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杨依:我国逮捕的“结构性”错位及其矫正
逮捕与羁押关系问题在理论界争议不断,至今仍未形成基本共识。借助“功能-结构”的新视角可发现,现代刑事诉讼审前阶段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干预形成了以功能为导向的“两段式”进阶结构。强制到案与候审羁押在功能、程序和价值方面各自具有不同的建构逻辑。当前我国逮捕制度呈现出“结构性”错位,混淆了强制到案和候审羁押的不同程序控制思路,从而导致逮捕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和效能损耗。详细>>
著者:杨依 来源:《法学》(沪]2019年第5期 第154-167页 2020-09-29
陈晓彤:既判力理论的本土化路径
前诉裁判对后诉最重要的效力是遮断后诉与拘束后诉,分别对应既判力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既判力的作用范围决定了诉权自由与法的安定性、诉讼经济等价值各自实现的程度。我国学界大体上形成共识的既判力理论采纳了大陆法系通说,但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观照则存在着诸多不相符之处。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关既判力消极作用、积极作用的范围与二者界限的处理还表现认识模糊、相互矛盾或前后不一致等问题。一套明确且可适用的标准之缺乏,妨碍了法的价值得到合理的实现。详细>>
著者:陈晓彤 来源:《清华法学》[京]2019年第4期 第144-162页 2020-09-29
张吉喜:刑事缺席审判的理论依据:类型及其运用
权利放弃、价值权衡以及权利放弃兼顾无出庭必要是刑事缺席审判的三种理论依据。通过分解《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法国刑事诉讼法》、《德国刑事诉讼法》和《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体系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和欧盟法确立的刑事缺席审判规则发现,除了《德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以权利放弃理论为依据的缺席审判制度,《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日本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以价值权衡理论为依据的缺席审判制度之外,上述三种理论依据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和规则中均有明确的体现。详细>>
著者:张吉喜 来源:《比较法研究》[京]2019年第6期 第166-183页 2020-09-14
左卫民:中国在线诉讼:实证研究与发展展望
人类社会正在步入在线时代,在线诉讼由此而开始成为司法的一种新方式。繁简分流的民事诉讼改革试点和新冠肺炎疫情为在线诉讼提供了扩展适用的契机和舞台,使得一些原本似乎不宜通过在线诉讼方式办理的案件,不仅以在线诉讼方式完成而且诉讼效果尚可,既验证了在线诉讼在诉讼便利等方面的优势,又证伪了诸如在线诉讼只能在简易案件中适用、审判结果难获认同等前见。不过,实证研究也发现,当下的在线诉讼往往仍属某些诉讼参与人的无奈之举,难以动摇传统线下诉讼的统治地位,豪言“在线诉讼时代已经到来”还为时尚早。详细>>
著者:左卫民 来源:《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161-172页 2020-08-20
陶朗逍:未成年人自主性辩护权行使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程序对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间的关系缺乏明确规定,导致了未成年人如何行使自主性辩护权存疑,具体涉及被代理的未成年人范围、法定代理人代理权限、意见分歧的解决等方面。关于诉讼行为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刑事责任能力、直接代理、间接代理等相关理论的交叉与冲突是问题的根源。详细>>
著者:陶朗逍 来源:《北方法学》[哈尔滨]2019年第5期 第150-160页 2020-07-06
孙远: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理论之适用问题研究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有关证明标准的规定非常独特,因此,在解释论上对于证明标准这一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不能完全沿袭西方学说。根据该款规定,应将刑事证明标准做广义与狭义之区分。狭义证明标准仅指认定某一事实的心证条件,而广义证明标准除心证条件之外,还包括该款所要求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以这一区分为基础,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也包含显性层次与隐性层次两个方面。详细>>
著者:孙远 来源:《法学家》[京]2019年第5期 第59-73页 2020-07-06
杜磊:论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
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是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范运行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罪认罚自愿性包括实质认罪自愿性、形式认罪自愿性和认罚自愿性,三者密切相关,不能将三者割裂开来并设置不同的判断标准。认罪认罚自愿性和供述自愿性不同,不能采用自白任意性标准,宜参照非法言词证据规则所确立的标准,同时允许法官裁量判断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详细>>
著者:杜磊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 2020-06-29
周光权:论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
2018年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基本价值追求是给予被告人更多实体上的优待,提高刑事司法效率仅是伴随效果或次要目标。为此,刑法必须及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衔接,为程序改革提供实体法支撑,防止量刑时面对“下不了手”的难办案件突破实体法的量刑限制,同时使参与协商的被追诉人内心有底数。详细>>
著者:周光权 来源:《清华法学》[京]2019年第3期 第28-41页 2020-06-22
施鹏鹏:刑事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理论研究
诉讼行为是一个亟待厘清的比较法概念,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对诉讼行为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相同,不应混为一谈。意大利的诉讼行为理论虽来源于1808年法国的《重罪预审法典》,但历经200年的发展,尤其是1988年刑事诉讼的重大修改已经赋予其全新的内容。意大利刑事诉讼采用最广义的界定,即诉讼主体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实施的所有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对每种诉讼行为均确立了周密的制裁制度,主要包括不予受理、逾期无效、程序无效以及不可用。详细>>
著者:施鹏鹏 来源:《比较法研究》[京]2019年第4期 第16-28页 2020-06-08
张吉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27件违法所得没收案件样本反映出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溯及力、“重大犯罪案件”的认定、“违法所得”的认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及证明标准的把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程序法从新”会产生溯及既往的风险。对于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前发生的行为人逃匿或死亡的犯罪案件,如果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时该案件尚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或者已经诉讼终结,则不能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详细>>
著者: 来源:《现代法学》(重庆)2019年第1期 第136-148页 2020-05-18
胡铭:电子数据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定位与审查判断规则
尽管社会实证研究是对制度运行、理论实效进行检验的科学方法,但它不是刑事诉讼法学基础性研究方法,只是在基础性研究方法统领下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规范研究是刑事诉讼法学基础性研究方法。其理由在于:这源于所有部门法学研究的共性规律;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对诉讼活动有显著的构建功能;规范研究是能够实现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增量的研究方法。详细>>
著者:胡铭 来源:《法学研究》(京)2019年第2期 第172-187页 2020-04-26
徐阳:论规范研究统领下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
尽管社会实证研究是对制度运行、理论实效进行检验的科学方法,但它不是刑事诉讼法学基础性研究方法,只是在基础性研究方法统领下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规范研究是刑事诉讼法学基础性研究方法。其理由在于:这源于所有部门法学研究的共性规律;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对诉讼活动有显著的构建功能;规范研究是能够实现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增量的研究方法。法教义学研究是刑事诉讼基本研究方法,是司法取向研究的基本范式。详细>>
著者:徐阳 来源:《政法论坛》(京)2019年第2期 第92-105页 2020-04-12
何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对象的争议问题:基于观察发现的理论反思
附条件不起诉实践适用不尽理想,适用对象的罪名、刑罚限制及与相对不起诉的关系等均有争议。建基于观察发现基础上的理论反思可提供更好的解答。适用罪名过窄,应取消罪名限制,并由检察官裁量决定。“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限制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真正原因在于对未成年人量刑的特殊性缺乏认识,附条件不起诉与缓刑高度一致,应将所有可能判处缓刑的案件纳入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详细>>
著者:何挺 来源:《当代法学》2019年第1期 第150-160页 2020-04-08
杨依:我国逮捕的“结构性”错位及其矫正
逮捕与羁押关系问题在理论界争议不断,至今仍未形成基本共识。借助“功能-结构”的新视角可发现,现代刑事诉讼审前阶段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干预形成了以功能为导向的“两段式”进阶结构。强制到案与候审羁押在功能、程序和价值方面各自具有不同的建构逻辑。当前我国逮捕制度呈现出“结构性”错位,混淆了强制到案和候审羁押的不同程序控制思路,从而导致逮捕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和效能损耗。详细>>
著者:杨依 来源:《法学》2019年第5期 第154-167页 2020-03-29
张泽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目的的波动化及其定位回归
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出台,到《刑事诉讼法》最终确立,各类规范性文件中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规定呈现明显的波动化:由一元化的“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到“及时有效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多元化并存,然后是2018 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不予提及,作模糊化处理。详细>>
著者:张泽涛 来源:《法学杂志》2019年第10期 第1页~13页 2020-03-25
赵恒:“认罪认罚从宽”内涵再辨析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被写入《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通过反思实务状况,立法者须从基本概念着手,实现认罪、认罚、从宽之内涵的“破”与“立”。第一,建立与程序类型相适应的认罪成立标准,原则上,在速裁程序中,认罪须同时承认指控事实、承认犯罪、接受指控罪名。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中,认罪主要偏重承认指控事实、承认犯罪,但不排斥被追诉人承认更多事项。第二,认罪与自首等相近情节之间存在概念交叉关系,其共同要件是如实供述,“概括认罪”“认事服判”不是认罪,但可能构成其他情节。详细>>
著者:赵恒 来源:《法学评论》2019年第4期第174~183页 2020-03-15
狄小华:认罪认罚等级体系的构建与运用
构建认罪认罚等级体系,不仅是完善理论基础的重要内容,更是指导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根据悔罪程度的大小,认罪认罚可分为悔罪型、混合型和功利型三个等类;根据司法资源节约的多少,认罪认罚又可分为侦查前阶段、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四个级别。详细>>
著者:狄小华 来源:《学海》2019年第1期 第196-203页 2020-03-02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公力合作模式——量刑协商制度在中国的兴起
通过引入量刑协商机制来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发挥激励作用,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主要创新之处。这一机制对于吸引被告人认罪认罚和接受速裁程序,促进被告人认罪案件得到快速处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检察官滥用权力、被告人被迫认罪、值班律师无法提供有效法律帮助以及法官司法审查流于形式等一系列制度缺憾。详细>>
著者:陈瑞华 来源:《法学论坛》2019年第4期第5-19页 2020-02-27
孔祥承:诉讼模式下案卷移送制度研究
我国在刑事卷证移送制度改革中引入了起诉状一本主义,但它犹如钟表上尺寸不合的齿轮,与我国的诉讼模式不相适应。反观以案卷移送主义为核心的案卷移送制度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有着极大的契合度,它既是司法传统的延续,也是审判运行机制推演的必然结果。尤其在我国司法语境下,阅卷预断所带来的影响相比于案卷所承载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案卷作为组织证据审查的信息生命线,实际承担着辅助法官查明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以及促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标实现的作用。详细>>
著者:孔祥承 来源:《当代法学》(长春)2018年第5期 第112-123页 2020-02-23
黄风:刑事缺席审判与特别没收程序关系辨析
刑事缺席审判和特别没收程序在某些情况下是难以兼容的,需要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应当站在国际刑事合作和有效行使司法权的高度,权衡利弊得失,作出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与安排,先行或者独自采用特别没收程序,挤压外逃人员在境外的生存空间,并以此营造国际刑事合作的氛围和契机。详细>>
著者:黄风 来源:《法律适用》(京)2018年第23期 第2-12页 2020-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