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法学网

主办: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协办: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石经海教授应邀参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名家云讲堂@刑法现代化系列讲座

发布日期:2020-07-04  发表于:刑事司法学院  著者:  浏览次数:

  2020年4月24日19时,石经海教授应邀参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首期名家云讲堂@刑法现代化系列讲座,此次讲座以“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实体困境与出路”为主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童德华教授、杨柳副教授、袁建伟副教授、王复春老师、张正宇老师、西南政法大学陈小彪副教授等与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与西南政法大学本硕博共计300余名师生到场聆听了讲座。

  

  石经海教授以近期热点案件“余金平案”为切入点。首先指出,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发展流变可分为早期探索阶段(基层检察机关)、量刑规范化探索阶段(法院主导)和认罪认罚从宽探索阶段(检察院主导)三个时期。在我国当前刑事立法中,量刑建议是狭义的,既规定了对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提出”量刑建议,又将其划分为幅度刑量刑建议和确定刑量刑建议。其次,石经海教授认为,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实体困境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量刑精准化与如何体现定罪量刑、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如何借助智慧量刑推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及如何合理使用适用刑法;最后针对上述困境,石经海教授在刑事实体视角下具体探讨量刑建议精准化出路。

  关于“量刑建议精准化”问题,石经海教授表示,由于在制度构建上缺乏必要的实体根据支撑,需要回到我国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实体公正实际中。而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量刑建议制度理想化的追求,必然会产生类似于“余金平案”的争议。“余金平案”在全国刑法学界高热度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学界对量刑制度关注不足的体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是一项独立的量刑情节,而是基于本制度的顶层设计,对接刑法中既有的量刑从宽情节,例如第13条但书出罪条款、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条款、第62条从轻处罚制度、第63条减轻处罚制度和第72条缓刑制度等,并给与更大从宽量刑幅度的“激励性制度”。

  

  童德华教授首先对石经海教授在疫情期间为学子分享其学术成果、共享学术智慧表示诚挚感谢。童德华教授指出,在刑法中对于学者而言犯罪是重要的,而对于当事人而言量刑结果则是最重要的,石经海教授关于量刑精准化问题所提出的理论构建极具研究价值。

  杨柳副教授谈到,感谢石经海教授的精彩讲座,并欢迎教授在疫情结束后能莅临我院进行近距离的学术交流,同时表示我国量刑问题在刑法学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现状,希望能有更多像石经海教授一样的学者对之进行深入研究。袁建伟副教授赞同石经海教授关于余金平案的分析,同时认为量刑智慧化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是一个有益的探索。王复春老师谈到,石经海教授的研究以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的角度为切入点,引出程序法价值与实体法价值相冲突时应当如何弥补的问题,对其自身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最后,石经海教授就崔仕绣博士提出的量刑规范化的改革是否是从法院到察院偏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石经海教授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的研究尚未从总论转向分论,更多的是从犯罪论到刑法论包括定罪量刑方面的研究。量刑问题是整个刑事法的构图,它不仅是程序上的问题,也是实体性问题。该问题实质上不存在评价偏移,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探索首先是从基层检察机关开始的。这一层面上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取向主要体现为,量刑规范化情节数量化方法可能不符合机理,这与检察院主导无关。同时回到我国立法和司法视角,即若司法实务中的量刑建议按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施,那么由检察院来主导也未尝不可。