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陈伟、张学文:“软暴力”的事实判断与规范调适
“软暴力”长期作为“非规范用语”的背景使其在规范要素和事实要素的对应中仍然存在含义混乱和界限模糊的问题。事实层面上,“软暴力”表现为借助“暴力暗示”或“组织暗示”来展示自身的犯罪能力以实现非法目的。但就规范层面而言,“暴力性”或“组织性”却并非软暴力的必要条件,而是软暴力刑事可罚性大小的参考依据。软暴力作为一种违法犯罪手段,本身并不是任何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故其入罪仍应遵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判断,不能肆意泛化内涵或虚化外延,应通过司法适用的规范和自由裁量的平衡实现“软暴力”的正确认定。详细>>
著者:陈伟、张学文 来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2020-11-20
李俊明:论新时代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法治价值整合
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和新要求,黑恶势力犯罪治理面临着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为了坚守法治底线,妥善处理分歧,有必要从法哲学的高度和法治的视角,对政治价值与法律价值、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秩序价值与人权价值、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这四对价值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探寻整合进路,从而以更清醒地理论认知和更坚定的制度自信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法治轨道上向纵深发展。详细>>
著者: 来源:《法律适用》2020年第17期 2020-11-20
姜涛:刑事立法的宪法边界
刑事立法科学化必须尊重法律体系内在的规律,以宪法与刑法之间的功能性位阶为前提,强化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刑法扩张的反向排除,不仅要求立法者在刑法修正中增加新罪名或扩大个罪的犯罪圈时,把属于公民行使基本权利的行为阻却在犯罪之外,而且因犯罪设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影响巨大,立法者对有关犯罪的规定应遵守比例原则和构成要件明确性原则,同时,基于程序正义的要求,实现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回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详细>>
著者:姜涛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2020-11-04
张平寿:“套路贷”诈骗“错误认识”的实践偏离及其矫正
当前我国关于“套路贷”诈骗犯罪“错误认识”的司法界定存在诸多偏差,如以“套路贷”特征的符合性来认定诈骗罪成立,以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分析取代受骗者“陷于错误认识”的论证等。此类偏差实际架空了诈骗罪法定构成要件的司法适用。实践中,应厘清“套路”与“错误认识”的关联性,明晰“错误认识”与交付财产间的因果性。应当围绕“错误认识”要素,对当前司法界定的“套路贷”诈骗犯罪分化处置;确立行为人目的与被害人认知的双重评判;坚持刑法有限适度介入。详细>>
著者:张平寿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20年第10期 第54-68页 2020-10-21
尚晓阳、许建华: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审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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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尚晓阳、许建华 来源:《人民司法(应用)》(京)2020年第25期 2020-10-21
严励:《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刑事政策审读
本文从广义刑事政策视角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体现出来的刑事立法政策进行审读。此次刑法修正案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刑法立法的立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方位维护国家安全;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把握犯罪产生、发展的规律;坚持积极预防的刑法观;牢牢把握刑法立法原则,充分体现了法律体系统一的原则。但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立法模式和立法技术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详细>>
著者:严励 来源:《法治研究》(沪)2020年第5期 第16-24页 2020-10-07
卢建平、姜瀛:疫情防控下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
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存在着“规范投放不均衡”“重公轻私”等问题。在面对专业化、组织化、产业化的网络造谣传谣行为时当前的策略选择难以产生治理效果。对网络谣言与网络水军组织应当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网络谣言治理应当立足于刑法典中传统的实害犯罪,寻求通过“加大个人与商业领域内谣言治理的刑事制度供给”“理顺不同类型刑事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明确刑法治理网络谣言的边界”来完善谣言治理刑法体系,而网络水军组织治理则应另辟蹊径,应当引入行为人刑法模式对网络水军组织进行专门规制。详细>>
著者:卢建平、姜瀛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吉)2020年第5期 第40-51+235-236页 2020-10-07
于志刚: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的规律分析与制裁思路
基于近年来100个开设赌场犯罪案例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面对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和全新犯罪特征,我国当前的刑事法律准备明显不足,立法仓促修正,司法解释错位失衡。树立正确的网络开设赌场犯罪制裁思路,通过对定性和定量标准的重新解释进一步释放司法能量,重视推进国际司法合作,是完善我国网络开设赌场犯罪制裁路径的合理选择。详细>>
著者:于志刚 来源:《法学》2015年第3期 2020-09-20
张小虎:论当代恐怖主义犯罪的犯罪学认定界标
恐怖主义系一种独特类型的犯罪。极端主义思想、集团组织依托、暴恐袭击手段、政治或政策图谋等,是恐怖主义的核心要素。因此,不应将国家行为纳入恐怖主义,独狼式恐怖主义仍有其组织依附,恐怖主义也不同于黑社会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是恐怖主义的法律术语。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是当今恐怖主义的主导及典型形态;邪教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左翼恐怖主义也是恐怖主义的重要形态;极右翼恐怖主义及单一议题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的非典型形态。详细>>
著者:张小虎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20年第1期 第105-118页 2020-09-14
霍敏:探索企业犯罪司法治理新模式
在美国,缓起诉协议是指检察官基于特定事由,与被追诉对象签订协议,对其暂时不予起诉,并要求其在规定的考察期内充分履行协议内容的制度。对企业适用缓起诉协议,既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避免对涉案企业提起公诉可能导致其破产倒闭,实现国家、社会和企业多方共赢的最佳局面。我国检察机关在办理企业犯罪案件时,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探索“不起诉+行政处罚+检察建议”的综合治理模式,并逐步探索适用于企业犯罪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寻求惩治企业犯罪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详细>>
著者:霍敏 来源:《人民检察》(京)2020年第12期 第5-11页 2020-09-08
逢政、汤志娟:疫情影响下金融犯罪刑事政策应对
疫情影响下金融犯罪趋势表现为骗取贷款类犯罪案件发案较为集中、非法集资类案件面临高发风险、涉金融诈骗类犯罪大量触发等特点。因此,检察机关在办理金融犯罪案件中应更加严格地贯彻刑法的谦抑原则,全面充分地尊重行政、民事方面的法律规范,最大限度地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尤其是办理骗取贷款、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金融犯罪案件,应把握好法律政策的适用。详细>>
著者:逢政、汤志娟 来源:《人民检察》(京)2020年第11期 第29-32页 2020-09-08
陈禹衡、陈洪兵: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司法适用的法教义学分析
学界对相对刑事责任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争议集中在罪名说和罪行说的探讨。从刑法解释论角度考虑,应该坚持实质的罪名说,将符合这8个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情形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畴。从刑事立法论角度出发,应该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改为在总则部分形成宏观的方针,而在其适用的具体罪名之后详细地加以说明,以保证刑法的稳定性。除此以外,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可以成为共犯,并且可以成为帮助犯,不受定罪罪名不同的影响。详细>>
著者:陈禹衡、陈洪兵 来源:《青少年犯罪问题》(沪)2020年第3期 第14-21页 2020-08-30
卢建平、皮婧靖:中国刑法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述评与展望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概念可从多个维度解构,两者宏观上互斥,微观上共存。我国刑法发展的现实是既有犯罪化又有非犯罪化;既有罪质上的,又有罪量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整体呈犯罪化趋势。这是社会发展内在需要驱动下的结果,不是刑法发展刻意追求的目标。对具体的犯罪化或非犯罪化举措的合理性评价应以刑法规制的必要性为依托;对一国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整体评价应同时考虑增量和存量。未来我国刑法发展将呈现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行的趋势,一定时期内仍将主要体现为犯罪化,并应同步推进刑罚的轻缓化。这是法治化以及刑法现代化的应有之意。详细>>
著者:卢建平、皮婧靖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7期 2020-08-11
曲新久:惩治网络犯罪的刑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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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曲新久 来源:《人民检察》2020年第12期 2020-08-11
阮重骏:大数据时代下我国犯罪数据公开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犯罪数据分析与挖掘已成为犯罪学研究以及现代犯罪治理的基础手段。犯罪数据在揭示犯罪模式、犯罪原因以及评估犯罪防治效果等诸多方面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我国当前犯罪数据公开面临一些问题,直接导致犯罪学领域实证研究的匮乏,严重掣肘了大数据时代下犯罪数据价值的释放。详细>>
著者:阮重骏 来源:《山东警察学院学报》(济南)2019年第4期 第109-118 页 2020-08-03
周维明:追诉时效变更与罪刑法定原则
追诉时效是一种介于实体刑法和诉讼法之间的法律制度:其根据主要存在于实体法,但其效果被局限于程序法部分。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来看,追诉时效变更的溯及力应当区分为针对已过追诉时效行为的真正溯及和针对未过追诉时效行为的不真正溯及。对于前者,不利于行为人的追诉时效变更没有溯及力;对于后者,不利于行为人的追诉时效变更具有溯及力。详细>>
著者:周维明 来源:《法律适用》(京)2020年第9期 第106-117页 2020-07-31
贾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式确立影响意义深远。检察机关在该项制度中扮演着国家追诉的执行者、案件移转的过滤者、诉讼程序的分流者、合法权益的保障者、诉讼活动的监督者五重角色,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愈发凸显。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应以此为契机,加快更新检察办案理念,深入推进捕诉一体改革,着力提升量刑建议质量,积极推动科技与办案融合,持续优化诉讼监督格局,切实做优刑事检察法律监督体系和法律监督能力现代化建设。详细>>
著者:贾宇 来源:《法学评论》(鄂)2020年第3期 第1-11页 2020-07-31
明乐齐:暗网犯罪的趋势分析与治理对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违法犯罪日益凸显,其中以暗网为代表的网络犯罪,因其独具一格的犯罪形式和特点更加活跃猖獗。犯罪分子利用其隐蔽性强的特点,肆意在暗网进行恐怖宣扬、毒品交易、贩卖人口、武器倒卖、色情服务、数据泄露和公民个人信息买卖等违法犯罪活动,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安全,更给人民群众的财产带来重大损失。为此,只有不断深化技术创新,挤压暗网生存空间;注重源头治理,铲除暗网滋生链条;强化侦查打击,遏制暗网高发势头;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打击成果效能;健全立法管制,提升打击的纵深度。详细>>
著者:明乐齐 来源:《犯罪研究》2019年第4期 2020-07-20
汪润、罗翔:性侵儿童犯罪的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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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汪润、罗翔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京)2020年第17期 第16页 2020-07-16
姜涛: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依法从严从重刑事政策不仅涉及量刑,还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详细>>
著者:姜涛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20年第5期 第2-17页 2020-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