要性两方面进行与谈。付玉明教授对“立体刑法学”向“关系刑法学”转型的时代意义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进一步指出由“立体刑法学”向“关系刑法学”的转变使得刑法学研究由静态转向动态,极大拓宽了刑法学的研究论域,对刑法学的定位回归到社科体系。同时,付玉明教授提倡现阶段的刑法学研究需要具有本土化意识,反对拿来主义,需对中国问题加以本土化思考和解决。

  

  谭堃副教授围绕方法论对刑法研究的意义展开与谈。首先,谭堃副教授指出方法是决定一切的,鼓励用中国方案解决中国问题。其次,当今社会,刑法内部轻罪立法之提倡不绝于耳,外部的国民不安感对刑法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内忧外患”之下,刑法学人不但要坚守谦抑,刑法的立体化研究显得尤为需要。最后,谭堃副教授提倡有意识地运用理论模型去分析、思考问题,寄期诞生中国体系。

  

  李岚林博士对刘仁文教授方法论体系的学术价值同样予以肯定,且围绕“关系刑法学”的发展进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岚林博士就是否需要对“关系刑法学”中“关系”一词的范围加以限定提出疑问;而且,李岚林博士指出社会关系背景正走向全球化、风险社会及犯罪网络化,这一转变也为“关系刑法学”未来的理论建构提出新的要求。

  

  在提问环节中,学生1:民法不承认事实婚姻而刑法上却保护事实婚姻,怎么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刘仁文教授结合事实婚姻特点回答了该问题。他指出该问题涉及民法与刑法的关系,实质上是探讨刑法的保护范围是否应当与民法保持一致,这个问题仍有思考空间。

  学生2:如今刑法学研究大多参照德日刑法或英美刑法,若扩大理论研究视野其他国家的刑法是否值得借鉴?

  刘仁文教授肯定了拓宽学术视野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在保持国际视野的同时最终还应当扎根中国本土。

  学生3:立体刑法学有别于刑法教义学解释论的路径,是否属于立法论的范畴?

  刘仁文教授指出当下刑法教义学已经泛化,也存在立法的教义学分析。而立体刑法学也并非立法论,其倡导的立体化思维司法中同样适用。

  学生4:“立体刑法学”和“关系刑法学”的根基和界限为何?

  刘仁文教授从哲学视角结合社会系统论、普遍联系原理等理论加以回应,他指出“立体刑法学”和“关系刑法学”在于提供一个理论框架,有想象空间,每个人都可以去想象。

  赵姗姗博士:“立体刑法学”和“关系刑法学”的建构是否以立体民法学和关系民法学的建构为前提?

  刘仁文教授提出的“立体刑法学”和“关系刑法学”更多的是提供一种研究方法,不能将其生搬硬套。例如对宪法学的研究就不能完全与之契合。

  在总结环节,冯卫国教授代表主办方对主讲人以及与谈人表示感谢,他指出“思路决定出路,视界决定境界”,思维方式对于法学研究而言尤为重要,方法论的缺失将使得刑法学研究陷入窘境,正确的思维方式才能使学术充满生命力。讲座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