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严励:《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刑事政策审读
本文从广义刑事政策视角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体现出来的刑事立法政策进行审读。此次刑法修正案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刑法立法的立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方位维护国家安全;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把握犯罪产生、发展的规律;坚持积极预防的刑法观;牢牢把握刑法立法原则,充分体现了法律体系统一的原则。但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立法模式和立法技术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详细>>
著者:严励 来源:《法治研究》(沪)2020年第5期 第16-24页 2020-10-07
卢建平、姜瀛:疫情防控下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
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存在着“规范投放不均衡”“重公轻私”等问题。在面对专业化、组织化、产业化的网络造谣传谣行为时当前的策略选择难以产生治理效果。对网络谣言与网络水军组织应当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网络谣言治理应当立足于刑法典中传统的实害犯罪,寻求通过“加大个人与商业领域内谣言治理的刑事制度供给”“理顺不同类型刑事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明确刑法治理网络谣言的边界”来完善谣言治理刑法体系,而网络水军组织治理则应另辟蹊径,应当引入行为人刑法模式对网络水军组织进行专门规制。详细>>
著者:卢建平、姜瀛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吉)2020年第5期 第40-51+235-236页 2020-10-07
于志刚: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的规律分析与制裁思路
基于近年来100个开设赌场犯罪案例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面对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和全新犯罪特征,我国当前的刑事法律准备明显不足,立法仓促修正,司法解释错位失衡。树立正确的网络开设赌场犯罪制裁思路,通过对定性和定量标准的重新解释进一步释放司法能量,重视推进国际司法合作,是完善我国网络开设赌场犯罪制裁路径的合理选择。详细>>
著者:于志刚 来源:《法学》2015年第3期 2020-09-20
张小虎:论当代恐怖主义犯罪的犯罪学认定界标
恐怖主义系一种独特类型的犯罪。极端主义思想、集团组织依托、暴恐袭击手段、政治或政策图谋等,是恐怖主义的核心要素。因此,不应将国家行为纳入恐怖主义,独狼式恐怖主义仍有其组织依附,恐怖主义也不同于黑社会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是恐怖主义的法律术语。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是当今恐怖主义的主导及典型形态;邪教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左翼恐怖主义也是恐怖主义的重要形态;极右翼恐怖主义及单一议题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的非典型形态。详细>>
著者:张小虎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20年第1期 第105-118页 2020-09-14
霍敏:探索企业犯罪司法治理新模式
在美国,缓起诉协议是指检察官基于特定事由,与被追诉对象签订协议,对其暂时不予起诉,并要求其在规定的考察期内充分履行协议内容的制度。对企业适用缓起诉协议,既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避免对涉案企业提起公诉可能导致其破产倒闭,实现国家、社会和企业多方共赢的最佳局面。我国检察机关在办理企业犯罪案件时,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探索“不起诉+行政处罚+检察建议”的综合治理模式,并逐步探索适用于企业犯罪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寻求惩治企业犯罪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详细>>
著者:霍敏 来源:《人民检察》(京)2020年第12期 第5-11页 2020-09-08
逢政、汤志娟:疫情影响下金融犯罪刑事政策应对
疫情影响下金融犯罪趋势表现为骗取贷款类犯罪案件发案较为集中、非法集资类案件面临高发风险、涉金融诈骗类犯罪大量触发等特点。因此,检察机关在办理金融犯罪案件中应更加严格地贯彻刑法的谦抑原则,全面充分地尊重行政、民事方面的法律规范,最大限度地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尤其是办理骗取贷款、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金融犯罪案件,应把握好法律政策的适用。详细>>
著者:逢政、汤志娟 来源:《人民检察》(京)2020年第11期 第29-32页 2020-09-08
陈禹衡、陈洪兵: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司法适用的法教义学分析
学界对相对刑事责任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争议集中在罪名说和罪行说的探讨。从刑法解释论角度考虑,应该坚持实质的罪名说,将符合这8个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情形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畴。从刑事立法论角度出发,应该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改为在总则部分形成宏观的方针,而在其适用的具体罪名之后详细地加以说明,以保证刑法的稳定性。除此以外,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可以成为共犯,并且可以成为帮助犯,不受定罪罪名不同的影响。详细>>
著者:陈禹衡、陈洪兵 来源:《青少年犯罪问题》(沪)2020年第3期 第14-21页 2020-08-30
卢建平、皮婧靖:中国刑法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述评与展望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概念可从多个维度解构,两者宏观上互斥,微观上共存。我国刑法发展的现实是既有犯罪化又有非犯罪化;既有罪质上的,又有罪量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整体呈犯罪化趋势。这是社会发展内在需要驱动下的结果,不是刑法发展刻意追求的目标。对具体的犯罪化或非犯罪化举措的合理性评价应以刑法规制的必要性为依托;对一国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整体评价应同时考虑增量和存量。未来我国刑法发展将呈现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行的趋势,一定时期内仍将主要体现为犯罪化,并应同步推进刑罚的轻缓化。这是法治化以及刑法现代化的应有之意。详细>>
著者:卢建平、皮婧靖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7期 2020-08-11
曲新久:惩治网络犯罪的刑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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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曲新久 来源:《人民检察》2020年第12期 2020-08-11
阮重骏:大数据时代下我国犯罪数据公开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犯罪数据分析与挖掘已成为犯罪学研究以及现代犯罪治理的基础手段。犯罪数据在揭示犯罪模式、犯罪原因以及评估犯罪防治效果等诸多方面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我国当前犯罪数据公开面临一些问题,直接导致犯罪学领域实证研究的匮乏,严重掣肘了大数据时代下犯罪数据价值的释放。详细>>
著者:阮重骏 来源:《山东警察学院学报》(济南)2019年第4期 第109-118 页 2020-08-03
杨依:我国逮捕的“结构性”错位及其矫正
逮捕与羁押关系问题在理论界争议不断,至今仍未形成基本共识。借助“功能-结构”的新视角可发现,现代刑事诉讼审前阶段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干预形成了以功能为导向的“两段式”进阶结构。强制到案与候审羁押在功能、程序和价值方面各自具有不同的建构逻辑。当前我国逮捕制度呈现出“结构性”错位,混淆了强制到案和候审羁押的不同程序控制思路,从而导致逮捕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和效能损耗。详细>>
著者:杨依 来源:《法学》(沪]2019年第5期 第154-167页 2020-09-29
陈晓彤:既判力理论的本土化路径
前诉裁判对后诉最重要的效力是遮断后诉与拘束后诉,分别对应既判力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既判力的作用范围决定了诉权自由与法的安定性、诉讼经济等价值各自实现的程度。我国学界大体上形成共识的既判力理论采纳了大陆法系通说,但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观照则存在着诸多不相符之处。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关既判力消极作用、积极作用的范围与二者界限的处理还表现认识模糊、相互矛盾或前后不一致等问题。一套明确且可适用的标准之缺乏,妨碍了法的价值得到合理的实现。详细>>
著者:陈晓彤 来源:《清华法学》[京]2019年第4期 第144-162页 2020-09-29
张吉喜:刑事缺席审判的理论依据:类型及其运用
权利放弃、价值权衡以及权利放弃兼顾无出庭必要是刑事缺席审判的三种理论依据。通过分解《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法国刑事诉讼法》、《德国刑事诉讼法》和《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体系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和欧盟法确立的刑事缺席审判规则发现,除了《德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以权利放弃理论为依据的缺席审判制度,《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日本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以价值权衡理论为依据的缺席审判制度之外,上述三种理论依据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和规则中均有明确的体现。详细>>
著者:张吉喜 来源:《比较法研究》[京]2019年第6期 第166-183页 2020-09-14
左卫民:中国在线诉讼:实证研究与发展展望
人类社会正在步入在线时代,在线诉讼由此而开始成为司法的一种新方式。繁简分流的民事诉讼改革试点和新冠肺炎疫情为在线诉讼提供了扩展适用的契机和舞台,使得一些原本似乎不宜通过在线诉讼方式办理的案件,不仅以在线诉讼方式完成而且诉讼效果尚可,既验证了在线诉讼在诉讼便利等方面的优势,又证伪了诸如在线诉讼只能在简易案件中适用、审判结果难获认同等前见。不过,实证研究也发现,当下的在线诉讼往往仍属某些诉讼参与人的无奈之举,难以动摇传统线下诉讼的统治地位,豪言“在线诉讼时代已经到来”还为时尚早。详细>>
著者:左卫民 来源:《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161-172页 2020-08-20
陶朗逍:未成年人自主性辩护权行使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程序对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间的关系缺乏明确规定,导致了未成年人如何行使自主性辩护权存疑,具体涉及被代理的未成年人范围、法定代理人代理权限、意见分歧的解决等方面。关于诉讼行为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刑事责任能力、直接代理、间接代理等相关理论的交叉与冲突是问题的根源。详细>>
著者:陶朗逍 来源:《北方法学》[哈尔滨]2019年第5期 第150-160页 2020-07-06
孙远: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理论之适用问题研究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有关证明标准的规定非常独特,因此,在解释论上对于证明标准这一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不能完全沿袭西方学说。根据该款规定,应将刑事证明标准做广义与狭义之区分。狭义证明标准仅指认定某一事实的心证条件,而广义证明标准除心证条件之外,还包括该款所要求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以这一区分为基础,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也包含显性层次与隐性层次两个方面。详细>>
著者:孙远 来源:《法学家》[京]2019年第5期 第59-73页 2020-07-06
杜磊:论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
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是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范运行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罪认罚自愿性包括实质认罪自愿性、形式认罪自愿性和认罚自愿性,三者密切相关,不能将三者割裂开来并设置不同的判断标准。认罪认罚自愿性和供述自愿性不同,不能采用自白任意性标准,宜参照非法言词证据规则所确立的标准,同时允许法官裁量判断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详细>>
著者:杜磊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 2020-06-29
周光权:论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
2018年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基本价值追求是给予被告人更多实体上的优待,提高刑事司法效率仅是伴随效果或次要目标。为此,刑法必须及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衔接,为程序改革提供实体法支撑,防止量刑时面对“下不了手”的难办案件突破实体法的量刑限制,同时使参与协商的被追诉人内心有底数。详细>>
著者:周光权 来源:《清华法学》[京]2019年第3期 第28-41页 2020-06-22
施鹏鹏:刑事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理论研究
诉讼行为是一个亟待厘清的比较法概念,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对诉讼行为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相同,不应混为一谈。意大利的诉讼行为理论虽来源于1808年法国的《重罪预审法典》,但历经200年的发展,尤其是1988年刑事诉讼的重大修改已经赋予其全新的内容。意大利刑事诉讼采用最广义的界定,即诉讼主体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实施的所有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对每种诉讼行为均确立了周密的制裁制度,主要包括不予受理、逾期无效、程序无效以及不可用。详细>>
著者:施鹏鹏 来源:《比较法研究》[京]2019年第4期 第16-28页 2020-06-08
张吉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27件违法所得没收案件样本反映出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溯及力、“重大犯罪案件”的认定、“违法所得”的认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及证明标准的把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程序法从新”会产生溯及既往的风险。对于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前发生的行为人逃匿或死亡的犯罪案件,如果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时该案件尚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或者已经诉讼终结,则不能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详细>>
著者: 来源:《现代法学》(重庆)2019年第1期 第136-148页 2020-05-18
叶良芳、武鑫:法益概念的刑事政策机能之批判
法益理论的发展向立法论领域渗透和扩张,以便发挥刑事政策上的批判立法、检视立法的机能。然而脱离了实定法制约的法益,却存在内容的空洞化和抽象化,不能为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提供任何智识上的指导。只有宪法的权利理论,才可资为刑事立法提供相应的标准。具体而言,宪法的价值秩序理论,可以为刑罚制裁的对象设定初步的范围和边界;合比例原则,则可以为刑罚制裁的发动及其强度提供具体的衡量尺度。详细>>
著者:叶良芳、武鑫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浙)2020年第4期第56页-63页 2020-04-19
车浩:刑事政策的精准化:通过犯罪学抵达刑法适用 ——以疫期犯罪的刑法应对为中心
刑事政策研究应当放弃大而无当的概念演绎,回归到如何结合本土国情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一根本需求上来。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运用犯罪学分析犯罪成因,实现刑事政策与其他社会系统的沟通,对症下药地划定宽严范围,精准化地指导刑法适用。本文以疫期犯罪的刑法应对为中心,围绕着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妨害公务罪、诈骗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成因和法教义学,探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准化的实现途径。详细>>
著者:车浩 来源:《法学》2020年第3期 2020-04-05
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
我国有必要改采贯通模式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处理类型,将刑事政策的目的性设定与法教义学的构建相贯通。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能够使犯罪论的构建不再以应罚性作为主导,而以需罚性作为主导,由此重塑犯罪阶层体系。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易于对法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形成冲击,并对个体自由的保障构成威胁。这样的危险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目的性思维。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来实现对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正当性控制。详细>>
著者:劳东燕 来源:《中国法学》(京)2020年第1期第126-148页 2020-03-24
舒洪水: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梳理、反思与重构
面对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犯罪态势,行政规制手段控制此类社会失范行为的能力让民众普遍感到失望。在此背景下,刑事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具体刑事政策从一开始就有着“从严”的趋势,呈现出重刑化倾向。然而,“从严”的刑事政策在社会实践中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这就需要从食品安全犯罪的原因、重刑化的刑罚效果及其实践方面认真予以反思。详细>>
著者:舒洪水 来源:《法学评论》(武汉)2017年第1期 第72-82页 2020-02-12
苏永生: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在德国刑法理论上,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理论主要经历了费尔巴哈、李斯特和罗克辛三个发展时期,但始终未能突破李斯特所设定的“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的著名论断。在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时,德国刑法理论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刑事政策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运行,相应地,严格区分了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功能及思考方式,且前者优先于后者。详细>>
著者:苏永生 来源:《法学杂志》(京)2017年第10期 第55-62页 2020-02-03
卢建平:刑事政策视野中的认罪认罚从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目前正在开展当中。本文立足刑事政策的立场,探讨认罪认罚从宽的政策定位及其与坦白从宽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着力揭示认罪认罚从宽的政策意涵及其实体法根据,以期为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试点提供理论指导。详细>>
著者:卢建平 来源:《中外法学》(京)2017年第4期 第1000-1023页 2020-01-05
时延安:犯罪化与惩罚体系的完善
惩罚体系是一国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和完善应从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发展状况和现实治理需要进行综合考量。犯罪化与惩罚体系的调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犯罪化路径的选择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惩罚体系的优化方案。现有惩罚体系有其合理性、现实性和历史继承性,应在维持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遵循法治精神,兼顾人权保障的公正价值和社会治理的效率价值,对这一惩罚体系进行调整,即取消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法律中的行政拘留,并对这些法律的惩罚类型进行优化,将以剥夺自由为内容的惩罚类型全部纳入刑法。详细>>
著者:时延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8年第10期 第102-125页 2019-04-20
张明楷: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
刑法理论不仅要规制司法,而且要规制立法。刑法理论尤其是法益保护主义与有关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学说,对刑事立法起着重要规制作用;刑法理论必须对刑法条文作出有价值的判断,促进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修改理论或者重新解释应对社会生活事实的,就不应当修改刑法;任何知识都是一种偏见,都是不完善、不全面的,但刑法学绝不是始终拘泥于条文的形式论解释的枯燥无味的学问;刑法学者应当善于了解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勇于反省自己的前理解,正确对待自己的偏见,从而使旧法条适应新时代。详细>>
著者:张明楷 来源:《法学论坛》(济南)2017年第6期 第16-34页 2018-12-13
迈克尔·摩尔 :自由作为一种限制:论什么应当被规定为犯罪?
在民主国家中,是否存在针对刑事立法的原则性限制。如果存在,这些限制的内容是什么。本文主张,自由确定了该实质性限制的内容。文中将考察七个子主题。详细>>
著者:迈克尔·摩尔 来源:《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21卷 2018-11-16
包涵:论毒品政策的演变与抉择:国家意志与市民需求的良性互动
控制并减少毒品已经成为国际通识,但在这一宏观目标之下,如何控制毒品的政策取向以及制度与措施的具体选择却存有差异。政策因素主导着制度的构建与措施的选择,是体现某一国家或地区对于毒品态度的重要特征。毒品政策表达了国家基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道德等诸多因素而限制或者容忍毒品的基本态度。由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与融合的状况,国家的毒品控制、市民个体的权利诉求以及市民社会的秩序渴望对毒品政策的形成提供条件,也对其产生约束。详细>>
著者:包涵 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京)2017年第4期,第54-62页 2018-11-10
孙国祥:刑事合规的理念、机能和中国的构建
对于惩治与预防企业犯罪,传统的事后惩罚与消极预防途径始终效果难彰。作为一个充满张力的概念,刑事合规体现了风险社会刑罚积极一般预防的理念,具有犯罪预防前置化和“私有(企业)化”等特点。虽然我国企业已普遍将合规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企业的刑事合规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上,借鉴国外刑事合规的实践,结合我国单位犯罪的特点,通过赋予企业合规管理的刑法积极义务,在扩大单位犯罪范围的同时,将刑事合规作为限缩处罚范围的出罪事由和刑罚减免的情节,构建我国的刑事合规制度。详细>>
著者:孙国祥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2期 2020-09-20
夏菲:美国矫正型少年司法的科学回归
发展型少年司法是美国继矫正型少年司法、严惩型少年司法之后出现的最新的少年司法模式,其以有关青春期个体生理、心理发展的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成果为基础,重申刑事司法体系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应当区别对待,要关注青春期个体的特殊性。同时,认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与保障公共安全并重以及宪法正当程序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重要性。详细>>
著者:夏菲 来源:《青少年犯罪问题》(沪)2020年第3期 第57-66页 2020-08-30
周子实:强奸罪入罪模式的比较研究
关于强奸罪,中国与德国分别采取了“违背意志”与“强制手段”的入罪模式。在批评者看来,前者过于依赖主观心态而难以界定处罚范围,后者过于依赖客观行为而存在法律漏洞。英美法系的肯定模式与否定模式因而分别受到了中德两国学界的关注与引入。然而,由于犯罪主观要件理论在两个法系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移植英美模式将与中德两国的现行刑法理论体系产生冲突,无法发挥预期的效果。详细>>
著者:周子实 来源:《比较法研究》[京]2018年第1期 第36-49页 2020-08-03
尹露:美国中间制裁的法律定位与本土化思考
中间制裁兼具刑罚与刑罚执行方法双重属性,是严厉程度居于缓刑和监禁刑之间一系列制裁措施的总称。美国中间制裁的发展与实践表明,设置多元和阶梯状的制裁体系在减少监狱人数的同时更好地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我国非监禁化改革可以参考中间制裁的思路和方向,转变刑罚理念,以社区矫正为依托,坚持其刑事制裁本质属性的同时进行功能拓展,实现刑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整合。详细>>
著者:尹露 来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郑州)2018年第6期 第116-122页 2020-06-08
陈禹衡:《法国刑法典》对中国校园欺凌犯罪治理的镜鉴
校园欺凌犯罪愈演愈烈,面对这一情形,传统的制裁措施收效甚微而刑法规制手段理应引入,根据对近7年以来45份校园欺凌案件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现阶段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刑法规制存在罪名分散、认定缺漏、刑种选择失当的缺陷,尤其忽视了对校园欺凌中软暴力行为的规制,因而需要设立全新的罪名加以规制。详细>>
著者:陈禹衡 来源:《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京]2019年第3期 第3-16页 2020-05-23
张明楷:日本刑法的修改及其重要问题
日本的刑事立法已经进入活性化时期,2004年以后多次修改了刑法典,并制定和修改了多部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其中比较重要的修改是,创设了部分缓刑制度,增设了买卖人身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共谋罪等新类型的犯罪,对性犯罪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将刑法典中的危险驾驶等犯罪纳入单行刑法中。详细>>
著者:张明楷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京]2019年第4期 第4-21页 2020-05-23
付胥宇:“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刑事责任减免意义:美国经验及启示
受虐妇女在长期持续的家庭暴力作用下不堪忍受实施的杀夫行为,在我国现阶段缺乏出罪空间,实践中也出现了较大的量刑差异。美国刑法将“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一心理学概念作为受虐妇女杀夫行为的抗辩事由,结合正当防卫抗辩,从而拓宽了此类案件的合法辩护空间。在我国当前法律框架下,有必要强化“受虐妇女综合症”因素在刑事责任裁量中的作用,并与正当防卫、被害人过错等抗辩事由相结合,对其刑事责任的减免进行类型化处理。详细>>
著者:付胥宇 来源:《北方法学》2018年第6期 2020-05-19
马乐:英美不能犯理论的演进、逻辑与启示
英美不能犯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演进阶段。长期以来,英美普通法致力于对“不能”案件进行类型化处理,并将特定类型的“不能”视为有效的辩护事由。然而,普通法对不能犯的处断模式在形式和实质层面均存在致命缺陷。随着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主观未遂论逐渐取得支配地位,英国和美国多数州的制定法陆续取消了“不能”这一辩护事由详细>>
著者:马乐 来源:《清华法学》(京)2019年第1期 第112-132页 2020-04-26
俞亮、吕点点:法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及其借鉴
将罪错未成年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并根据其个性因素差别分级构建相应的处遇措施是实现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向更加公平、高效、人道目标发展的必然要求。法国在罪错未成年人的责任年龄、罪错行为的严重程度、罪错未成年人的处遇措施以及对罪错未成年人适用的诉讼程序等方面都建立了发达的分级制度。我国未来在构建和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时应当首先从正确理解和贯彻教育优先原则、确立罪错责任年龄、适时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完善针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罪错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措施这几个方面做起。 详细>>
著者:俞亮、吕点点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2020-04-05
葛磊:当代美国犯罪控制策略体系及其借鉴
美国两极化刑事政策背后是一套完整而精密的犯罪控制策略体系,其内在逻辑是对有限刑罚资源开源节流,联合社会力量共同治理犯罪,一方面通过社区矫正所承载的社会化规训策略,将矫治资源有选择地倾注在有挽救价值的犯罪人身上;另外一方面,通过的隔离策略将不具备矫正价值的人以最小代价排除出社会,从而形成了两极化刑事政策中互相补充和替代的严厉层面和宽松层面。当代美国的犯罪控制策略体系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国借鉴。详细>>
著者:葛磊 来源:《中外法学》(京)2020年第1期第259页-279页 2020-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