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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露:美国中间制裁的法律定位与本土化思考

发布日期:2020-06-08  发表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郑州)2018年第6期 第116-122页  著者:尹露  浏览次数:
中间制裁兼具刑罚与刑罚执行方法双重属性,是严厉程度居于缓刑和监禁刑之间一系列制裁措施的总称。美国中间制裁的发展与实践表明,设置多元和阶梯状的制裁体系在减少监狱人数的同时更好地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我国非监禁化改革可以参考中间制裁的思路和方向,转变刑罚理念,以社区矫正为依托,坚持其刑事制裁本质属性的同时进行功能拓展,实现刑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整合。

  从刑事古典学派开始提出刑罚人道主义与改革监狱制度,到刑事社会学派开始关注犯罪的预防与矫正理论,再到新社会防卫论中保卫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并重与复归理论的崛起,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刑罚理论历经变迁。20世纪80年代刑罚严厉革命浪潮下,美国的刑事政策由最初的矫治模式转向两极化模式,①对重罪处罚趋向严厉化的同时,对轻罪处罚趋向宽缓化,刑罚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量刑两极化的问题凸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优化刑罚资源配置的新思路,在缓刑和监禁刑之间设置处罚力度居中的中间制裁。应运而生的中间制裁,集合预防犯罪和惩罚、矫治犯罪人的功能,依托社区资源,强调社会力量的参与,主要是为了解决传统监禁对犯罪人的惩罚过于严厉,传统的缓刑和假释对犯罪人惩罚力度又过轻的问题。中间制裁结合机构处遇与社区处遇的执行方式,缓和了机构处遇中隔离与监禁的严厉性,使得监禁刑的固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规避,不仅通过矫治犯罪人使其成为守法公民,帮助其服刑完毕后更好地回归社会,从长远来说也帮助预防了未来再次犯罪。本文从解释论的角度对中间制裁的法律定位予以厘清,并与我国刑罚体系中的相似概念进行比照与对应,以帮助甄别与借鉴非监禁化进程中的国外经验。

  一、中间制裁的法律定位

  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间制裁是居于缓刑和监禁刑之间的一系列制裁方式的总称。作为非监禁刑的下位概念,中间制裁更类似于一种总括性的学理概念。美国不同司法管辖区立法的差异性使得中间制裁的种类多元。最为常见的中间制裁包括严格监督项目、社区服务、日报告中心、家中监禁、短期军事化训练营、中途之家、赔偿等。

  对于中间制裁的定位,美国学者有的采用“社区为基础”的矫正项目(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al programs)的表述,有的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的刑罚选项(punishment options),②也有的将其作为社区矫正的一种形式。③我国学者在论及中间制裁时有如下几种观点:(1)将中间制裁理解为严厉程度居于监狱和传统缓刑之间的社区化行刑方式。④(2)将中间制裁理解为比传统缓刑更严厉,但比监禁成本低的刑罚执行措施。⑤(3)将中间制裁理解为介于传统的社区矫正和监禁刑之间的制裁形式和替代形式。⑥

  上述观点均体现出中间制裁的部分属性。在惩罚的严厉性方面,中间制裁在刑罚体系中的位阶居于缓刑和监禁刑之间。中间制裁对犯罪人生活的介入和打扰程度要高于传统缓刑,但与看守所和监狱监禁相比,适用中间制裁的犯罪人又明显享有更多自由和自主权。但中间制裁并非囊括缓刑和监禁刑之间的所有刑罚,社区化的行刑方式也足其重要特征之一。中间制裁包括的所有制裁手段都以社区为依托,兼具惩罚与矫治两项内容。各项制裁方式依改造目标和处罚力度,调整惩罚和矫治内容的比例。这就将罚金等虽然惩罚力度介于缓刑和监禁刑之间,但实际操作与社区行刑和矫治无关的刑罚种类排除在中间制裁之外。中间制裁也并不完全排除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只是行刑场所发生改变,以在社区、家中服刑取代在监狱和看守所服刑。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部分社区矫正措施本身就足中间制裁措施,因为其设计本来就是降低处罚对行为人正常生活的影响力度。在部分司法管辖区,中间制裁所包含的制裁种类同样也属于社区矫正的范畴。但严格意义上,二者还是存在细微差异的,主要体现在项目目标和适用对象两个方面。从项目目标上来说,社区矫正侧重对犯罪人的矫治和提供帮助复归社会的服务。矫正性取代惩罚性成为其最高的价值取向足社区矫正与传统刑罚区分的关键。而中间制裁则更为注重对犯罪人的惩罚和监管,其治疗和服务的属性要低于社区矫正。从适用对象上来说,与中间制裁相比,社区矫正对象的罪行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相对更为轻微。近年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惩罚与矫治配合适用才是降低再犯罪率和从根源上减轻监狱拥挤问题的有效路径。现代中间制裁也开始重视强化治疗功效,部分司法管辖区的社区矫正项目中也加入了具有惩罚性的措施。美国刑罚体系中的社区矫正与中间制裁的区别和界限越来越不明显。

  依司法实践中适用的阶段和对象的不同,中间制裁的性质也有所差异。作为审前释放措施适用于无力缴纳保释金、正在等待审判的被告人时,中间制裁的性质属于刑事强制措施。作为前端型转处措施适用于本该判处监禁的犯罪人时,中间制裁作为监禁的替代刑,属于刑罚的一种。依其适用方式的不同,单独适用或是附加适用,可以将其划定为主刑或是附加刑。大部分情况下,中间制裁所包含的制裁方式都可以与其他刑种附加适用,包括监禁刑。作为后端型转处措施的中间制裁通常适用于被裁决假释的犯罪人,这类似于以强化监督和提供复归社会服务的制裁方式,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特殊行刑方式,属于刑罚执行方式的范畴。⑦

  从决定机构来看,中间制裁由法院判决的特征确定了其司法属性。从执行机构来看,中间制裁以社区矫正机构为主导,监狱等矫正机构和法院为辅助。学者们普遍将中间制裁界定为严厉程度居于缓刑和监禁刑之间的制裁方法。由于缓刑和监禁刑都属于刑罚的范畴,从类比的角度来理解,对中间制裁的定性应当做狭义解读,严格限于刑罚的范畴,而将其所包含的、适用于尚未被判决的刑事被告人的刑事强制措施的内容排除在外。虽然部分中间制裁项目在司法实践中又作为审前羁押、审前矫治和审前服务的措施适用,但考虑到保释听证决定的司法属性,笔者并不认为中间制裁具备刑事制裁方法之外的属性。中间制裁应当属于刑罚的一个类别,属于替代监禁的行刑制度,是传统刑罚与刑罚执行方法的结合,属于广义上的刑事制裁方法。这一点从美国司法体系之中关于中间制裁的立法大多规定在量刑指南或是刑罚的章节中就可以得到佐证。对于部分中间制裁项目中包含有对未决犯的适用内容,不妨将其作为一种刑事制裁方法的特殊执行路径。从适用的对象来看,中间制裁适用于比起传统缓刑和普通假释需要更多的监管和控制,但又尚未达到需要判处监禁程度的行为人。从适用的角度理解,中间制裁又可以视为传统缓刑和普通假释的加重形式。

  综上所述,本文对中间制裁的定性采狭义解读。中间制裁作为居于传统缓刑和监禁刑之间的制裁方法的总称,兼具刑罚与刑罚执行方法的双重属性,属于监禁的替代措施,是行刑社会化的一种方式。

  二、我国刑罚体系中的中间制裁

  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和已有文献来看,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没有使用中间制裁这一概念。国内学者现有的对美国中间制裁内容的研究,一部分将其列为中间制裁单独介绍,还有一部分直接将其作为行刑社会化的多元处遇方式介绍,不使用中间制裁的表述。有学者即使使用了中间制裁的表述,也尽量模糊社区矫正与中间制裁的界限,将中间制裁视为社区矫正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新形式。⑧从内涵来看,中间制裁属于严厉程度介于缓刑和监禁刑之间的刑罚种类和行刑制度的总称。从本质和特征来看,以社区为依托是中间制裁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从适用和执行来看,中间制裁属于一种开放式的处遇制度,以行刑社会化的理念为依托,以减少监禁的适用为主要目标。从对犯罪人行为的矫治和回归社会的帮助来看,中间制裁又包括了对犯罪人安置帮教的内容。深入探索中间制裁的内涵、外延和理论基础,并结合我国刑罚体系与司法实践,不难发现我国刑罚体系中虽然不使用“中间制裁”的表述,但中间制裁所包含的刑罚、刑事强制措施、刑罚执行方式,以及对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的矫治和帮助内容在我国司法实践之中是实际存在的。考虑到中间制裁具备刑罚与刑罚执行方法的双重属性,回归我国刑罚体系寻找中间制裁的对应概念,需要从刑罚种类和刑罚执行方式两个层面入手。

  (一)刑罚种类之比对

  我国《刑法》第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五条规定了5种主刑和包括驱逐出境在内的4种附加刑,第三十七条规定了非刑罚性处置性措施和职业禁止的内容。考虑到被适用死刑的犯罪人极高的人身危险性和罪行极为严重的事实而将死刑排除在非监禁刑之外,我国当前刑罚体系之中的非监禁刑种包括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以及适用于犯罪的外国人的驱逐出境。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和建议行政处罚或限制处分的非刑罚性处置性措施适用于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不属于传统的刑罚类别。职业禁止的定性学界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其属于资格刑,也有学者将其界定为保安处分措施。上述这几类非监禁刑罚中,管制属于限制自由刑,罚金和没收财产属于财产刑,剥夺政治权利和针对犯罪的外国人的驱逐出境属于资格刑。从刑罚的角度理解,中间制裁更偏向于一种限制自由刑,适用于人身危险性较低,不予监禁不至于对社会造成现实威胁的犯罪人,以社区处遇和矫治为刑罚的执行路径。中间制裁的适用对象绝大多数都属于轻罪犯,即依其罪行严重程度可能被判处1年以下监禁的犯罪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暴力犯罪、性犯罪等特定严重罪名的犯罪人通常会被排除在外,但也有少数例外情形。从这一层面来理解,我国刑罚体系之中与中间制裁最为相似的刑罚种类当属管制刑。管制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之中严厉程度最低的主刑,以社区为主要的行刑地点和场所。管制的对象是罪行轻微,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行为人。与美国刑法中的轻罪犯相比,管制犯的人身危险性相对来说更低。

  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执行机构不同。矫正机构作为美国的刑罚执行机构,包括社区矫正机构、缓刑机构、假释机构等。中间制裁的执行机构依项目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总的来说都属于矫正机构主管。有的中间制裁项目由社区矫正机构主管,有的项目由缓刑机构主管,也有的项目由多个机构共同主管。我国目前管制的执行机构包括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管制犯在社区接受矫正的各种具体事务管理,公安机关负责对管制犯进行监管,对违反管制禁止令的行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2)对违规行为的处置路径不同。中间制裁在执行过程之中如果出现技术违规或是再犯新罪的情形,通常会启动听证程序,行为人重新进入刑事诉讼。对于违规行为的处置以刑事处罚为限。管制期间对违规行为的处置采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对违反管制禁止令的犯罪人,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对于管制期间再犯新罪的犯罪人,通常采取的是对新罪所判处的刑罚与未执行完毕的管制刑期数罪并罚的处理方式。(3)执行方式不同。作为刑罚的中间制裁执行方式十分多元,各项中间制裁都有完备的执行体例。管制目前以社区矫正为主要的行刑方式,通过公安机关监管、自行报告和司法行政机关执法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下文社区矫正执行部分予以详述,此处不赘。

  (二)刑罚执行之比对

  随着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和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正式为立法所确立。现有立法框架下,我国当前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呈现以社区矫正为主导的一元多层次格局。严格意义上来说,缓刑、假释和社区矫正都属于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暂予监外执行虽然属于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的方式,但从判决的角度来看犯罪人被判处的仍然是监禁刑,所以这一执行方式属于监禁刑的一种特殊执行路径,不包括在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之中。社区矫正作为主导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其本身有完整的制度要求和监管规则。接受社区矫正的这四类犯罪人除了需要遵循社区矫正的限制和要求,还需要遵循缓刑、假释和管制本身的限制性规定。被宣告禁止令的缓刑犯和管制犯还需要遵循禁止令的限制条款。这种监管规则和限制条款的重叠适用以社区矫正为核心,构成了当前我国非监禁刑罚执行的多层次格局。原有公安机关对非监禁刑犯罪人的日常管理职能逐渐弱化,逐渐转化为宏观层面的监管,包括对进入社区的服刑人员予以备案,并对违规行为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等。作为社区矫正主要职能机关的司法行政机关逐渐成为非监禁刑罚执行的主要职能部门。

  作为刑罚执行方法的中间制裁,与我国缓刑、假释和社区矫正均有交叉和重叠的部分,其中与社区矫正最为接近。我国目前对社区矫正的官方定义来自2005年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社区矫正工作是将罪犯放在社区内,遵循社会管理规律,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使其尽快融入社会,从而降低重新犯罪率,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结合司法实践,我们当下对缓刑、假释、管制等对象的管理,更倾向于对服刑人员的“社区监管”,是一种以社区为依托,针对轻微罪犯的监管方式。

  中间制裁与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存在诸多共通之处。这两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都以社区为依托,都属于开放式处遇方式,都属于为了缓解监狱压力的监禁替代措施。中间制裁所包含和体现的行刑社会化、刑罚个别化和恢复性司法观念,在我国的社区矫正中也有所体现。我国社区矫正以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监督管理和帮困扶助为主要内容,⑨而美国中间制裁所注重的对犯罪人的矫治,实际上在教育和改造的基础上更多强调以戒除毒瘾、职业培训等帮助和服务来从根源上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

  美国中间制裁与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差异也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性质上来看,中间制裁依在司法程序中适用阶段的不同可以用作刑事强制措施、刑罚和刑罚执行方式,具备多重属性。我国社区矫正官方定义为刑罚执行制度,虽然其中禁止令和社区服务等针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刑罚执行措施表现出类似于美国中间制裁之社区服务等具体制裁方式的特性,但禁止令是对管制犯和缓刑犯具体执行监管的一种刑罚执行的辅助措施,社区服务是社区矫正中以实现教育矫正任务为目标的重要内容,二者都属于刑罚的执行措施,与中间制裁作为刑罚和刑罚执行方法的双重性质还有所差异。中间制裁具体措施的适用范围和实施路径更广,也更为完整和体系化。(2)从适用对象上来看,美国的中间制裁将缓刑犯和假释犯排除在预期适用对象之外。虽然美国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标准与我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将缓刑犯和假释犯排除在制度设计的适用对象之外意味着中间制裁是为人身危险性相对于这两类罪犯要略高的犯罪人所设计,以成为监管和惩罚力度高于普通缓刑和传统假释的监禁刑替代措施为目标。《刑事诉讼法》将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管制犯、缓刑犯、假释犯和暂予监外执行犯四类。暂予监外执行作为监禁刑的一种转化执行方法,对行为人暂时变更行刑的方式并没有改变行为人被判处监禁刑的事实。美国中间制裁均属于非监禁刑罚和刑罚执行方法,不存在这样的情形。笔者的调研结果显示,缓刑犯占到了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80%~90%。⑩也就是说,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人身危险性非常低、罪行非常轻微的犯罪人。(3)从决定机关上来看,美国中间制裁的适用部分由法院决定,也有监狱和社区矫正机构决定的情形,比如假释就由专门的假释委员会裁定。[11]我国社区矫正中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由法院判处,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和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权限都归属于法院,所以社区服刑人员绝大部分是由法院判决或裁定的。[12](4)从执行机构上来看,中间制裁的执行机构是包括社区矫正机构、缓刑机构、假释机构在内的矫正机构,依具体项目的不同有所区别。各个中间制裁项目可能存在差异,但均有专门的执行机构。我国社区矫正采取多机构参与配合的执行机制,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公安机关负责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5)从执行方式来看,中间制裁的执行方式十分多元,不同制裁方式的处罚力度有所不同。各项中间制裁均有体系化的、完备的执行方式,区别较大。比如社区服务和家中监禁分别有各自的执行机构、执行流程、执行方式和执行人员,后者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对犯罪人日常生活影响更大,惩罚力度也更大。不同类别的中间制裁可以同时适用,但通常来说不会属性相同。比如社区服务和赔偿都属于以无偿劳动来对犯罪行为进行补偿的制裁方式,一般来说这两种制裁方式不会同时适用。我国目前主要采取的是对社区服刑人员依定罪处刑的结果进行分类监管,在统一设置规则的前提下设置不同行刑方法的执行模式,以要求服刑人员主动报告和人力监管的方式进行监管,执行方式相较于中间制裁来说比较单一。具体的社区行刑方式包括要求参与公益劳动、遵守监管规则,以及要求被判处禁止令的行为人遵循禁止令的相关规定。(6)在对违规行为的处置方面,中间制裁在应对违规行为和再犯新罪时通常以启动听证程序——重新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接受再次刑事判决为解决路径。我国社区矫正执行中对于违规行为和再犯新罪行为的处置采取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相结合的模式。司法行政机关对于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具体规则的遵守与违反有自己的奖惩机制,普遍采用打分机制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对于违规行为予以扣分处理,严重违规行为给予书面警告。书面警告属于行政处罚,缓刑犯收到警告3次,假释犯收到警告2次可以提请法院撤销缓刑和假释,执行原判刑罚和收监服余下刑期。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之中的管制犯违反禁止令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缓刑犯违反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也应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7)在复归社会的理念方面,美国中间制裁在犯罪人复权和帮助犯罪人重新回归正常社会生活方面对理论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和司法实践都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而我国刑罚体系对于帮助犯罪人复归社会的重视程度不足,社区矫正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临时救助和就业帮助等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美国中间制裁的矫治内容将即将回归社会的服刑人员也纳入对象,其中中途之家主要为接近刑满释放期限的犯罪人和已经服刑完毕的犯罪人服务,为其顺利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提供职业培训、就业帮助、暂时性的住所和一系列的帮助和服务。我国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由于法定职能部门繁多且权责不清、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工作内容泛化、队伍建设滞后等一系列原因,这对于预防未来犯罪意义重大的活动目前并没有发挥其预期效应。

  基于以上论述,不难发现中间制裁在我国刑罚体系之中并没有一个内涵外延完全等同的概念。从定义上看,与中间制裁最为接近的是从相对广义角度理解的非监禁刑,即监狱外执行的,包括刑罚和刑罚执行制度在内的刑事制裁方式的总称。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严格区分刑罚与其他的刑罚执行方法。从相对广义角度理解的非监禁刑如今在我国更多属于一种学术概念,弱化了刑罚与刑罚执行方法的界限。但考虑到中间制裁所具备的社区性和矫治性,非监禁刑之中所包含的很多类别也不属于中间制裁的范畴,非监禁刑的外延要略广于中间制裁。从刑罚执行方式的角度来理解,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所对应的是中间制裁的开放式处遇方式。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在当前非监禁刑种缺位、自由刑泛化的情形之下,真正意义上能够独立适用的非监禁刑种只有管制,社区矫正应当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推进非监禁化最为实际和可行的路径。但美国中间制裁与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的内涵外延也并非完全契合。

  三、启示与思考

  上文对中间制裁法律定位的分析和与我国刑罚体系中非监禁刑罚与刑罚执行方法的比对,得出以下结论:

  (一)我国社区矫正在美国刑罚体系之中的对应和参照应当是中间制裁

  我国目前所推行的社区矫正和美国的社区矫正不仅在法律内涵上相去甚远,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背后所体现的刑事政策都不一致。美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萌芽于19世纪中期,历经“医疗模式”[13]与“正义模式”[14]的切换,在重刑主义开始遭遇现实危机时逐渐弱化。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于2003年开始在全国试点,无论是地域所导致的模式差异,还是性质模糊所导致的操作差别,都使得社区矫正具有浓郁的本土特色。我国当前所推行的社区矫正更类似于一种政策性的刑罚执行方式的本土化移植,与官方所称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不同,更类似于一种社区监管方式。这种监管方式的立法原意在于将刑罚适用模式从以监禁刑为主逐步向监禁刑与非监禁刑兼用,逐步扩大、重视非监禁刑适用的方向转变;刑罚执行理念从以防卫社会为优先逐步向兼顾社会保护与犯罪人、被害人权利保护转变。但司法实践中饱受学者诟病的诸如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实施但无警力配置、大量依赖社会工作者等问题,使得这一制度在社会管理创新和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之间摇摆不定。

  由此可见,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的社区矫正制度与美国20世纪兴起的社区矫正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可比性。简单从语义上对接,将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与美国社区矫正制度进行对比分析的思路很难得出有现实意义的结论。我国当下刑罚体系所体现的重刑化倾向、刑罚结构存在的自由刑泛化、刑种单一的问题,以及刑罚执行机构监狱容量接近饱和的现状,正好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间制裁产生的契机和背景相吻合。中间制裁在美国也被认为是社区矫正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社区刑罚新形态。我国社区矫正要摆脱当前的理论和实务困境,推进非监禁化的进程,应当以美国中间制裁为参照。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制度发展必须坚持以刑事制裁为本质属性

  中间制裁向我们展示了社区矫正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行性。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当下所面临的实务困境可从美国实践经验出发寻求突破。作为我国当下非监禁刑罚执行体系的核心制度,社区矫正实务中所呈现出的政策性社区监管方式仅适用于人身危险性极低、社会危害性极小的犯罪人。也正是因为当前监管对象的罪行轻微,管理难度并不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区矫正制度虽然在理论界引发诸多讨论,实务中制度优化的步伐却相对缓慢。美国中间制裁与社区矫正制度的变迁与发展向我们展示了社区开放式处遇中“惩罚”属性的重要性。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所以在刑罚执行方法和社会管理创新手段之间摇摆不定,除开立法缺失这一客观原因,顶层对于这一制度的定位模糊和司法实务中因体制机制不健全而导致的一系列工作偏差都或多或少地削弱了社区矫正的“惩罚”属性。美国中间制裁在产生初期也经历过惩罚与矫治属性比重失衡的偏差,忽略惩罚、过分强调矫治会引起刑罚威慑效应的缺失和再犯罪率的高发,最终导致司法资源的二次浪费。这一点是我们在社区矫正制度优化和发展中必须警惕的。

  (三)以中间制裁为参考设计我国刑罚资源优化配置方案不失为一种思路

  我国刑罚资源配置的问题学者们早有论及。陈兴良教授指出,我国目前刑法中刑罚资源的配置既不合理,也不均衡。这种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生刑过轻与死刑过重的矛盾,不均衡性则主要体现在生刑的轻重分布上轻罪过重与重罪过轻的矛盾。[15]中间制裁兼具刑罚与刑罚执行方式的双重属性,属于美国在刑罚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新尝试,展示了一种同时解决“轻罪过重”和“生刑过轻”问题的新思路。中间制裁一方面弥补了刑罚体系中缓刑与监禁刑之间非监禁刑种的缺位,为轻微犯罪人设置了相对轻缓的刑罚,形成了惩罚力度呈阶梯状的刑事制裁体系;另一方面在刑罚执行方式方面的多元化、体系化,保证了社区开放式处遇方式的执行效果,有利于刑罚特殊预防功能的实现。吸取美国社区矫正最初过分信赖对犯罪人矫治效果、忽略惩罚所引发的再犯罪率高发的教训,中间制裁将惩罚与矫治功能相结合,通过对二者功能和比例的设置差异来调整惩罚力度。与传统刑罚以监禁期间,即与社会隔绝的期限作为衡量刑罚惩罚力度的唯一标准不同,中间制裁倡导行刑社会化,将对行为人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作为同等重要的衡量标准,主要体现在监管规则的设置方面,包括要求报告的次数和形式、宵禁令的限制、矫治课程的安排、电子手环的适用等。来自社区和社会的心理威慑,比如佩戴醒目的电子手环回归正常社会生活,这种“标签”所引起的社会人员的歧视等也被认为是惩罚的一个部分。这也是社区行刑与监禁行刑相比非常重要的特点和区别。这种心理上的强制功能也是监禁刑所不具备的。

  由此可见,增设非监禁刑种和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是解决当前我国刑罚体系困境的两大路径。这两大路径在实践层面又存在一定的重合。从我国当前一元多层次的非监禁刑罚执行结构出发,以社区矫正为依托,进行刑罚资源配置的整合是最为直接和可行的举措。作为我国顺应世界刑罚改革轻缓化和非监禁化的趋势、探索行刑社会化和开放式处遇的新型刑罚执行路径,社区矫正制度的定位当前虽然摇摆不定,但从现有立法和制度本身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必然会实现社区监管向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的功能切换。这不仅需要立法从形式上确定社区矫正的法律定位与功能,更从实质上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更为强势和正当的刑罚执行权,抽离对公安机关的职能依托,减少对社工等社会力量的过度依赖。在性质确立的前提下,社区矫正的功能未来可考虑扩大化,内容设置可以更加多元和立体。

  美国中间制裁将刑事强制措施、刑罚和刑罚执行方法的适用都纳入社区,以开放式的处遇方式予以执行,属于一种矫正式处遇制度,类似于我们所提出的教育改造理念的现实化。中间制裁将我们理论上所推崇的行刑个别化、恢复性司法、刑罚个别化等先进的刑罚理念都纳入其中,转化成为多元化、阶梯状的处罚机制。我国刑罚体系未来的资源配置方案可参考中间制裁的有益实践。比如为避免审前拘留所采取的监视居住、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甚至包括对有毒瘾的犯罪人进行强制戒毒等在美国均被纳入了中间制裁的范畴。我国的社区矫正未来一方面可以增设与禁止令相似的、不同类别的刑罚个别化举措,对不同类别的犯罪人适用不同的限制条款;另一方面,对犯罪人的矫治内容在社区服务和教育学习的基础上可以更加丰富和多元。

 

  参考文献:

  ①中间制裁的英文表述为“intermediate sanctions”,美国文献中也有学者使用中间刑罚“intermediate punishment”“intermediate penalty”的表述。两种表述的区别在于中间刑罚比中间制裁外延更窄,限定于刑罚种类。考虑到美国刑法中的犯罪与刑罚概念与我国略有差异,美国刑法弱化犯罪的量化因素,犯罪圈比我国刑法传统定义中的犯罪圈更为宽泛,我国“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一些行政违法行为在美国也被视为犯罪。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刑罚概念相比,中间制裁将刑罚执行方法、非刑罚制裁方式,甚至是行刑制度等均包括在内,对刑罚种类和行刑制度的划分相对模糊。从表述的准确性出发,本文采取美国文献之中使用较多的“intermediate sanctions”,并将其译作“中间制裁”,以期能够有更大的包容性。

  ②Gail A.Caputo,Intermediate Sanctions in Corrections,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Press,2004,p.11.

  ③Frank Schmalleger,John Ortiz Smykla,Correc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3rd ed,McGraw Hill,2007,p.165.

  ④蔡国芹:《美国社区矫正体制的中间制裁制度》,《时代法学》2007年第5期,第84页。

  ⑤姜楠:《美国矫正制度中的中间制裁制度》,《中国司法》2015年第3期,第91页。

  ⑥吴宗宪:《社区矫正比较研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7页。

  ⑦美国刑事司法程序之中实施逮捕与羁押分离的审前制度。行为人被逮捕后由独立于辩、诉、审三方的审前服务机构负责搜集被告人背景信息和进行审前风险评估。接下来的保释听证中,由法官根据审前服务机构提出的犯罪人风险评估报告和案情做出保释与否的决定。这意味着美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即使是在等待审判中对刑事被告人适用的刑事强制措施也具备司法性。这与我国审前羁押采取的检察官为主导的单向调查核实方式存在明显的不同,后者的行政性更强。通常情况下,如果被允许保释的犯罪人表现出需要矫治的需求,比如有酒精或毒品成瘾的情形,在保释阶段可能法官会裁定其进入中间制裁项目接受矫治。或是被判处缴纳保释金却无力缴纳的无业犯罪人,可能会被裁定进入社区矫正机构接受就业培训等。

  ⑧同前注⑥,第427页。

  ⑨参见2009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

  ⑩调研将我国中部某省会城市和东部沿海经济特区分别设为样本地区1和2。样本地区1中,缓刑犯占比社区服刑人员总数的80%到90%,市内不同区县数据略有差异。样本地区2中,缓刑犯平均占比社区总服刑人员总数的90%,部分区县达到100%。

  [11]美国假释的决定权归属于专门的假释委员会。假释委员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独立于矫正系统之外,成员由州长直接任命,其工作直接向州长负责,能够减少矫正官员对假释适用的随意性,但假释委员会完全独立于矫正系统,对监狱工作和犯人的表现情况并不熟悉,很有可能做出不适当的决定。另一种假释委员会设在矫正系统之中,与矫正机构保持一定的联系,但保持有相对的独立性,大部分司法管辖区采取的是这一种模式。美国联邦和州设有专门的假释监督机构负责假释罪犯的监督和矫正。有的州将缓刑监督工作与假释监督工作合并,也有的分开。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12]司法实践中部分暂予监外执行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和省级监狱管理机关直接决定。

  [13]指将罪犯作为“精神或情感上有缺陷的人”,通过治疗加以改善。

  [14]强调报应与惩罚的重刑主义。

  [15]参见陈兴良:《犯罪范围的扩张与刑罚结构的调整——〈刑法修正案(九)〉述评》,《法律科学》,2016年第4期,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