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阮重骏:大数据时代下我国犯罪数据公开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犯罪数据分析与挖掘已成为犯罪学研究以及现代犯罪治理的基础手段。犯罪数据在揭示犯罪模式、犯罪原因以及评估犯罪防治效果等诸多方面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我国当前犯罪数据公开面临一些问题,直接导致犯罪学领域实证研究的匮乏,严重掣肘了大数据时代下犯罪数据价值的释放。详细>>
著者:阮重骏 来源:《山东警察学院学报》(济南)2019年第4期 第109-118 页 2020-08-03
周维明:追诉时效变更与罪刑法定原则
追诉时效是一种介于实体刑法和诉讼法之间的法律制度:其根据主要存在于实体法,但其效果被局限于程序法部分。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来看,追诉时效变更的溯及力应当区分为针对已过追诉时效行为的真正溯及和针对未过追诉时效行为的不真正溯及。对于前者,不利于行为人的追诉时效变更没有溯及力;对于后者,不利于行为人的追诉时效变更具有溯及力。详细>>
著者:周维明 来源:《法律适用》(京)2020年第9期 第106-117页 2020-07-31
贾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式确立影响意义深远。检察机关在该项制度中扮演着国家追诉的执行者、案件移转的过滤者、诉讼程序的分流者、合法权益的保障者、诉讼活动的监督者五重角色,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愈发凸显。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应以此为契机,加快更新检察办案理念,深入推进捕诉一体改革,着力提升量刑建议质量,积极推动科技与办案融合,持续优化诉讼监督格局,切实做优刑事检察法律监督体系和法律监督能力现代化建设。详细>>
著者:贾宇 来源:《法学评论》(鄂)2020年第3期 第1-11页 2020-07-31
明乐齐:暗网犯罪的趋势分析与治理对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违法犯罪日益凸显,其中以暗网为代表的网络犯罪,因其独具一格的犯罪形式和特点更加活跃猖獗。犯罪分子利用其隐蔽性强的特点,肆意在暗网进行恐怖宣扬、毒品交易、贩卖人口、武器倒卖、色情服务、数据泄露和公民个人信息买卖等违法犯罪活动,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安全,更给人民群众的财产带来重大损失。为此,只有不断深化技术创新,挤压暗网生存空间;注重源头治理,铲除暗网滋生链条;强化侦查打击,遏制暗网高发势头;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打击成果效能;健全立法管制,提升打击的纵深度。详细>>
著者:明乐齐 来源:《犯罪研究》2019年第4期 2020-07-20
汪润、罗翔:性侵儿童犯罪的司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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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汪润、罗翔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京)2020年第17期 第16页 2020-07-16
姜涛: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依法从严从重刑事政策不仅涉及量刑,还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详细>>
著者:姜涛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20年第5期 第2-17页 2020-07-16
刘艳红: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为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并充分发挥法益限制处罚的机能,在已确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的前提下还应将之具体化。在民法编纂背景下,基于刑民一体化视角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结合《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中的信息自决权。信息自决权司法实践中具有甄别值得处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机能。详细>>
著者:刘艳红 来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2020-06-29
张萌、夏培芳、张宇航:犯罪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脱离机制
犯罪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并不完全一致,道德推脱为解释这种脱离提供了视角。以犯罪青少年的道德推脱为切入点,对比犯罪青少年与普通男女青少年差异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道德合理化、有利比较、责任转移、歪曲结果和去人性化等道德推脱的5个维度上,犯罪青少年的得分不同程度地显著高于普通男青少年或普通女青少年;而在道德推脱的责任扩散维度上,未表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详细>>
著者:张萌、夏培芳、张宇航 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2018年第4期 第17-24页 2020-06-23
罗猛、田坤: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刑事政策思考
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具有指导作用。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刑事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遵循惩罚与宽大相结合、保障人权等特殊原则。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刑事政策具有时间、区域、案件类型等方面的区分。在案件类型上,分为一般主体实施的犯罪和公职人员实施的犯罪,本文分析了刑事政策在预防和惩罚不同类型犯罪行为所具有的灵活性和科学性优势。详细>>
著者:罗猛、田坤 来源:《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京)2020年第2期 第52-57页 2020-06-16
薛美琴:网络造谣犯罪的类案解析及刑法适用研究
对网络造谣行为进行治理的关键在于认定“虚假信息”、“起哄闹事”以及“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通过梳理93件典型案例,可以归纳出相关裁判规制:认定“虚假信息”要坚持事实与观点的二元分立,慎重调查核实信息的发布主体、发布渠道、主要内容、主观动机。要证明编造的虚假事实足以达到起哄闹事的程度才能达到本罪的行为要素。应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网络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而传播的行为造成了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详细>>
著者:薛美琴 来源:《法律适用·司法案例》(京)2020年第8期 第43-54页 2020-06-16
陶朗逍:未成年人自主性辩护权行使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程序对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间的关系缺乏明确规定,导致了未成年人如何行使自主性辩护权存疑,具体涉及被代理的未成年人范围、法定代理人代理权限、意见分歧的解决等方面。关于诉讼行为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刑事责任能力、直接代理、间接代理等相关理论的交叉与冲突是问题的根源。详细>>
著者:陶朗逍 来源:《北方法学》[哈尔滨]2019年第5期 第150-160页 2020-07-06
孙远: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理论之适用问题研究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有关证明标准的规定非常独特,因此,在解释论上对于证明标准这一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不能完全沿袭西方学说。根据该款规定,应将刑事证明标准做广义与狭义之区分。狭义证明标准仅指认定某一事实的心证条件,而广义证明标准除心证条件之外,还包括该款所要求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以这一区分为基础,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也包含显性层次与隐性层次两个方面。详细>>
著者:孙远 来源:《法学家》[京]2019年第5期 第59-73页 2020-07-06
杜磊:论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
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是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范运行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罪认罚自愿性包括实质认罪自愿性、形式认罪自愿性和认罚自愿性,三者密切相关,不能将三者割裂开来并设置不同的判断标准。认罪认罚自愿性和供述自愿性不同,不能采用自白任意性标准,宜参照非法言词证据规则所确立的标准,同时允许法官裁量判断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详细>>
著者:杜磊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 2020-06-29
周光权:论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
2018年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基本价值追求是给予被告人更多实体上的优待,提高刑事司法效率仅是伴随效果或次要目标。为此,刑法必须及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衔接,为程序改革提供实体法支撑,防止量刑时面对“下不了手”的难办案件突破实体法的量刑限制,同时使参与协商的被追诉人内心有底数。详细>>
著者:周光权 来源:《清华法学》[京]2019年第3期 第28-41页 2020-06-22
施鹏鹏:刑事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理论研究
诉讼行为是一个亟待厘清的比较法概念,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对诉讼行为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相同,不应混为一谈。意大利的诉讼行为理论虽来源于1808年法国的《重罪预审法典》,但历经200年的发展,尤其是1988年刑事诉讼的重大修改已经赋予其全新的内容。意大利刑事诉讼采用最广义的界定,即诉讼主体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实施的所有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对每种诉讼行为均确立了周密的制裁制度,主要包括不予受理、逾期无效、程序无效以及不可用。详细>>
著者:施鹏鹏 来源:《比较法研究》[京]2019年第4期 第16-28页 2020-06-08
张吉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27件违法所得没收案件样本反映出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溯及力、“重大犯罪案件”的认定、“违法所得”的认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及证明标准的把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程序法从新”会产生溯及既往的风险。对于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前发生的行为人逃匿或死亡的犯罪案件,如果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时该案件尚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或者已经诉讼终结,则不能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详细>>
著者: 来源:《现代法学》(重庆)2019年第1期 第136-148页 2020-05-18
胡铭:电子数据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定位与审查判断规则
尽管社会实证研究是对制度运行、理论实效进行检验的科学方法,但它不是刑事诉讼法学基础性研究方法,只是在基础性研究方法统领下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规范研究是刑事诉讼法学基础性研究方法。其理由在于:这源于所有部门法学研究的共性规律;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对诉讼活动有显著的构建功能;规范研究是能够实现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增量的研究方法。详细>>
著者:胡铭 来源:《法学研究》(京)2019年第2期 第172-187页 2020-04-26
徐阳:论规范研究统领下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
尽管社会实证研究是对制度运行、理论实效进行检验的科学方法,但它不是刑事诉讼法学基础性研究方法,只是在基础性研究方法统领下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规范研究是刑事诉讼法学基础性研究方法。其理由在于:这源于所有部门法学研究的共性规律;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对诉讼活动有显著的构建功能;规范研究是能够实现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增量的研究方法。法教义学研究是刑事诉讼基本研究方法,是司法取向研究的基本范式。详细>>
著者:徐阳 来源:《政法论坛》(京)2019年第2期 第92-105页 2020-04-12
何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对象的争议问题:基于观察发现的理论反思
附条件不起诉实践适用不尽理想,适用对象的罪名、刑罚限制及与相对不起诉的关系等均有争议。建基于观察发现基础上的理论反思可提供更好的解答。适用罪名过窄,应取消罪名限制,并由检察官裁量决定。“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限制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真正原因在于对未成年人量刑的特殊性缺乏认识,附条件不起诉与缓刑高度一致,应将所有可能判处缓刑的案件纳入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详细>>
著者:何挺 来源:《当代法学》2019年第1期 第150-160页 2020-04-08
杨依:我国逮捕的“结构性”错位及其矫正
逮捕与羁押关系问题在理论界争议不断,至今仍未形成基本共识。借助“功能-结构”的新视角可发现,现代刑事诉讼审前阶段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干预形成了以功能为导向的“两段式”进阶结构。强制到案与候审羁押在功能、程序和价值方面各自具有不同的建构逻辑。当前我国逮捕制度呈现出“结构性”错位,混淆了强制到案和候审羁押的不同程序控制思路,从而导致逮捕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和效能损耗。详细>>
著者:杨依 来源:《法学》2019年第5期 第154-167页 2020-03-29
叶良芳、武鑫:法益概念的刑事政策机能之批判
法益理论的发展向立法论领域渗透和扩张,以便发挥刑事政策上的批判立法、检视立法的机能。然而脱离了实定法制约的法益,却存在内容的空洞化和抽象化,不能为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提供任何智识上的指导。只有宪法的权利理论,才可资为刑事立法提供相应的标准。具体而言,宪法的价值秩序理论,可以为刑罚制裁的对象设定初步的范围和边界;合比例原则,则可以为刑罚制裁的发动及其强度提供具体的衡量尺度。详细>>
著者:叶良芳、武鑫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浙)2020年第4期第56页-63页 2020-04-19
车浩:刑事政策的精准化:通过犯罪学抵达刑法适用 ——以疫期犯罪的刑法应对为中心
刑事政策研究应当放弃大而无当的概念演绎,回归到如何结合本土国情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一根本需求上来。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运用犯罪学分析犯罪成因,实现刑事政策与其他社会系统的沟通,对症下药地划定宽严范围,精准化地指导刑法适用。本文以疫期犯罪的刑法应对为中心,围绕着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妨害公务罪、诈骗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成因和法教义学,探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准化的实现途径。详细>>
著者:车浩 来源:《法学》2020年第3期 2020-04-05
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
我国有必要改采贯通模式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处理类型,将刑事政策的目的性设定与法教义学的构建相贯通。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能够使犯罪论的构建不再以应罚性作为主导,而以需罚性作为主导,由此重塑犯罪阶层体系。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易于对法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形成冲击,并对个体自由的保障构成威胁。这样的危险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目的性思维。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来实现对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正当性控制。详细>>
著者:劳东燕 来源:《中国法学》(京)2020年第1期第126-148页 2020-03-24
舒洪水: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梳理、反思与重构
面对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犯罪态势,行政规制手段控制此类社会失范行为的能力让民众普遍感到失望。在此背景下,刑事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具体刑事政策从一开始就有着“从严”的趋势,呈现出重刑化倾向。然而,“从严”的刑事政策在社会实践中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这就需要从食品安全犯罪的原因、重刑化的刑罚效果及其实践方面认真予以反思。详细>>
著者:舒洪水 来源:《法学评论》(武汉)2017年第1期 第72-82页 2020-02-12
苏永生: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在德国刑法理论上,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理论主要经历了费尔巴哈、李斯特和罗克辛三个发展时期,但始终未能突破李斯特所设定的“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的著名论断。在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时,德国刑法理论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刑事政策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运行,相应地,严格区分了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功能及思考方式,且前者优先于后者。详细>>
著者:苏永生 来源:《法学杂志》(京)2017年第10期 第55-62页 2020-02-03
卢建平:刑事政策视野中的认罪认罚从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目前正在开展当中。本文立足刑事政策的立场,探讨认罪认罚从宽的政策定位及其与坦白从宽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着力揭示认罪认罚从宽的政策意涵及其实体法根据,以期为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试点提供理论指导。详细>>
著者:卢建平 来源:《中外法学》(京)2017年第4期 第1000-1023页 2020-01-05
时延安:犯罪化与惩罚体系的完善
惩罚体系是一国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和完善应从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发展状况和现实治理需要进行综合考量。犯罪化与惩罚体系的调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犯罪化路径的选择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惩罚体系的优化方案。现有惩罚体系有其合理性、现实性和历史继承性,应在维持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遵循法治精神,兼顾人权保障的公正价值和社会治理的效率价值,对这一惩罚体系进行调整,即取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法律中的行政拘留,并对这些法律的惩罚类型进行优化,将以剥夺自由为内容的惩罚类型全部纳入刑法。详细>>
著者:时延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8年第10期 第102-125页 2019-04-20
张明楷: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
刑法理论不仅要规制司法,而且要规制立法。刑法理论尤其是法益保护主义与有关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学说,对刑事立法起着重要规制作用;刑法理论必须对刑法条文作出有价值的判断,促进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修改理论或者重新解释应对社会生活事实的,就不应当修改刑法;任何知识都是一种偏见,都是不完善、不全面的,但刑法学绝不是始终拘泥于条文的形式论解释的枯燥无味的学问;刑法学者应当善于了解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勇于反省自己的前理解,正确对待自己的偏见,从而使旧法条适应新时代。详细>>
著者:张明楷 来源:《法学论坛》(济南)2017年第6期 第16-34页 2018-12-13
迈克尔·摩尔 :自由作为一种限制:论什么应当被规定为犯罪?
在民主国家中,是否存在针对刑事立法的原则性限制。如果存在,这些限制的内容是什么。本文主张,自由确定了该实质性限制的内容。文中将考察七个子主题。详细>>
著者:迈克尔·摩尔 来源:《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21卷 2018-11-16
包涵:论毒品政策的演变与抉择:国家意志与市民需求的良性互动
控制并减少毒品已经成为国际通识,但在这一宏观目标之下,如何控制毒品的政策取向以及制度与措施的具体选择却存有差异。政策因素主导着制度的构建与措施的选择,是体现某一国家或地区对于毒品态度的重要特征。毒品政策表达了国家基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道德等诸多因素而限制或者容忍毒品的基本态度。由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与融合的状况,国家的毒品控制、市民个体的权利诉求以及市民社会的秩序渴望对毒品政策的形成提供条件,也对其产生约束。详细>>
著者:包涵 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2017年第4期,第54-62页 2018-11-10
周子实:强奸罪入罪模式的比较研究
关于强奸罪,中国与德国分别采取了“违背意志”与“强制手段”的入罪模式。在批评者看来,前者过于依赖主观心态而难以界定处罚范围,后者过于依赖客观行为而存在法律漏洞。英美法系的肯定模式与否定模式因而分别受到了中德两国学界的关注与引入。然而,由于犯罪主观要件理论在两个法系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移植英美模式将与中德两国的现行刑法理论体系产生冲突,无法发挥预期的效果。详细>>
著者:周子实 来源:《比较法研究》[京]2018年第1期 第36-49页 2020-08-03
尹露:美国中间制裁的法律定位与本土化思考
中间制裁兼具刑罚与刑罚执行方法双重属性,是严厉程度居于缓刑和监禁刑之间一系列制裁措施的总称。美国中间制裁的发展与实践表明,设置多元和阶梯状的制裁体系在减少监狱人数的同时更好地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我国非监禁化改革可以参考中间制裁的思路和方向,转变刑罚理念,以社区矫正为依托,坚持其刑事制裁本质属性的同时进行功能拓展,实现刑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整合。详细>>
著者:尹露 来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郑州)2018年第6期 第116-122页 2020-06-08
陈禹衡:《法国刑法典》对中国校园欺凌犯罪治理的镜鉴
校园欺凌犯罪愈演愈烈,面对这一情形,传统的制裁措施收效甚微而刑法规制手段理应引入,根据对近7年以来45份校园欺凌案件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现阶段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刑法规制存在罪名分散、认定缺漏、刑种选择失当的缺陷,尤其忽视了对校园欺凌中软暴力行为的规制,因而需要设立全新的罪名加以规制。详细>>
著者:陈禹衡 来源:《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京]2019年第3期 第3-16页 2020-05-23
张明楷:日本刑法的修改及其重要问题
日本的刑事立法已经进入活性化时期,2004年以后多次修改了刑法典,并制定和修改了多部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其中比较重要的修改是,创设了部分缓刑制度,增设了买卖人身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共谋罪等新类型的犯罪,对性犯罪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将刑法典中的危险驾驶等犯罪纳入单行刑法中。详细>>
著者:张明楷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京]2019年第4期 第4-21页 2020-05-23
付胥宇:“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刑事责任减免意义:美国经验及启示
受虐妇女在长期持续的家庭暴力作用下不堪忍受实施的杀夫行为,在我国现阶段缺乏出罪空间,实践中也出现了较大的量刑差异。美国刑法将“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一心理学概念作为受虐妇女杀夫行为的抗辩事由,结合正当防卫抗辩,从而拓宽了此类案件的合法辩护空间。在我国当前法律框架下,有必要强化“受虐妇女综合症”因素在刑事责任裁量中的作用,并与正当防卫、被害人过错等抗辩事由相结合,对其刑事责任的减免进行类型化处理。详细>>
著者:付胥宇 来源:《北方法学》2018年第6期 2020-05-19
马乐:英美不能犯理论的演进、逻辑与启示
英美不能犯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演进阶段。长期以来,英美普通法致力于对“不能”案件进行类型化处理,并将特定类型的“不能”视为有效的辩护事由。然而,普通法对不能犯的处断模式在形式和实质层面均存在致命缺陷。随着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主观未遂论逐渐取得支配地位,英国和美国多数州的制定法陆续取消了“不能”这一辩护事由详细>>
著者:马乐 来源:《清华法学》(京)2019年第1期 第112-132页 2020-04-26
俞亮、吕点点:法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及其借鉴
将罪错未成年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并根据其个性因素差别分级构建相应的处遇措施是实现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向更加公平、高效、人道目标发展的必然要求。法国在罪错未成年人的责任年龄、罪错行为的严重程度、罪错未成年人的处遇措施以及对罪错未成年人适用的诉讼程序等方面都建立了发达的分级制度。我国未来在构建和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时应当首先从正确理解和贯彻教育优先原则、确立罪错责任年龄、适时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完善针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罪错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措施这几个方面做起。 详细>>
著者:俞亮、吕点点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2020-04-05
葛磊:当代美国犯罪控制策略体系及其借鉴
美国两极化刑事政策背后是一套完整而精密的犯罪控制策略体系,其内在逻辑是对有限刑罚资源开源节流,联合社会力量共同治理犯罪,一方面通过社区矫正所承载的社会化规训策略,将矫治资源有选择地倾注在有挽救价值的犯罪人身上;另外一方面,通过的隔离策略将不具备矫正价值的人以最小代价排除出社会,从而形成了两极化刑事政策中互相补充和替代的严厉层面和宽松层面。当代美国的犯罪控制策略体系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国借鉴。详细>>
著者:葛磊 来源:《中外法学》(京)2020年第1期第259页-279页 2020-03-22
储陈城:唆使有犯意者的行为的一致性
传统教唆犯的观点没有很好地梳理唆使已有犯意者的行为之定性问题,回归我国刑法范本,这一问题可以细化为改变行为的教唆、加重的教唆(结果加重的教唆、转化的教唆)和减轻的教唆四种具体问题类型。德国和日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标准在于“构成要件的同一性”和“保护法益的具体同一性”。将这样的标准适用的范围予以适当解释和变通,对于我国刑法中类似问题的解决也有极大助益。详细>>
著者:储陈城 来源:《人大法律评论》(京)2017年第3辑期 第167-183页 2020-02-23
张梓弦:不能犯论的日本路径及其借鉴意义
日本刑法未将不能犯作为未遂犯的子项加以对待,而是从根本上排除了不能犯的可罚性,并认为在不能犯的情形下并不存在实行行为的着手。于是,日本不能犯刑法理论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在同样不存在实害结果的情况下,以何种基准和方法区分未遂犯与不能犯。与日本相同的是,我国刑法也否定了不能犯的可罚性以及不能犯这一情形下的实行行为的着手。据此,在刑法条文没有规定必须着眼于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来区分未遂犯与不能犯时,有必要从客观的层面对不能犯论加以探讨,这正是不能犯论的日本路径于我国的借鉴意义之所在。详细>>
著者:张梓弦 来源:《比较法研究》(京)2019年第1期 第104-123页 20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